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起当年王蒙事……
作者/夏冠洲
作者与王蒙在青岛合影。（1997年）
（上）
屈指算来,我与王蒙老师认识已有50多年了。上个世纪六十、七十年代，我以一个大学生和文学爱好者的身份，与他有过多次萍水相逢。进入新时期以来，作为一名从事当代文学教学和研究的大学教师，自然把他当作自己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又先后与这位文学大师有过十多次交往。在交往过程中，他那极具个性的表情举止和妙语机锋，至今犹然在目在耳，虽属片言只语之类，亦足以窥见这位天才作家的思想火花、心态和品性，还有他那机敏和洒脱，睿智和幽默。兹忆叙于后，聊供研究者参考，或以博人们茶余饭后会心之一笑。
作者在王蒙作品研讨会上发言（2009年）。主席台就坐的（右起）依次为铁凝丶王蒙丶陈建功。
“这就叫能上能下。”
1964年冬，我随新疆大学"社教实习队"来到冰天雪地的伊犁河谷，那时我正读大二。由于平时爱胡乱涂鸦写点东西，也能画几笔，所以第二年开春后，我与尚书等几位同学被调到位于伊宁县的工作团团部，后又被派到几个公社工作队，去协助筹办所谓阶级教育展览馆(室)。其目的无非是把人们头脑中阶级斗争这根本来就很紧的弦，绷得再紧一些而已。
1965年6月初的一天，窗外阳光明媚，花木扶疏，燕子穿飞，我们正在伊宁市郊巴彦岱红旗公社一间大库房里画画。自治区文联"下生活"的画家吴奇蜂老师(后来出任自治区美协主席)在一旁热心地指导我们。突然，他朝窗外大喊一声:"老王!"我闻声扭头一看，只见窗外有个人正手搭凉棚朝这里张望：一身灰旧的干部服，个子不高，很单薄，眼镜片映着阳光闪闪发亮。吴老师对我说:"是王蒙，知道吧？"
王蒙我当然知道了，上中学时我就读过他的等篇小说大毒草《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也听说他被打成右派后从北京来新疆了，但没有见过面。去年夏天，他在《新疆文学》上发表了一篇散文《春到吐鲁番》，而我那时刚好也在吐鲁番葡萄公社参加"社教实习"，读过这篇文章，想不到今天在伊犁又见到他，还真有点缘份哩!不过我有点奇怪，这次组织社教工作队政治条件好像卡得很严，难道王蒙他，一个全国鼎鼎大名的右派分子，也有资格参加这场伟大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么?
正想问问吴老师呢，王蒙已经进来了，顺手把一本什么书放到桌子上，原来是一册《哲学研究》杂志。我怀着好奇而敬畏的心情看了他一眼，第一印象是很年轻，30挂零，瘦长脸，宽额头，眼神显得十分聪慧，并且闪着某种兴奋的神采。他看人的时候虽然不无警觉、审慎，但更多的是落落大方，潇洒自如。我不禁联想起以前见到过的右派分子，例如中文系里的几位老师，还有在公社小队里从关内文化人模样的盲流，一个个都是满脸晦气，见人总是低眉顺眼、躲躲闪闪，说话则是神情紧张、吞吞吐吐，开起会来就畏缩在阴暗的角落，一声不吭，整个是一副牛鬼蛇神的狼狈相。我还想起远在故乡的老父亲，一个在反右后期被打成有“右派”言论处理遣送回家的中学教师。在家里，他不是丧魂落魄，就是长吁短叹……比起眼前王蒙这"心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式的坦然自信来，无疑有霄壤之别了！
从寒暄中，我得知王蒙并不是社教工作队的，而是刚刚下放到公社"蹲点"的干部。王蒙操一口北京腔，言谈爽利，语速较快，但语调却显得软绵、平和、浑厚，他与吴老师是自治区文联的同事，邂逅相遇不知为什么话老是说个没完；我和尚书同学无由置喙，便接着去画画了。
我们正在一块大板壁上临摹一幅庆丰收的宣传画，是年画式的单线平涂。欢腾的人物场面己经画好，我端着调色盘踩着凳子勾描上部的葡萄；尚书同学则蹲在地上画地毯图案。正画呢，听到王蒙在下面笑道: "有意思，姓夏的，反在上，姓尚的，却在下。‘上'在下， ‘下'在上，有趣的位置!"稍停，他又对吴老师说，"这大概就叫做‘能上能下'吧？"说完，他们两人都笑了起来。
我不觉与尚书同学对视了一眼，不由十分惊奇王蒙的思维如此敏捷，这么快就能从日常的生活现象中发现出不平常的矛盾，并加以对比联想，自然生发出某种人生理趣，而且出口成章，妙言解颐，真不愧是作家的化学脑子啊!近年一些评论家指出，王蒙小说中常常表现出一种他所独有的”悖逆性”思维。现在看来，他这种特殊的思维，在几十年前就已露出端倪了。王蒙这段触景生情调侃式的"能上能下"妙论，颇有点"夫子自道"的意味，甚至也许是他风云几十年人生的谶语哩!
