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诞辰110年，去世40周年   （三）

换地

文/李俊科

   土地是民生之根本，是老百姓赖以生存之希望。旧社会如此，新社会也是这样。谁占有了土地，谁就占有了幸福，谁得到肥沃的土地，谁就具备了幸福的资本。解放前就因为地主有土地，才成为财主，老百姓没有土地，才被称为穷人。人民当家做主之后，土地就归老百姓所有。因此，翻了身的人民，都想获得肥沃的土地。

   后洼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肥沃的土地很少。近百亩土地，基本上都是贫瘠的山坡洼地。背山面岗的，交通也不方便，就连村子里的出路，也得看别人的脸色。

   后洼位于八迭冲八迭堂村王家营和李家营的后面，背靠西岭，东面隔着孟家岗下的王家营，与八迭河相望，南面与李家营接壤，北边越过王家营的耕地，就是能看到堂后生产队的西坡。王、李营的分界线，只有一条狭窄的便道，这个便道，就是后洼唯一的出路。成立农业社的时候，后洼与王家营是一个生产队，因为生产活动的不方便，后洼就从王家营分了出来。生产队分开了，土地相应也应该分开。但是，为了如何分地，让父辈们操碎了心。

   两个队在一起的时候，生产队的面积比较大。从八迭河的东岸，一直到西岭顶，东西大约两公里宽。南边李家营到北边堂后，南北最少也有七百米长。土地的类型比较齐全，有河岸滩涂，有水田旱地，也有坡地和丘陵，大竹园和水磨也是共有的。河岸地比较肥沃，是上等好地。要说分开单独成为一个生产队，除了大竹园和水磨分不开，不同的地形是完全可以分割的。队委会干部在一起商量后，满足后洼的要求，并达成协议。基本上以孟家岗后面的洼地为主，把紧靠李家营北边的旱地划一部分给后洼。这样一来，按照后洼的人口和总产量数字，旱地、坡地总共分了近百亩。水田处在八迭河岸上的水渠边上，也是紧挨着李家营的一大一小两块，东西窄长，大约有五亩地。

   这样分割土地，后洼的干部满意，社员们也满意。后洼有了自己的土地，大家的劳动积极性就调动起来了，好像幸福就在眼前，干起活来也更有精神，社员们就把毕生的精力，都贡献在这永不肥沃的黄土地上了。

   这样经历了许多年，大家都相安无事，按照大自然是规律，春夏秋冬，周而复始。突然有一天就觉得不方便了，就有人提出了问题。提出问题的是爱动脑筋的李大叔李桂林。

   上世纪六十年代，村子前面的南北方向，通上通下栽植了两行白杨树，长得非常茂盛。站在下八迭都能看到，这就是后洼最靓丽的一道风景线，也是后洼社员对外炫耀的资本。社员们吃饭的时候，都喜欢端着碗，靠着大树在那里吃着聊着。一天上午，大家都在大树行吃饭，李大叔端着米饭碗慢慢地凑到父亲跟前，提出了一个父亲从来都没有想到的问题。

   二哥，咱们是不是该把门前的那块地换回来了？

   李大叔说的那块地，就是后路旁边的那块。后洼通往王家营的小路，我们称之为“后路”。这条路，实际上是站在王家营的角度来认定的，过去是那样称呼的，叫习惯了，现在也改不过来。路边的那块地是王家营的，地边就是我们通往八迭冲的小路，只有二尺来宽。架子车流行的时候，生产队买回来一辆拉车，半个轱辘就轧在王家营的庄稼地里。王家营的社员看到了，理论了半天，父亲去给王家营的干部做工作，表面上问题解决了，矛盾仍然存在。毕竟是王家营的地盘，他们是主人。我们如果想拉车通过的时候，害怕损坏了她们的庄稼，大都是两人抬着车厢，一人扛着车轮。走过了后路，再组合起来，很不方便。

