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是一场不动声色的心灵赋能
作者:董晓奎
某青年杂志向我约稿，主题谈阅读。纸刊，约稿，阅读，这些字眼迎面扑来令人唏嘘伤感，仿佛往日的生活节奏和心灵秩序并未消逝，在时光的长河中，我们心境明亮，从善如流，去理会，去践行，去爱，去互助，去匡扶，却也始终遵从内心、忠于自我，活得尽性尽情。
说起阅读之于生活的意义，我会想起18世纪英国首相威廉·皮特在一次演讲中说的一句话：“臣民的茅草房，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请不能进。”
其实，阅读也是私人领地，是一个人最高贵的私权力，是一个人最自由的精神生活，是任何公权力都无法占有或剥夺。
每一位古代先贤都是情怀深厚、赤白干净的阅读推广人。北宋文学家黄庭坚说：“人不读书，一日则尘俗生其间，二日则照镜面可憎，三日则对人言语无味。” 一个人俗气冲天，枯燥无趣，原来竟是不读书的恶果。曾文正公在家书中教导后代：“人之气质，由于天生，很难改变，唯读书则可以变其气质。古之精于相法者，并言读书可以变换骨相。” 梁实秋先生谈阅读，只一句话：最简便的修养方法是读书。
阅读是精神生活的最低标配。前几年白岩松在厦门大学有一个关于读书的演讲，“我总纳闷，你见过国际上把哪个日子定为‘吃饭日’吗？既然没有吃饭日，那为什么要有一个读书日呢？对于身体、肉体来说，不吃饭活不下去，但对于我们的精神来说，不读书难道不也是跟不吃饭一样活不下去吗？为什么我们已经堕落到了要全社会去推广‘阅读’？这件事情恰恰印证中国的某种悲哀和某种觉醒。”
湖北育儿嫂范雨素的散文《我是范雨素》一夜之间窜红网络，在一个访谈中，她说，人活着，要有精神生活，如果只是为了吃喝，像我这种对物质生活要求不高的人，一顿饭一个红薯就可以打发了，那么，我这一天几个红薯就解决了，这样活着多没意思啊？
“活着就要做点和吃饭无关的事，满足一下自己的精神欲望。”范雨素说。
下班之后，她选择读书写作；周末时间，她泡在北京皮村“工友之家”，这里有阅览室、有文学沙龙、有剧社、有趣味相投的同类。每周来这里浸泡一次，洗涤一次，她才感觉活着像个人。当然，范雨素很快被封了，作为底层的代表，她通过阅读觉醒了，她不再苟且，她有了立场，有了判断力，苦难之心隐隐散发着理性之光，她不再满足于以阅读修身养性这种最基本的精神需求，她开始为她的群体发声。这种能力和胆量自她身上爆发出来是相当危险的，也是不允许存在的。她很快从网络上消失了。
站在人生的疑难处，阅读帮助我们涵养精神生态，增加心力。阅读让我们免于无知之苦。
《华盛顿邮报》曾做过一个调查：你认为人世间最奢侈的物品是什么？
第一位是“生命的觉醒和顿悟”，之后才有了“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 “走遍天下的气魄” “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 “能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
先知书店来了一位农民工，他叫肖伟，是电焊工。站在书店里，他的衣着显得很扎眼，但他的眼睛炯炯有光。他要买书，头一天他拉了一张书单给书店：刘军宁的《保守主义》，洛克的《政府论》，哈耶克的《通往奴役之路》，布罗代尔的《文明史》，邓晓芒的《哲学起步》，诺克的《我们的敌人：国家》《多余人的回忆》等等。这些书，先知书店都有，所以他下了班兴冲冲地来了。
