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党和人民教育培养了我

马中毅

一九二八年,我生于山西昔阳丁峪村。五岁时，随父母和两个哥哥一个妹妹，回到原籍河北井陉南康庄村。家中有房子三间，土地五亩。大哥马中堂（解放后曾任乡长）给地主当长工，父亲马和与二哥马中立（参加过南下解放战争和解放西藏，复原后在粮站工作，后回乡任村党支部书记）除种地外，平时靠起五更、睡半夜，做豆腐，蒸馍馍，挑担子到四乡叫卖维生。我六岁上学，本家叔叔是老师，免费上学，开始用石笔在石板上练字。二年级要用毛笔写仿，写作文，二百文铜钱买了一个砚台回家。第二天，父亲拿不出钱，又退了回去。每天早上到学校背书，来不及吃饭，别的同学拿的玉茭面饼子、白面馍馍，我口袋装的是干胡萝卜条。我心里清楚家里穷，不能和别人比。学习比较努力，从来没有因为学习不好挨老师打（学不好，背不过书，写不好字，老师要打板子）。上了两年半，跳了一级，为四年级。1937年冬，日本人占了石家庄，村里人心惶惶，地主张思敬（校董）带着家眷逃走了，学校放了长假。从此，我每天和邻居孩子上山拾柴、割草。

1938年春天，八路军一二九师三八五旅来到井陉，驻芦王庄（芦庄和南王庄）、三尖山（大尖山、东尖山、西尖山）一带。不断派人到村里，教唱抗日歌曲，宣传共产党是为劳苦大众服务的党，八路军是抗日的军队；日本帝国主义杀人放火，是我们的敌人；全国同胞，要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少，团结起来，结成统一战线，一致抗日。在党的号召下，不少爱国青年和知识分子都积极投入到抗日洪流中去

不久，井陉县抗日县政府（路南）在东尖山成立。县长吴锡彤，秘书长贾凤岗，秘书张效曾（后任国家第一机械部副部长），马安之、张遵孔任科长，张喜春任交通站长，于禄奇任游击队大队长。还有我的同学张喜梅也在县政府工作。我跟父亲说：“我也想去！”父亲叹了口气说：“兵荒马乱哩，书是念不成了，到外边能混口饱饭，还能学点本事！”我听了很高兴。第二天，母亲（小名张二妮）给我换了件干净点的衣服，父亲就把我送到了县政府。晚上吃饭时，吴县长看到了我，他亲切的问我多大了，哪个村的，一顿能吃几个馍馍。我一一作了回答。没过几天，县政府成立了少年先锋队，队长为吕耀邦，队员有东尖山马士英、金柱梁富文、芦庄魏发祥、南康庄张喜林和我，还有吴县长的儿子吴子清等二十多人。年龄最大的二十多岁，最小的十岁。先到大尖山八路军宣传队，学习抗日歌曲、舞蹈等，约三个月。以后就到井陉路南各村进行演出、张贴抗日标语等宣传活动。党的教育、严格的集体生活，使我深深体会到革命大家庭的温暖。秋天，母亲病故，九岁的妹妹马金凤（现在吴家窑村）给人当了童养媳。送走母亲，当天返回南芦庄少先队。在路上我想了很多，往后就靠自己努力了，只有听领导的话、干好工作，才有出路。从此断了对家庭的依赖，增强了依靠组织、依靠党的信念。

1938年秋后，少先队全体调到赞皇县黄北坪太行一专署长城剧团。由专署文教科边江负责。剧团主要任务是宣传抗日。经常到赞皇县西部和临城县少数村庄演出，除唱歌、跳舞外，也演话剧、活报剧，还参加些救灾等临时工作。

1940年夏，冀西灾荒严重，日本军队对根据地扫荡频繁，党和政府实行精兵简政，剧团取消，全体调往涉县另行安排。热天行军，路上喝了山里的污水，患上了痢疾。住进邢台县将军墓太行专署医院。医院缺医少药，医生开了付中药，个人到老乡家里借个药锅，拾些树枝熬药。因为常跑厕所，每天吃完饭后就到村外山坡上坐着，直到下次饭才回村。四十天后，出院回到专署文教科。领导说：“你到后方工厂去吧。”于是，我拿了介绍信，走了一百多里山路，到了临城梁家庄太行纺织厂。

