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在《星星》《诗刊》《诗潮》《绿风》《诗探索》《诗选刊》《诗江南》《创世纪》《葡萄园》《上海诗人》《诗歌月刊》《中国诗歌》《青年文学》《中国作家》《人民日报》《中华日报》《世界日报》等报刊发表诗歌1000多首，另在《四川文学》《澳门月刊》《名作欣赏》等报刊发表诗歌评论100多篇。代表作《夹缝》被《世界诗人》推选为2015年“中国好诗榜”二十首之一，入选高三语文试题。作品入选《新世纪诗典》《双年诗经》《中国新诗排行榜》《中国百年新诗经》《新诗百年爱情诗选粹》《2014——2015中国年度诗人作品精选》《中国年度优秀诗歌2015卷》《汉英双语版中国诗选》《上海诗人十年精选》《21世纪世界华人诗歌精选》《中国实力诗人作品选读》《当代著名诗人作家手书》等80多种选本。著有诗集《夹缝里的阳光》等，主编《当代著名汉语诗人诗书画档案》。获全国第二十五届鲁藜诗歌奖、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奖（2013-2014）、中国新诗百年全球华语诗人诗作百位最具实力诗人奖，光明日报出版社《关雎爱情诗》2015年度十大实力诗人奖、第四届《山东诗人》（2018）年度奖等数十种奖项。《文艺报》《文学报》《诗探索》《飞天》《草原》《火花》《山西文学》《名作欣赏》等多家报刊发表了对其诗歌的评论。
王立世评论小辑
全文刊于《名作欣赏》
朱先树推荐语
谈王立世的诗，必谈他的《夹缝》。
这首短诗，2013年11月28日由著名诗人伊沙在网易《新世纪诗典》推出后，像一石激起千层浪，民间与官方、诗人与评论家都给予好评，很多读者说写得就是他们的生活感受。北京诗人王爱红说“《夹缝》作为一种生存状态，具有世界性”；文学博士、评论家高亚斌教授认为：“由于诗人发现和书写了人生的‘夹缝’状态，洞察了人与世界、人与整个时代之间的“夹缝”的关系，而成为当下诗歌场域中一个独异的存在，也为一个精神贫乏的时代写下了非常可贵的一页”；诗人、评论家唐诗认为：“这首诗每一句都直逼生活的本质，直到把这个世界逼得不能有任何的伪饰和遮掩，一步一步地逼迫生活道出了本质”；诗人马晋乾认为：“它是人性的表达，又是对一种理想生存环境的呼唤，同时也是激励人必须直面现实、勇于攀登和突破的钟声”。无疑，《夹缝》是王立世的代表作，最能体现他的风格。
从《夹缝》可以看出，王立世是为灵魂写作的诗人，他笔下的世界万象都在揭示人类生存的真相，展现悲天悯人的襟怀，表达独立自由的精神。诚如第三届中国当代诗歌奖给他的颁奖词：“王立世清澈浅显的口语化诗歌，具有大巧若拙、举重若轻的品质，他的文字鼓点般直击人心，他毫不避讳人生的困境，存在的荒谬，但仍然可以看出，他有一颗壮怀激烈的内心，使他的诗歌获得了西绪弗斯状式的悲壮”。在艺术表达上，他追求自然为美，正如网络诗人王蕾对他的评价：“好的诗人都是这样，他本身并没有觉得自己使用了什么修辞手法，而是他天生对语言对诗歌有一种敏感，他冥冥中被一种神奇的力量驱使着，对语言进行淘洗和锻打，使自己成为语言的巫师，使诗歌成为语言的炼金术”。
这次辑录的王珂、高亚斌、马启代、呼岩鸾的文章，对王立世诗歌从不同的角度作了深入的探究，王珂认为：“王立世的很多诗都可以称为‘官员生态诗’，都有相同的主题，探讨身为官员的自己‘是否有容身之地’及‘如何容身。这是一种‘身份感’的确定，这种写作源自人的‘身份感的需要。”；马启代认为：“在我的阅读印象中，王立世身上有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然血统，但现代‘人’的觉醒意识在他的心理自觉层面同时共存，这表现在他的诗中既有传统‘士’的风骨魂魄和家国情怀，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自省精神”；呼岩鸾认为：“王立世的语言把读者召唤到诗歌的身边，他在语言上维护了读者的尊严。在受众上，他的诗以其平民化和可感可触的人性打破了被冷落和边缘的被动格局”；
王立世与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始终保持适度的距离，既敢于直面现实，又不拘泥于现实。他尊重艺术的规律，又忠于时代给他的灵感。他较好地继承了传统文化，又在不断汲取现代诗歌的营养。诗歌的内容与形式、情感与思想自然融合，浑然一体，并且表现出独特的个性和意趣，拥有较大的弹性和张力，形成质朴而又复杂、清澈而又深邃的艺术风格。当然，艺无止境，王立世的创作仍在路上，我对他的未来充满更多的期待
朱先树（诗歌评论家，原《诗刊》编审，编辑室主任，评论组组长）
写诗让草族在荒谬中有容身之地
——论王立世的官场生态诗写作
江苏 王珂
摘要：我“诗”故我在，通过写诗，王立世满足了自己的身份感需要，寻找到更多的生存技巧，尤其是文人如何在政治化的官场中保持文人操守的技巧。他的诗可以称为“官场生态诗”，记录了现代官员的生活，抒发了现代官员的情感，倡导了现代精神。生活经历使他比纯粹的文人诗人更能洞察人生，了解社会，在诗的题材上有更多优势。但在诗的体裁的丰富性和技巧的复杂性方面，仍需要改进
关键词：官场生态 生存境遇 身份感 人格健全 现代精神