作者与王蒙在北戴河谈天。
“他总不能卖给他自己吧？”
当我下来涮洗画笔时，王蒙问我，你们新疆大学好像没有美术系吧?我说，我们是学中文的，画画是业余爱好，这不是，现在正跟吴老师学呢。王蒙得知我喜欢国画，就说:"那刚好，老吴是浙江美院国画系的高材生，还在新疆艺术学院兼课，正好教你。"
"对了，小夏，"吴老师说，"把你写的那个连环画脚本拿给老王看看，他是作家，也在大学中文系教过书……"王蒙来新疆前在北京师范学院(现改名为首都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那段工作经历，我是后来才知道的。我翻找出那份连环画脚本来，有点不好意思，害怕文词拙劣，贻笑大方之家。
王蒙接过稿子，对吴老师笑道:"咱们这不是在互相吹捧么？"说着，也不怎么客套推辞，掏出钢笔便伏在桌子上飞快地翻阅起来。
我像一个等待老师当场批改作业的中学生一样，惴惴不安地恭立在王蒙身后。为了消除某主紧张心情，我拿过那本《哲学研究》翻看起来。发现里边不少文章都划了红色加重线，记得好像是一篇谈庄子的文章，横线和批语特别多。由此可见王蒙平日手不释卷，博览群书，用功极深，原来他那"欲读书结"是早就形成了。十年后在和田又见到王蒙，我偶尔提起当年那本《哲学研究》，他证实道，那是我父亲从北京给我寄来的，当时我是在读些哲学，对庄子也很感兴趣。历代不少中国文人，政治失意时都爱读读老庄。老庄是一种寻找自我解脱的哲学，能给人以在逆境中寻求自救自存的智慧和学问。但是多数人只能吸收其表面皮毛的诸如遁世避祸、明哲保身等消极因素；而真正能从中领悟其虚静超脱、顺应自然、无为无不为的博大精深的人生高境界，形成清明平和、朴素健康、宽容旷达的人生态度的，只是少数，王蒙大概就是其中的一个。后来，我曾读到一批研究王蒙的文章，有些学者根据他大量汪洋恣肆的作品和行文风格，探讨了传统的道家思想对王蒙创作的一些影响，那是很有见地的。2003年，王蒙用了三年时间写出了一部印数达数十万册的著名畅销书：《王蒙自述――我的人生哲学》，书中阐述的人生哲学，明显受了传统道家思想的影响，更是明白无误地证明了这一点。
“文字倒还通顺，”王蒙“文不加点”地批改完我的"作文"后，这样评论道。"就是行文有些罗嗦，”他接着说：“你看这一句——"，他指着脚本中"过了两年，大巴依(维语意为地主)又把乌拉孜罕（维吾尔族人名）卖给另一家巴依××××了"一句话说道，"这'另一个'三个字完全是多余的废话嘛，他总不能把乌拉孜罕卖给他自己吧?所以我给你划去了……"我不无愧色地默读一遍经他修改后的句子，感觉果然清通多了，不由信服地点点头。
王蒙为我修改过文章，于是就成了我真正的老师了，尽管我很笨拙，只是一个不太合格的学生。这件事对我印象很深，后来修改文章时，总会想起王老师的这段话，提醒自己要把文中可有可无的那些废话，尽量删去。
在伊宁县巴彦岱，我只有与王蒙这一面之交。后来，我才从有关文章中得知，王老师当时在红旗公社二大队的住处在老贫农阿不都热合曼老爹家。开始，他住在老爹不足4平米的一间小柴屋里。没有窗户，也没有床，就临时用土坯垒了三道“床”腿，上面铺了些参差不齐的葵花杆当床板，将就着住了一段时间。王老师曾对我形容说，那柴屋的门是用几块破木板胡乱钉成的，缝隙很大，燕子随便可以飞进来做窝，我们相安无事，同居一室，维族老乡就说我是个大善人，因为他们有个说法是，只有心地善良的人家，燕子才肯去做窝。那“葵床”摇摇晃晃的，幸亏我的个子不大，当时也很瘦，体重轻，睡上去没有事；要是你这大块头睡上去，那葵花杆“床”肯定要被压断了！为此，我写了一首旧体诗赠给王老师：