太行纺织厂，属太行一专署工商局管。有职工六十多名。主要是织布、织毛巾、袜子等供给部队。厂领导让我担任工会文教委员，教工人唱歌、识字、办墙报，仍参加劳动。开始因为年龄小，做些辅助性活儿，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渐成为生产骨干。由于各方面表现突出，1941年3月由指导员马雷生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43年出席冀西工农业展览会，获冀西劳动模范称号。

工厂平时生产，日本人来扫荡时，就把机器拆卸后搬到丛林里，青壮年背起抢来打游击。或者化整为零，把人员、机器分到若干山庄组织生产。必要时，也要接受当地政府的临时任务。1943年，冀西大旱，蝗虫成灾。我们厂抽出二十多人，到农村组织农户纺线救灾。我负责赞皇、三马峪等八个村。住在孙坡村。由政府购棉花分发到各村农户纺线，我每天到各村检查指导。每十天，由各村村长收集农户纺的纱。送到孙坡村，由我检验定级，然后，由政府按级发放工钱。

当时正值夏天，一两岁的孩子光着屁股，瘦的皮包骨头，身上五脏六腑都能看清楚。心里很难受。我在农户吃饭，大娘大嫂端来饭时，总是含着眼泪说：“家里没啥吃的，你就将就点吃吧……”我赶紧双手接过饭碗，安慰她们说：“不要难过，这年头是物充饥，熬着吧，有党和政府帮助，很快就会好起来！”由于没有粮食，我对当地的各种野菜、树叶、玉茭棒、落地小柿子，凡是人能吃的我都吃过。臭椿树叶在家没吃过，把椿树叶用开水煮过，凉水泡几天，再用盐拌起来，也很好吃。那些日子，可以说是在我一生中经受的最好的考验。使我了解了群众疾苦，增强了作为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感。要想让群众过上好日子，就要首先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去，才能把国家建设好。

秋后，又回到厂里。

1945年夏，到涉县上温村太行总工会干部训练班学习。内容为：政治理论、工会业务。结业后，留太行总工会任干事。这时，日本帝国主义已投降，人们欢欣鼓舞。邢台、邯郸、六河沟已先后解放。我即随机关工作组到六河沟煤矿总工会帮助工作。六河沟是一个现代化的大型矿务局，有职工两万多人，除煤矿外，还有发电厂、面粉厂、烟厂。工会的任务是发动群众，批斗把头，组织恢复生产。把头对工人的剥削压迫超过地主对贫、雇农剥削的数十倍。他们依仗日本人的权势克扣工人工资，打骂、侮辱工人，有的工人被打致残，有的被活活打死，造成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民愤极大。有一次，领导让我到“大成井”主持一个班（约五百人）的斗争把头的会，工人诉起苦来，声泪俱下，越讲越气，“打死这个狗汉奸”、“血债要用血来还”的怒吼声，此起彼伏，会场气氛十分紧张。一群人扑上来就打，我喊“不要打”三个字还未说完，就被拉到了一边，等我再挤进去人群时，把头已经被打的半死了。下一班的批斗会开不成了。

全国形势发展很快，新解放区的厂矿急需干部。太行总工会从各厂矿抽调了部分积极分子要进行培养训练，让我们回去担任训练班辅导员，组织学员课后讨论，有时也做些问题解答。办了两期。

1946年，晋冀鲁豫边区总工会成立。我被调到武安县王二庄边区总工会研究室工作。因为刚刚成立，只有十几个人，大部分是老同志。主任纪德贵，五十多岁，人称“纪司令”，他是1926年党员，曾是河北中共某特委书记，直接受刘少奇同志领导。刘伯承到太行山后，让他组织地方武装，他很快组织起几千人，他任司令员。他是矿工出身，不识字，工作困难。以后任动委会主任，六河沟煤矿解放后任总工会主任，边区总工会主任。他不到机关办公，常住磁县农村老家。机关里有些文件需给他传达，有些事还要听取他的意见。于是副主任就让我每一两个月走六十华里到他家看他。每次住两三天，除念文件外，帮助他回复些老部下、老朋友的来信。我在机关的日常工作是协助研究室领导编写《工人报》（不定期的刊物）。其内容为：各地厂矿工会工作动态，先进事迹等。有时到各地采访、编辑，送印刷厂印好后分发。

