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子和而不同
记张寿民王小古王汝涛三位沂河之子
王公望
2013年9月，临沂大学张寿民书法馆开馆。这标志着包括张寿民、王小古、王汝涛三位教育家在内的临沂大学当代名师馆顺利建成。
张寿民、王小古、王汝涛三位先生既是知名的教育家又是学问家，他们在沂蒙地区生活了几十载，为鲁南地区的教育事业做出了杰出贡献。三位先生之所以能够透过历史的烟云从一代代教育工作者中脱颖而出，成为众望所归的学界楷模，与他们的人品、修养、道德、学问有着莫大的关系。
三位先生当中以张寿民年龄为最长，王小古次之，王汝涛最年轻。他们虽然出身不同，早期的人生道路各不相同，却殊途同归，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相聚于蒙山沂水之间。
张寿民——春风化雨润沂蒙
张寿民(1908-1998)是著名的革命者、教育家与书法家。他出身于书香门第，1925年就读于济南正谊中学时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共青团并积极参加了各种爱国学生运动。1930年，先生从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后，辗转于新泰、日照、曲阜、平原、惠民等地从事乡村教育工作。1938年，他投笔从戎，组建了八路军山东抗日游击队四支队第十中队，并于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此后两年的时间内，先生奉四支队和中共莱芜县委之命组建了莱芜六区抗日民主政府，为巩固我党抗日民主政权做出了贡献。1940年后，寿民先生先后在泰安、新泰、莱芜、淄博等地从事党的教育工作。1949年，先生被任命为山东省立沂蒙乡村师范学校校长，此后半个世纪的时间内，先后担任过沂水师范学校校长、临沂师范学校校长、临沂大学教育系主任、临沂师专副校长、临沂教育学院顾问等职务。
从先生1925年加入中国共青团、1938年组织抗日武装的经历，我们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他与那个时代大多数旧知识分子的不同。1925年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初建时期，党在组织上还不够强大，也没有人民军队做后盾；1938年，国民党的实力更是如日中天，就连党的军队也要接受以蒋介石为首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领导；先生在那个时候就欣然接受共产主义思想，并带领自发组织的抗日武装队伍投奔到八路军山东纵队旗下。这说明他在青年时代就是个有理想、有信念的人了。这是他与旧中国大多数知识分子有天壤之别的地方，是最难能可贵的。
笔者曾对出生于民国早期并于建国后在鲁南地区（包括今临沂市和日照市）工作和生活过的老知识分子群体进行过研究。他们大多是正直的中国人，当国家和民族遭受外族的入侵时，坚守民族正义，不做危害国家之事，但他们没有寿民先生那样高瞻远瞩的目光，更不会在胜负未决，甚至敌强我弱的时候就冒着生命危险，选择属于自己的阵营，并真刀实枪地投入战斗。
回望历史，张寿民先生的这种决绝、勇敢是同时代的知识分子难以望其项背的。
先生建国前就执起了教鞭，建国后又长期担任大中专院校负责人，在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时知识分子阶层中有很高的威望。
正如王汝涛先生后来所评价的，寿民先生对于沂蒙地区的教育事业有着开拓之德和教化之功。他以一个老共产党员的高度要求自己，同时，对同事、对下级、对学生，始终以一颗仁爱之心予以关心、帮助、教育、鼓励，真正做到了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他的春风化雨赢得了满园桃李。