近年中国诗坛出现了官员（公务员）热衷于现代汉诗（新诗）的现象，以在公安系统任职的侯马为例，伊沙很早就这样评介侯马：“他从容不迫地写下了生存的窘境与尴尬，那份累。”（1）侯马出版过《金别针》《随便吻一下》《精神病院的花园》等，尤其是诗集《他手记》影响颇大。存在主义哲学家加缪认为：“荒谬产生于人的需要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冲突。”（2）诗是人的需要与世界无理的沉默之间的一座彩虹桥，能够驱逐荒谬，诗家语为人的现实存在和精神存在提供了无数可能和有效手段，满足了人的现实需要和理想需要。加缪在《西西弗斯神话》的开篇语的第一段这样写到：“真正的哲学问题是自杀问题。决定是否活着是首先问题。世界究竟是三维的或思想究竟有九个还是有十二个范畴等等，都是次要的问题。”（3）王立世生活在中国的“中部”太原，在公务员阶层中，他的“职位”也处在“中部”是“处级”，所以他的诗更关注“生存”。
把王立世三首诗的题目串联起来，就可以呈现出他的“中部”生存境遇：让《这倒霉的梯子》在《夹缝》中成为《永恒之物》。《这倒霉的梯子》全诗如下：“上天堂时／有人把它撤走／下地狱时／有人又把它搬回”。《夹缝》全诗如下：“夹缝里的草弯着腰／夹缝里的花低着头／夹缝里的空气异常稀薄／夹缝里的鸟鸣已变调／夹缝里的阳光都被折射过／夹缝里的风如箭／夹缝里的雨像子弹／夹缝，夹缝／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永恒之物》全诗如下：“花落了／花枝还在／／鸟飞了／天空还在／／水流走了／河还在／／我辞世时／容身之地还在”。三首诗揭示出特定时期“官场”的“真相”及“官员”的“处境”。伊沙评价《夹缝》说：“我的同龄人王立世先生是那种身在体制内的诗人，这让本诗的阅读变得更有意思，作者能够意识到自己身处‘夹缝’之中，并对此‘夹缝’有了一组具体、生动、鲜活、形象的描述，貌似大彻大悟了，然而，笔锋并未一转，继续顺势向前，结语是‘你是我今生唯一的安身之地’——一个大降调的结尾，完全出乎意料，大实话说得令人无语。”（4）
王立世的“官场生态写作”让人，尤其是有“官本位”思想的局外人知道了“当官”，特别是“文化人”当官的“酸甜苦辣”，更让官员读者有“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共鸣”。这是一种“身份感”的确定，这种写作源自人的“身份感的需要”。“人可以被定义为一种能说‘我’的动物，能够意识到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自身……动物与自然是合为一体的，尚未超越自然，没有自我意识，没有得到身份感的需求。人，从自然中分离出来，形成了一种自我的概念，需要说和需要想：‘我就是我’。因为他不是活着，而是生活着，……‘我怎么知道我就是我’这是一个以一种哲学的方式表达出来的问题，是由笛卡尔提出来的，他是这样回答了这一身份感的问题的。他说：‘我疑故我思；我思故我在。”（4）
我“诗”故我在，通过写诗，王立世满足了自己的身份感需要，寻找到文人如何在政治化的官场中保持文人的艺术操守的技巧。邹容在《革命军》总结出“中国古代文人官员”的十大“标配”：“中国士人，又有一种岸然道貌，根器特异，别树一帜，以号于众者，曰汉学、曰词章、曰名士。……名士者流，用其一团和气，二等才情，三斤酒量，四季衣服，五声通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八面张罗，九流通透，十分应酬之大本领，钻营奔竞，无所不至。”（6）“三斤酒量”“五声通律”“六品官阶”“七言诗句”更是“中下层官员”的“标配”。一些率先觉醒的清朝官员意识到格律诗和楷书的“无用”。如冯桂芬说：“聪明智巧之士穷老尽气，消磨于时文试帖楷书无用之事。又优劣得失无定数，而莫肯徙业者，以上之重之也。”（7）李鸿章也说：“中国士大夫沉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规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致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可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数百年。”（8）会格律诗和楷书仍然是清末明初文人的“标配”。这些“标配”可以帮助当事人解决“身份感问题”，减少人的，尤其是特殊人群，如官员的“身份焦虑”。这是近年官员写作流行的重要原因。
“身份感的问题，并不像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样，仅仅是一个哲学的问题，或者是一个与我们的头脑和思维有关的问题。了解身份感的需要源于人类存在的状况……人们冒着生命危险，放弃自己的爱，舍弃自己的自由，牺牲自己的思想，为的就是成为群体的一员，与群体协调一致，并由此获得一种那怕是想象的身份感，这样的事实难道不是再明显不过了吗？”（9）世界卫生组织把人的健康标准分为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有无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现代行政管理制度下的公务员（官员）需要这三方面的，尤其是社会适应能力方面的健康。