   这个主意不错。父亲当场没有答复，让我考虑考虑。

   他知道现在的王家营人，不像过去那样头脑简单，好说话。分开队之后，他们把既得利益看得很重，只想沾光，不想吃亏。要想把地换过来，用啥换，怎样换，都是需要考虑的。

   晚上收工的时候，父亲召集队委会的李有定七爹，李付勇二叔，李瑞芳薛三婶来我家开会，商议有关换地的事情，李大叔和张明泽四叔列席参加。最后商定，要想不受他人的制约，我们必须掌握主动权，一定要把后路上的地换过来。父亲出面，用前头（站在后洼的角度，称王家营为“前头”）八迭河岸上的那块四亩二分水田，换取后路上的八亩旱地。父亲对大家说，我们还得做好思想准备，一旦他们不同意，那块八分水田也会牺牲的。我知道，那两块水田属于下等地，最多能换七亩旱地。毕竟后路上这块地对咱们太重要了，它在王家营不算是好地，但是对于咱们来说，比咱们后面哪块地都强。父亲说，分了队之后，情义也分家了，你是你，我是我，就连富明（我三爹的小名）王正鼎这些弟兄和朋友也不行了，他们都要为王家营的利益去考虑问题，不会让步的。但是，我会尽力说服他们。退一步说，大米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不是大问题了，咱们的洼地平整之后，就“海南岛”那块地的大米都够咱们吃了，不在乎前头那几亩水田。

   事情真的像父亲预料的那样，王家营领导寸步不让，李金福三爹没说什么，李金明三爹就首先反对。因为那块地在他家屋后，上工下工都很方便。父亲把后洼的困难讲给他听之后，亲兄弟还是亲兄弟，李金明三爹就不再反对了。王正鼎却说，一亩水田两亩旱地，这个谁都清楚。但是，你那水田处在水渠边，属于漏水田，是下等地，打不了多少水稻。这样换，吃亏的是我们。父亲笑笑说，你说的太好，原来分队的时候，你们把好地自己留着，把下等地分给我们了，良心是不是坏了。王正鼎争辩道，话不能那样说，分地时，你也参加了，你知道，土地是按照产量分的，你那几亩水田本来就分的多了，不存在好地坏地。你现在要换的是地，不是产量。就算把你那五亩水田全部给我们，总产量我们仍然是吃亏的。看在咱们原来是一家的缘分上，我们吃个亏算了，免得为了你们的出路，伤了两家的和气。王正鼎扭头看看父亲说，只能换七亩，靠住东头还要割出来一亩。那个地方位置高，我们要做个打麦场。

   不行。父亲立马不同意。既然你知道我们要的是出路，你那样拦腰割一刀，不是同没换一样？你们现在那打麦场位置多好，又在营坛前面，没有啥堵挡，东南风吹着，多惬意。移到那里，你们不嫌前面的庄稼运输远了！王正鼎用手搔搔头，看了父亲一眼，你这家伙，说的有道理。那就定住了，全部换。

   就这样，后洼用前头的五亩水田，换来了后路上的八亩旱地，为今天后洼的发展，打开了交通要道，为乡村的扩展，储备一定的土地空间。

   地换回来就属于自己的了，父亲带领大家把小路拓宽了一半，交通就便利多了。后来，后洼有了窑厂，拖拉机就能长驱直入，把黄土拉出去，把大把的钞票赚了回来。

   有了这八亩好地，夏季的收成就增加了不少，但是，拉麦捆去后面的打麦场，要经过一个岗坡，就费劲多了。李大叔说，不如把打麦场从后面移到前面，毁掉大树行旁边的菜园，重建打麦场。父亲不同意。在大集体的岁月里，自留地是不允许存在的，农家户唯一的合法私有财产就是菜园地，这一点如果也没有了，老百姓的生活就单调多了。李大叔说，不是不要菜地，而是把菜地移到村前渠边的耕种地里，况且，原来的打麦场可以毁掉当作耕地用，耕地总数还不少，只是产量下降了，不碍事。父亲不是担心产量的问题，而是担心打麦场的风向问题。那个地方地势较低，背靠大树行，来风不顺畅，扬场都有困难。

   李大叔当队长的时候，就坚持把打麦场移了过去。结果正如父亲所预料的那样，一到打麦的时候，经常为风向问题伤脑筋。这时候，李大叔找到父亲想办法。父亲考虑后，就有了一个大胆的设想：与李家营换地，把岗顶换过来当打麦场。

