郭澄清的公子洪志，几经辗转找到我，说适逢乃父九十诞辰，山东省在他的家乡宁津县建立纪念馆，希望河北作家写写文章，叙叙旧情。此事仿佛给了我当头一棒，澄清同志的籍贯和创作生涯多半在河北省，他是河北文坛一员骁将，小说创作一面旗帜，可恨我在作协主政多年，对这等资历的作家，没有尽到相应的宣传义务，实属罪过。
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和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文学艺术的高原在晋冀鲁豫和陕西，这里是火热的斗争前沿，集中了全国先进的文艺青年。河北省更突出一些，尤其是小说创作。以短篇小说为例，李满天的《白毛女的故事》，孙犁的《荷花淀》，还有赵树理的《小二黑结婚》，都是解放区文艺的经典之作，那时赵树理是太行区的干部，在武安、涉县工作了十几年。新中国成立之初，新秀是谷峪、刘真，还有刘绍棠，当时他的家乡通县属河北，还在《河北文艺》当过练习生。接着是张庆田、浩然、郭澄清、张峻、申跃中、赵新等。加上省文联副主席康濯，康濯也是短篇小说高手，阵容足够强大。茅盾先生考察了河北短篇小说创作后，在大连召开全国短篇小说会，赵树理、李满天、张庆田是会上的热门话题。
河北省长篇小说，1958年井喷式爆发，革命战争题材有《红旗谱》《播火记》《野火春风斗古城》《敌后武工队》《烈火金钢》《战斗的青春》等，农村题材有李满天的《水向东流》、张庆田的《沧石路畔》等。此外，还有一支小说评论队伍，冯健男、侯敏泽、金梅等。创作、评论双轮驱动，比翼齐飞，把河北省的小说创作搞得热火朝天。郭澄清就是在这种氛围中成长起来的。郭澄清长我十岁，1958年我初涉文坛时，他已经是一位成熟的青年作家了。有几次省里开会碰在一起，远看他体魄健壮，衣着朴素，形象像个农民。近看目光深邃，满脸沧桑，气质是基层干部。因为不是一个行当，加上我脸热嘴笨，不曾有过一次攀谈。大学毕业我选择邢台县文化馆就业，常年跑基层，很自然地喜欢上了他的小说，《社迷》《高七》《马家店》《茶坊嫂》《春儿》《虎子》《老队长》等，都找来看了，农民语言，鲜活人物，戏剧情节，有赵树理的味道儿。
河北省文联十位专业作家，九个“三八式”，一个“三十年代”，田间、梁斌、李满天还不到五十岁，都认为年岁大了。周扬几次到天津都提到“接班人”的问题，省委特批了十个青年作家编制，郭澄清是主要人选之一，可惜1965年初他的家乡宁津县划归山东省了。临西县也是新由山东划归河北，当地文化人说，山东不吃亏，得到了一个实力作家郭澄清，可见他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
青创会1965年底在北京召开，我是河北代表，有个大会发言《在生活中学步》，郭澄清因为刚刚超过35岁，作为山东省特邀代表参加（同等待遇的还有李准、浩然、茹志娟等）。他也有个大会发言《为英雄人物唱赞歌》，同样是讲深入生活。我说的是身入，他讲的是心入，很明显高出一个层次。散会的时候，我忘记了腼腆，情不自禁地跑过去与他握手，感到他手劲很大，还能触到满手老茧。进入1966年，再没了郭澄清的消息。偶尔也想，连我这个小萝卜头也成了“修正主义苗子”，打入另册，他一个名声颇大的“黑掌柜”，还不知道要被收拾成什么样子。两年后我插队落户到临西，隔一条卫运河，过了先锋桥就是山东临清，县文化馆有个姓朱的朋友，托他到济南时，通过苗得雨、孔林等诗友，打听一下郭澄清的情况。他们说他一度调到省里写剧本，住不惯高干楼，自己又把户口迁回了宁津县。
郭澄清回宁津，一是舍不得生活根基，二是舍不得老父亲。他是个远近闻名的大孝子，解放初，苦日子刚熬到头，母亲却患了重病，他不惜倾家荡产，背着老人家，到处求医问药，还是没能保住性命。母亲死后，他还承担起赡养残疾四叔的义务，直到养老送终。参加工作后，每月的工资、稿费，除留下伙食费外全部交给老父亲。每次外出回来，总要带回一些好吃的，孝敬老人。乡亲们都知道，他媳妇两手攥空拳，一分钱的家都不当。老爷子手里啥时候也不缺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老人家一分钱也不乱花，要攒钱给孙子娶媳妇。郭澄清的孝举，深深触动了我，后悔一不留神调进省里，发誓今后哪调也不去了，再不能远离老母亲了。
十年没见郭澄清，终于见到了一部《大刀记》。记得当年初读时，像久别重逢，捧起来如握手、拥抱，迫不及待，一口气读完了五六万字，不仅还是那个郭澄清，而且提高了一大块，没让人白等。之后一页一页细嚼慢咽，慢慢品味。那感觉像第一次看《红旗谱》，好看，过瘾，十年没读到这样好的书了。史诗的题材，讲述冀鲁平原、大运河人民抗战的战斗历程，成功地塑造了梁永生等几个英雄人物形象，像朱老忠一样英勇无畏，侠肝义胆，又比朱老忠多了一些侠骨柔情，多了一些细腻的心理描写，有一种崇高的人性美。艺术上也是民族风格，中国气派，动人故事，传奇色彩。可以说是《红旗谱》的继承和发展。
一次我带着《大刀记》参加沧州地区创作座谈会，那里反响更为强烈。宁津县在河北曾属沧州地区，沧州人民更熟悉他，在那里早已是家喻户晓，洛阳纸贵，街头巷尾争说“大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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