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兴武 ，1950年出生，贵州瓮安人。长期在党政机关工作，退休后，阅读和写作成为主要生活方式。作品见《山花》《火花》《贵州日报》《贵州都市报》等报刊，有作品集《秋天的另一种收获》出版。贵州省作协会员。
乾二之死（外一篇）
一一谨以此文献给当年知青户朋友
文/罗兴武
他姓王，亁二是他的小名。记起他，竟然是因为他的死。
乾二已经死去多年。得知他的死讯，离他的死又已过去了许多日子。
据说，乾二死得很窝囊。他在家乡一所山区小学当教师，喝酒，喝得过量，黑灯瞎火上厕所，人倒在尿槽边，头却泡在储满尿液的尿槽里。
乾二和我都是初中老三届学生，他低我一个年级。在校时我们没有接触过，后来闹红卫兵，他成为学生领袖之一，“三结合"进了区革委，又是县红代会核心领导小组成员，这才开始显山露水。上山下乡，阴差阳错我们聚到一个知青点，他成为我们这个知青户家长。
乾二人高马大，是可以称得上英俊的小伙子。初夏上山薅包谷草，他一身短打，露出腿上白肉，常常让在场几个农村大嫂惊羡。队里有几个妇女玩笑开得烈，寻他开心，有次活路休息时，趁他不备，一拥而上，将他在土坡上掀翻，硬生生被褪下裤子。
在知青户里，乾二常是一副气宇轩昂神态，挺直了腰板说话。我和老吉同他住一间仓房，收工后各自闷头看书，相互间少有交流。他去公社或区里甚或县里开会，回到户里从不吐露一个字，一副踌躇满志、高深莫测的样子。有时，他好像也期待我们问点什么，我们却装做什么都不在意的样子。这样在户里呆了一年左右光景，有一天，他收拾被子衣物，捆了包裹，告诉我们说他祖母病重，要回去照护一阵子，便同我们告别。
我们是很久以后得知，那一次，他其实是接到组织通知，到县师资培训班集训去了，培训班结束，直接就分配去当了教师。那是他命运的一个转折，就当时来说，也是他同留户知青命运之间的一道鸿沟。他从此一直未回生产队，我们也一直被蒙在鼓里。他就这样从我们的生活里淡出。后来，我们几个知青上了湘黔铁路会战工地，会战结束，也陆续走上了自已的工作岗位，对曾经的“家长"，几乎已也忘却，直到得知他的死讯。这死讯不是一种郑重的告知方式，而只是同人聊天扯出来的旧闻。
乾二死的方式，让人隐约感到他生活的郁闷甚或失意。从政可能是他的抱负，命运却让他当了教师。他是否因此而兀自憋屈呢？
在得知他的死讯后，惋惜与惊愕之余，我想起我们相处的岁月，想起他接到师资培训班通知后同几位“家人"告别的情形，感觉他与我们户的几个知青之间，似乎缺少了常人交往中的一点什么东西。如果他不死而又真去从政，忽视或淡漠人文关怀可是大忌。他是我们知青户的家长，却像一个陌生者那样从我们的生活里消失，后来又像陌生者那样杳无音信。未去从政或许是他的幸运。我转念又想，对一位已逝的校友和曾经同锅吃饭的知青作如是想，或许不地道，至少是有些不恭吧。为什么就不能想想，他当时这样做，有他什么难言之隐呢。
表舅胡德发当初承诺打一架书柜送我，可能是出于他的某种灵感。他当时喝了几杯包谷烧，脸红红的，送几粒油炸黄豆在嘴里，看着我，很坚定地说："等你参加工作后，我做个书柜送你！"父亲说：“你得敬表舅一杯。”我当时还是个初中生，对书柜还没有需求，也没想到参加工作这样渺茫的事。他主动表现出这份热情，我隐约感觉到，与父亲承诺有机会给他介绍媳妇有关。我暧昧地笑笑。
他第二次对我说同样的话的时候，我初中刚好毕业，全国的学校都关了门，还没有组织上山下乡，我成天无所事事。表舅在饭桌上同父亲东一句西一句闲扯，我已经放下碗，坐在窗下捧一本柳青的《创业史》看，那是校图书馆遭到洗劫后散失出来的一本书。表舅和父亲大概谈到了"文革"，谈到了我们这代人，我感觉他们把目光转到我身上。表舅看定我，说："等你有了工作，我一定打个书柜送你！"他说这话，好像没了上次的纯朴和自然，既像是为取悦我父亲，又像是对我的安慰。我只好莫名其妙地笑笑。