由于先生一直处于领导岗位上，这更加提升了他泽惠教坛的功效。半个世纪以来，他以一个忠厚长者的形象将爱党爱国、诚实守信、忠厚善良、尊重历史、实事求是等优良作风传递到了一代代知识分子当中，赢得了大家的普遍尊重。
据张寿民的儿子张小军介绍，由于先生育人无数、广施善德，广结善缘，文革期间，即使他被打成“黑帮”、遭到批斗，各派“革命群众”也没有忍心对他拳脚相加进行过度体罚的。
先生晚年的成就主要体现在他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先生成长于书香之家，其父张华岑就是一位书法家。由于幼时家中藏有《淳化阁帖》等历代书法名迹，先生得以很早就临帖。先生早年的勤学苦练，为他日后成为一代书法大家奠定了坚实基础。即使在革命战争年代，先生也没有间断过练习书法，无论是批阅文件，还是用墙报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先生总是不忘执毛笔的习惯。解放后，从事文教工作，这更加便利了先生的临帖与创作。
先生的书法以二王为宗，并注意碑帖结合。他遍临了唐代颜、欧、柳、褚、虞、孙过庭以及宋代苏轼、米芾，元代赵孟頫和明代文征明、董其昌等各家名帖，并七上泰山，潜心观摩、研究历代碑刻。
经过大半个世纪的勤学苦练和不断探索，寿民先生终于形成了自己“雅、健、深、秀”（刘炳森语）的艺术风格。1994年，当先生的书稿被送到人民美术出版社时，几位资深编辑惊骇不已。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位在书法界一向名不见经传的老先生竟然具有如此高的造诣。“这位老人家如果生活在北京，他的书法早就被当作国宝了”，他们发出了这样的惊叹。
王小古——我以笔墨写传统
王小古(1915-1982)是著名的国画家、美术教育家。他1915年出生于江苏灌南一个没落地主家庭，自小就接受了中国传统文化艺术的熏陶。立志献身于艺术的王小古1937年考入苏州美专时，适逢抗日战争爆发而不得不辍学。解放前，他辗转于苏北地区从事教育工作，却终日处于居无定所、食不果腹的境地。1952年，先生被安排到山东临沂师范学校任教，从此扎根沂蒙教育30年，结下了丰硕的成果。
作为老一代传统知识分子，王小古先生也是一位有良知的文化人。在苏北地区，至今还流传着王小古掩护游击队员脱险的故事。一天，先生正在给学生上课，忽然跑来几名被日本兵追赶的游击队员。先生急中生智地示意他们装扮成学生，坐到教室里。伪军带着鬼子赶到时，以怀疑的口气问王小古：这些人是谁？先生从容地回答：他们都是我的学生。
当然，小古先生一生最大的成就还在于他艺术上的造诣与美术教育成就。
先生自幼秉承家学，学习传统文化，饱读诗书。他早年在灌云师范学校读书时深得上海美专毕业的刘海粟高足潘仲西老师欣赏；后来又拜了清代著名仕女画家王小梅的再传弟子唐鲁臣为老师，精研历代名画，练就了扎实的基本功。1937年考入苏州美专后又接触了颜文樑等现代美术教育先驱，受到现代美术思想的洗礼。
小古先生画画不但师古人，还师造化，非常重视写生。他在自己门前的园子里栽花种草、养猫喂鱼，于细微处观察大自然的一花一草、一树一木及各种生灵。为了画好牡丹，他几十次去菏泽写生。他画的牡丹，或姹紫嫣红，或墨气淋漓；或安详富贵，或动态十足；或工笔重彩，或简笔写意；可谓惟妙惟肖，直逼古人。
严谨的治学态度与多年的艺术积累成就了小古先生。建国后，他成为全国为数不多诗、书、画、印样样精通的大画家之一。由于他的艺术水平精湛，曾于1959年和1979年两次受邀为人民大会堂作画。1982年，鉴于王小古先生在美术教育方面的杰出成就，山东艺术学院调他到济南工作并聘他为副教授。
30年间，王小古为临沂的美术教育事业倾注了半生精力，他的学生也一度占据了鲁南地区美术界的大半壁江山。刘家骥、马世治、冯梦白、崔培鲁、赵天楼、赵庆元、吴兴沛、李厚山等这些至今响彻鲁南苏北的文化名人都曾经出自王小古门下。
王汝涛——一生追求为光明
王汝涛（1921-2009）是著名教育家、文史专家和作家。先生1921年出生于河北文安；1944年就读于南京国立政治大学；后投笔从戎；1948年被分配到台湾税务机关任职；1949年初，响应党的号召回到南京；1949-1950年在华东大学社会科学院学习；1950-1952年在鲁中南行署工商处和临沂专署工商科工作；1952年被安排到山东临沂师范学校任教。从此，便与张寿民先生一样始终耕耘于临沂的师范院校。
