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求学五味
周桐淦
民间有句俗语，人生三样苦，行船打铁磨豆腐。算起来，在我人生已经度过的54年中，这三样活儿我都时间长短不一地经历和体验过，的确各有各的苦滋味。比如，行船需要马拉松长跑式的耐力，打铁比拼瞬间飞迸的爆发力，磨豆腐则是夜复一夜地在你最渴望睡眠的凌晨蹂躏着你的意志。
然而，我记忆年轮上刻着的最难忘的一段却不是“行船打铁磨豆腐” ，是在溱潼中学四年半的求学生活。
从小学到中学、大学，再到研究生毕业，求学生涯达十七八年，为何单单难忘中学四年半？因为，读小学时家境殷实，父亲担任过村里的一官半职，家中在5000多人的村庄里还开了一爿后厂前店的茶食店，小康生活可想而知。
读大学时我已工作了近两年，是带着一份存折进校门的，读的又是提供伙食费和助学金的师范学院，没有后顾之忧。读研是在职进修，此时读书全然是一份休息和享受。惟有中学，我是在家庭和社会都一片穷困潦倒之中和我的兄弟姐妹般的同学一同挺过来的，想起来胸中就波浪翻滚，五味杂陈。
先说辛酸。 2003年初夏母亲去世，丧事办完之后，小弟认真地问我，“送母亲出殡的路上，从湖南村到姜堰20多里路，你为什么无声地泪流不止？” 我说，当时我眼前反复出现30多年前的难忘一幕。
我的初高中阶段，是家庭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冲击最厉害的时候。初一时，同班的徐国珍等同学到湖南庄来看亲戚，出于常情，我想带他们到我家坐一坐，可就在我把徐国珍带回家前的一会儿，家中大门被贴上了大字报和封条，少年都有的羞耻心作怪，我在我们一行都走过我家门前之后才掉头说，我家就住在那边。
就是在那样的社会环境下的一个夏日周末傍晚，我从田间劳动归来，赤着双脚扛着米袋准备返回七里以外的学校。
那时在溱中，农村家贫的同学可以只付每斤大米3分钱的代伙费，菜由自己带咸菜将就对付。那天，家中窘得连一周需要的2角钱代伙费也拿不出来。我扛着米袋在家门口等母亲去借，从傍晚等到天黑透，我才在母亲晶莹泪光的送别下，踏上了返校的路程。
那是一个多难的年代，一点小小的周折都会成为辍学的原因，其后我常想，那天晚上要是借不到那2角钱，我很可能就是另外一番人生了。
再说咸涩。溱中的68级初一其实包含了66届、67届、68届三届的小学毕业生。我们66届小学毕业考取溱中的同时，也接到了停课闹革命的通知。因为年龄小，大串联、大批判的队伍轮不上我们，我们农村的学生就提前回乡走进了广阔天地。因祸得福，两年的劳动锻炼，我们块头大的同学基本上掌握了除罱泥这类重体力、重技艺农活之外的大多把式。
到了1970年夏天，中学学制由六年改为四年，暑期毕业延至寒假毕业，我们66届小学毕业的学生名为初二，实际已是高一、高二的年龄，在农村早已是个顶个的青壮劳力了。
也许是当时“教育革命”的需要，也许是我们这拨人青春的骚动，学校里从打扫卫生到栽种瓜果蔬菜，从担水挑粪到护校筑堤，全由我们学生包了，学校里居然没有专门的勤杂人员，只有电工秦益海师傅兼做我们的总调度。甚至，在学校建小工厂需要砖头时，我们承担了从挖泥、踹泥、制坯、烧砖的全套“大片制作。
生活在里下河地区的儿女都会知道，做砖烧窑不仅需要力气，还需要一定的劳动技能。譬如挖泥，要从1.5米左右的水下将泥挖成方块，潜入水底用手扒出，用肩顶进船舱，再一锹锹卸到制砖的水滨工场，用脚踹成熟泥，方能制作坯砖。初二的暑假中，我和现在溱潼镇工作的袁瑞华就领到了挖泥的任务。
一个炎热的中午，我们把两船河泥挖完卸完来到食堂时，食堂早已开饭完毕，值班的史二爹在等着我们。史二爹人极善良，说只剩下小青菜汤和萝卜干了，我们吃完留下饭票就行，他去午睡了。那时的饭是用陶钵蒸的，半斤一钵。我和袁瑞华你一钵我一钵地吃将开来，那天中午一人究竟吃了几钵？
四年前春节我们这届同学在袁瑞华家的聚会上，周华山、周益隆、张逸群、田存桂、王希汉、范武凤等见证了我们的一段对话。那天酒毕，其他同学每人碗里一两饭左右，袁瑞华手捧满满两碗饭走来，一碗他自己留下，一碗恭恭敬敬地送给了我。他说，还记得挖泥那天中午我们一人吃了多少饭吗？我说记得！他说多少？我说我们一道报数。于是，在大家的静场等待下，我们一字一顿地说出了同一个数字：一斤七两五！说完，两人都红了眼睛，笑出泪花。
在那缺衣少食的日子里，能饱食一顿白花花的大米饭，的确是无以言说的享受。有篇小说叫《狗日的粮食》，讲一位农妇因为丢了购粮证撇下三个孩子自杀了，真的是狗日的粮食啊！但那是虚构，未必真有其事。
