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缙云三友：左 王端诚   中 万龙生  右  石家远    重庆诗人）

我眼中的缙云三友

周琪

秋天，不光寓意着丰收，也最宜三五知己围坐品茗，于茶烟袅袅中，回眸往事，若有丝丝秋雨以助捡藏之兴，更妙不可言。在这美好的时节，我们相聚白云竹海，讲述缙云三友因文为友，因诗结缘，相识相交六十四年的诗坛佳话，你是否已感到，如纯醪般的故事，正散发着醉人的香气扑面而来？我就从2007年的秋天说起吧……

那年金秋，我第一次走出双桥，参加合川诗词学会的换届大会。会后，一群老先生见我年轻，不约而同指着端诚先生对我说，这才是重庆诗词高手，你一定要拜他为师，好好跟他学习。先生个子不高，文质彬彬，有一种与众不同的书卷气，看着他，我忽然想到《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听说先生之前从未收过弟子，我一个小小初中生，何德何能拜这样的名师？我又高兴又担心。饭桌上，在一片鼓励声中，我诚惶诚恐端起一碗饺子代替“拜师茶”，和蔼可亲的先生微笑着，竟然接受了。幸福来得太突然，至今想来，还恍若梦境。这次相遇，改写了我的晚年生活，成为我人生转折的里程碑。

先生领我走进东方诗风论坛。由此，我认识了重庆文坛为人耿直豪爽，喜交友，善豪饮且醉后鼾声如雷的“大侠”万龙生。万老师从小酷爱文学，醉心吟咏，涉足诗歌及诗歌理论研究、散文、评论、副刊编辑、群众文化等多个领域，人生内涵宽广厚重。我尤喜他的网名“诗酒自娱”，敬佩他以诗佐酒，笑度人生的心态。其一贯推崇力倡的“格律体新诗”，以“东方诗风论坛”为载体，经2005年以来的艰苦探索和实践，有了长足的发展与提高，在新诗领域有了一席之地。那时，论坛里男女老少都称其为“诗兄”，称师母为“诗嫂”，我可不敢这样称呼。因为，先生与万老师同出“重庆一师”，知交半个世纪，始终未放弃诗文创作，且又共同在东方诗风论坛负责，推动格律体新诗事业发展，虽然万老师比先生早一年毕业，但年龄却小先生一个月。按理我该称“诗叔”才是。

2009年，万老师在网上无意中发现一位同道中人——上海诗人王民胜，欣喜的收为弟子，同年湘西年会归来，我与民胜姐弟相称，并达成共识：姐姐的老师也是弟弟的老师，弟弟的老师也是姐姐的老师，商定在2012年上海松江年会中，同时奉茶拜师。当我手捧清茶，敬献给万老师的时候，我幸运的正式拥有了重庆诗坛两位重量级老师，一位有着深厚的古典文学功底，一位擅长外国文学，尤其西欧文学，我在他们的谆谆教诲和提携下，快速成长。多年来，我时常听他们提到一个亲切的名字——石家远，说他年长万老师四个月，年长端诚老师三个月，热爱文学，一身才华，可惜半途而废。特别当二三知己品茗论诗时，每每说起这位曾经的少年才俊，老师们都会陷入强烈的怀旧之中而不能自已。我对这位从未谋面的师伯，十分好奇，这三人有着一段怎样刻骨铭心的经历，能保持半个多世纪的友谊，不改初心？我决定一探究竟。

沿时间轨迹，我在东方诗风新旧两个论坛里收集老师们的回忆文章：《回忆重庆一师盖达尔文学社》《怀旧一二三》《重逢家远》《“虹”的破灭与后话》《我的诗人梦》《往事如斯未尝往也》《“五八劫”难中的“18岁”》……读着这些令人动容的文字，我的眼眶一次次潮湿。经过细细梳理，三个兴冲冲做着文学梦的翩翩少年，渐渐在脑海中清晰起来。尤其看到万老师于2014年10月17日转发署名“石家远”《情长更胜嘉陵水》的文章，以及师伯近期发给我的续篇和《揭开历史的陈页》，三个充满朝气的文学少年就活脱脱站在眼前了。据三人提供的资料，我发现，有几个重要的时间节点，是串起他们友谊的珍珠，其关系可用等边三角形来比喻，稳定性异常牢固。文学是友谊的基础，万龙生起了纽带作用。