王立世的很多诗都在探讨身为官员的自己“是否有容身之地”及“如何容身”。他的《草族》是在为像他这样的“中下层的官员”“命名”，在探讨这一阶层的生存策略。这个阶层的成员更多是官场中的“文人”，更准确点说是官场中的“诗人”。《草族》全诗如下：“我不沾花／但惹草／春天里／我不在花下／而在草里／多少年了／我与花保持足够的距离／而与草不分你我／我与草像兄弟／更像情人”。这里的“我”有文人的操守和诗人的个性。《孤独之一》也写出了“草族”的特立独行。全诗如下：“人们都朝北/我却朝南/我没有话可说/我有话也不知和谁说/我根本就不想说话/这是我短期内走不出的孤独/这也好，没人和我争氧气/没人和我抢空间/天地间独来独往/唯我独尊”。如果把官场比作“花族”，正是因为有强调独立人格的“草族”的存在，官场生态才更健康。或者说正是因为“草族”中有“现代意识”和“现代精神”的现代国人，准确点说是现代文人，“花族”才能承担起建设现代国家的历史重任。但是，不得不指出的是，如同世界卫生组织结论说的人有三个指标：身体健康、精神健康和社会协调能力。“独来独往”“唯我独尊”的文人生存方式并不是现代健康人，尤其是优秀人的生存方式，并不适应现代社会。建设现代国家更需要健康人和优秀人，像《草族》《孤独之一》这样的诗作既是在提醒自己，也是在警醒别人，具有特殊的现实意义，说明诗人坚持了正确的写作伦理。
王立世还通过写乡土诗来确定自己省城公务员的身份，并以此来获得诗歌治疗的效果。他越写乡土诗心理越健康的一大原因是他不像很多来自乡村的都市诗人那样怀旧，那样时时宣称“我是从乡村出来的”，以此证明自己的纯洁。他热爱生他养他的乡村，也不会轻易否定繁华都市的现代工业文明带给人的幸福。他说：“我出生在乡村，最初的生命记忆是关于乡土的，那里也有矛盾，相对于城市的激烈和复杂，更接近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纯净温暖平和静谧人性。我写乡土诗有对城市灯红酒绿、物欲横流、道德滑坡、人性沦落无声的反拨和批判，但不是对现代文明的否定。在城市享受着很多乡村没有的公共服务，但也有被城市病折磨的迷惘和困惑。如果真正让我们返乡，恐怕已经无法适应。……乡土诗确实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危险倾向，就是有意营造一个敌对和扼制现代文明、麻痹人精神和意志的温柔梦乡，让你沉浸其中乐不思蜀，不思进取。如果我们都逃避一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城市谁来建设？现代化如何实现？我们既要看到乡土诗纯净的一面，也要看到它的副作用，应该用现代眼光观照乡村的发展变化，用现代观念和精神改良缺钙的乡土诗。……我的《井》《毛毛虫》以及《小麦如是说》表面上看是乡土诗，实质上是写人性的压抑和人的异化。”（10）
近年他喜欢用现代眼光观照都市“官场”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千变万化，记录“草族”们的日常生活来反映出“文人官员”或“诗人官员”的现代心态，写出他们的敏感与焦虑。官员每年都要体检，他的《体检报告》全诗如下：“我胆小、怕事／上帝悄悄放了几块小石头／为我壮胆／我多愁善感／上帝怕我受伤／又在肝上包了一层薄薄的脂肪／我多嘴，看见不平事就想多说两句／上帝怕我祸从口出／在右侧甲状腺安了一个节结／遇事，我爱激动／常常热血澎湃／上帝，让的心跳放慢了速度／上帝都是为我好／要不，他一狠心／就会让我痛不欲生，或者早早完蛋”。喝酒是官员的日常生活，甚至是常规工作中的重要内容。《酒局》写出了“文人官场”酒局的真相：有“局”（阴谋）更有“情”（真情），有“文人相轻”更有“惺惺相惜”。今日官场的良性生态如同诗中所写的“酒局”，有竞争更有协作。全诗如下：“没有酒的局不能叫局/太一本正经，语言的水分和杂质/毁了语言，逢场作戏/戏里只有道具，没有内涵/落幕与开场一样无聊//酒长着手，探身摘掉/众多虚伪的面具，露出/最初的原形。酒是好东西/能使我们放下重重顾虑/倒出胸中积郁的块垒，卸下/压迫身心的顽石，有一种/扬眉吐气的快感，说不上/是痛苦，还是幸福/是成熟，还是幼稚/是看破红尘，还是被红尘淹没/这当中，总要牵涉那些/让我们耿耿于怀的伪君子/像魔术师，一心想着/把我们的白天变成黑夜/这是成长的背景，有时/又化成排山倒海的气势//酒像雨一样，淅淅沥沥/下了一个晚上，谁也没淋湿/反而感到内心从未有过的晴朗/因为，我们用看不见的阳光/驱散了窗外的黑，人生的冷/用白天覆盖了夜晚/用友情填补了无情”。《给张三的诀别诗》写出了官场反腐败斗争中官场同僚的真实心态，全诗如下：“张三姓张没有错/张三名三也没有错/错就错在他既姓张又名三/这姓与这名一勾结越来/就坏了大事//我绝对不学张三那叼样/也不跟他走一条道/冤家路窄，也只是点点头/一笑而过，最多说半句不疼不痒的话/另半句要害的使劲往肚里咽//果然不出所料/张三出事了，进去了/一下蔫了，硬不起来了/这时我真想见见他/看看他在里面与外面有啥区别/还是算了吧/免得别人误认为我幸灾乐祸/其实，他进去了/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因为他早该进去了/晚进去几年，又干了很多坏事/也坏了我的好事/现在他进去了/我也不计较他什么了/计较也没什么用了/就当世上没这个人/就当什么也没有发生/就当我们不认识。”