西歪东倒黄泥屋，大师昔日有故居。
土坑葵床喜燕来，似听迁客夜读书。
后来自治区人民政府拨款在巴彦岱建了个“王蒙书屋”，我还将此诗书写了一纸，悬挂在展室里。展室里还有我自拟自书的一幅对联：
半生多事非常画；
大块文章不朽诗。
（《半生多事》《大块文章》分别是王蒙的书名。）
作者发表的王蒙专著。
“这‘兴富'不是那‘幸福'。”
8年之后，我在乌鲁木齐与王蒙又一次邂逅而遇，回想起来，那可真是有点荒诞而有趣。
1973年夏天，我由和田赴上海去参观全国美展，路过乌鲁木齐。当时我正心劳力拙地炮制一部后来终于失败了的叙事长诗《库尔班·吐鲁木》（讲述的是于田县红旗合作社老贫农库尔班·吐鲁木老人的传奇：骑毛驴去北京见毛主席的故事），其中一个章节《最幸福的时刻》，有200多行，我投给了刚刚复刊的《新疆文艺》。不久接到编辑来信，说决定留用，因此这次想去编辑部问问情况。
当时《新疆文艺》(后改为《西部》)编辑部在乌鲁木齐市民主路自治区文联原址。下午时分，我走进黑咕隆咚的楼内，只见垃圾满地，污水四流，大字报残骸触目可见，一派"劫后"惨象；而且楼内缈无人声，冷清得很。最后我终于发现西头有间办公室的门缝里，露出一道昏黄的光亮，便怯生生地过去敲门进去。
办公室内因为窗户上贴满了旧报纸，光线也很昏暗，一个戴眼镜的中年人正交叉两腿靠着办公桌看书，见我进来，就很客气地问:你找谁?
谁知这句最普通的问话却把我给问住了。原来，给我写信的那位编辑的名字我没有记准，只依稀记得与"幸福"的音很相近，便支支唔唔地说:"找一位编辑同志，他叫……兴富……幸福……"
"倒底是哪个Xing——fu呢？"那中年人放下书笑起来，"巧极了，编辑部刚好有两个叫Xing——fu的同志，一个姓郑，叫郑兴富，高高兴兴的‘兴'，富裕中农的‘富'；一个姓都，叫都幸福:祝大家“都幸福'嘛。这'兴富'不是那'幸福'，你倒底要找哪个 Xing——fu呢？"那人操着好听的京腔，表情生动，像说相声绕口令似地滔滔不绝说了一大溜，弄得我哭笑不得，只好把投稿的原委说了出来。
"那一定是郑兴富，诗歌编辑。"那人立即做出了判断。接着，他说人都下班走了，并把郑兴富同志的住址详细地告诉了我。后来我果然找到了郑兴富，他和都幸福同志后来先后担任了《新疆文学》的主编。
再说那天听完这段精彩的"绕口令"之后，在公共汽车上我心里忽然一动:刚才那人不就是8年前在巴彦岱见过的王蒙老师么？40来岁，个子不高，瘦长脸，高额头，眼镜，北京口音，手不释卷，反应灵敏，幽默风趣，极善辞令:一切特征都与那回的印象符合。至于他不在伊犁而出现在乌鲁木齐，一定是"落实政策"回来了，他本来就是区文联的人么。后来我见到王蒙的文章，得知他1973年被安排在区文化厅(后为区文联)创作研究室工作，干过《新疆文学》的编辑，时间刚好也对得上。不过，事后我虽然多次见到王蒙，但又不好意思将这次奇特的邂逅向他证实，谁耐烦去回忆多年前一个陌生的问路人呢?