第一个节点1955年-1956年：重庆第一师范学校

1955年秋季，14岁的万龙生怀揣诗人梦，农校毕业，未经母亲知晓，一时心血来潮报考了重庆师范学校，事后，母亲补救未果。试想，若当时修改了报考志愿，势必与第二年入校的两位才子擦肩而过，就不会有今天的故事了。1956年秋季，15岁的石家远、王端诚走进该校同一间教室，第一节课，老师宣布，石家远任文学课代表，王端诚任汉语课代表。

重庆一师何等了得!端诚老师在《往事如斯未尝往也》中介绍：“在重庆远郊北碚缙云山下的团山堡，有一座五十年代新修的重庆师范学校（后改名为重庆第一师范学校，即今之重庆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这便是我和龙生的母校。虽是新修，却是历史悠久。因为它是由原重庆市立师范学校、重庆女子师范学校和川东师范学校三所老学校合并迁建而成。其中单说这‘川东师范’就十分了得：它的前身是创立于光绪三十二年（1906）的川东师范学堂，合并迁碚后，依然保持固有的严谨校风和学风，师资力量雄厚，校图书馆藏书丰富，学生科技、文艺社团活跃。我考入该校，真是如鱼得水，课堂受教之余，参加了文学社和戏剧社，很快成为骨干社员。”。家远师伯在《情长更胜嘉陵水(续)》中也说：“当年的重庆一师委实了得，教师中很多学识渊博的‘大咖’，莘莘学子也是人才济济，文艺社团众多，开展的活动颇具规模。我们三人属不同年级，都在校内十分活跃。”。万老师在《我的诗人梦》里说：“当时使用叶圣陶先生主编的那套文学、汉语‘分家’的课本，而《文学》的课文又以文学史为序，首课即《诗经》，选有《关雎》；次为《楚辞》，所选包括《橘颂》。业师为山东大学毕业的朱世褆先生。他学识渊博，讲解生动，使我获益良多。我诗情不减，课余写了许多诗稿，自己手抄成集，名曰《雏鹰》。”。瞧，在这里，三位未来的诗人，呼之欲出了。

第二个节点1955年-1957年上半年：盖达尔文学社

端诚老师口中的“文学社”，是学校以苏联著名儿童文学作家盖达尔命名的“盖达尔文学社”，意在培养中国未来的盖达尔。家远师伯所指“文艺社团众多”，也包括该文学社。万老师刚进校即加入，并在征文中，一篇《买米》荣获三等奖，奖品是一个笔记本。他在2007年写的《回忆重庆一师盖达尔文学社》中不无骄傲地说：“1957年5月30日，我在《四川工人日报》发表了处女作《愤怒的人群》，内容是抗议驻台湾美军的罪行；紧接着，刚刚创刊不久的《星星》诗刊，又在6月号发表了我的一首儿童诗《小伞兵》，使我欣喜若狂。那时，我是学校盖达尔文学社的社员。”他还提到“在当年的社员中，最终成就了自己文学事业的王端诚，虽然长期在中小学任教，却始终没有离开心爱的文学，在诗词创作中获得了优异成绩，现在是重庆市诗词学会常务副会长，退休后还在大学兼职，教授文学课程。不能不说，这都是拜盖达尔文学社所赐。”，并说自己50年来，由于参加“盖达尔”的活动而恢复并坚定起来的对于文学的那份兴趣，那种执着，无论在何种情势下，都没有减退，更没有消失。

有一点颇有喜剧色彩，使我不由想到一个词“书生意气”。用家远师伯的话说“我和万龙生同窗两载，在学校都是活跃分子，在同学中算得上知名人物，遗憾的是两年中却互相没有任何往来”。万老师认为是“文人相轻”，家远师伯则实话实说：“说是‘相轻’未必恰当，该是自视清高的缘故吧。我们除了学业，就是沉醉于自己编织的文学梦想之中。我有自己的几位文友，也没有必要去‘高攀’高一年级的万龙生嘛”。端诚老师是1957年初夏，在一次学校的话剧晚会上认识龙生同学的：“那个刚下场的万龙生，还带着剧中人的激动，嚷道：‘真痛快！像真的同别人吵了一架一样’”。你不觉得六十四年后的万老师，还是这样率性的吗？其实，他们三人都没变，无论经历怎样的挫折苦闷，甚至屈辱折磨，他们内心都是干净的，心中的文学梦从未破灭，也从未放弃自己。但凡他们中有一人放弃，友谊都不会超过一甲子，师伯也断无归队之日。