先知书店员工称他为“农民工肖伟先生”。知识没有“特供”，阅读是每个人最高贵的权利。肖伟先生喜欢阅读，阅读与吃饭同等重要，他的阅读诉求很简单，也很功利，“不读书，你永远是个糊涂蛋。做人要明白一些最基本的道理，做个清醒的人很重要。”
当然，清醒是痛苦的，但是相比于愚昧无知，有些人乐于承受因穷理尽性而招致的各种现实困境。
“范雨素们”热爱经典阅读，在茫茫黑夜中找寻那盏长明灯；精英们热衷于倾听“罗辑思维”，追逐趋势，时刻准备着多捞点。
那年，杨之水先生在鲁迅文学院授课，有学生向她约稿，她说，刚写的系列文章已经给某刊物了。学生说，之后写的也可以呀。杨之水先生笑着说：“等我再成长几年吧。”
这句话，如一声惊雷，震撼了所有在场者。这是鲁迅文学院那一届学生最难忘的一堂课，这堂课杨之水先生只讲了这一句话。不必列举她的学术成就，她的份量都在这句话里了。这样一个博学多闻、见识练达的学者，尚且需要不断阅读，不断储备，不断汲取，何况我等浅薄之徒。
资中筠先生曾感慨：“冯友兰先生晚年失明，在那种情况下，完全以口授的方式 ‘吐’ 出其所学，继续完成了《中国哲学史新编》，他自己戏称为‘反刍’。我琢磨这句话，忽然想：如果我现在双目失明，不能再阅读，肚里能有多少东西供反刍呢？不觉为之憬然、竦然，不胜惶然，因为我觉得真是腹中空空，真正属于自己的学问太少了。”
以笔为生的伙伴们，有没有惊出一身汗？
身边有这样的朋友，他们喜欢阅读，却并不想对自己进行写作训练。作为写作者，我很羡慕这种无功利无负担的阅读。按理说，一个写作者的阅读应该更有质量，阅读是写作者问学的路径，可是，不少写作者压根就没有阅读生活。一个年轻的文学爱好者让我给他看稿子，因为与他父辈交好，我直来直去建议他少混圈子，有空儿多读点好书。他说，我每天都读啊，你看我朋友圈转的。我说，你的那些转发是应酬，是吹捧，是谄媚，不是阅读。你不读书还敢输出，这是多么无知无畏啊。
《南方人物周刊》有一篇李敬泽的专访，对于年轻作家的阅读与写作，李敬泽毫不客气说了句大实话，“作家们除了在家里泡着，就是和一群写东西的人在一起泡着。你们这一帮人都在一个缸里头，吃了吐，吐了吃，还互相喂，这有多大意思吗？”
辽宁作家侯德云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读书人，读他的文章，你会觉得自己受到了足够的尊重，不胜快慰，十分踏实。
记得木心在《文学回忆录》里评价某些文学作品：“面对这些著作，笼统的感觉是：质薄、气邪，作者把读者看得很低，范围限得很小，其功急，其利近，其用心大欠良苦——怎么会这样的呢，恐怕不光是知识的贫困，而主要是品性的贫困。”
关于阅读，侯德云推崇晚明袁中郎的观点：“学则眼开，眼开则不受瞒，可以应世，可以济世。”
侯德云说，这个“学”不是数理化，而是指读书。“应世”与“济世”，很好理解，这个“不受瞒”语意深长。“不受瞒”就是不被欺骗，不被蒙蔽，不被愚弄，不被掣肘，有足够的能力做一个精神自由、心灵高贵、头脑清醒的人。真正的读书人，对世俗意义的成功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们绝不会为了获取什么，而舍弃什么。
有些书是“知识的贫困”，有些作者是“品性的贫困”。如果双重贫困者驰骋文坛成为文字输出者，必须警惕屏蔽。
一个人是不是读书人，从他的模样就能看出来，读书人的眼神温和清湛，与土眉俗眼油里油气的文痞子自然是不一样的。
对于有些写作者而言，读书比吃饭重要。读书是生存刚需，与吃喝拉撒睡似乎没啥区别。
