虎帐谈兵

                         第四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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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毛，刘之争及毛泽东对的保护刘少奇

题记：毛泽东曾说过："我一生就干了两件事；一是和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对这些事，持异意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唧唧喳喳，无非让我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大家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件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都没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交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要醒风血雨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70年12月28日，斯诺问毛泽东：“从什么时候明显感觉必须把刘从政治中搞掉？"毛泽东答："就是从制定廿三条那时"。事实上，从六二年七千人大会后，毛泽东已经决定了。自古储君难做，太子难当，因其使命本身就是一个矛盾，落谁头上都会如置于炉火之上！<资治通鉴>里记载武则天和吉顼的一段对话；项曰："合水为泥，有争乎"？太后曰："无争，"又问："分半为佛，半为尊，有争乎"？曰："有争矣"。这段话说出了人世间一个普遍真理，任何两个人，处的时间久了，都会产生一定矛盾，发生一定争执。

一：毛，刘之争及文革之中对刘少奇的保护

引子：

毛泽东对刘少奇的保护还是很到位的。但在打倒刘少奇这个问题上，也是非常坚决的，因为这牵扯到文化大革命的开展与否；1966年8月4日，毛泽东召集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说：“中央自己违背自己的命令。中央下令停课半年，专门搞文化大革命，大家起来了，又来镇压。不是没有人提过不同意见，人家提意见，就是听不进去。另一种意见却是津津有味。什么群众路线，什么相信群众，什么马列主义，都是假的。已经多年如此，凡碰上这类事情，就爆发出来，明明白白站在资产阶级方面反对无产阶级。说反对新市委就是反党，新市委为什么不能反?看你站在哪个阶级方面，向哪个阶级作斗争。”　

　刘少奇说：“我在北京，要负主要责任。”毛泽东说：“你在北京专政嘛，专得好!讲客气一点，是方向性错误，实际上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为什么天天讲民主，民主来了，又那么怕?”刘少奇说：“无非是下台，不怕下台，有五条不怕。”叶剑英说：“我们有几百万军队，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毛泽东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　

　表面上看，二人的话是话赶话赶出来的，都有些气话的意思。但这次再道歉承认错误，已不可能化解二人的争执了，而且也没有认错的机会了。毛泽东说出了刘少奇站在资产阶级立场的话，给刘少奇定了性。刘少奇说出了“不怕下台”的话，那接下来的事情就顺理成章。　

　8月8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举行全体会议，周恩来主持会议，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通称“十六条”)。《决定》写道：“当前开展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在当前，我们的目的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批判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决定》认为，文化大革命的阻力“主要来自那些混进党内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同时也来自旧的社会习惯势力”。“由于阻力比较大，斗争会有反复，甚至可能有多次的反复。

这种反复，没有什么害处。它将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得到锻炼，取得经验教训，懂得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不平坦的。”《决定》号召党的各级组织要“‘敢’字当头，放手发动群众”，“只能是群众自己解放自己，不能采取任何包办代替的办法”。“要去掉‘怕’字，不要怕出‘乱子’”，“要让群众在这个大革命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去识别哪些是对的，哪些是错的，哪些做法是正确的。　

　8月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闭幕，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7人增至11人。排序为：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其中新进入常委会的是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会议没有重新选举中央主席和副主席，除林彪外，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中央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刘少奇的排序降到了第八位，实际上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全会没有重新选举副主席，但以后只称林彪为副主席，不再提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　

　作为中国的二号人物，做了8年的接班人，长期在一线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仅仅凭一次会议，地位就轻易地被改变了，手中相应的权力也被剥夺了。那些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原因，定为毛刘“权力斗争”的人，怎样来解释这个事实呢?“权力斗争”必须有斗争的双方，必须有公开或私下的较量，但至今我们没有看到任何这方面的资料，后来毛泽东也说“刘邓”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少奇甚至连基本的抗争都没有，完全服从了中央决定，认真地去写检查做检讨去了。或有人说，刘少奇手里没有掌握军队，不可能与毛泽东抗衡。然而，既然大家都知道没有“权力斗争”的本钱，刘少奇能不知道?实际上，刘少奇对毛泽东的忠诚，不低于其他任何人。他们之间的问题，只是任何二个人之间都会发生的问题。刘少奇与毛泽东之间的矛盾，就是这样产生的。刘少奇作为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与其他人是完全不一样∵一一的。既得服从毛泽东的指示，还得表现出自己的主见，而两者往往是不同甚至对立的。接班人首先得服从领导，这是不言而喻的，谁会让一个天天和自己对着干的人接自己的班呢?其次，他还得自己有主见，有不同的或更好的主张，因为这代表着他的能力，关系到团体或社会的发展和前途，谁都不想把自己的事业交给一个能力差的人。