第三个节点1959年-1962年：北碚某学区

三个风华正茂却不谙世事的文学少年，在1957年“反右”之前，各自成立了三个文学小社团：《启明》（万龙生等人）、《晨曦》（王端诚等人）、《虹》（石家远等人）。每个社团三五个人，却很活跃，才思敏捷，或墙报，或手抄，或油印，都出了几期刊物，但很快就都被禁止活动，并内定为“反动小集团”打入“另册”。万老师因1957年在《星星》诗刊发表过《小伞兵》，成为“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靶子，又因“鸣放”中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遭到批判。1958年毕业时被判“政治不及格”不允毕业，派到天生桥小学当“见习生”（只工作不领薪，每月20元生活费）。1959年，端诚老师毕业时稍幸运，虽然也有所谓不合时宜的言论，但学校此时已停止“见习”惩处，得以毕业，分配到沙坪坝；家远师伯则被留团察看，分配到北碚梅花山小学。此时，见习一年有余，“努力改造”的万龙生，又因“莫须有”的原因而延长见习期一年。他怎么也想不通，正痛苦不堪之际，“救星”出现了！在《“虹”的破灭与后话》里他欣喜地说：“简直是天上掉下个石哥哥！这样，就使我在那孤苦无依的时日，有了可以披肝沥胆的挚友，得到心灵的慰藉。虽然后来我离开了北碚，从此与他聚少离多，但是我们始终是值得信赖的朋友，我们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半个世纪。在人的一生中，这怕是不可多得的吧。”。家远师伯在《情长更胜嘉陵水》中也写道：“1959年我毕业后分配到北碚梅花山小学，正好与万龙生所在的天生桥小学同一个学区，那时万龙生还没有解除‘见习’呢。有一次学区开会，他突然看见我在场，不免惊喜，这就拉开了彼此交往的序幕。不久，一次‘雨中共伞’的经历更拉近了我们的距离，乃成莫逆之交。”其实，无端遭受留团察看的处分，他心情也不好。可怜两个“天涯沦落人”只能抱团取暖了。

万老师称这次相遇为“生命中的要事”，他在《“五八劫”难中的“18岁”》里说：“1959年秋季开学后，又发生了一件我生命中的要事：天生桥小学是一所‘点校’，下辖若干小学，所以有重要事情就会召集学区内所有教师开会。就在一次这样的会上，我发现一个熟悉的身形：一师低我一级的石家远！原来他分配到附近的梅花山小学了！他在校时也是文学爱好者，非常活跃，当然认识。我还知道，他也在那场‘社教’运动中受过批判。我们二人非常投缘，于是时相过从，谈诗论文，互相交流诗作，当然也会借酒浇愁解闷，聊慰孤寂痛苦。我们如今都已经老了，但是友谊诗缘贯串至今，成为我今生的重要收获。”注意到这段文字中两处感叹号了吗？可见他当时有多么激动。端诚老师在《往事如斯未尝往也》里也从侧面证实：“1949年9月，内战胜负已定，龙生才随母亲来渝投父，不想父亲又在1952年冤死狱中。此后便在母亲的呵护下终于盼到中师该毕业了，可这‘不毕业’又更是使苦难家庭雪上加霜。有业无薪及连续三年的人为灾害，再加上政治上受歧视，龙生在小学校备受煎熬。幸好一位与我同班且交好的同学石家远次年分到该校附近一所学校，龙生在那孤独的环境中才算有了一个可以推心置腹的朋友。”。据师伯介绍：“从1959年在北碚重逢到1966年文革前这几年，是我和万龙生交往最密切的时期。哪怕1962年下学期，万龙生回到江北，我们也不时见面，因为我家住渝中区，总要回家的。”

第四个节点2005年：东方诗风

1985年，正值盛年的端诚老师与另三位老诗人发起组建了渝州民间第一个诗社——“歌乐吟社”，任常务理事兼《歌乐行》社刊首届主编，他深厚的古典文学才华，得以真正施展。三十五年间，歌乐吟社硕果累累，端诚老师功不可没。