尽管倡导官员生活的艺术化，但是毕竟隔行如隔山，官员过的当然是“政治生活”而不是“艺术生活”，官员关心的自然是“政治”而不是“艺术”。近年诗歌界流行的官员写作证明了卡西尔的结论颇有道理：“政治生活并不就是公共人类存在的唯一形式。”（11）在文人官员王立世身上，既有政治生活浸染出的举子文人的保守特点，也有艺术生活陶冶出的才子文人的开放优点。
2019年3月16日，为了完成我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新诗的现实功能及现代性建设研究”，我专程去山西太原，采访了董耀章、梁志宏、毕福堂、潞潞等任过文学刊物诗歌编辑的“专业诗人”。为了弄清近年新诗客观存在的官员写作，完成我的“中国新诗生态调查”课题中的子课题“官场生态诗调查”，我特地在山西省人大会议中心采访了在省委编办任职的“业余诗人”王立世。请他谈谈他的人生经历，并问他有哪些重要事件，尤其是他的公务员职业对他创作的影响。他告诉我说：“我的经历比较简单，1966年出生于山西省山阴县一个干部家庭，15岁初中毕业后考上了朔州师范，18岁就成了一名中学教师。后来因为发表过一些文章，调入山西省残联机关工作，为残疾人这个最困难的特殊群体服务，这期间对人性、人道、人际有了更深刻的理解。30岁时被山西省人事厅录用为公务员，分配到编办工作，多次参与行政体制和事业单位改革，转眼已经二十多年。我的理想本来是当一名记者或编辑，阴差阳错地搞了行政管理,不论在哪个岗位上我都非常敬业，也为我的诗歌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素材……有些评论家把我定位为批判现实主义诗人或新现实主义诗人不无道理。”（12）这段话有助于理解“处级诗人”王立世的“官场生态诗写作”的价值。
基金项目：2019年东南大学高校基本业务费（人文社科）重大引导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项目）“诗歌疗法的原理方法及应用推广研究” (2242019S10016)成果。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一般项目“新诗现实功能及现代性建设研究”（17BZW071）阶段性成果。
（1）伊沙：《一个都不放过》，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350页。
（2）[英]莱恩·多亚尔、伊恩·高夫：《人的需要理论》，汪淳波、张宝莹译，商务印书馆，2008年，扉页。
（3）［美］理查德·坎伯：《加缪》，马振涛、杨贤学译，中华书局，第65页。
（4）（10）（12）王立世：《为灵魂而写作-在线作家》，http://m.chinawriteronline.com/show.8346/htmf?from=timeline．
（5）[美]埃里希•弗罗姆：《健全的社会》，王大庆、许旭虹、李延文、蒋重跃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年，第58页。
（6）邹容：《革命军》，华夏出版社，2002年，第18页。
（7）（8）郭廷以、刘广京：《自强运动:寻求西方的技术》， [美]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800-1911年》，上卷，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551页。
（9）[美]E•弗洛姆：《健全的社会》，孙恺详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57-58页。
（1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甘阳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第81页。
王珂，文学博士，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南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主任，东南大学现代汉诗研究所所长，主要从事文艺学和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代汉诗研究）。
王立世“三最”诗观及其文本实践的意义
山东 马启代