邢台市解放后，发动群众对私营工商业像斗地主一样批斗，造成工人失业，市场萧条。究竟如何对待新解放区的私营工商业，缺乏经验。1946年夏，我跟副主任赵国强同志赴冀南临清市进行了三个月考察。每天走街串巷，对商店、手工作坊逐个访问，把他们的资金来源、经营规模、产品销路等一一摸清，写成单行材料，为领导制定城市私营商业政策提供了参考。

1947年，晋冀鲁豫中央局召开县委书记以上干部扩大会议。检查总结土地改革运动中出现的问题，批判左的错误，进一步学习贯彻党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指示。我作为直属机关干部，被批准列席。会议开了一个多月。会后，把参加会议的人员组成两个工作团，一个去山东，另一个由民运部长聂真任团长，到冀南威县。我参加了冀南工作团，威县贺钊大队刘家庄工作组。组长是原南宫县委书记石轮。刘家庄只有一百多户，可是地主、富农不少。周围十华里以内的土地和村中部分青砖瓦房都属他们。当时土改已结束，只有没收地主、富农的房屋尚未分配到户。工作组进村后，经过访贫问苦，发现新的矛盾：村干部强迫命令，打骂群众，群众对他们意见很大。于是召开全体村民大会，宣布村干部停职检查。支部书记参加部队走了，民兵队长赵文起主持工作。群众认为赵是压在群众头上的“新石板”。在“掀倒新石板，贫农要当权”的口号声中，赵被开除党籍，关起来批斗。用对待地主的斗争方式对待赵。

1948年春，江南各省相继解放，大批干部南下。组长石轮等先后调走，工作组只留下当地一名副区长，一名文艺干部和我三个人。由我任组长，主持分配房子，进行组织建设。在我的提意下，把地主、富农迁到村四周破烂不堪的土坯房，让贫雇农住进了宽大明亮的砖房。贫雇农高兴极了，其实有点过分，有几户富农是不应该动的。在党建过程中，经过上党课，需要改选党支部。这时，想起赵文起还被关着。怎么办，拿不定主意。于是到团部向聂真同志请示。聂听完汇报后，批评不该关人，要把开除党籍的处分纠正过来。当他看到我面有难色时，耐心地给我讲了纠正错误的步骤和方法。在回村里的路上，我想今天受了批评，学到了知识，心里很舒服。不久，结束了村里工作，到团部帮忙。

1948年9月，工作团结束了在威县的工作，全部到石家庄。我到华北总工会报到。边区总工会的干部，除个别人外，全部来了这里，约十几个人，办公地点正在整修。那时，国民党以为党中央在石家庄，飞机天天轰炸，人们除防空外，没其他事。我随工作组到山西榆次晋华纺织厂帮助工作。1949年4月，天津、北京、太原先后解放，华北总工会在天津召开职工代表大会，我在大会材料组工作。会议期间，随代表团到北京西山向毛主席、朱总司令献旗，观光了北京名胜古迹。因全国形势需要，组织决定华北总工会不再建立，全部人员到北京筹建全国总工会。山西总工会的负责人提出让我回山西晋华纺织厂工会负责，我也愿意到基层锻炼。经领导批准后，我回到了晋华。晋华是山西较老的厂，全厂职工三千七百人。我担任工会主席，党总支委员。当时，党组织不公开，工会任务较重，凡是涉及到群众的事，经总支决定后，都由工会贯彻执行。工会是党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工会的任务是：组织生产，工厂每半年召开职工代表会，由厂长提出生产计划，讨论通过；组织劳动竞赛，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文化教育，从扫盲开始到初中；时事教育，定期举办讲座、劳动保障、劳动保护、保卫工作。工会每年改选一次。我思想压力很大。所以在工作中，既要认真负责，又要细心慎重，时时把为人民服务记在心上，把关心工人群众利益和保证完成生产任务放在首位。工会干部大部分由不脱产的工人担任，除二十多个文化教员外，少数脱产干部由省工会发工资。连续干了两届，基本都是全票当选。