于此同时，万老师也找到了可以发挥自己才能的岗位：江北区文化馆文学辅导干部，将文化馆办成不可多得的精神家园。当他以卓越的工作能力和文学才干，把江北区文学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时，上天开始对这个少年时代就献身文学的人赐以青眼。不久，就越过“辅导组长”“副馆长”直接荣升文化馆馆长，进而是区文化局副局长、局长、区文联常务副主席。他利用职务之便，大力发展该区的文学事业，团结一批有志于此的中青年，把小小的《嘉陵江》诗报办成了像模像样的季刊杂志，还将端诚老师聘到江北区来做该刊《诗词》栏目的编辑，名曰“近水楼台先得月”。

1992年，端诚老师又参与创建了“重庆诗词学会”，即重庆直辖后的“重庆市诗词学会”，任首届副会长兼秘书长，这又是一件功莫大焉的事。“我参与创建重庆诗词学会甫告成功，刚在前一年由江北区文化局长调任《重庆日报》副刊部主任的龙生即给予大力支持，发表了我《一种客观存在的文学现象---论旧体诗词的复兴》一文，为重庆诗词事业的发展鸣锣开道。此时龙生的作品与日俱增，各地各级报刊均有编发。除新体诗外，散文也脍炙人口；亦长于文学评论，很快他就成为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他相继出版了《云影集》及其续篇、诗论诗评集《诗路之思》、诗集《永远的情人》等多种著述；2000年，他的作品纳入“当代重庆作家作品选”书系的《万龙生卷》出版，这是他文学生涯一个跨世纪的里程碑。随着我的散文和诗词作品也得到广泛发表的机会，我们两位同窗学友才真正开始实现着少年时代的夙愿，在文学的海洋中乘风破浪，万里遨游，无愧无悔！”对挚友给予的帮助，不善言谈的端诚老师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近几年在诗坛取得的成就如数家珍，满满的自豪。万老师在任惜才爱才，团结和扶持了一大批业余作者，对端诚老师的支持就是其中一例。2003年万老师退休，早已是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的他，仍继续发光发热，进入《重庆文学》任副主编。

2005年7月是个重要节点，强大的网络，为两位老师提供了更广阔的舞台。退休后的万老师由纸媒走向虚拟空间，与网络上一些中青年诗人一起，将原“古典新诗苑”网蝶变为现在的以实践新诗格律为己任的“东方诗风”论坛，又集中集体智慧，为现代具有格律的白话新体诗定名为“格律体新诗”。他在《梦圆东方诗风》里这样解释：“打从青年时代，我就膺服先贤闻一多先生的诗学主张，进行新诗格律的探索。”。端诚老师在这一年也注册了“东方诗风”，兼任格律体新诗和旧体诗词两个版面的版主，他一手写旧体诗词，一手写格律体新诗，成为最优秀的“两栖诗人”之一，出版了格律体新诗集《秋琴集》《枫韵集》和《梦弦集》。万老师在“王端诚格律体新诗研讨会”上，曾总结出一条经验：“诗词是通向格律体新诗的津梁”，这不是端诚老师一个个例，而是“东方诗风”的特色，在这里云集了一大批诗人，从事诗词写作的同时，又创作格律体新诗，二者相得益彰，端诚老师在这方面做得最出色。万老师于90年代后期加入了重庆诗词学会，他同样也是一位优秀的“两栖诗人”。2007年，两位老师参加在江苏常熟理工学院举行的“新诗格律及格律体新诗理论研讨会”，万老师再次提出格律体新诗具有“无限可操作性”的命题，受到与会者赞同，端诚老师亦提交了题为《格律化是新诗发展的必由之路》的论文。在2008年邯郸聚会上，确立创办《东方诗风》杂志，已是网站站长的万老师出任社长，端诚老师任主编。就这样，两位少年挚友携手同行，率领他们的团队行吟在祖国大地，从合肥，走过柳州、邯郸、重庆、湘西、九江、皖南、松江、温州、宁夏、内蒙、山东、成都、襄阳……甚至跨越台湾海峡，做学术交流。