   岗顶，就是村子后面靠南边的那个高地，是孟家岗的最高处，中间高，两边低，根本浇不上水，纯属于望天收。那块地有三四亩，北边与我们的小路相连，虽然土地贫瘠，但是风向极好。站在上面，无论什么时候，无论哪个风向，都能够满足。如果当作打麦场，就再好不过了。它属于李家营所有，主动权不在自己的手中。队委会也同意交换，就怕李家营的胃口比王家营的胃口还大，不好满足他们的要求。大家知道父亲与李家营是户下，还是亲戚，这个艰巨任务，就交给父亲去完成。目标不大，一亩就足了。

   那个时候，李家营的队长是卢叔卢宗山，他是我五哥的岳父，父亲的亲家。由于我四爹去世早，我四妈就把他从渣滓沟接到了李家营，我父亲他们就成了家族弟兄。弟兄加亲家，亲上加亲，话就好说一些。父亲打算用家庭的关系，来换取邻队的关系，用儿子来制约亲家。

   一天夜里，父亲让五哥去请卢叔，卢叔很快就到了。

   父亲他们之间，没有酒不说话，一有酒就话多，酒杯一端就容易喝醉，该说的话也说不了了，最后卢叔就晃着回家去。有时候晃到半路就倒地了，睡一觉醒来，再摸黑回去，从来都是如此。

   卢叔来的时候，黄酒就已经热好了。亲家俩分坐两边，划拳猜枚。等喝得差不多了，父亲才扯到正题上。他简单说了情况之后，卢叔就摇头不同意。父亲说，我年纪大了无所谓，主要为孩子们考虑。你也知道，打麦连天，一场灰糠麦堆在一起，就是一座不小的麦山，哪一堆不是你女婿扬的。扬场是个力气活，三两场可以，长期这样下去，我怕他们受不了。后洼的活本来就重，孩子们使伤了，连个接班的都没有。不考虑你女婿，也为你闺女想想。如果把地换过来，扬场就轻松多了，孩子们高高兴兴的，难道你不喜欢。

   换地是个大事，我一个人做不了主。即使我没有意见，其他人还有想法。卢叔开口了。他虽说嘴上不同意，但在心里还是担心五哥的。后洼劳力不多，这个卢叔是清楚的，五哥在队里是主要劳动力，每次重活都是他抢在前面。从这个角度讲，于情于理，于公于私，卢叔也是应该答应的。

   你准备那啥来交换？卢叔问。

   要地没有，荒坡还是可以考虑的。父亲说，后洼别的不多，两沟四面坡，山坡面积于你李家营面积相当。

   你是与我交换的，你没有任何讨价还价的理由。卢叔生气了，否则，就无法成交。

   我们唯一能交换的就是坡地，其他条件不行。父亲也板起了面孔。

   你说一亩地，我可以考虑，多了不行。卢叔说，必须用耕种地来交换。

   后洼耕种地本来就少，用耕种地交换那是不可能的。父亲也很固执，你看这样行不行。父亲说出了自己的打算。

   不行。卢叔说，我那是耕种地，虽说浇不上水，也是耕种地。你那荒坡与我的耕种地相比，根本就不是一个等级。一亩耕种地，换你三亩坡地，就是你们紧挨李着家营的那块坡地。

   父亲会激将，也会把握分寸。他装作不同意的样子，低头不语。卢叔掂起酒壶给父亲斟满一杯，把酒杯递给了父亲。如果没意见，就这样定了，队委会的工作，我回去做。

   你开的价有点大，明天我也得同大家商量。

   商量个屁，酒一喝，就定了。卢叔与父亲酒杯一碰，头一仰，抬起脚就走了。

   后洼的那个打麦场，就是这样换来的。经过讨价还价，最后的代价是，二亩坡地，换一亩薄地。

   改做打麦场之后，（我们称之为“高场”），到打麦的时候，风向好极了，轻轻地把木锨扬起来，麦糠就分离出来了，省力很多。后洼有了窑厂之后，还用那个高场的黄土，烧了几十窑红砖。现在它与岗顶凹一般高低，被当做耕地使用了。就是土地贫瘠了一些，需要养几年才行。

   土地承包和流转之后，农村的打麦场就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那段换地的风波，在后洼就慢慢地被历史所淹没。但是，父亲为了集体的利益，那种富有智慧，对后洼忠心耿耿的精神，却永远留在后洼人们的心中。

     2020.12.02.  43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