摘要：“三最”即最浅的语言、最浓的情感、最深的哲理，是王立世自己提炼出的诗学观念。多年来，他在文本实践中对口语的提纯、对朴素的坚守，形成了自己的美学风格和表达习惯。其作品所承载的人生内涵和现实针对性几乎涉及现代诗和现代人的所有问题，其所形成的创作实绩以及所触及到的艺术课题对当下的诗歌创作具有不可忽略的启示意义。
关键词：“三最”诗观 人与文的互证 自身困境与创作启示
不可否认，几乎所有的诗人都有自己的写作认知。但只有具备了丰富的创作经验、生存体验和理性思考的诗人所秉持且践行的写作认知才可能达到诗学观念的层面。也只有具备了自我诗观的写作，才可能是可信的和有效的写作，才可能在价值观和艺术观的双重背景上具备创作的意义。王立世就是这样一位诗人，我也是从这样的角度来打探他作品的。事实上，只有认知成熟有了自己的诗学观念，其写作行为才可能称之为创作。而标识着王立世进入创作阶段的就是他“三最”诗观的提出，即最浅的语言、最浓的情感、最深的哲理。下面我结合他的创作状况做一些简单的梳理和阐释，以期有助于作者本人以及他人的新诗创作和研究。
“三最”诗观在当代诗学背景上的理论价值。
首先声明，“三最”诗观是王立世在创作实践中自己提炼出的诗学观念，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诗学理论。很多人对他的诗歌做过不同的阐释，但没有结合他的“三最”创作观点进行解读，因此，作为感悟性的个人理念，尚缺乏体系性和层累的积淀。但如果放眼当下的诗学现场，包括理论现状和创作现场，再结合王立世本人多年的坚守，我们不难发现其理论价值之所在。首先，他的“三最”主张契合了汉语诗歌的本质属性，“最浅的语言”是“朴素之美”的变相表述，“最浓的情感”是对“诗歌情学”论的切近，而“最深的哲理”是关于“诗歌知性”的现代性感知。王立世的诗观表达也许语言上不那么准确和严谨，但他敏锐的认知涵盖了古典诗学与现代诗学对诗歌的内在规约。其次，他的“三最”诗观作为个人的艺术经验与创作原则，贯穿在他文本发生、发展和不断嬗变的整个过程，为我们剖析、评价他的创作得失继而推及分析整个诗坛的创作有着一定的参考价值。比起那些不着边际的贩卖式理论和玄而又玄的梦呓式论述，王立世的“三最”观点像他的诗句一样显得朴实、真切、富有感染力。我们可以认定，“三最”诗观因与他个人的创作实际紧密相连、血肉不分，他所主张的所谓理性思考皆融化显现在他的诗行中。而这，正是“三最”诗观理论价值的具体体现。
诗人是新鲜经验的提供者。他们不是发明家，而是世界隐秘之美的发现者。他们为世界提供审美的、人生的经验，让沉沦或劳累于世俗中的灵魂得以栖息。当然，在我看来，艺术家和诗人所提供的经验有童年经验、青春经验、中年经验和老年经验。古典诗歌所提供的多在中年经验上，现代诗歌所提供的经验比较完备，且为古典意义上的中年经验注入了新的审美质素和智性因子。从王立世的“三最”诗观和文本实际看，不但他的“诗题”多有“五十”这样的中年数字，而且他所构建的以“夹缝”系列为主旨意象的精神体系和美学体系也与中年心态息息相关。非马说他喜欢“从日程生活中寻找题材，然后用平易近人的语言写出来”都因“中年”诗绪所致。
人与文互证的写作实践在文本上的精神体现。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王立世是一位有自己的诗学观点并在实际的写作中自觉践行且取得高度互证性的诗人。但从更深的层面去探究，真正的诗人不但是艺术主张与艺术实践互证的人，还要是“人本和文本”高度互证的人。张清华在《文本还是人本：如何做诗歌的细读批评》一文中曾再次重申他所倡导的“上帝的诗学”。他说：“所谓‘上帝的诗学’，实在是一种极言之的借喻，是‘生命本体论的诗学观’的一种说法。即对文本的认知，应该基于对写作者生命人格实践的探知与理解。”他强调：“真正理想和诗意的批评，永远是具有人本立场和人文主义境地的批评。”也就是说，人本立场和人文主义是考察一个作家以及作品的更重要因素。由此，我们在人与文互证的角度上超越文本的技术层面进一步探知王立世文本的精神向度成为真正认识他的关键。
从王立世的多篇访谈类文章中印证着他“忧愤”心理的缘起与人本精神的产生。作为从农村出来的诗人，作为一个在格式生存中护佑良知的诗意寄生者，他身上留有农业社会和现代社会两种道理伦理的印痕。在我的阅读印象中，王立世身上有着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天然血统，但现代“人”的觉醒意识在他的心理自觉层面同时共存，这表现在他的诗中既有传统“士”的风骨魂魄和家国情怀，又有现代知识分子的忏悔意识和自省精神。按照我观察认定诗人的标准，首先要看一个诗人面对世界的态度，包括面对历史、现实的认知。因为一个诗人与世界的关系决定了他的精神底色和价值判断。作为一个诗人，与世界是统一关系、膜拜关系，还是对立关系至关重要。中国当代诗歌奖在给他的颁奖词认为：他有一颗壮怀激烈的内心，使他的诗歌获得了西绪弗斯式的悲壮。”对于一个坚持把口语转化为书面语、把平易质朴作为语言特色的诗人来说，得到这样的评价，皆源于“王立世的写作是在‘自审’的精神背景上不断探求灵魂完整的过程”所致。“他的‘自审’以‘自省’为前提，带着自己的生命之殇，甚至精神分裂的痛楚”（见拙作《夹缝与自审：精神定位与自我救赎——序王立世诗集<夹缝里的阳光>》）。而这，正是王立世得以继续提升自我境界的可能。