胡德发是隔壁姨外婆的侄儿，家住擦耳岩大山上，是个木匠，称他为表舅，是依了姨外婆这层关系。这个姨外婆同我们并非正宗，只是邻里街坊绕山绕水亲缘关系推断的模糊结果。姨外婆一家原也住乡下，儿子在两岁多时被狼叼走，两口子便带着永远的伤痛搬离乡下来到镇上，同我们家做了邻居。我母亲同她关系好，依辈分认了老辈子。胡德发来看望他姑妈，常把大山里诸如核桃毛栗瓜籽带来孝敬，我们也得些分享，这样，这个表舅有时便成为两家共同的客人。
我上山下乡当了两年知青，后来在湘黔铁路会战工地参加工作，再见到"表舅"的时候，已经不能叫他表舅了，因为他已经娶我的侄女绿玉为妻。早年，我祖父用箩筐挑着我父亲从四川来到贵州，将大伯留在四川看守祖业，绿玉是大伯那一脉下孙女。那些年四川日子不好过，缘玉从四川跑来贵州，就是为了找个安身处，求得一口饭吃。当时，在万般无奈之下，父亲（缘玉喊满公）想到了我们叫“表舅”的那个人。胡德发家住在山高皇帝远的擦耳岩那地方，荒地广，人口稀，混口饭吃不是问题。母亲对父亲说，他（她）两个辈份差了两代，缘玉还是你孙女呃。父亲说，胡德发这辈分是街坊叫法，同血缘没关系的，假如同绿玉开了亲，那才算正儿八经的辈分。胡德发比缘玉大了十多岁，人还本分，又有一门手艺，缘玉求生路心切，又是满公做主，便答应认了这门亲事。
胡德发同缘玉结婚后，反倒成为我的小辈。参加工作后我很少有机会见到他了，只在偶尔回家看望父母时，听说起他和绿玉的一些情况。我在县委宣传部工作期间，胡德发还真打制了一架书柜给送到猴场家里。书柜是上下组合结构，下面部分实际是个木柜，内里较宽，分了两层，有封闭的木门；上面部分有三层，比下面那个部分厚度缩了一半，直接重叠在柜上，玻璃门，朱红色土漆涂了表面。整个书柜很沉，从擦耳岩送到猴场，用了四个劳力一天的功夫。我在县里分得的宿舍窄小，放不下这个庞然大物，因此就一直摆放在老家，做了父母的碗柜。待我调到省城后，其间又经历不少颠簸，书柜终于完壁归赵，用父亲的话说，豆腐盘成了肉价钱。在当时收下这样一个书柜，真有难以承受之重。
我到省政府办公厅工作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那时住房还实行分配制度，老婆孩子加上父母一家六口，开初被安排在一间平房过度，一口衣柜和那架书柜作屏障，将屋子隔成了两小间，厨房被安置在屋檐下。正是在这种困窘条件下，胡德发突然只身来到贵阳，没费多少周折便找到我家，说是要“安心在贵阳玩几天”。从父母亲的反映推断，显然事前他们是沟通过的。空间本来狭窄，来了客人，住宿首先就是个问题。我决计将他安排去省直一家招待所，刚开口，父亲和他们都有些慌乱，父亲解释说胡德发走得匆促，随身没带证明，住不了旅馆的。这样，只好在近二十平米的空间里做文章。白天父母亲陪他出去玩，晚上我只好跑去办公室“加班”。这样坚持了一个多星期，胡德发没有要告辞的样子，我忍不住了，再三追问他来贵阳有什么事，父亲无奈，这才对我说了实话。
原来，胡德发同绿玉结婚后，接连生了三个小孩，而且还没有“刹车”的打算。这次村里要强行拉他去结扎，他就跑到贵阳来躲了。
那次我对父亲真正发了火，我问他，我做得了超生人员的避风港吗？我能做他们的避风港吗？一天过后，胡德发离开了贵阳；又过几天，父母亲也回去了。从那以后，我没再见到过胡德发。搬新家时，我把那架书柜送回了老家。我现在知道的情况是，胡德发这几年已经死了，绿玉和他们的六个女儿生活得还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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