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召唤（14）

南京接站

                   戴永久

 1979年我援藏时，我的妻子郑爱林32岁，她一个人既要一天不歇地上班（那时星期天不休息，张沐丝毯厂实行的是“计件工资制”，几乎天天开夜工），又要照料两个未满十岁的孩子，还得协助年过花甲的父母，支撑着十人大家庭的门面。社会上隔三差五有关我在西藏的种种传闻，更是让她担惊受怕，寝食不安。好在我始终与她保持着一月一次的书信往来，相互交换情况，及时澄清“城南牛角瓜，城北牛说话”式的捕风捉影、道听途说和张冠李戴、以讹传讹等轻薄不实之词。不断減轻、消除她思想上的顾虑和压力。当得知我1980年底内调返乡的信息后，她更是屈指相数、翘首以待、急切盼望着团聚之时早日到来。

1980年11月27日，他们收到我当月29日下午4点，到南京接站的电报，阖家老小皆大欢喜。郑爱林喜滋滋的立马飞快骑着自行车，赶到姜堰汽车站落实29日去南京的汽车票。我在车站工作的好朋友、时为长途汽车驾驶员朱公元同志，得知我内调返程的准确时间后，随即告知同为长途汽车驾驶员的老同学高兴顺(高兴顺和朱公元二同志曾先后任770车队队长兼姜堰汽车站站长)。他们对老郑说：“明天早上你准时到汽车站来找我们就行，保证将你带到南京。” 

当家人们忙着准备到车站相接的同时，随着火车的不断东进，海拔越来越低，气候条件愈来愈好，我们几个人毕竟年岁不大，经过一天一夜的休整，体力已渐渐恢复。大家心情激动地聚在车厢内，回忆着从加查到柳园四天三夜连续行车，特别是青藏路上整夜与暴风雪抗争，倍受煎熬，以及在柳园候车的窘迫，还有挤上火车后酸、甜、苦、辣的悲喜经历，大家感慨万分。我戏谑地开玩笑道：“有这么几碗‘酒’垫底，今后我们在生活、工作中还有什么不能应付的？”大家不约而同地齐声称道。

当我提及硬座车票作废，增加了大家的开支，心中感到愧疚不安之时，何国石和周道东当即打断我的话说：“不能这么说，更不能‘钻在钱眼内，只算经济帐’细想起来还就有点后怕，那天晚上，如果继续那样折腾下去，现在我们还能不能坐在这里说话，都无法预料。是钱重要还是命重要？这个轻重我们分得清，这个反正我们识。我们绝不是‘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的那种人。我们几个，不但不会责怪、报怨你，相反，还得真心诚意的感谢你一路关顾才是。这次，我们几个共同援藏的经历，虽称不上‘生死与共’，也可以说是‘患难相交’。这次返乡，大家日以继夜，风雨同舟，相互之间建立的情感，留下的深刻、美好印象才是最大收获。”大家开心地预测着夫人们接站时种种情景和感受，憧憬着各自工作、生活的美好未来。

不经意间，火车已到长江大桥，我和周道东二人在南京站下车，与何国石（到无锡站下车）、傅泽贤（于镇江车站下车）二位同志作别后，下车随人流直向出口处奔去。在出口处排队等候验票时，我们二人不时踮着脚来向外瞭望，以期寻见接站的亲人。

一出站，周道东同志的夫人迎面扑了上来，四目相望，一时语塞，继而相对而笑，真是道不尽的千言万语，说不出的万般柔情，都置一笑中。我和他们道别后，满心焦虑，急匆匆像梳头发一样，将出站人流，梳了一遍又一遍，始终不见小郑的踪影。

是没有收到电报，还是因故未能前来南京？或是不熟悉情况，走错了地方？真是越想越复杂，越想越害怕，心中似“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绞尽脑汁，怎么也理不出个头绪来。但我坚信不疑的是，收到电报后，她“板上定钉——板摇不动”会来南京接站。一不做二不休，我索性在车站出口以外，找了一处显眼的地方坐了下来，以逸待劳，慢慢等待。天渐渐黑了下来，站外的行人也逐渐减少，我心中盘算，与其说这样“瞎子点灯——白废蜡”的空等下去，倒不如暂回招待所休息，养精蓄锐，待明天再作理论。

在我等待无果、茫然无措的同时，在南京长途汽车站出口处，郑爱林如热锅上的蚂蚁，焦虑不安，也不知是我仓促间将站名写错（电报原件被毁，无从查考），还是看信的人粗心大意，一口认定是到中央门省长途汽车站相接。小郑是个诚实守信、办事执著之人。而且，她坚信我不会失言，更不会失信。

千里迢迢，路有不便，车辆晚点也是常有的事。所以，她压根儿就没有想到，竞是弄错了车站的原因。看着出站的乘客一批又一批鱼贯而出，她望穿双眼，却始终不见亲人踪迹。一晃天快黑了，进站车辆越来越少。小郑毕竟是初次单独出远门，人地生疏，心中不免有几份恐惧。举目无亲，该怎么办呢？在坚毅性格和坚强信念支撑下，她义无反顾，毫不犹豫的决定，找宿舍住下来，明天早上再来继续等待。