1950年11月，调北京全国纺织工会。参加执委扩大会议后，被派往中国纺织工会西北行政区委员会。驻西安市。名为西北四省，因交通不方便，去兰州坐车要八天时间，到新疆就更困难了，实际上，工作都在陕西省。我任纺织工会党支部书记，办公室主任。机关约30余人。主席是延安来的老干部，文化低，又不善于学习，不大考虑工作。大部人员是从工厂调来的工人和青年学生。所以，从工作计划、总结，到日常工作安排、处理等都落在我的肩上。工作比较吃力。当时主要任务是推广先进生产经验。一是推广郝建秀工作法。从各厂抽调细纱先进工作者代表、技术人员组成工作组，到各厂进行表演，然后全厂推行；二是推广“五一”织布工作法。让各厂织布工人掌握应用。这两件事用了一年多时间。再就是我们在宝鸡新秦纺织厂蹲点，总结了“甲二”落纱工作法。以上先进工作法的推广、应用，大大提高了纺织厂生产效率，降低了成本，增加了利润。

1952年9月，奉调到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学习。干校是全国工会干部最高学府，轮训各省工会县处以上干部。学制两年。学习内容为：文化课、马列主义理论、工会业务。我入普通班第十八班（八十多人）学习。开始半年兼党支部委员，以后一年半为党支部书记。在以往工作中深受文化低、知识贫乏之苦，所以特别珍惜这次学习机会，学习中如鱼得水、如饥似渴，刻苦努力，每门功课都是满分，列全班前两名。

1954年9月毕业。留校任学生组织科长（处级），负责学生管理工作，以后做过审查干部、班主任兼支部书记、马列主义教研室教员等工作。在干校工作的六年中，始终没忘记学习。业余时间一般都会去旁听课。这是我这一生中，无论是工作条件、学校环境、领导关系、同志关系，感到最满意的单位。

1960年11月，全国总工会书记处书记栗再温调山东省任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组织上决定，我任他的秘书。那时，山东人民生活很苦，饿死人的事天天发生，就是省级机关食堂也是天天吃地瓜面、菜窝头。但是干部精神状态很好，都是勤勤恳恳的工作，无任何怨言。我的工作是看文件、接电话、做会议记录、接待来访客人，每天忙忙碌碌。尤其是文件成灾。如果随领导出差十几天，回来后通信员就用麻袋装文件送来。对这些文件，不用说看，就是拆也要拆一两天。如果再分类整理，把重要内容摘录下来，就要用几天时间，不得不加班。每天精神处在高度紧张中。每天领导交办事项、外来电话都一一记录，并逐项检查办理结果，就怕误了大事。文字工作很少，业务性强的文件都有各厅局起草、修改。有时要参与起草重要会议上的报告。另外，我还兼任省长办公室秘书组组长，党支部委员。每周三、六下午组织十二位省长秘书学习。

1964年下半年，全国农村开展“四清”运动。我随栗副省长到齐河县姜堂村蹲点。工作队队长兼党支部书记是省府副秘书长，我任副队长支部副书记，负责工作队的日常工作。这个村是齐河县重灾区。工作队进村后，经过十几天的明察暗访，了解到：全村二百多户，一个大队，分四个小队。社员劳动一年，除分到少数粮食和柴草外，分不到几元现金。仅1960年就饿死二十多人。群众生活十分困难，平日靠吃地瓜渣（做完粉条后，留下的渣）、胡萝卜维持生活。少数干部私分多占，贪污腐化，民愤很大。工作队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通过一年的工作，处理了贪污分子，健全了组织，修了台田，改善了土壤，打了四眼机井，街道两旁栽上了树木。极大了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