我们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都会受到家庭环境及其他外在因素的影响，有身不由己的时候，王汝涛先生的经历就令人嘘唏不已。
与张寿民完全不同的是，受到那个时代的挟裹，王汝涛曾经属于国军阵营，甚至有过在台湾任职的经历。
1949年初，在风雨飘摇之际，已经身在台湾的王汝涛先生，经过长时间的认真思考，冒着回归后被怀疑、遭清算，甚至回归前遭报复的危险，毅然投入到了新中国的怀抱。
漫漫人生路，关键处只有几步。先生的这一决定，改变了他的大半个人生。
试想，如果他也像大多数随国民党军队撤退到台湾的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阶层一样，随波逐流，那他的后半生很可能会徘徊在台湾岛内那些以大陆城市命名的街道上，或者像张学良、王鼎钧一样做个夏威夷火山岛下的寓公和纽约唐人街的过客了。当然，他也可能像民国老人于右任一样，眼噙泪水，站立在海峡的另外一端，望着汹涌奔流一去不复的海水，隔空高喊着“藏我于高山之上兮，望我大陆，大陆不可见兮”。
王汝涛先生在关键时刻的抉择，不只给他的命运带来了大转折，也给他带来了灾难，使他在后来的历次运动中，饱受冲击与折磨。所幸，自然界的规律是，阴天过后，总有阳光明媚的日子。1979年沉冤得雪后，他就像一颗老树焕发了勃勃生机。他于1980年创办了临沂教育学院历史系，并在四年后以63岁高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正是先生具有明确的人生目标，不断追求光明、与时俱进的写照。
王汝涛先生既是一位作家又是一位杰出的文史专家，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出版了以岳飞抗金为主线的长篇历史小说《偏安恨》，在文学界形成较大影响。他文史兼通、笔耕不辍，30年间出版了20多种、30多册著作。他编纂的《全唐小说》填补了国内外研究空白，他主编了《王羲之研究》、《颜真卿志》、《诸葛亮研究三编》等著作并组建了临沂地区历史学会。
结合先生晚年的学术成就，笔者忽然想到，他之所以如此重视文史，多年来不辞劳苦地在浩瀚的文史海洋里做着抽丝剥茧、去伪存真的工作，是与他的经历分不开的。
历史是一面镜子，记录着中华民族的兴衰进退、善恶美丑。王汝涛亲身经历了外族入侵和国共内战的过程，并且在某些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面临着抉择之难。对他来说，这种切肤之痛和噬心之苦是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记的。他深深地知道，研究历史是为了更好地把握未来，以史为鉴，让子孙后代不再走弯路。
在笔者看来，先生研究历史时将诸葛亮、王羲之、颜真卿作为重点课题的原因至少有两个方面。
其一，处于传承和弘扬沂蒙乡贤文化的需要。其二，则是因为他对这些和他一样有过大迁徙经历的文化先贤有着一种天然的亲近。换句话说，他对这些先贤的研究，体现了他对历代文人群体移民文化的兴趣和他浓浓的乡愁情结。
是啊！自河北到南京，由江南到台湾宝岛，再从宝岛回到大陆，最后定居临沂，终老于斯。王汝涛先生的乡愁不可谓不浓。
自1952年来到沂蒙，王汝涛就成了临沂市的永久市民。57年间，先生历尽了世事沧桑，对教育事业倾注了全部的热情，并积极为这个城市的建设建言献策。
他晚年以研究沂蒙文化作为己任，并学以致用，使沂蒙历史文化之光，照亮了临沂的城市与乡村。他老骥伏枥，离而不休，主持召开了多个全国级的沂蒙历史文化名人研讨会，并于2003年书圣王羲之诞辰1700年之际，倡导设立了一年一届的中国书圣文化节。如今，这些给临沂市的经济文化发展带来重大利好的举措，已经被延续下来，并且在全国形成了重要影响。