我读这篇小说时刚看到题目就想起我高一时亲爱的同学戈性茂。那时的农村没有余粮，麦收时吃麦，秋收时吃米，冬天就喝汤吃稀将就将就了。
溱中的食堂管理比较人性化，麦收时节，家在农村的同学可以用新麦子缴伙，还可适当换回一点粮票，凭粮票到粮站再购大米带回家，改善家里单一的麦制品伙食。今天的孩子没有粮票的概念了，粮票在计划经济时代是无价证券，比人民币金贵。有时，有人民币不一定能买到粮票、买到粮食。
戈性茂同学家在俞垛农村，几经兑换，他不声不响地凑齐了50斤粮票。好像是第二天就要回家的一个晚上，戈性茂忽然在宿舍失声痛哭起来，他的50斤粮票被人偷了。当时的宿舍两个班级30多人混住，一时无法查找，我们几个班干部好不容易劝止了他的哭声，答应第二天报案处理。可是，等我们下了晚自习回到宿舍时，戈性茂同学已吊死在梁上。
记得当时是团支部书记周华山把戈性茂从梁上抱下来的，我们一个个热血沸腾，义愤填膺，发誓一定要把我们身边的小偷揪出来，全没了常理中的悲痛。好在那时高一年级两个班的班主任孙永年、陆文华老师特别冷静，反复做我们主要班干部的工作：排查下去，难道再逼出一个戈性茂吗？这件事后来就在外紧内松中敷衍过去了。
屈指算来，戈性茂坟头的草枯草荣已经37个年头了，戈性茂大约是1956年生的，1971年夏天虚龄16岁。16岁，什么都还没有来得及享受的年龄！37年来，只要想起，心中就满是苦味和辣味。
我曾经傻傻地想，一念之差拿走粮票的那位同学肯定在我们之中，我们听孙老师、陆老师的话，不排不查了，但你得在我们同学聚会时与大家一道去戈性茂家中看看，问候问候戈性茂同学如果还健在的双亲；去戈性茂的坟前坐坐，洒一杯水酒献几朵鲜花唠两句话儿……
当然，溱中留下的回味不仅仅是辛酸、咸涩和苦辣，也有思之如饴的甘甜。而且，那种逆境中尝到的甘甜对苦难人生来说，记忆的效应是成几何级数放大的。就象国画中的点染，本是一点浓墨，在宣纸上则可能洇染成灿烂的一片。
譬如，一次帮教导处搬家，朱孝让老师告诉我，档案中记载，66届报考溱中初一的里下河地区18个乡镇考生中，我的总分名列第一。朱老师可能都不记得这件事了，而我至今看到各地各类高考中考状元报道时，都有点小人似的窃喜，我也曾经忝列其中。
譬如，有朋友问起我的办报生涯时，我会毫不脸红地告诉他，源于溱潼中学的初一（1）班。衷心感谢张乃棣老师对我办报才能的最初发现，初高中阶段，教室后面的墙报、校园内的黑板报，我基本上是版面设计和责任主编。
再譬如，2007年纪念高考恢复30周年的一个座谈会上，我公然向满室名校毕业身居高位的77级78级大学生们叫板，我人生最大的遗憾是没能与他们同场竞技，否则，说不定我会成为清华北大77级或78级校友。
我说我的母校溱潼中学文革前的前十名毕业生，基本都保送清华北大复旦中国科大或被这些学校录取，我在溱中读书的九个学期，总分一直稳居第一，有时还遥遥领先。
我是1975年作为工农兵学员从水利工地上被推荐进入扬州师院中文系读书的，没能参加1977年底的群雄逐鹿，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是幸运者又成了不幸者。
我这么表述并非对我的另一所母校扬州师院不恭，如同深爱着母校溱中一样，30多年来我也一直梦牵魂绕着扬州师院中文系的老师和同学。只是心中常有不甘，如果人生再有机会自己选择专业，我是断定不会从文的。
溱中的科任老师应该有印象，我的理科特别是理化更强一些。定格在共和国教育史上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上半叶有一个专有名词，叫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说的是文革后期邓小平复出之后，被冲击得一塌糊涂的教育被他老人家列入整顿之列。
趁着这股“回潮”的东风，我们的物理老师孙永年、化学老师陆文华把文革中的理化教材《工业基础知识》、《农业基础知识》丢到一边，索性“回潮”到了文革前原原本本的高中物理和高中化学，没有教材怎么办？感谢两位老师发挥了我的特长，寒暑假、周末、有时甚至利用自习课和晚上的加班加点，让我用蜡纸刻写了老高中物理化学课本的全部例题和习题。数学老师王金泉也借机搭车，为我们补充了老高中的全部内容。教导主任李节之刚刚恢复工作，顾不上治疗日益严重的鼻炎，像更夫一样每晚在各个上自习的教室“吭、吭、吭” 地夜游。我们这届文革中的高中毕业生，在恢复高考时居然两个班考取了30多人，应该说多亏了这几位老师的忘命“回潮。