1965年秋，回到机关后，我向办公厅主任、机关党委书记提出：年纪大了，不宜再做秘书工作。回想在栗副省长身边工作五年，他有很多优点值得我学习。一是党的组织观念强，凡是省委决定的事，都是严肃认真的不折不扣的执行；二是作风朴实、平易近人，从不训斥人；三是关心群众。他任副省长兼秘书长，每年春节和办公厅食堂炊事员一起吃顿饭。61年到菏泽灾民家中视察后，回到招待所吃不下饭，他长叹一声对我说：“老马，解放十多年了，老百姓过这样的日子，咱们共产党心里有愧啊！”。四是对个人严要求，从不多吃多占。困难时期，省里对领导在副食品上有特殊照顾，他从来不要。有一次，农村生产队长看他，带来三斤煎饼，他坚持付了钱和粮票。

1965年9月，进行城市“四清”。我随省军区冯副司令、省府高副省长到淄博大昆仑瓷厂蹲点。工作队由省直、军区、地方干部六十多人组成。一轻厅厅长担任队长兼支部书记，我担任副队长、副书记，除分管日常工作外，主管“清政治、经济”，对有政治、经济问题的人进行调查、定案。工作队负责瓷厂、电瓷厂、陶瓷研究所三个单位，三千多职工的“四清”工作。这次纠正了农村“四清”那些左的做法。领导干部照常工作，听取群众意见，“洗温水澡”下楼，自觉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对政治、经济问题，在经过调查、有证有据的基础上进行处理。通过“四清”，三个单位共清出有政治、经济问题的人四十多个，最大的贪污犯，贪污了3.8万元。职工政治思想觉悟和工作、生产积极性极大提高，生产任务月月超额完成。

“四清”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当时不知道会发展到后来的局面。回到省府后，我想今后干什么呢，通过两年的农村和城市“四清”工作，感到自己长期在机关工作，缺乏实际工作经验，决心下基层锻炼。在我的要求下，组织上分配我到济南国棉二厂，担任党委副书记兼政治部副主任。一进厂，我把行李放到办公室，就下车间劳动，边劳动边了解情况。一个礼拜后，厂里和各车间造反队先后成立。先是把矛头对准车间支部书记，以后，把市委领导人拉到厂里，强行罢免了党委书记和厂长的官。为此，我进厂两个礼拜，就被推到第一线，担任党委和革委会领导。造反派始终把矛头对准我。十年运动，反反复复，我也几上几下。约有一年多的时间被批斗、关进“文攻武卫”（四十天）、下车间劳动，八年多在领导岗位上。当时，到厂的头两个月，还有可能返回省府工作，我想：“要顶住风浪，决不当逃兵！”以后时间长了，情况熟了，逐渐得到了绝大多数职工的支持和帮助，也舍不得离开他们了。回想那十年的情况，我有以下几点体会：

一是严格要求自己，密切联系群众。要职工做到的事，自己首先做到。同工人一样排队买饭。经常到车间边劳动边听取工人意见。后来的几年，一般都住在办公室，早八点、下午四点、晚上十二点都能在车间见到工人。

二是向老工人、老干部、工程技术人员学习。老工人不多，大部分是各工种的师傅。我经常到其家中走访，听取对工作的意见，同他们交朋友。有时晚上九点多在车间碰上老工人，他（她）们总是劝我“你怎么还不下班，快走吧，要走大路（工厂在郊外）！”有什么新情况他们都事先设法告诉我。特别是67年夏天，群众推举我担任革委会主任，造反派说是老保掌权，纠集山大学生和一些不明真相的人，手拿木棒、钳子气势汹汹的冲进厂，砸烂革委会的牌子，又挨门找我。当时我正在原棉仓库和军代表谈话（原棉库军管，驻一个排），见此情况想往外走，两个老工人一把拉住我说：“不能出去！他们会打死你的！”于是，他俩跳出窗子，掀开盖原棉的大帆布，让我钻了进去，躲过了一场灾难。老干部不少，仅县以上的老干部就有十几位，工程技术人员八十多人。他（她）们大都担负科室和车间领导职务。我平时，对他们很尊重，遇事和他们商量。被罢了官的厂长对生产较熟悉，我始终让他担任生产指挥部指挥，他尽职尽责，长期住在办公室里。