“三最”诗学的自身困境和对当下创作的启示。
毋庸讳言，“三最”诗观的提出本身是诗人的美学宣言，就观念本身而言具有学理上的不确定性和实践上的不稳定性，应当隶属于“诗话”类感悟型论断。我一向主张艺术审美的极限体验，与“最”字几乎同源同宗，但事实上，两种主张的方向似乎正好相悖。但艺术的至境殊路同归。如果王立世能在写作实践中不断深化思考、拓展诗学视域，对于其诗学理论的形成和创作的提高都不无裨益。
就其创作而言，他已经创造了属于自己的独特意象——“夹缝”，已经在日常生活的书写上形成了一个体系，涉及到了精神、情感的方方面面，呈现出了一个鲜明中年特征的诗意图像。但诗歌毕竟是人的精神自由和人格独立的美学舞蹈，“三最”的长处往往也是它的短板，特别像60后这一代早年艺术和精神营养都严重偏食的诗人。正如有的评论家所指出的，王立世的诗歌因过多关注繁琐的日常生活压抑了人的本性的抒发，有些诗的说理滑向说教的误区，导致平淡有余诗美不足等等（张立华 王珂：《秋水怡人，跃然纸上 ——评王立世诗歌中的日常性诗意表现》），而关键的，还是作者在繁复与简约、奇崛与朴素中找到平衡，在面向灵魂还是生活、精神还是现实上找到美学的立足点。无论怎样说，王立世能在理论与批评、批评与文本脱节的当下，以自己的思考树立写作的圭臬，并不断用诗行丰富其内涵，窃以为这本身就值得肯定和褒赞。因为像我一样近年来一直对诗坛批评其流弊的多，真正像王立世这样默默建设的人少。如此看来，王立世的“三最”诗观及其实践给予我们的最大启示也许正在于此。
一个立志“为灵魂而写作”的诗人，一个“不仅仅关心自己，也关心着人类”的诗人（《夹缝里的抗争——诗人王立世访谈录》），让我有理由相信，也祝愿他能兑现我所一直笃信的一句话，那就是：伟大的诗篇都有残缺之美！
作者简介：马启代，当代诗人、诗歌评论家，高级职称，中国诗歌在线总编辑，“长河文丛”主编，“为良心而写作”的倡导者，出版《桑恒昌论》等22部。现在《山东诗人》杂志社工作。
生活真实和语言真实的循环上升
——王立世诗歌语言探微
广东 呼岩鸾
摘要：一个汉语图腾崇拜的诗人，完全明白语言的神力。他生活在汉语中，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在最深刻意义的感恩中，用语言开辟召之即来的生活。
关键词：诗歌 语言 至简 温度 异化 通灵
王立世在诗歌写作中，敏锐地接受强大语言意识的指引，不断地由物质性地看待语言转换到精神性地看待语言，区别其高下之分后，由生活的真实找到了语言的真实。他的大量优秀诗作就是在这种语言功夫中实现的。对于他，现实世界的艰辛不在话下，语言的黄金托着他向更远的目标飞翔。说到当代诗人，绝不能忽略王立世的语言态度和语言实践。他的语言功夫的惊人之处，常常提醒诗人必须回到诗歌的语言本体，不是空洞的主义，而是从灵魂深处迸发出的语言在拯救诗歌的生命。
王立世往往对语言采取至简主义，他把雕龙大技用于雕虫，以小虫衍生龙之大道。他依其对语言的热爱，把语言和自己放到了对等地位，一起商榷着怎样对付业已横亘的人生大道，忍痛舍弃一个一个可爱的文字，最后留下最合宜的写成小诗，片片珍珠不无委曲地陷于无形。两行诗《偶感》，写人生俨如近水远山间的迷雾。三行诗《感叹号》，写直立者感叹那些容易弯曲的事物。四行诗《这倒霉的梯子》：“上天堂时/有人把它撤走/下地狱时/有人又把它搬回”，把怨愤发泄到无辜的梯子上。其实写得都是人心和世态。至简的语言拓展出宽广的道路，何必容纳教科书上的条条真理，包容一条真理就够人受用了。王立世回归古代绝句和”五四“时期周作人、朱自清的小诗，写出了广受好评的《夹缝》，文学评论家高亚斌认为“由于洞察了人与世界、人与整个时代之间的‘夹缝’的关系，而成为当下诗歌场域中一个独异的存在”。诺奖得主瑞典诗人特朗斯特罗姆移情古罗马和希腊短的格律形式和日本俳句，在诗歌上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短小更具爆发力，优秀诗人手中都握有一点原子弹聚变裂变的语言核能。
王立世的语言是有温度的语言，诗歌的情感火候首先由语言控制。他信任他的语言显示的温度。他给诗歌插上了温度计，以判断语言体温和诗歌体温的相应关系。《我与落叶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从人死如落叶归根的民族性譬喻引申出个体生命存亡的灵肉感喟。冷峻凛冽的语言排成两列意象冰雕，玲珑剔透，晶莹闪烁，而两种感情的对峙又无比克制且容不得交融。温度升高，诗人用温暖的语言写出了温暖的诗篇《又闯过一关》，告诉寒冷的人生就是闯过一道道关口。语言送去小火暖和着人在冷雨中等待天晴。《上山下山》：“他没说一句话/就背着太阳/上山了/在山上/他没觉得自己有多高//他没说一句话/又背着太阳/下山了/在山下/他没觉得自己有多矮”。背太阳的人不言炽热，亦不言汗流浃背，像西西弗斯般异常平静，山上山下只管自身的存在，不论高矮，不在乎别人的看法，有点超然，但心灵的体温能感觉得到。王立世的语言体温是自己身上的，冷暖不同于别人标语口号式的夸张放大，只能用听取蜜蜂采摘花粉的细心去感受。他是知道语言的冷热限度的，超过一丁点，语言就离开了诗。