但是王蒙当年这段精彩的即兴式"相声"表演，尤其是那句“这兴富‘不是那”幸福’的绝妙词语，如同一串相声的“贯口”，我却记住了。后来熟读《红楼梦》时我还不由联想到，王蒙这句机锋可能是从史湘云醉卧芍药荫之前，在酒宴上讲的那句著名的酒令 ："这丫头不是那鸦头"的句式中化出来的。这大概不是我的主观臆测，王蒙对《红楼梦》颇有研究，那本创见迭出、挥洒自如、自成一家言的《红楼启示录》便是明证。加上王蒙非凡的记忆力、联想力和语言天才，随机来一段即兴口头相声创作，是完全可能的。
1965年春初刚到伊犁的王蒙。
“毛主席岂止讲了两次，是三次！”
1975年8月的一天，我正在供职的和田电影公司绘制电影《创业》广告画(当时我的工作是公司的美工宣传)，王蒙和王嵘同志(原新疆作协副主席、小说家)突然出现在面前。那时我已开始在新疆报刊上发表了一些诗歌和小说习作，算是新疆作协重点联系的业余作者，所以他们来到和田，就来找我了。那时我在文化沙漠般的和田小城里寂寞苦撑，做着文学的梦，难得遇到文学上的高人来指点交流，因此他们来组稿使我倍感亲切和兴奋。
晚饭后，我提了一兜桃子去宾馆看他们。王嵘系我乌鲁木齐高级中学的学长，王蒙在巴彦岱也有一面之交，彼此都算是熟人了，所以谈得比较融洽。交谈中不知怎么讲到高级中学了，说是乌鲁木齐市的名校高级中学出文人，像电影明星马精武(当时在很红的电影《艳阳天》中扮演饲养员马老四)啦，美学家邢煦寰(曾是我在新疆大学读书时的班主任)啦，还有自治区几位知名画家如穆宏先生等等。
"你也别谦虚，你王嵘也是个伟大的作家!"王蒙伸出大拇指打趣说。
"哈哈，忘记了，你王老二还是我们高级中学的女婿哩!"王嵘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当即向王蒙反唇相讥。原来，王蒙的爱人崔瑞芳老师从伊犁回来后就安排在我的母校高级中学(当时已改名乌市第六中学)教物理。
"那，人家高级中学可不一定愿意沾光呢!"王蒙仍旧笑着说，话中有话，大家心照不宣。
我忽然记起几年前在红卫兵的传单中，见到社会上传抄的几种毛主席的内部讲话，就问王蒙老师:"好像毛主席在1957年两次提到过你，什么'将军们在围攻王蒙'、'难道北京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吗'、‘我可不是王蒙的儿女亲家’等等……不知可是真的？"
"毛主席岂止讲了两次，是三次!"王蒙突然很激动，声音也提高了许多。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那不无悲愤而又委屈的表情和声调。
“那为什么，……”我只说了半句，就不说了。
"房子里太热，出去走走。"王蒙站起来，好像不愿多谈那些不愉快、也说不清的敏感话题，当时毕竟还是“文革”时期。王蒙后来在1994年华艺出版社出版的10卷本《王蒙文集》第4卷的说明里写道:"《组织部来了个年轻人》，引起了轩然大波。由于毛主席的过问，1957年初作者幸免于难。反右开始后终不免，个中奥妙非我能知。"2004年，撰写《王蒙评传》的北京学者贺兴安先生在泰安召开的一次会上告诉我，他虽经过多方调查，王蒙当年错划为右派的缘由仍然无法搞清楚。也就是说，过了40多年，王蒙错划为右派这桩历史公案，至今还是一个秘密。