第五个节点2017年：缙云三友

相较于我的两位老师，家远师伯的命运更为坎坷。他与万老师交往起于1959年，因梅花山小学和天生桥小学相隔仅一站路，他们书信往返和面谈很频繁。虽因诗获罪，但两个懵懂的“初生牛犊”并未因此“收敛”，竟还敢在明信片上书写诗歌互相邮寄，享受收到时那一份惊喜，这在当时，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有件事用师伯的话说，现在想来还匪夷所思：“就是我们一次倾力合作，共同把全部毛泽东诗词翻译成白话新诗的尝试。我们先是分工试译，然后一首首反复琢磨，修改润色，以‘浩春’（万笔名浩然；石笔名艾春）为署名满怀希望投寄给作家出版社，希望一举成功。现在还记得当时我们并坐在北碚公园的长椅上认真讨论的情景呢。其结果当然可以预料，是泥牛入海无消息。真是天真得可爱啊，又可笑亦复可怜。”。可见他们当时有多亲密。然而，率性天真的万老师，做梦也没想到，他留下的文字，动乱年代会成为家远师伯的“罪证”之一。

因种种原因，包括昔日同难者的告密，家远师伯遭到了迫害，被关进牛棚，逼迫他交代“罪行”。他在《揭开历史的陈页》中回忆：“‘四星高照日，春光浩荡时’这是万龙生（浩然）题在我们合影相片后面诗的头两句。‘春光浩荡’是四个青年，‘春’就是我（艾春）；‘光’是段世光，万龙生的同班同学，一个很有前途的音乐天才；‘荡’是江北住在江边的一个喜欢作曲的青年工人。文革中，我被抄家，这张照片成了我的罪证。”同时被抄出的“罪证”还有万老师手书赠给他的横幅“一室有如一国”，这句罗曼·罗兰的名言，是当时两个青年在村小前途无望，蜗居斗室自娱自乐的真实写照。可是，谁又能想到呢？“当年万龙生与我交往甚密，将这句话手书赠我，我自然挂在寝室墙上。我正沉醉在‘躲进小室成一统，管它春夏与秋冬’中的时候，文革爆发了。诸君大胆设想一下，当年他们给我编织了哪几顶帽子？”。家远师伯于六十年代末到梁家山劳动改造住贫下中农家中：“裹被蒙头身犹冷，踡足弓背也难眠”是他的生活写照。从此，他对书写文字，异常惧怕和谨慎。但是，一个人骨子里有的东西，真的是很难改掉，比如师伯：“六十年代初，我生活在孤独中。万龙生回江北了，而王端诚仍在沙坪坝，当时能聚在一起的时间少之又少，不过书信仍然常有来往。其间有五个学年我在六年级长驻，为学校的升学率‘拼搏’，有一年竟语文、数学一人教，其劳累程度可想而知。不过，我对文学的热情依然不减。我购买了很多剧本和诗集来读，也写了约三十首诗，都用蘸水笔抄写在一个本子里，取名《白云之歌》。那几年我写东西必用蘸水笔，只有握着它，我才能写出觉得美好的诗行。”很有“仪式感”的师伯，1966年为避免灾难，狠心将其付之一炬，同万老师的《雏鹰》一个下场。

文革结束，拨乱返正，家远师伯再也没有离开北碚。“文革终于过去了，我们怀着解放的喜悦，相约在双碑莲光小学王端诚那里聚会，万龙生为此写了一首诗《重逢致家远》，后来收入了他的诗集。”“后来他们二人又曾联袂来歇马场看我，我们同游大磨滩瀑布，龙生又写下《重游磨滩河，与端诚、家远偕行》，时在1993年初夏，距今已21年矣。”时间无情的流逝，留给家远师伯深深的回忆。

他先后在梅花山、龙凤桥、蔡家湾、满山红(即白云寺小学)、独石桥、小磨滩、双凤桥等乡镇小学任教。这7所乡镇小学中，白云寺小学地处缙云山半山腰，远离纷杂的人际关系，政治环境相对宽松，加之要增加初中班，于是，在其他学校靠边站，不能教主科的石家远，主动申请来到这里，从此，进入正常的教学状态。可以这样说，白云寺小学是他人生的转折点。由于工作认真，教学优异，在小磨滩小学任校长后，又二度回双凤桥中心小学任校长。该校在北碚乡镇小学中教学质量排名第一，出过不少人才，他在此15年，感情极深。当了四十一年“孩子王”，成了远近闻名的人物，也算没有虚度年华，2000年于镇政府教办卸任。