2009年，王汝涛先生走了。这位有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抱负的读书人，在中晚年实现了他的理想。
张寿民与王小古的知己情怀
张寿民与王小古的交集时间是三位先生中最短的。1952年，王小古进入临沂师范学校任教时，张寿民还在沂水师范学校工作。从两年后寿民先生调任临沂师范学校校长到1982年小古先生逝世，总计28年的时间。
小古先生刚到临沂师范学校时学校安排他教语文，知人善任的寿民先生到校后，很快发现了王小古先生的特长，安排他教美术，并担任了班主任。
张寿民是个实事求是的人，在历次的运动和斗争中，他从不跟风作贱自己，更不会对别人上纲上线。
在1957年的反右倾运动中，有一位地委领导找他谈话，让他违心地承认自己有“右倾”错误，暗示他说：我们大家都有“右倾”错误，难道你就没有？先生反问道：你这是什么逻辑？你是你，我是我，难道你右倾，我就得右倾？弄得那位领导哭笑不得。
当时，作为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王小古先生也受到了批判。迫于政治压力，他在辩论会上违心承认自己是右派分子。主持会议的张寿民大声呵斥道：王小古！你是右派吗？你不实事求是，态度不老实！他及时喝止了王小古，才使王小古在那场运动中免于被划为右派的命运。多年以后，每谈起此事，王小古都对张寿民当年的仗义执言，感怀不已。
1966年6月8日，临沂地区文化大革命运动开始时，在临沂剧院首选了张寿民和王小古两位先生作为批判对象。当时场面非常宏大，各种红卫兵团体和各路群众云集，口号声此起彼伏。会后，心有余悸的王小古悄悄问张寿民害怕了没有。多年的军旅生涯，练就了张寿民宠辱不惊的性格。张寿民先生说：没啥，抗战时期经常在枪林弹雨中过，我都没怕过。王小古先生说：我虽然水平不高，工作中有失误，但从来没有反党反社会主义言行。张寿民勉励他说：在这个大运动中，我们这些做文教工作的首当其冲，要经得住考验。
在人生的旅途上，能够遇可以视为知己的良师益友，是一件值得庆幸的时事情。粉粹“四人帮”后，在临沂教育学院校园里，张寿民与王小古两位老友毗邻而居。凉棚下、雨窗前，人们经常看到二老促膝谈心或坐而论艺的景象。在历经劫难后，他们共同回忆过去的坎坎坷坷，展望国家的未来。
张小军先生处收藏了一幅1965年7月王小古画给张寿民的墨梅图，小古先生用颇具碑意的书法挥毫题诗一首：几个人生十七年，沂滨行走意流连。未知何日重相见，一树梅花雪满天。这幅有诗、有书、有画的作品当为二老因故分离时王小古先生赠送张寿民先生的留念之作。它既表达了两位老友之间的依依不舍之情，又以梅花象征了二人的君子之交、品格高洁。
笔者结合王小古先生的生平情况分析了诗的内容后大吃一惊：小古先生题写这首诗时51岁，正好走过了三个“人生十七年”，不幸的是，先生一语成谶，仅仅在一个17年后，他就离开了人世。1982年冬天，长期积劳成疾的王小古不幸逝世。
小古先生的去世令寿民先生非常心痛和惋惜。1984年，他在日常练字的报纸上，自言自语地写道：小古去世已满二周年，时间真快。他死的太早，倘能多有五岁之寿，尚可大有提高，亦能多留点有分量的作品。可惜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友朋泪满巾。人才难得，一艺之成，非有几十年功夫不可。
无独有偶，近年来，笔者在收集先生遗墨过程中也遇到了一幅张寿民先生为纪念王小古先生所书的作品。那是一个不大的条幅，先生用颇带董其昌笔意的风格一气呵成地写下了“小古桃李春”五个大字。这是张先生对王先生从教生涯的极好概括。
张寿民与王汝涛的惺惺相惜
张寿民与王汝涛二位先生的交往时间，也是从1954年寿民先生调任临沂师范学校校长开始的，直至1998年寿民先生逝世，二人交往时间达44载之久。
1950年，当王汝涛先生正在华东大学接受党的培训时，张寿民先生正在刚刚筹建的沂水师范学校内做着另外一群知识分子的工作。
沂水师范学校成立之初，上级安排了一批旧知识分子担任教员，他们有的是民国时期的遗老遗少，有的是淮海战役中随国民党军一路南下的旧政府工作人员，总之，他们都是被解放军收留后经过短期培训再安排到学校任职的。这些人成分和思想状况复杂，如何对他们进行团结、教育、改造，使他们成为合格的人民教师，成为工作重点。