三是制度严格，责任明确，奖惩分明。各科室、车间前后工序，责任明确，定期检查总结，无论是谁都要严格执行。有一次，我到布场，看到车间主任、组长李师傅与叫“坏三儿”的青年争执地面红耳赤。原来是因为“坏三儿”每天迟到早退，扣了他的工资。车间主任支持组长按制度办事，“坏三儿”不干。我看到记工册上记得清清楚楚：每天迟到早退，有时十分钟，有时一小时，26天，累计40小时，要扣五天工资。我说：“小李，让我把记工册拿回厂部，打印640份（全厂640个生产小组和科室），叫大家讨论决定，你看如何？”他想了想，说：“算了，该扣就扣吧！”从此，他很少再犯。

四是正确对待群众。全厂大多数职工是支持党的领导的，造反的开始也有四分之一。造反是相应毛主席号召，运动中有些过激行动，如打人、骂人也是难免的。只要不违反厂里的制度就要一视同仁，不能对他们打击报复。在清查“516”运动中，有的干部要求狠整造反头头，我不同意。我认为：他们都是小青年，在运动中，控制不住情绪时打你几巴掌，说几句难听话，可以理解。不应再纠缠。还反复给他们讲“压力越大，反弹力就越大”的道理。你压他，他翻过来再压你，都是阶级兄弟，冤冤相报何时了！大家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运动后期，全厂98%以上的职工都团结在党委周围，坚持造反的只留下29人。

五是关心群众生活。工人工资低（大部分每月35元），劳动强度大。布场操作工每8小时要走40华里路，很辛苦。要把工人住宿、食堂、托儿所、幼儿园办好，使他们没有后顾之忧，才能安心生产。70年，工人单身宿舍臭虫成群，草垫上、床缝里到处都是，工人休息不好。为解决这一问题，厂里专门派人到青岛买来“马拉硫磷”药，利用星期天组织全体干部，逐楼逐床喷洒。以后再也没听说臭虫扰民的事。伙食好坏，关系到每个职工的切身利益。强调食堂做到清洁卫生、花样多、质量好、价格便宜。定期检评比。在全体师傅的努力下，伙食有了很大改善。在同行业中，二厂食堂是最好的。要求工人把活干好，就要让他们休息好。不少青年上夜班后不会休息。有一次，夜里三点多中我到布场，在哗哗转动的布机上，一个工人一边接头，一边打盹，十分危险。原来，她有个一岁的孩子，早上八点钟下班后，喂完孩子就睡觉，十二点醒来，下午就不睡了。晚上十二点接班，两三点钟自然困了。于是，让各车间组织老工人给青年工人就如何休息介绍经验。工人生病，车间、轮班领导要去探视。先进生产者、老工人生病或家中有事，厂领导都要去看望。青年多，男女之间的事也常有发生。对此，都是进行正面教育：由团委组织团员学习婚姻法，树立正确的恋爱观，举办歌咏比赛、野外旅行等活动。

1976年，粉碎四人帮后，厂里生产已纳入正轨，产量、质量均能完成，甚至超额完成计划。这年我已四十八岁，萌生了回省级机关的想法。可是市委书记不同意。后来，省委书记知道了，告诉秘书说：“可锻炼好了，回来吧！”就这样，我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告别了国棉二厂四千多职工。这年，我调到省一轻厅任办公室主任、党支部书记。办公室有四位副主任，分管各方面工作。我基本上没管办公室工作，主要是代厅长参加省里会议、下厂蹲点。两年后，调到新组建的山东省轻工业学院，任副院长、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院长未到职，由我主持工作。

轻院是在中专基础上升格建立的，校舍、教师、设备都不能满足需要。首要的问题是征地、进行基础建设，扩大校舍。其次是招聘教师、健全院系组织领导，边建设边教学。经全院教职工的努力，到1983年，已出具规模，教学工作走上了正轨。这时，省里进行教育改革，院系领导要由高学历的人担任，我们院级领导的五个人都不是大学生，而且年龄偏大。后来，三位超过六十岁的副院长离休，四十八岁的院长做党的工作，我当时五十五岁，调任省职工教育委员会专职副主任，省职工教育办公室主任兼党组书记、省电视大学副校长。