2009年，一师“六班”即1956级的同学将于9月返校，纪念毕业50周年，端诚老师和家远师伯都要参加。万老师趁此机会，于他们活动结束后来北碚一聚，他在《怀旧一二三》里回忆他与端诚老师：“近10年来，又在重庆市诗词学会共事，更在东方诗风论坛亲密合作，共同为格律体新诗的事业而奋斗，校友、诗友已不足以言我们的关系了。”“距上次‘三人行’又是好多年了。如今我们都走过了人生的主要历程。我与端兄终于圆了少年时代的文学梦，而家远的文学才具却未能得到应有的发挥，能不扼腕叹息乎！”。11月7日，我的两位老师赴北碚西南大学参加“第三届华文诗学名家国际论坛”，同住桂园宾馆。万老师在《重逢家远》里回忆：“我和端诚的同学、老友石家远就住在附近的歇马场，打电话联系，请他来聚聚，他很快赶来了。当年的翩翩少年，而今白发苍苍，好不令人感慨！”“已是华灯初上时分，我们放弃了‘会议伙食’，出了学校大门，沿街而行，过文星湾大桥，在一家夜啤酒排挡坐下来。前面不远就是一师母校了，于是不约而同忆起了许多往事：愉快的和痛苦的……”三个老头儿，一边啜饮着扎啤，一边咀嚼着几十年光阴，不免沉浸在淡淡的感伤之中。其实这些年，师伯受两位挚友熏染，也曾有动笔，只是很少示人，一是出于谨慎，二是对当时诗坛乱象丛生失去了信心。他说：“归队前几年，我们也常有联系，他们的新作及他们参与编辑的报刊也赠我不少。见一次面，我动一次笔。我曾开玩笑说是他们俩把我‘裹胁’进东方诗风里的。”。

见家远师伯迟迟未动，万老师心急如焚。2014年，他准备出一本《我的诗人梦》，记录自己的诗路历程，在端诚老师位于歌乐山的寓所“著园”，家远师伯遵嘱写了《情长更胜嘉陵水》，记下他与万老师交往的一些往事。此文，经老师加注后收入书中。万老师的用心何其良苦，当脚步迈过七十的门槛，人就会有一种时不我待的感觉，尤其自己越是在诗坛有成就，一想到与自己患难与共的挚友，迟迟不能归队，心里就越痛苦。这种痛苦常常令他午夜梦回，久久不能入睡。他在《“缙云三友”记略》里说：“我与端诚始终没有放弃诗文创作，而以诗为主，数十年后，皆有所成。尤其是新世纪以来，共同在东方诗风论坛负责，推动格律体新诗事业发展，颇见成效。而家远的经历较我们复杂，虽经劝诱，仍然多年游离于文学圈外，未能进入角色。”。我觉得，请师伯重拾诗笔，公开写文章也属“劝诱”行为，事实证明，这次“劝诱”十分凑效，记忆的闸门一旦打开，师伯的笔下，句句不离诗，甚至，还将烧掉的诗集《白云之歌》里一首“洞箫”默写了下来：

果不出我的所料，
妳如今真的病了。
病得是如此深沉，
我的心乱乱乱，
乱七八糟。

听说妳还在发烧，
我的心都要碎了。
用什么慰妳病愁，

半夜里吹吹吹，
吹起洞箫。

可见这首情诗对当年“18岁的石哥哥”有多么重要，激情一旦复活，就为2017年10月28日这个重要的时间节点做好了铺垫。

看到少年挚友一路前行，师伯何尝不动心？“龙生又有了一大群志同道合的诗友，共同为创建中国新诗格律，形成格律体新诗而奋斗，已取得引人瞩目的成绩。惭愧的是，我这个狂热追求过文学梦想的人，在离开了万龙生这样的诗友之后，或潜心传道授业，或认真上传下达，或应付迎来送往。一个这样的落伍者是不能成为诗人的。但是我由衷地为老朋友高兴，为他终于能圆年轻时的诗人之梦而高兴。”。其实，师伯在2013年已经悄悄写有《关于诗歌的札记》，为他将来归队做准备了，他的诗观非常明确。2017年10月28日，师伯清楚的记得这个日子，我的两位老师赴北碚参加“第六届华文诗论名家国际论坛”，会后约家远师伯见面，在母校附近一家饭馆畅叙，终于如愿以偿，把师伯拉入了“东方诗风”微信群，他从这一天起，正式归队，开启了新的生活！这一步，家远师伯走了整整六十一年，而我的两位老师也等白了头。