张寿民先生没有对这部分人冷眼相待，反而更加热情地关心他们。他不但在政治上信任他们，还再三指示主持总务工作的齐树新老师在生活上想方设法照顾好他们。张寿民的做法，解除了这些旧知识分子的顾虑，温暖了他们的心，也极大地调动了他们的工作热情，沂水师范学校的各项工作很快走上了正常轨道。
1954年，张寿民先生调到临沂师范学校主持工作时，作为骨干教师的王汝涛先生已经在这所学校有了两年的教龄，寿民先生对这个满腹经纶的青年人充满了好感。
1956年实行第一次全国工资改革时，以王汝涛先生的教龄、学历和工作表现，符合国家规定的3-6级工资标准。寿民先生在征求群众意见的基础上毅然给王汝涛定为这一类中的最高级别。有些人不理解，认为张寿民先生这样偏爱王汝涛，有政治风险。先生说，这样做是为了给青年教师树立个榜样和奋斗目标。
1958年，反右倾运动中，王汝涛被打成了“右派”，张寿民在会上持不同意见。由于张寿民长期以来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得罪了某些上级领导，这一次，他自身难保，已经没有能力像保护王小古一样保王汝涛过关了。没多久，张寿民也因为“右倾”错误，从临沂师专副校长的位置上被降职到苍山师范学校任教导处副主任了。
关于此事，一直不知内情的王汝涛先生一度对张寿民先生产生过不理解的情绪，认为在他被打为“右派”的事情上，寿民先生没有尽到保护的责任。直到1998年寿民先生去世后，其家属整理遗物时才在1959年11月临沂师范学校总务组留存的有关批斗张寿民的铅印文件中发现，张寿民当年被定为右倾分子的重要依据之一就是，他对将包括王汝涛在内的几位教师打成“右派”的做法持不同意见。
此资料经临沂大学老校友、临沂市政协原副主席刘家骥先生专呈王汝涛先生后，他才恍然大悟。只可惜，斯人已逝，寿民先生已经作古了。
1980年，画家吴兴沛到临沂教育学院进修美术专业时，去看望时任学院顾问的张寿民先生。先生告诫他：不能光画画，要多读书、勤练字，要像王小古老师一样精通诗书画印，也要像王汝涛老师一样勤奋好学、博古通今。可见，寿民先生对小古先生和汝涛先生是同样爱护与欣赏的。
正是由于从内心里欣赏王汝涛，张寿民写书法时经常以王汝涛撰写的诗词为题材。寿民先生之子张小军处至今存有好几首张寿民闲暇写在报纸上的王汝涛诗词；临沂王羲之故居也长期陈列着一套由王汝涛先生撰文张寿民先生书写的木刻楹联。
当然，多年来，王汝涛先生从来没有因为内心深处那个问号对张寿民先生有过任何责难的举动。即使在他晚年声誉日隆的时候，对张寿民也是始终执后生礼的。
1993年，他的《琅琊居文集》付梓后，王汝涛先生恭恭敬敬地用楷书在扉页上题写了“寿公老校长方家呈正”几个字，呈送张寿民指正。
1994年，他在为《张寿民书法集》撰写的序言中说：寿民张公，山左教育界之耆宿，鲁南彦士，多归化雨，沂蒙桃李，悉沐春风。育才之功，几于有口皆碑，荣身之报，得享天赐高寿。……虽无意以书鸣，固已自成家数矣。汝涛先生对寿民先生的褒奖之意与崇敬之心，溢于言表。
张寿民先生逝世后，他受先生的家人和学生之托，为先生的遗稿《书法基础知识》一书再次作序。此时的王汝涛先生，已经解除了对张寿民先生的误会。
他以无比虔诚的心情写道：张寿民先生是二十世纪中后期山东教育界名宿，一生大半时间服务于临沂地区。……以马列主义的教育理论，春风化雨的师道胸襟，为沂蒙山区、临郯苍平原培育了大量英才。……又学识渊博、专精文史、言传身教，如时雨润物，多方弘扬沂蒙文化，复享高龄，年高德助，为当地人瑞。手植桃李，奚止三千？……王汝涛沐手作
虽殊途，却同归；因患难，更相知；既相知，更相惜。在笔者眼中，这就是张寿民、王小古、王汝涛三位先生这一代知识分子之间相互砥砺、相濡以沫的关系写照。
张寿民、王小古、王汝涛三位先生的人格魅力、道德文章与学术成果曾经滋养过沂河两岸的万千学子。今天，他们仍然像一座座高山矗立在那里，供我们去膜拜、去学习、去超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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