情况不熟，“口边是路”，在好心人的指点下，她乘公共汽车走了二站路，找了一家国营旅社，花三角钱要了一床最简易的通铺，将就着住了下来。

我回到招待所后心神不定，展转难眠，小郑接站未遇的问题一直萦绕心头，始终挥之不去。是因故没有前来南京，家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或许是她生病在床呢？是来了南京，没来火车站而去了汽车站呢？还是因未出过远门，特别是没有到过大城市，不辨方向，找错了地方或者节外生枝，受骗上当，生出什么事端来？真是不想便罢，越想问题越多，越想越觉得害怕，越想越是睡不着觉，越睡不着觉，越是心烦意乱。如此反复，始终得不出自圆其说的答案。也许是一路上着实疲劳，下半夜我终于模模糊糊睡着了。

清晨，同房间起早赶车旅客的响动把我从睡梦中惊醒，我条件反射地翻身下床，穿好衣服，呆呆的坐在床边沉思。不用说天还未大亮，就是天亮了，没有方向目标，盲目行动，“没头的苍蝇——乱闯”，其结果只能是“薛仁贵征东——白跑（袍）”。思之再三，我决定早饭后先到火车站再找一遍，如果还遇不到的话，不妨再到长途汽车站看看，还是没有结果，就买明天早上（那时姜堰与南京的直达长途，每天只开一班车）的汽车票回到姜堰家中，便见分晓。

再说小郑在旅社哪能入睡，但她坚信，我肯定会从柳园车站乘火车今天到南京。到南京后肯定会在车站等她、或四处找她！自己情况不熟，与其说“病急乱投医”，自生是非，惹出烦恼，道不如坚守待援，以求主动。实在不行，仍乘姜堰班回去，再究原委。所以，她早上起床后，仍乘公交车赶到中央门省长途汽车站等候。

早上，我急急忙忙赶到火车站出口处仔仔细细又找了一遍，仍然见不到小郑的人影。看时间尚早，想找个地方坐坐，又生怕我前脚走，她后脚赶来，再弄个两不会面，岂不更为糟糕。倒不如干脆耐下性子，等一等再作计议。这样，我又在出站口外，等候了近两个小时，依然未见小郑行踪。再耗下去弄不好上午就难以遇到人了。我当机立断，立即乘坐公共汽车，向省长途汽车站赶来。

再说郑爱林早上起床后，连早饭也没有心意去吃，就火速赶到车站门口，专心致志地等我到来。过往人群似“走马灯”般川流不息。她支撑着疲倦的身体，站在车站门边纹丝不动，目不转睛地过滤着每个行人，生怕我从她视线中滑过。

下了公共汽车，我大步流星，直向汽车站出口处奔来，大老远就看到老郑疲惫地倚在门框外，强打精神，一刻不停寻找自己的亲人。

“嗳，郑爱林，我在这里。”听到我的喊声，她飞奔着向我扑来，四手相接，两行热泪夺眶流淌下来。手心怎么这样烫人？经介绍，我才知道，她是拖着感冒发烧给身体带来的种种不适，硬撑着践约来宁接站的。人接着了，她反而一下瘫在地上，动弹不得。

是得先找个地方住下，休整休整，忽然我想起有在南京市交际处工作的同乡同学王春宝同志的电话号码。就同小郑一同赶到附近邮电局，试探着给王春宝挂了个电话。真是天遂人愿，正巧这天王春宝同志当班，当他得知我已在南京的消息，当即以斩钉截铁的口吻“命令”道：“请你们在原地不要走开，我现在就安排人开车去接你们，车号和师傅的姓名一并报给你们，以便联系。”放下电话，他随即安排将车发出，又让餐饮部安排了中饭，客房部安排好住宿的房间。

一会儿，小车就将我们接回交际处，吃饭时，听到我的介绍，他善解人意的道：“二位辛苦了，二年不会，先让你们好好聊聊，休息休息。明天的活动安排，晚上再作商量。” 由于家中父母还在等候消息，当时电话尚不普及，所以，我们再三辞谢了老同学邀我们在南京小住休整的一片诚意，第二天早上，乘姜堰班于傍晚时分，安全回到张沐新河家中。

左邻右舍听到我平安到家的消息，纷纷前来看望祝贺。隔壁黄银寿二奶奶将我全身上下仔细看了又看，又叫我向前走了几步，气呼呼的骂道：“麻二省（二生产队的朱广银混名叫麻二省）这个老不死的混帐东西，活嚼大头蛆，早上有人说你今天就要到家时，又扑胸脯，又打包票说，不要高兴得太早，等人到家再说。现在到好，戴永久寒毛未少一根，平安到家。我看他这屄脸到底往哪块放。” 我父亲见状，忙出来打圆场道：“麻二爹平时与我家无怨无仇，几代人和睦相处，知根知底的，凭着推断议论几句，绝不会有任何歹意。现在，人已平安到家，一喜解百忧，真人作见证，就不必在意其它什么说法了。”大家听罢，一致认同。皆大欢喜，其乐融融。

麻二爹的话，我未听到，但麻二爹的心，我能猜到。九死一生，全赖命根。倒是句真话，应了我的万里援藏之行。

个人简介：戴永久，男，汉族，1⃣️944年4月出生，中共党员，大专学历，曾任小学教师，5个乡镇党委书记和县、市两个部门负责人。2004年退休后从事文学习作先后在＂江苏生活快报＂＂江苏散文报＂＂山西科技导报＂＂泰州晚报＂＂姜堰日报＂＂溱湖＂＂罗塘＂等报刊杂志发表散文等文学作品100余篇。现为江苏省作协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