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清华
自去载夏秋开始，历经多半年的时间，先生的传记就要玉成了。其间甘苦不易，当是作者最知的，而我们这些旁观者也可以体味一二。
此事最先发起的，是一直在山东师大工作的魏建学兄，还有宗刚、振勇和广梅诸位，我因客居他乡，未曾真正费心操持，更兼德薄才疏，只是幸运地成为了第一批读者，惟有先读之快、之感动而已。照理，此序应该由魏兄执笔，众望归也；或是其他一直工作于先生之侧的同门兄弟，或是在学业上更有成就的洪承、兆胜、光芒诸兄，都比我有资格来作序。只是因为著书的作者与我的缘分更长，交集更多些，才责我命笔，便不得已而为之。
溯本求源，要返回到1992年春天。那是我平生第一次见到还是青年作家的赵德发，而且本有可能与朱德发先生一起同行。时维四月，我平生第一次有机会参加“文学笔会”，且所在的山东师大中文系有多位老师受到邀请，朱老师、宋遂良先生，袁忠岳先生、武动生老师，还有刚刚留校工作不久的我。但朱老师和宋老师均因临时有事而未能成行。我们三人乘车驱行300多公里，来到了山东最南端的临沭县，参加在临沂市临沭县举办的“沭春笔会”。在会上，我得以结识了著名作家刘玉堂、青年作家赵德发、苗长水等朋友。
笔会好像历时三天，除了开会，我们还寻访和参观了山区的一些村落和景点。那时此处山里的景象还有些荒蛮，但临沂人的淳朴与好客，我们却是真真切切地领悟到了，处处都受到周到细致的接待。尤其是，我们竟然到访了发现“常林钻石”的现场，苍山东麓的那一块曾经灵光乍泄的坡地，而今依然透露着土地那宽厚而不可思议的荒凉。我们还参观了附近的水晶石厂，那位把钻石捐献给了国家的魏姓姑娘，那时就在这个工厂工作。总之观感十分丰富，而老家均为沂蒙山的刘玉堂和苗长水、赵德发几位，则以他们不同风格的热忱，让我们找到了宾至如归的感觉。
玉堂人幽默诙谐，总是能够活跃气氛；长水平和朴素，说话时嘴角永远带着微笑；德发是个内敛的人，话很少，但是随和，歌儿唱得好，高兴了就会给我们来一曲。玉堂喜欢唱小调，他则喜欢唱民歌，很抒情的那种，嗓音婉转，音准尤好，再加上细腻，于是赢得大家一片喝彩声。
那时我已读过了赵德发轰动一时的短篇小说《通腿儿》。这篇小说讲述了一个悲情的沂蒙山故事，两对青年男女的悲欢离合，他们穷困中的真情令人感慨万端。这篇小说也给他带来了荣誉，给他的谦逊和低调中藏进了更多意气风发的气质。我自然心怀崇敬，从那以后我们的联系一直未曾断过。很快，几年后我又读到了他的长篇力作《缱绻与决绝》，那部以当代乡村社会的变迁为主题的厚重之作，可以说奠定了他在当代文坛的地位。我也很有幸参加了他的长篇小说《君子梦》等作品的研讨会。总之，算是他多年以来的忠实读者了。
去载春夏之际，魏建兄向我讲了他的想法，说打算请一位著名作家给朱老师写一部文学传记。请谁呢，打算请赵德发。他说，你想啊，虽说年龄有点代差，但两位大家，“德发写德发”，会成为一段佳话。我自然觉得非常合适，若要作传，非他不可了。但也觉得确有些难为他，因为历来文学传记是个难写的文体，更何况朱老师是一位学者，他老人家的一生虽然成就卓著，但毕竟不像作家，常有大起大落的人生，传奇浪漫的故事。所以要想作传，还是很有难度的一件事。如何把握素材，拿捏处置那么漫长的人生故事，既要有学术性同时又有文学意味，是殊为不易的。不知道他能不能应允？我俩都沉吟良久。
但不想，很快有了好消息，广梅告诉我说，他慨然应允了。我闻之非常感动，立刻打电话向他表达感谢之意。德发兄则十分谦逊地说，一则，朱德发先生是大家，写他的过程是一个宝贵的学习体验的机会；二则，他与朱先生也算是忘年交、老朋友，这算是生命中的一个缘分；三则，他近年也尝试一些非虚构写作，这与他的写作计划刚好有互补关系。我闻之欣然，感动感谢之意，无以言喻。
作为晚辈后学，我对于先生的生平经历不能说不了解，但缘于辈分之隔，伦理戒律，先生在学术上的轮廓是相对清晰的，而在生活方面，对我们而言则是相对含混的。所以，我只是大体知晓他童年的一些遭遇，比如幼年丧父，比如做过乡村小学的小先生，还有诸如早年求学时的一些
从文学动力学的角度看，有社会学分析的路径，有精神分析的看法，但总起来讲，都是试图解释一个人从事一种事业的内在驱力。那么驱动朱老师坚定地从事文学研究，并且促成了他充满批判和反思精神的新文学研究特色的内在支撑，到底是哪些东西呢，我们从此传记中，可以隐隐地看到作者给出的解释逻辑：悲惨的童年遭际，使先生心灵中种下了悲剧体验的种子；孤儿寡母的成长道路，又赋予了他特有的坚强与韧性；少年读书有成，作为弱冠先生所体验到的价值感，造就了他意气风发、积极乐观的精神；历经长期的蹉跎岁月，又让他逐渐认清了传统文化的积弊；加上他所面对的种种情感的和现实的羁绊与困境，使他与鲁迅和五四一代作家的观念，于不知觉中取得了内在的一致性。当然，这些对于一般人来说或许都是大体雷同或近似的遭际，但在先生这里，还有着种种细节的机缘巧合，他个人生活中的独特际遇，来自现实和人生的种种压抑，加上他多思的禀赋，甘于追问真相和追求真理的精神性格，甚至那些特定的交往友情，他所受到的不公正的对待，以及情感生活的饥渴和某种命运中的匮乏，也都构成了他堪称独特的精神动力。