生活在异化，在否定之否定的异化中脱胎换骨。表现异化的生活，王立世保持语言的自尊和谦恭，使用也不口水也不滥俗也不恶搞的纯粹异化语言——正话反说，歪理扶正；黑色幽默的反讽佯谬，灰色抒情的挖苦揭短。生命最大的异化就是死亡，《差别》写不同的人在冥间又相向异化，卑微的人升高了，高贵的人降尊纡贵，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逆转。作为人，活着不平等，死了也不是宗教慰藉的“伟大的平等”。王立世的语言不是柏拉图所说的生活的摹本，却成了比生活更高更本质的真实。《尾巴谣》，人异化为狗，长出尾巴作为旗帜，视权势的脸色摇动或收起。作为人矮了，作为狗永远不败。王立世绝不亵渎语言，只是发挥语言客观性的打击力量。《蚂蚁》：“因为小/看到的少/就想爬到树枝上/看更多的风景/有人却误会成/野心”。人都异化成蚂蚁了，有人还不放过，强迫蚂蚁再异化一次。描述异化的语言这么轻盈，却生成绝大的离心效果，把人类生活的核心从生活中拉离，虽只一星星，却也说明了真相。社会多异化，就多异化的诗。王立世异化诗的薪火是从朱自清1920年的新诗《煤》传承点燃的，其赤子之心不允许妄人说怪诞。
王立世写了不少通灵诗歌，或称神的寓言，对神歌吟或倾诉，诗歌本是沟通人和神的语言便道。上帝在尼采那里死了，在王立世这里活着，不是虚无飘渺的主宰，而是一个不断被发现的真理。王立世的通灵诗歌澄明、清朗，略显幽闭，但他的诉说直达神域。《上帝》，别人的上帝和他没有半毛钱关系，诗人选择泥土作为自己的上帝。《从天堂到地狱，其实并没有多远》，诗人又选择诗作为上帝，被世俗的上帝从天堂扔到地狱，就在地狱侍奉缪斯。《莲》：“佛用它/托着善心/我把它/举在头顶/让世人看清/不管它在哪/都一尘不染”。一尘不染是世界的善心，被神人共同托举。王立世诗歌是禅诗，用佛典的禅语和禅宗的棒喝机锋表达禅悟佛心，因而充溢着佛域禅界的意境韵致和感觉，以及空灵语言下面沉重的思虑。不过，王立世的心中灵犀更直接地通到了闻一多1922年的诗《烂果》，人的肉体烂了却跳出来笑咪咪的灵魂。好诗无时无地无物不在通灵。
王立世喜欢写短诗，殊胜的诗艺卓立语言的旷野。他也写出了优秀的长诗。《老君山问道》近百行，把老子《道德经》化成一首长诗置放山顶，一字一词一句一阶登之拜读。语言在登攀，语速疾缓中形成不同的语境。语感中响着语言的心跳。语言在喘气，起伏着外部的律动和心灵的节奏。语言的密度和强度更迭着形成了现代诗匮乏的形式感仪式感。读懂王立世诗歌，先要懂得朱熹的“二重说”：“晓得文义是一重，识得意思的好处是一重”。
王立世把对语言的态度，写在《汉字》和《词语的力量》两首诗中。一个汉语图腾崇拜的诗人，完全明白语言的神力。他生活在汉语中，就是生活在现实世界中，生活在最深刻意义的感恩中，用语言开辟召之即来的生活。他写《牙》一诗申明决心，保护自己语言的牙齿不被敲掉，能咬开生活的铁核桃。就是语言的假牙对坚果也有用。诗人已跳出汉语的迷宫，栖息在汉语的丛林，随意的花被动格局。
语言来源于生活并构建为诗歌，诗歌激荡着生活又产生新的语言，多元的生活是这一可逆的良性循环不断上升的基础。王立世是语言平等主义者，黄钟不弃瓦斧雷鸣。宏语淡语雅语俗语景语情语，庙堂的弦乐和民间的骨血滋发的“肉感”口头语，由书面下来的由网络骤出的由市井蹦来的语言，推倒了诗歌发展的藩篱。王立世把一根草棍上的语言，发展成广阔的《草族》和《草民》，他用栋梁上的语言智慧建设自己的诗歌大厦，却是我们现在渴望着也想象不出它最终的模样和规模，只是相信他诗歌的现在中有着他诗歌的未来。
呼岩鸾，本名李生春，当代诗人，文学评论家。著有诗集《四季流放》《飘翎无坠》《呼岩鸾世纪末诗选》《碎片》《金沙粒》《呼岩鸾新世纪诗选》《世说新诗》《呼岩鸾长诗集》《佛痕禅迹》《日落时分》《口头禅》等十多部。诗歌、文学评论散见于《人民日报》《名作欣赏》《诗刊》《星星》《延河》《诗潮》《山花》《重庆文艺》《世界日报》《中华日报》等诸多报刊。曾供职于省级宣传部门和出版社。
王立世的诗二十一首
偶感
近水一下变成远山
人生的迷雾真多
感叹号
倒立了一生
每天都在感叹
那些容易弯曲的事物
我与落叶何其相似又何其不同
一片落叶离开枝头时
就像我离开尘世一样
我怀疑我没有落叶从容和镇静
我离开尘世时
就像落叶离开枝头
我怀疑落叶没有我伤感和绝望
井
柔软的草丛
掩映着
一口孤独的井
井壁光滑
井底的清水
等着风把它弄成波涛
小麦如是说
曾与伙伴们成麦穗
在田野里锋芒毕露
风一吹，麦浪滚滚
有排山倒海之势
成熟的季节，告别了土地
被剥去皮，磨成面
搀进水，反复搓揉
今生，我不再是我自己
夹缝里的风
从天外吹来
把弯腰的草吹得哆哆嗦嗦
把低头的花吹落一地
把树上的叶子一扫而尽
以锐不可挡之势
把夹缝洗劫一空
夹缝里的阳光
一束生动的光
经过多次折射
才抵达潮湿的夹缝
夹缝兴奋了许久
那些灰暗的草木
开始欣欣向荣
那些憔悴的鸟儿
开始鸣翠柳
上帝
上帝离我很远
他看不到我
我也够不着他
他和我没有半毛钱关系
我从没有把他当成神明
他远不如我脚下的一撮泥土
让我的脚心感到温暖和踏实
牙
真话说多了
有人坐卧不安
用手中的锤子
把我的牙敲得零零落落
为了说话不漏风
我补了几颗假牙
真是没办法
还是不会说假话
我常常担心，这嘴假牙
更容易被心虚的人敲掉
差别
我活着时
啥也不如你
好像我们不在一个世界
死后都一样了
