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求学生涯中，季羡林有一位唯一的小学、中学和大学的同学，这位同学名叫李长之。读季羡林清华园日记和留德日记，发现出现在他日记中最多的人，是“长之”。有时，长之到他这里来，有时他到长之那里去，有时他们一起结伴出行。去德国留学前，是长之设宴送行。来到德国哥廷根大学，他常收到长之寄来的信和书报杂志。

1930年代的季羡林

　　季羡林是1930年从省立济南高中考入清华大学的，入的是西洋文学系。是1931年暑假，还是之后的哪年暑假?时间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从清华回济南度暑假的一天，李长之告诉季羡林，他要在家里宴请老舍先生，请季羡林来作陪。

　　真是拜文学之神之赐，季羡林与李长之都是老舍的读者，现在能与先生坐在一起吃饭，在饭桌上向他请益，季羡林欣喜之外，不能不佩服李长之的能耐。

　　季羡林住的佛山街，距离圩子门外的齐鲁大学，距离不过两三华里远，远的是青年学子与大学教授之间的社会地位。老舍此时正在齐鲁大学文学院教授文学概论等课程，他的长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赵子曰》《二马》在《小说月报》连载之后，名动一时，季羡林和李长之都读过。

　　“在旧社会，大学教授架子一般都非常大，他们与大学生之间宛然是两个阶级，要我陪大学教授吃饭，我真有点受宠若惊。”

　　季羡林后来写道。

　　在清华园里，他与李长之是领教过教授架子的：“当时教授与学生之间有一条鸿沟，不可逾越。教授每月薪金高达三四百大洋，可以购买面粉二百多袋，鸡蛋三四万个。他们的社会地位极高，往往目空一切，自视甚高。”

　　及至见面，季羡林才发现，“他全然不是我心目中的那种大学教授，他谈吐自然，蔼然可亲，一点架子也没有，特别是他那一口地道的京腔，铿锵有致，听他说话，简直就像是听音乐，是一种享受。”在“音乐”声中，一个令人难忘的饭局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能交得住朋友的人，总爱帮朋友，从不怕吃亏，有条件的时候，喜欢请朋友吃个饭。老舍的同学罗常培是他一生最好的朋友。抗战时期，老舍在重庆北碚，罗常培从昆明赶来看他。为了招待老同学，老舍卖掉一身衣服，请他吃小馆。可惜罗常培正患着肠胃病，吃不下去，饭局上的一对老朋友，“相视苦笑者久之”。

　　时光荏苒，二十多年过去，在老舍安排的一个饭局上，季羡林再次成为“局”中人。

　　那是新中国成立后，现代汉语规范化的工作迅速提上议程。早在1951年的6月6日，《人民日报》发出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1955年10月，教育部和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联合召开 “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接着中国科学院召开了“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国家确定了“促进汉字改革、推广普通话、实现汉语规范化”的语言文字工作三大任务。

　　参加现代汉语规范化会议的，有叶圣陶、老舍、罗常培、吕叔湘、黎锦熙等一批语言大师，也有曲艺界的名人侯宝林、马增芬姐妹。北京大学东语系主任季羡林名列其中。汉语自然属于东方语言，但东语系并不研究汉语，研究印度古代语言的季羡林，凭的什么参加汉语规范化会议呢?

　　我想，这应该与季羡林的学术地位有关吧。

　　季羡林1947年从德国回国，在陈寅恪先生举荐下，1948年来到北大执教，组建北大东语系并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通晓12种语言的季羡林被评定为一级教授，当选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简称学部)委员。学部委员，其实就是后来的院士。而在当时，同在北大教书且大名鼎鼎的冯友兰先生初定二级教授。

　　据季羡林回忆，语言规范化会议期间，老舍忽然建议，要请大家吃一顿地道的北京饭。用季羡林的话说，“老舍先生是地道的北京人，他讲的地道的北京饭一定会是非常地道的，都欣然答应。”

　　经过商议，大家一致同意去北京西四砂锅居吃白煮肉，饭局当然由老舍先生做东。走进砂锅居，大家才发现，这里从饭店经理到服务员，都是老舍的好朋友。砂锅居果然口味地道，大家饱餐一顿，尽兴而归，留下一段难忘的回忆。

　　在季羡林《我记忆中的老舍先生》一文里，他还回忆了与老舍邂逅在理发店的一幕：

　　“有一天，我到东安市场北门的一家著名的理发馆里去理发，猛然瞥见老舍先生也在那里，正躺在椅子上，下巴上白糊糊的一团肥皂泡沫，正让理发师刮脸。这不是谈话的好时机，只寒暄了几句，就什么也不说了。等我坐在椅子上时，从镜子里看到他跟我打招呼，告别，看到他的身影走出门去。我理完发要付钱时，理发师说：老舍先生已经替我付过了。”

　　这件小事与老舍卖掉衣服请罗常培吃饭，道理是一样的。季羡林从镜子里看到的老舍先生的背影，老舍的许多朋友都是看到过的。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人们常把一些著名作家和研究语言学的著名学者称为语言大师。上世纪三十年代，老舍先生与季羡林初会之时，老舍已经开通了通往语言大师的道路，季羡林还是一位文学青年。后来，凭借一管出神入化的生花妙笔，老舍成为文坛上唯一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后都拥有创作高峰的伟大作家和语言大师。时光走到20世纪八十年代，经过一生的努力，作为学者、作家兼翻译家的季羡林劫后余生，名满士林，也成为语言大师。

　　有趣的是，老舍和季羡林，一个生于1899年，一个生于1911年，两人年龄相差12岁，他们上小学时，双双都是武侠迷。不同的是，老舍与罗常培是跑到北京小茶馆里听《施公案》《小五义》的，与老舍听书不同，季羡林是背着叔父，一个人躲在济南佛山街的角落里，偷偷阅读《施公案》《彭公案》和《小五义》的。对于这份少小时的共同爱好，不知他们交往时聊过没有?如果聊过，想必双双朗声一笑，互认知音吧。那么，痴迷侠义公案小说的经历，对两位语言大师的文学创作，对他们语言风格的形成，起过多大的作用呢?

　　季羡林晚年总结说：“我看了几年闲书，觉得收获极大。我以后写文章，思路和文笔都似乎比较通畅，与看闲书不无关联。”

　　至于老舍是怎么看待自己听书经历的，笔者至今还没有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