穿过一座小侧门，我们从宾馆来到地委后大院，走上一条葡萄架长廊。此时院中寂静无人，微风中掩映于葡萄叶丛中的电灯忽明忽暗，拉长了我们幽灵一般的身影。我说:"别看我们和田又小又偏僻，可接待过不少大人物哩，像周总理、贺龙、罗瑞卿、郭老、王震，还有外国首脑如西哈努克、尼迈里、阿尤甫·汗等等，都在这条走廊上散过步……"我如数家珍，历历道来，实际上是为了掩饰某种自卑感；其中也不无"谁不说俺家乡好"的夸饰心理。
"那你就来一首长诗：《沿着巨人们走过的足迹》，怎么样？"王嵘笑着向我建议道。
"那可不行，"我故意故意笑道，"刘少奇的脚印也混杂在里面了，他六六年初来和田，也在这条长廊上散过步哩……"
"刘少奇也走过这条长廊?那好，"王蒙立即低下头来观察地面，仿佛在寻找那几行"罪恶"的脚印，"咱们今天也沿着叛徒、内奸、工贼走过的路——"说着他挺起瘪瘪的肚子，上衣后襟空空荡荡，背着手，学着大人物的姿势踱起方步来，活像是戏台上的老生，十分滑稽。
王蒙在小说《画家'沙特'诗话》中，以幽默、调侃的笔调，塑造了一位可笑复可悲的画家萨卜鲁（原型当为原自治区文化厅油画家列阳先生）的形象。在小说结尾的诗中，王蒙写道:"小说游戏心非戏"，感情是很沉重的。王蒙那天晚上在长廊上"游戏"，其实内心是非常痛苦的，属于一种维吾尔人 "塔玛霞儿"式的苦中作乐。
作者为库尔班_吐鲁木老人的小儿子买买吐逊画的国画写生像（1973年）
“我又不求他来当文化科长。”
那天晚饭后我又去看望二王。到了宾馆，房间里只有王嵘一个人在看书，原来王蒙被地委王书记请去聊天了。
"不服不行，人家王蒙就是不一样，啥人都能谝 (聊天)得来!"王嵘是个老新疆，一口乌鲁木齐方言: "那天在巴扎上，他用维语跟卖瓜的维族老汉也谝了半大天，老汉楞松(一个劲儿)让我们吃瓜。你们和田地委的王书记也爱连(同)他谝，刚在饭厅里没谝够，又叫到房子里接着谝。我想看书，就一个人回来了。"他把一本带来的《世界文学》递给我，"这里面有个苏修的中篇:《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写的真棒，王蒙也看过了，你拿去看看。"
第二天见到王蒙，问起与王书记聊天一事，他沉吟了一下，然后说:"毛主席不是说过 ‘要观察、体验、研究、分析一切人……’吗？王书记是个文化人，家属还在阿克苏，一个人很寂寞。你们和田的人来找他的很多，但不是请示汇报，就是告状诉冤；我是局外人，一不找他鸣冤叫屈，二不求他来和田当文化科长，同他谝谝，他何乐而不为?现在的官难当，有句话讲得真妙:群众无政府，政府无主义……。"王蒙的小说中，塑造的人物形象系列中三教九流、五行八作什么都有，但写得最好的人物形象当推各级党政干部和文化人，其次是少数民族农民。我想这同他这样善于与社会各阶层各种人物有着广泛深入的接触和了解，有很大关系。
"少有的聪明人!"后来见到胖胖的、有点学者风度的王书记时，他向我这么称赞王蒙，"脑子快，口才好，懂的也多，连农业也懂……"我想，这也是知人之论吧!
“哪几来的 '眼镜叔叔'呀！”
王蒙他们就要去喀什了，我一直想请他们来家吃顿便饭，以尽尽地主之谊，但都被婉言谢绝了。那时候和田形势很糟，社会上搞什么批林批孔批"水壶"（维吾尔人当时对《水浒》的戏称），多数单位都瘫痪了。商店货架空空，连饭馆也常关门。居民生活很艰难，粮店有时一连数月也没有食油供应。甚至只出售原粮，人们只好背上生包谷粒到郊区水磨上磨了来吃，苦不堪言。因此他们的拒请，完全是体谅我的难处。
王蒙他们第二天动身去喀什，晚上我去送行，才得知长途班车出发得很早，来不及在宾馆吃早点。我看准这是个机会，便真诚地建议说，干脆早上先到我家随便吃点什么吧，汽车站离我家也很近，200公尺不到。他们不好再拒绝，却反复叮咛说要简单一点，就弄些面条之类稀的，热乎乎的吃了舒舒服服好上路。我自然答应照办。