好像又回到了同一个世界
但我的气味
总比你好闻一些
不过那时候
我们已一无所知
毛毛虫
我看见一只毛毛虫
使出浑身力气
沿着粗壮的树杆
一点一点向上爬
越爬越快，越爬越高
终于爬到了高枝上
看下面
庞然大物都变小了
惭愧的是
我身为七尺男儿
还不如一只毛毛虫
因为我
喜欢在低处散步
尾巴谣
你本来没尾巴
为了讨好别人
专门长出一个尾巴
摇啊摇
摇得别人高兴了
就把尾巴藏起
别人不高兴时
又露出来
摇啊摇
这个绝招
让你矮人三分
却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从天堂到地狱，其实并没有多远
上帝高高在上
我在下面不服气
他交待给我一件小事
三岁小孩也能办漂亮的事
我却没当会事
依然爬在桌子上
写那首让我心动的诗
诗写好了
事荒了
上帝吹胡子瞪眼晴
抓住我的头发
像抓一只小鸡
把我从天堂扔进地狱
又闯过一关
人这一生
从繁到简
从有到无
不知要飞越多少关口
危险面前
我有时不知所措
在被围猎时
束手等着就擒
多次做好最坏的打算
但往往又是有惊无险
雨过天晴后
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自言自语道
又闯过一关
草民
从看到你的第一眼起
你就变成一座爱情的山
风景在山顶
爱情也在山顶
无知就无畏
我爬啊，爬啊
怎么也爬不上去
就开始在半山坡上种草
为了爱情，我成了一位草民
五十岁书
五十岁啦，还像寄生在树上的一片叶子
风一吹就哆嗦
还像路上的一个影子
憔悴得没有主心骨
还像一座空山
等着别人来采药
五十岁啦，该是花团锦簇、树木成荫
却还在餐风宿露、惦念着远方
五十岁啦，才学会偷得半日闲
一个人静静地坐在草地上
怀念故乡那条断流的河
人到五十
不像年轻时急着往前走
这时已明白，走得越快
余下的路越短
不像年轻时气盛
张口就说出真理
现在该说的话
往往像唾液一样咽回
不像年轻时勇敢
时刻准备抛头颅、洒热血
现在变得缩手缩脚
习惯于躲在角落
冷眼看风云变幻
曾经的沧海
有时也翻滚于眼前
庆幸当年没有被吞没
只是再也不敢以弄潮儿自居
人过五十
生命像一件华丽的衣衫
终会被用旧，会
被打上补丁，会
褪色，会
被冷落，直到
暗淡无光地
退出世人的视野
人过五十，像一场盛宴
散后的灯火阑珊
各色车马远去后
用醉眼打量
人生的杯盘狼藉
禁不住叹惋那些逝水
落花，和过眼云烟
汉字
我经常躲开雾霾的天气
在一本旧书里寻寻觅觅
那些汉字，让我眷恋一生
让我的肌肤发潮
让我的眼睛发亮
让我敏感的心一次次震颤
有时像我乡村的远房亲戚
源源不断给我送来新鲜的果蔬
有时像我亲亲的兄弟
给我带来春暖花开的美景
有时像我欲罢不能的情人
让我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般揪心
这个用汉字构筑的世界
像陶渊明的世外桃源
我在里面遇到很多熟人
想起许多如烟的往事
活着，我宅在里面
死了，也要把骨灰撒在它的缝隙
词语的力量
我从词语热闹的现场
逃逸到灯火阑珊的角落
心路上不停地被一些旧词语围剿
多次突围，去会晤一些陌生词语
我把“理想”和“信念”的外衣
挂在秋天的树枝上任风吹动
我被“孤独”和“忧伤”这两个词
折磨得衣带渐宽，神经兮兮
我必须给一些古老的词语整容、洗脑
并探索那些复杂的排列和奇妙的组合
使“枯木”逢春，“死灰”复燃
这样，我就可以在沙漠里找到绿和水
在词语中找到花朵和火焰
我才有勇气面对卑微的自己
否则，我有限的生命
只能沦为简单的重复
像一只知了，在高处不知轻重地乱叫
其实什么也不知
心境再好，活得再长
也只是生物学上的意义
老君山问道
一
老君山
秀压五岳
美景多多
老子独具慧眼
才隐居于此
孔子都数次问道
我能不来吗
二
老子骑着青牛
走进老君山深处
云雾缭绕之处
老子忽隐忽现
人们争名于世、争利于市
把灵魂都丢了
真不如静下心来
读老子那五千言
三
在老君山
总想遇见老子
这个苦县人
不但学问大
孝心也很重
母亲去世后
没有见上最后一面
痛不欲生
后来想明白了
饱餐一顿
倒头大睡
人们不理解
老子醒来后乘机说道
身边的人才恍然大悟
老子死后
人们怀念他的好
悼者如云
哭声似海
只有好友秦佚哭了三声
人们还是不理解
秦佚学着老子说道
哭声顿时小了许多
四
我写了一首诗
叫《想开了》
在老君山上问道
老子隔着时空说
“看你的脚步
知你还没有想开
你总想超过别人
爬到最高处”
老子停顿一下，接着说
“你还没有读懂我那五千言
内心才有很多纠结
如能道法自然
才会真正放下”
老子一语中的
我如释重负
好像变成空中的一根羽毛
五
在老君山下
我觉得自己很矮
老子说
不是这样的
爬到山顶
我觉得自己很高
老子又说
不是这样的
山是山
我是我
山有山的高度
我有我的尊严
不要强求
命运谁也无法改变
老子出生于公元前
把公元后的事都看明白了
我生于当下
却连当下都看不明白
眼前总有迷雾
内心总是浮躁
六
在老君山
我穿过一线天
欣赏到俊美的山峰
看到岩石上横空生出的树木
更难忘的是
我与老子合了一张影
从此把《道德经》装在心里
在悟道岛上悟道
在论道台上论道
在追梦谷里追梦
归来后
老子还是老子
我已经不再是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