如此我们就看到了一个完整的精神线索，一个性格与命运的逻辑。他的生命轨迹就是这样，从一颗小小的种子开始，经由了那么多偶然的漂泊
所以这个传记的基本构架，我以为是抓住了核心和神韵的，没有精神上的汇通与交集，没有对于人生奥义的深切体认，是难以做到的。所以我要为作者的内在的笔致，以及驾驭文章脉络的精准和传神，而喝彩和感佩。
因此我也自问，是什么赋予了作者与传主之间这样一种息息相通和心心相印？当后来读到作者为全书所加的《引言》中的这段文字的时候，一切都有了答案。他说，他在查阅朱先生的履历时，他发现他们俩人竟有着十分相似的经历，从15岁始，赵德发也在乡村学校任教十年；他与朱先生的婚姻际遇也很相似，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早就受命订婚了；还有，他与朱先生一样，都是小时上学很少，“却一直努力奋斗，他成为学者，我成为作家”。正是这种相似经历，才使他更超出了作为朋友的视界，真正得以“与朱先生拉近了心理距离，有了为他立传的情感基础”。
这自然也是我们读此传的基础。法国哲学家拉康说，对象也会转换为我们自身的镜像。我想作者在这里某种意义上也是将传主部分地投射为了自身的镜像，或是从传主的人生中看见了自己的经历，才会焕发出真正的理解，以及创作的激情，写出人物的神韵，并且以“理解之同情”，写出一个有灵魂和有体温的人物形象。
在书中，我读到了一个我熟悉的朱先生，也读到了一个经由想象而建立起来的更加清晰的文学人物。这包括他儿时失父的惨痛，与守寡的母亲相依为命的童年，在今天看来
还有与大历史之间的关系。这是这代人人生中最关键的部分，可以说，每一代人都会与自己所处的社会历史之间有命定的关系，但没有哪一代人能够像他们一样，被紧紧地绑在时代的马车之上，很少或者就根本没有自己的选择。所谓大浪淘沙，先生能够从他那个艰难时世中走到后来，能够于困厄和
但这也还是基于个人的准备，历史的机遇总是给那些有准备的人准备的。没有多年冷板凳上的读与思，没有与生俱来的那份敏感与聪慧，没有命运赋予他的那份反思乃至反抗的精神，没有生活磨砺所给予他的足够的意志、睿智和矢志不渝的坚定，怎么能够厚积而勃发，后来而居上？
这些笔者都不想再展开，读者自可以从书中读出真味。我只是想强调一点，追随先生数十年如我者，深知我们的先生，其灵魂就在于对“五四”精神的体悟、理解、阐发和弘扬。五四者，其师也，鲁迅和那一代筚路蓝缕的思想者，其师也。在常识的意义上，我们知道古今之做大学问者，可能都有其师承，但对于朱先生来说，却并无规制和伦理意义上的师承，他能够成为一代宗师，某种意义上与他童年遭遇的“无父”或“失父”的境遇，也有着命运中的因果关系；然更多的，我以为是他从精神上不断的对“五四”的认同，这种认同赋予了他终身的激情。一直到晚年，他还在对鲁迅的思想进行阐释，对胡适的文学与学术思想进行研读。可以说，在他的思想结构中，鲁迅和胡适分别代表了他所理解的、同时也是理想的五四精神的两个支柱：批判的和建设的，激情的和理性的，激进主义的和科学主义的，两个思想的引擎。
当然，他也是谦逊和善于学习的人，在他的学术道路中，会有向田仲济先生那一代学者的学习，向同辈学者学习，甚至还有向年轻人的虚怀若谷的学习。但这一切，最终都汇合于对五四新文化精神的理解与传承中。
传记的后半部分，对于作者而言应是最困难的部分，生命故事的比重渐渐让位于学术阐释的比重，这是势所必然。但即便如此，作者也试图在这一部分给我们更多感性的讲述。我认为他成功地把握了先生作为一代学人和名师，他的价值与意义，他的工作与奉献。这一“鲸落”的意象，精确地把握了他最后的道路和最终的精神。
每代人都是历史的中间物，所以每代人也都是真理的未完成者。吾爱吾师，但我们也清楚，历史尚在巨大的延续与变幻之中，所以，不止真理是未曾穷尽的，思想是未有穷期的，学术是未有终了的，连已有的获得也可能还会失效、蜕变甚或丢失。置身大历史的跌宕之中，有时会更加体味到这一点，对先生之醉心五四精神，会更觉其有先见之明。对这一点，我们这些后来者还有责任，当然同时也会因之而还有着未竟的意义。想到此，未免五味交杂，越是在临近读完这部传记的时候，愈是有许多言不尽意的感慨，感叹。
呜呼，每代人都会成长，也会老去，枯荣总相替，薪尽而火传。学师难，为师者更难，我辈将何以为师，为人师？常将此书置于枕畔，读一读，或许会有更多的体悟与心得，它像一盏灯，也像一面镜子，会照耀我们，照见我们，指引我们。
末了，再对赵德发先生付出的心血深表谢忱，对魏建兄和同门诸位兄弟姐妹的操持表示感佩，也祈愿我们敬爱的师母有生之年，得以安享福寿，身体康健。
2020年6月10日，北京清河居
张清华，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副院长，北京师范大学国际写作中心执行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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