那时的学习真是如饥似渴啊！讲义刻完之后，我就要求自己抢先解对全部习题，电灯灭了，点起蜡烛再干。
依赖较为扎实的物理基础和相对开阔的知识面，高中毕业后，我在水利工地当业余放映员时，对长江F-16放映机农村露天放映常见的跳片断片难题，提出在适当位置增加一只滑轮和二度缓冲的建议，南京长江电影机械厂立即复信采纳，这在今天应该算是一项小小的专利了。所以，我是满脑子都在梦想当工程师当物理学家的时候，被组织上决定去读中文系的。
说起来又要感谢高中时的语文老师赵震和王伯权了。赵老师严谨，王老师豁达。赵老师讲课条分缕析，王老师传道提纲挈领。赵老师生如子，王老师与民同乐。两位老师分别教授了我们高一和高二阶段的语文课程，两位老师的美德合在一起，是值得我们一辈子视为楷模的大写的“人！
正是依仗了两位导师高中阶段为文为人富有特色的“传道授业解惑，” 原本想在理科发展的我，硬着头皮修完了大学的文科课程后，至今还能硬着头皮在江苏和全国的文人队伍中充着一个什么角色。
想把赵震老师和王伯权老师放在一起说说的念头源于2004年的圣诞。那一天我在澳大利亚的科技之省昆士兰州访问，州长助理特别强调了华人移民昆士兰和澳洲其它地区的区别。
移民澳洲一般地区，你只要有一定数额投资或购买一定数额国债之类，就符合主要条件了，但昆士兰州更青睐你是否有他们需要专业的本科学历，在这里，本科学历有了直接的等额价码。
翻译接着介绍，所谓需要专业，都是国内没有或很冷的学科，像高级护理、家庭理财、小型物流之类，留学生们几乎都是到了这里才重新转行。但很奇怪，适应得快的不是英文好的，而是中文基础扎实的，看来中文是理解世界语言的工具。
我立即想起赵老师和王老师语文课上异曲同工反复叮咛的两句话。赵老师说，学好语文是理解数理化的基础；王老师说，语文会帮你们在社会上混得更好。可惜的是，30多年前两位老师阅尽世态人生的至理名言，至今还不为人们、甚至不为教育主管部门所广泛接受，从上到下的文理分科就是一种重此轻彼舍本求末的不科学行为。
恰在此时，我的手机上收到了来自国内的一条短信，我的长篇报告文学《法与“法”的较量》获得了十年江苏报告文学奖金奖，奖金几万几万云云。读过这部作品的朋友都会理解，当年采写这一法制题材，绝对不是冲着什么什么奖和奖金而去冒风险的。这是意外的收获，应该让它存在得有意义一些。
那次回国后的洗尘晚宴是溱中的校友李廉水主办的，廉水现是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校长，那时是南京财经大学副校长。席间自然谈起以上的访澳观感和两件事的巧合，作为文理功底兼备的经济学专家、文理科齐全的综合性大学校长，廉水的见识又比我远了一层，他说，知识改变命运，但这一知识的概念应是以母语中文为基础的综合科学。我们人微言轻，无力扭转乾坤，但可以把母校溱中作为试验田，设立一项奖学基金，为培养全面发展的新型人才作点贡献。
于是，以廉水的数万元论著稿费和我这部报告文学的两次奖金（该书后来又获得江苏省政府紫金文学奖）为引子，由时任泰州市台办主任的溱中校友会会长陈祝生老师协调，在姜堰市委市政府及相关乡镇的支持下，溱中历史上第一个助学基金会建立了，这是廉水和我作为溱中校友聊感欣慰的一件甜蜜事儿。如今又是3年过去了，基金会对宗旨执行的情况如何，又增加了一层我们关切母校的兴味。
值此校庆70周年之际，衷心祝愿母校在建设基础学科，培养全面发展人才方面取得更大成绩。
原载《姜堰名人》
作家简介
周桐淦，1954年生，溱潼镇人。现为扬子晚报副总编辑，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共党员，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法学硕士。 1973年年初溱潼中学高中毕业后回乡务农，1973年底在水利工地由民工入选泰县治淮工程团（县水利局）工作。1978年扬州师院中文系毕业后到南通师院任教，1980年起先后担任《风流一代》）记者、编辑，副总编辑；《雨花》杂志副主编、主编，省作协党组成员、书记处书记等职。 著有报告文学集《法与法的较量》《西飞的云鸟》《多难的公理》等；论著《跨世纪文化战略的若干思考》等。多次参与主编大型文学丛书，多有作品获省内、国内新闻和文学奖。有作品译介到泰国、日本、巴西、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法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