王小波与李银河嗜读如命，因为热爱读书，二人练就了“喝风屙烟”的本领。我很敬佩他们的读书精神，但对他们因为热爱读书而舍弃生活不敢苟同。
据王小平在《我的兄弟王小波》里记载：“他们二人都鄙视世俗生活，对市井生涯，特别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之类的凡庸小事视为畏途，所以一拍即合，共约要振衣千仞之岗，过一种超脱世情的高尚生活。”
王小波的母亲疑惑：他们在一块吃什么？吃精神吗？李银河的母亲说：这一对宝贝放到一起，就差给他们脖子上各拴一块大饼了。” 他们过着丰富而高雅的精神生活，家庭生活却一塌糊涂，那家脏个不像样，有一次王小平的妻子去这对神仙眷侣家作客，王小波想给嫂子沏杯茶，去厨房拿杯子，杯子纹丝不动，原来是被积年累岁的老油垢黏住了。为了享尽精神生活，他们决定不要孩子。这真是一个理性的决定。
现今不是流行评选“最美阅读人”吗？如果将王小波李银河评为“最美阅读人”，颁奖词就选英国作家伍尔芙在一个世纪前写下的那段话：
“万能的上帝看到腋下夹着书的读者走近时，只能转过身来，不无欣羡地对彼得说：瞧，这些人不需要奖赏，我们这里没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他们，他们一生爱读书。”
那年，我女儿考上嘉汇中学，家长面试时，校领导问了我三个问题：孩子何时有手机？在培养孩子阅读方面，你们做了哪些努力？如果孩子在学校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你们家长以怎样的态度来解决？
新生家长见面会上，校领导说，这三年，除了要将你们的孩子送上重点高中，还要让孩子在这三年爱上阅读，一个喜欢阅读的孩子未来不会差的。如果你们的孩子在嘉汇三年爱上了阅读，携着书香走向人生的各个起跑点，我认为，这份收获比考上24中、育明还要珍贵。一个人有阅读的爱好，他的人生就有了长明灯一样的照耀。
阅读是对“生命全程”的无声帮扶。但是，若一味地强调阅读只是私生活，又未免太狭隘偏颇。还记得二战期间伦敦荷兰屋图书馆留在废墟之上的那个镜头吗？
1940年9月，伦敦惨遭德国空军疯狂轰炸，荷兰屋图书馆化为一片废墟。战争的恐怖并没有摧毁人们的生活热望。伦敦人按时出行，有歌星在地铁唱歌，商店里人们排长队买鸟食。人们浴火重生，不断重建，夜晚城市灯火通明，生的希望奔腾不息。10月22日，三位男士造访荷兰屋图书馆，废墟之上，他们神情自若地在读书。他们衣冠整洁，绅士之风在断壁残垣之中大放光彩。荷兰屋图书馆的屋脊已经倒塌，但是几面书架依然挺立，书籍岿然不动，完好如初。三位读者对周遭的一切浑然不觉，完全沉浸在阅读中。这一幕成为人类阅读史、文化史最为震撼的记载。
“伦敦就好像一头史前时期的巨兽，能够忍受可怕的创痛，虽然遍体鳞伤、血肉模糊，也照样能生活和活动。” 英国首相丘吉尔在《二战回忆录》中写道：“那是英国人，尤其是地灵人杰的伦敦人最为光彩的时候。无论是不苟言笑还是快活开朗的人，也无论是固执呆板还是善于变通的人，他们都以一种不屈的民族骨气，适应了那种陌生的充满恐怖、充满动荡的新生活。”
战争可以轻易地摧毁物质世界，却无法摧毁人类籍由阅读建立起来的文明与信仰。没错，一个热爱阅读的民族是打不败的。
作者简介:董晓奎，职业编辑，业余作家；右手文学，左手公益；以茶修持，寸心似水。著有《韵味·大连方言》（合）、《连语寻趣·大连方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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