在格律体新诗的浓厚氛围中，流淌在血液中的文学基因被激活，压抑已久的激情井喷式爆发，呈现了“黄金”创作期，七十六岁的师伯成为东方诗风群里最年长的活跃分子。继端诚老师十四行花环体《秋菊之歌》和《世纪之约》之后，师伯也写了三组花环体《缙云九峰吟》《六月荷塘》和《竹海》，可谓成绩斐然。他曾任教的缙云山腰，如今建成了白云竹海景区。2018年，万老师和端诚老师应他之邀去其中一个农家乐相聚，抚今追昔，感慨颇深，遂互相唱和，得《双体唱和》一组，在格律体新诗界引起较大反响，三人遂有“缙云三友”之称。2019年2月，重庆市诗词学会成立格律体新诗研究院，万老师和端诚老师分别出任院长、副院长，家远师伯也受聘为研究员。此后，他们一道参加了研究院组织的诸多活动，饱尝吟咏、唱和之乐。这个诗的春天，对师伯而言，虽然来的有点晚，但并未缺席，师伯珍惜万分。他把所写诗作近百首结集成《云松集》，参加了由吕进教授主编《当代格律体新诗集》丛书（6本），其中也包括端诚老师的诗集《微斋十四行》。在这6位作者中，家远师伯最年长，重拾诗笔时间最短，作品时间跨度最久远，可谓沉甸甸的一本。万老师为其作序：“为家远的处女诗集《云松集》作序，义不容辞。……家远的作品，不用我置喙。相信读者的慧眼能够识宝。相信他能找到自己的知音。写到这里，也该住笔了。突然想到，曾经发现千年的古莲，播种后仍能开花结实。家远的诗心恰似那颗莲籽，其内在的活力是多么卓拔强大！这也是诗的魅力所在呀。”。端诚老师为其写跋：“家远重出江湖，再上诗坛。熟料辍笔多年之后，依旧宝刀不老，珠玉重光，令人惊喜，在‘东方诗风’同仁中，引起不小的‘云松石’（家远网名）轰动效应。”。12月20日，万老师为丛书6位作者操办了一场高规格的首发式，主编吕进、市作协、市诗词学会、湖北“闻一多中学”等有关单位领导及上海、南京、山西、成都等地诗人代表均到会祝贺。对此，万老师不无感慨：“当年才华横溢的‘文青’走过了漫长的人生道路，在望八之龄出版自己的处女诗集，诚然可喜，亦复可叹也！”。对在短期内所取得的成绩，师伯非常谦虚，他说自己虽然写诗很早，时间很长，但归队很晚，与两位挚友同行，不敢不奋起直追。“进群以后，感受了诗的氛围。我现在是‘缙云三友’之一，只好断了撤退再作山人的念头。我期待‘缙云三友’面向远方，春暖花开！”这是家远师伯发自肺腑的心声。

愉快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一转眼就到2020年10月28日，现在，对这个特殊的日子，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都印象深刻了，那就是石家远先生归队三周年纪念日。一向低调的师伯，再三强调庆贺只宜小范围，我有幸作为您最亲近的朋友之一，应邀前来庆贺，此刻，内心百味杂陈：1940年11月出生的您，下个月就满八十周岁了，此生，辱也北碚，荣也北碚，您的青春就埋葬在这里，2017年10月28日，是您人生第二个生日，从这天开始，您就以十八岁时的心态，去堂堂正正的写诗，光明正大的去追逐自己的诗人梦吧！重庆诗坛的“缙云三友”终于在东方诗风团聚了，这段佳话将载入诗史。

往事不堪回首，今事足慰平生。自“启明”星坠，“晨曦”光灭，“虹”梦破碎之后，一路走来，还能这样在通远门城楼上品茗叙旧，谈诗逐新，惟“缙云三友”耳。这杯苦涩的茶，终于回甘了。 

2020年10月12日  定稿双桥

（本文作者 周琪，笔名海棠依旧，女，回族，1956年6月生，南京人。重庆市诗词学会常务理事、格律体新诗研究院副院长，国际当代华文诗歌研究会研究员，重庆市双桥经开区诗联学会会长。作品在《中华诗词》《东方诗风》《格律体新诗》《重庆诗词》《渝水》等刊物发表。2017年与上海诗人王民胜合著《新月吟草》，2019年9月著《海棠新月集》（吕进主编《格律体新诗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