天刚蒙蒙亮，王蒙他们便提着简单的行包来了。说来惭愧，我当时住在一间不足12平米的土平房里，除了几件简陋的家具外，连一把像样的椅子都没有。只好搬出两把一块两毛五买来的小木凳子，请二位作家屈尊歇脚。我也没有厨房，就在门口胡乱砌座炉灶露天做饭；劈柴煤砖就堆在旁边，落满了灰土树叶，像个垃圾堆。房前倒有个葡萄架，可是葡萄树早死了，只好在光光的木架子上搭一块破席子遮阳。
"可惜就要走了，"王蒙同情地环顾一下我的穷家陋舍对王嵘说，"要不咱们可以帮小夏盖间小炭房当厨房。打土块(土坯)我很在行，当年在乌拉泊'五·七'干校，我一天能打好几百块哩……"
"那可不敢当!"我不好意思地赶快解释，"和田很少下雨，住家户都是露天做饭——其实也怪我自己太懒，又有临时观点……"
"那冬天呢"王蒙仍很关切地问。
"冬天在房子里安个洋铁炉子，取暖做饭一举两得。"
说着，饭熟了。我连忙把兼作案板的刀痕累累、油渍麻花的小圆桌搬进屋，支在床前，抹净，摆上辣子碟、醋瓶和筷子。妻子也就陆续将几碗葱花菠菜面条端上来，倒也红红绿绿、热气腾腾的小半桌。饭菜齐备，我便不无赦然地请客人入座进餐。
正要动筷子，妻子说等等，说着从什么地方摸出一只小瓶子，拨开瓶塞，在客人碗里小心翼翼地滴了几滴。立刻，小屋里弥漫出一股诱人的麻油香来!前年我回河南老家带回来一壶小磨香油，妻子心细，不知什么时候偷偷藏起来一瓶，现在拿出来应急，算是多少挽回一点面子。于是在麻油香气的氤氲中，大家也就开始踢里吐噜地吃起来。他俩还连声称赞好香，说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送行饺子接风面"，但凡家里有一盒罐头或几个鸡蛋什么的，我也不至于如此寒碜，让客人吃一碗素面条就上远路哇，阿弥陀佛!
床上3岁的女儿小菁忽然醒了，一骨碌爬到床边，瞪着亮晶晶的两只大眼晴望着陌生的客人，好奇地"咦"了一声。王蒙听见后，立即朝女儿做了一个鬼脸，捏着嗓子学说:"咦——，哪儿来的两个‘眼镜叔叔'呀!"仿佛被生客说中了心思，女儿咧嘴笑了。
王蒙那时限于处境艰难，根本无法进行创作，但是文艺创作的习惯性思维，又常驱使他随时随地去揣摸人的心理，包括小孩子。这回他模仿女儿的口吻说话，就可以看作是他的一次模拟性创作。一位正值盛年，具有非凡创造力的天才作家，只能用这种即兴的"口头文学"与毫不懂事的婴儿交流，可真是中国文学的悲哀。
半个多月后，王蒙从乌鲁木齐给我写了一封信，信中还郑重地附言道:"代问晶晶小友好!"他还记得女儿的名字呢，只不过根据耳音，把女儿小菁的名字错写成谐音字了。
1981年，回到巴彦岱的王蒙（右二）与维吾尔族乡亲们在一起。
“谢谢小王的香油面条。”
王蒙那封信还特意写道:"多谢尊夫人的香油面条。"妻子看后笑道:"这个王蒙也真有意思，一碗面条还值得他挂在心上！"
但是哪里知道，这仅是此后绵延一二十年的一碗面条的故事的序曲呢。
时隔6年，1981年夏，我到北京参加一个文学讲习班，行前，给已调回北京的王蒙写了封信，祝贺他的短篇小说蝉联三年荣获全国文学奖（依次是《最宝贵的》《悠悠寸草心》和《春之声》》，并告诉他我已调到新疆师范大学中文系教书，想趁赴京之便去看望他。王蒙很快就回了一封信，信中详细介绍了他在前三门的住址和他平时在家的时间。未了，又附了一句:"向尊夫人问好，谢谢她那碗香油面条!"我心里笑道，这个王蒙可真是幽默成癖，不可救药，动不动就要纳斯尔丁·阿凡提一番哩!