　　毛泽东退居二线之后，作为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领导人，刘少奇有了更大的权力，这必然会和毛泽东产生一定的分歧。如果事事请示，则失去了分一线、二线的意义，而且也给人工作能力不强的印象。其中的难点，是对某个问题大小的确定。一个问题，刘少奇认为不用请示，先按自己的意图处理了，可事后毛泽东觉得不对，怎么办?立即纠正过来，可以。一次两次行，但若次数多了，作为接班人的刘少奇还有威信吗?而且，他处理的事情，不是晚上是吃火锅还是下面条的小事，每一件事几乎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从下达到执行，是复杂且庞大的，怎么能随便更改?　

实际上，毛泽东在退居二线之后，是尽可能不去干扰一线工作的。久而久之，刘少奇等一线领导人的自信自然会越来越高，不请示的事情就越来越多。这些在平常的时候都不是事，但有了问题之后就是事了。毛泽东说刘邓搞“独立王国”，就是这种情况，后来他说：“我的责任是分一、二线。为什么分一、二线?一是身体不好，二是鉴于苏联教训。我想在我未死之前，树立他们的威信。现在走到反面，结果变成独立王国，许多事情不同我商量。”可见他自己也清楚，导致“独立王国”的，主要还是“一、二线”这个客观原因。毛刘之间的矛盾，是权力斗争吗?不是，是对客观世界认知能力和具体问题的处理方式、能力不同产生的纷争。自延安整风之后，中国共产党内部，基本上没有想代替毛泽东的人了。建国之后，饱读史书的毛泽东，在建章立制的过程中，肯定会吸取前人的经验教训，尽可能地不留下给人可乘之机的制度盲区。或许这些不为外人所知，但在共和国成立几十年来，特别文革这样严重的混乱时期，都没有发生大的问题，说明这套制度是行之有效的。刘少奇已经被指定为接班人，没有能力也没有必要去与毛泽东“争权夺利”的。他们之间的问题，在其他人身上也同样出现，只是刘少奇作为接班人，位置敏感，显然是不合适的。与毛泽东公开顶撞，给刘少奇的命运带来了彻底改变。首先，毛泽东否定他搞“四清”的一些方法，是正确的。他推广“桃园经验”，要派大量的工作组进驻，根本没有操作性。在方式上采取了比较极端的“地下工作”模式，结局如同“反右运动”一样，存在扩大化的问题，造成了许多冤假错案。而这样做，在毛泽东看来，不会达到“社会主义教育”的目的。用现在反腐败流行的话说，刘少奇的办法是只打苍蝇，不打老虎。其次，刘少奇一时气愤，与毛泽东争执，他只感到了自己没有被尊重，没有想到这样是对毛泽东的极大不尊重。因为他处在接班人的被动位置上，二者相比，他的自尊远远不如毛泽东的重要。

其实毛泽东对此也是挺郁闷的，戚本禹在回忆录里说：江青在文革的时候跟我说，就在那个时候，有一段时间，主席觉得挺纳闷的。主席对江青说，以前，刘少奇对他不是这样的。即使有不同的意见，也总是很委婉的说的。而现在是我说一句，他就顶我一句。(戚本禹回忆录，339页。)现在很多材料都说，毛泽东撤掉刘少奇接班人的想法，就是在这次争执后产生的，这应该是确实的。

不过早在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就已经对刘少奇不满了，应该就有了刘少奇不是合格的接班人的想法。把二人此时的争执，说成是毛泽东凭一时之怒，不分是非，打倒刘少奇。而为了打倒刘少奇，又发动了文革，则是别有用心了。这样说，一是给人毛泽东心胸狭隘的印象，二是把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引到“权力斗争”的方向去。

未完待续

                    作者简介：

百元生，洛阳伊滨区人，文学爱好者，古稀之年喜上文字，有多篇散文小说见著报刊，多家文学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