省职教办是省府直属的成人教育机构，各地市、县也都设有办公室。在这里工作到1990年离休。国家行政级别十二级。

回首往事，我是吃人民的小米、受党的教育长大成人的。在漫长的成长过程中，我始终听党的话，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始终牢记为人民服务，事事想着群众；始终不忘学习。

马中毅陪同郭沫若夫妇、栗再温省长登泰山

马中毅、汪宝珍夫妇

马中毅，河北省井陉县南王庄乡南康庄村人。1928年出生于山西昔阳，5岁随父母返回井陉南康庄村，9岁参加革命，13岁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实践和新中国建设中，他坚持真理、一心为民、主持正义、两袖清风、坚持学习、待人热诚，受到了上级领导和基层群众的一致好评，体现了一个共产党员应有的情怀和井陉人特有的纯朴和真诚。上世纪60年代长期担任山东省常务副省长栗再温同志的秘书工作，两人建了深厚的友谊。2020年10月31日，病逝于山东济南，享年九十二岁！

附悼文：

一

太行孺子

作者：汪宝珍

巍俨太行浩气存，

孕育抱负降埃尘。

一生甘为孺子牛，

留得正气示后人。

（作者为马中毅爱妻）

二

悼三叔

作者：何克宁

甘陶河水低幽咽，

苍岩古柏念亲还。

幼学之时离家去，

晋京赴鲁八十年。

中正平易温似玉，

毅勇果敢坚如磐。

朗月胧朦化清尘，

举目东望秋风寒。

（2020年11月3日深夜）

（作者为马中毅侄媳）

三

临别感怀

作者：马晋平

九十二年，漫长又匆匆，爸爸从容的走过了不平凡的一生，这里面有顺遂、有坎坷、有喜悦、也有悲伤，而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平安、自在与无求。穿起爸爸一生的点点滴滴，相信这在座的每一位都或多或少有些难忘的瞬间或故事，回忆起来又总是那样的如沐春风、温暖人心，以至于当这分别的一天终于来临时，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万般不舍。

他，是巍巍太行养育的农民的儿子，走出大山，带着土地的质朴、山泉的纯粹、蓝天的胸怀。

他，是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懵懂少年就走上了革命道路，脚踏实地的践行着革命者的真诚、忠实与智慧，为党和国家奋斗一生。

他，是任劳任怨的人民公仆，一生勤勉，两袖清风，无论在哪个工作岗位上都尽职尽责，对人民群众更是关怀备至、爱人如己。

他，是相濡以沫的人生伴侣，和妈妈相爱相携七十一载，这一对深情伉俪一同幸福的走过了金婚、钻石婚、白金婚，爸爸对妈妈的爱、关怀、理解与包容从未因时空变迁而改变分毫，却如美酒般——愈真愈淳。

他，是疼爱儿女的慈父，从未言辞激烈，却用自己活出来的样子影响着我们、教育着我们，如春雨般润物无声。

他，是如顽童般喜爱孙辈的老爷爷，晚年迟暮，他以自己的方式惦记着每一位孙辈。 

病重期间，爸爸依然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不麻烦单位，也不愿意让国家为他多花不必要的医疗费用，对医务人员和陪护人员都极尽尊重和感谢，积极配合治疗，结下了深厚感情。生命的长河奔流不息，我们终究无法留下任何一位挚爱亲人的脚步。

生命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能做的只有顺流，我们能做的只有循着前人的脚步继续勇敢前行。诚然，我们无法延长生命的长度，但，我们完全可以拓展生命的宽度，探索生命的深度，让这生命之流更加璀璨夺目！

爸爸，您一直是我们晚辈学习的榜样，您坚定的革命意志、严谨的工作作风、谦逊的处事态度、和善的为人性情，是我们这个大家庭的精神宝藏，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学习、践行、传承。爸爸，我们会把从您身上习得的优良品质运用到生活中，活出那个最好的自己，不负您的谆谆教导。您就像一盏明灯照耀着我们每一个小家、温暖着每一个人的心，您安详睡去，却从未离开！您永远鲜活的活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爸爸，归乡之旅，一路走好，德泽永存！

爸爸，您的侄媳克宁，昨晚感怀万千，写下一首律诗以表达对您的追思。

（作者为马中毅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