然而，一碗面条的故事还在继续中。
1985年秋，已是中央委员和作协副主席的王蒙，作为当时新疆人民政府主席司马义·艾买提同志的特邀贵宾，回到乌鲁木齐参加自治区成立30周年庆典活动。那天在南门人民剧场听完王蒙关于当前文学现状的报告后，我随着人流走到门前广场，一眼发现王蒙正和几位文艺界领导站成一排，准备合影留念。我离他们不远，很想过去问候一下，又怕打扰领导们的活动。正在进退维谷时，只见王蒙快步向我走来，边走边扬手招呼道:"夏冠洲，你好!"我怔了一下，没想到在这种场合王蒙会以如此亲切的口吻主动问候我，感到很有面子，连忙迎上去同他握手。他看着我，忽然笑道:"回去代问小王好，谢谢她的那碗香油面条!"我楞了一下，一时不知该怎么应对，王蒙己转身过去了。
又是谢谢面条，王蒙这是怎么回事?在路上，我细细捉摸王蒙这句话，忽然明白了，在那种情势下，思维敏捷的王蒙选择了这句具有象征意味的简单问候，含义十分丰富，耐人寻味，真是胜过了千言万语。
时光又过去了5年，1990年11月，王蒙携夫人崔瑞芳老师回疆"探亲"，体验生活，为创作他构思多年的《季节》系列长篇做准备，返京前，下塌于乌鲁木齐昆仑宾馆（就是刀郎著名歌曲中唱的所谓“八楼”），离我们学校很近，我得知后便去看望他们。谁知王蒙把我介绍给他的客人时第一句话又是：“你们都不知道，在和田，我吃过他夫人小王做的香油面条哩!"
俗话说事不过三，这可是王蒙第四次"谢谢面条"了。难道拙荆果真有什么特异功能，竟能将一碗中国人最普通的面食做成山珍海味，让见过大世面、开过洋荤的王蒙，十几年来一直余香满口，念念不忘于斯?真是匪夷所思!
直到1991年11月，我到北京参加一次学术会议时，顺便去看望了王蒙老师，这个盘中哑迷才算最后揭开。
"那一碗面条。可是给我和王嵘几天的卡路里呢!"那天，在北京朝内北小街王蒙那座小四合院的寓所里，他深有感慨地对我这么说。接着他描述了旅途上他和王嵘的遭遇。
车发和田，一路上饭馆都不开门，连一个卖馕的也没有。他俩饿着肚子颠簸了半天，汽车又在大戈壁滩上抛了锚，直到后半夜好容易才算赶到叶城县。叶城正在放映难得一见的新电影，吸引了倾城的观众，所以全城的饭馆又都一律关了门。王蒙他们自然也吃不上饭，黑灯瞎火、人地两生，饿得两人眼冒金星，四肢瘫软，几乎路都走不动了。幸亏王嵘手头有个通讯录，这才东问西找，终于冒昧敲开了一位素未谋面的投稿者的家门，狼吞虎咽地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原来如此!
这是1975年秋天，也就是"四人帮"覆灭的前一年，两位中国作家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的一段奇特而艰辛的经历。拙荆两碗面条(全称应为"香油葱花菠菜素面条")，竟然以无比坚硬的神力支撑了两位作家的生命，真是功不可没。难怪王蒙在心中萦绕成一个"面条情结"，十几年来再三再四地念叨感激不休哩!
文学也是一种生命体验的表现。饱食终日的人，决然写不出那种真切的饥饿感觉来的。王蒙至今尚未把这段刻骨铭心的体验写进小说，但是在中篇《杂色》和长篇《失态的季节》中，我想他一定动用过了。右派音乐家曹千里和右派诗人钱文等人物，在饥饿中对食物的那种渴望和乞求的心理，不是一般人能写得出来的。"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艰难困苦，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实在是一种不可预支的精神财富。（未完待续）
夏冠洲起兴题书“禧奥居”
作者介绍：
夏冠洲，学者，作家、文艺评论家、书画家。河南省淅川县人，1942年12月生于洛阳。早年毕业于新疆大学中文系。现为新疆师范大学退休教授，中国作协会员。1963年开始发表习作，至今已发表各类文艺作品500余万字，举办书画个展两届。己出版主要著作有：专著《用笔思想的作家一一王蒙》，6卷本《新疆当代文学史》，长篇历史文化小说《岑参》《李白仗剑西域行》和《古刹潜龙》，长篇纪实小说《房梁上的国宝一一张大千名画西域历险》，散文集《消逝的画幅》《丹江记忆》《初夏的博格达雪峰》和《新疆的魅力》，新旧体诗集《昆仑采玉》，书画集《夏冠洲书画》及论文集多部，共20余种。获奖30余项，其中省部级以上奖7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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曹 魏（字德讓，名武卫，号文會堂主，九二一文化智库都市头条编委，资深新闻媒体人，文化评论撰稿人）微信：caoweichina QQ：7742049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