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冠琦，青年作家，从事创作以来，受到著名作家陈忠实、国学泰斗霍松林先生的长期指导。2013年出版散文集《年华像风一样自由》（陕西人民出版社）、2019年出版《长歌行》（东方出版中心）。主编的语文新课标系列图书，已出版34种。在各种报刊发表文章200余篇。自幼临习书法，多次参加国内外展览并获奖，作品凝重浑厚，灵动洒脱，被国内多家文化机构收藏。
初识刘冠琦先生，是在家父霍松林先生“唐音阁”座上。当时，我就对这位谈吐不凡的青年才俊有了很深的印象。之后，我们交往很多年，其人其书我一直默默关注。近年来，他牵头负责陕西省中小学“优秀文化进校园”活动，搞得风生水起，效果显著，媒体多有报道。他开办小读者书馆，亲任馆长，并先后设立七家分馆，相继主编语文新课标名著系列图书三十四种，出版“小读者书馆”系列——陈忠实《父亲的树》、刘心武《深夜月当花》、朱鸿《在峡谷享受阳光》等精品图书，着力为中小学师生出版一批经典课外读物，悉心打造中小学“书香校园”，可谓功莫大焉！
不仅如此，冠琦先生在被称为“余事”的书法方面也颇有造诣。还记得家父霍松林先生在《松林回忆录》中回忆他亲侍于右任左右时，髯翁有云：“有志者应以造福人类为己任，诗文书法，都是‘余事’。然而‘余事’也须卓然自立，学古人而不为古人所限。”冠琦先生的书法，显然是向着这个方向努力的。
首先，冠琦先生下笔作书，不喜采撷一些人们所熟知的应酬套语，如“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江”“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室雅兰香”“天道酬勤”之类，而是力求写下自己的真实感悟。如他读《荀子·荣辱》篇时，记住了其中的一句话：“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穷，怨天者无志。”（《长歌行·敬畏时间》）他读后很有感受，就用毛笔写了下来。每天想一想，都会有所获。
更为难得的是，冠琦先生有时应邀为他人作书，也不是选用诸如清人梁章钜《楹联丛话》或《增广贤文》之内的成语，而是根据对方的身份或志趣亲为撰联，然后作书。如一位老中医，平生医人无数，不仅精通《本草》，且喜研究《周易》，好奇门遁甲之术。他买了新房装修后，请冠琦先生为其书房写一对联。冠琦反复思忖后，遂为其撰写了这样一副对联：“门前冷落兰为友，若少金银多读书。”冠琦认为，现在人们物质上多感匮乏，则精神上一定不能再匮乏。读书不为致富，而是为得到灵魂的安妥。唯有灵魂安妥了，我们的身体才能真正舒服。
又如他的一位朋友，忽然要去外地做官，赴任前请他送其一副对联。大家都担心此君瘦弱，现扛了这样的重担，恐怕吃不消。冠琦先生却为其撰联云：“入海方知天地远，出水才见两腿泥。”上联为他送别而打气，鼓励他走出去经风雨见世面；下联则鼓励他要不畏烦难，踏实干事。只有实践之后，方能见到自己努力的结果。其对朋友的殷殷爱惜之情溢于纸上。再如冠琦先生的一位长辈，在政法系统任职，性格刚毅，办事公正，善恶分明，甚得百姓称誉。他曾让冠琦先生写一副对联，冠琦即书云：“神龙出海降雨露，猛虎入山动风云。”其内容，既符合接受者的政法系统官员身份，又寄寓了冠琦先生期盼法律公正、社会安定、政治和谐、国家富强的良苦用心。
钱锺书先生《谈艺录》中尝云：“今日之性灵，适昔日学问之化而相忘，习惯以成自然者也。神来兴发，意得手随，洋洋只知写吾胸中之所有，沛然觉肝肺所流出，人己古新之界，盖超越而两忘之。故不仅发肤心性为我，即身外之物，意中之人，凡足以应我需，牵我情，供我用者，亦莫非我有。”此语如移之于冠琦先生亦觉适宜。如冠琦先生尝于初春时与诸友游商洛，其有小文记云：“车上了高速公路穿越秦岭，猛地钻进隧道，即刻不见天日。好不容易车冒出了隧道，又要临水行车绕山行路。窗外的草木正俏皮着，让人喜欢得心疼。一个小叶子，又一个小叶子，这些数不清的小叶子，组成了一汪浅绿色的深泉，一池嫩绿色的湖水，一条深绿色的江河，我们的小车就漂浮在绿得耀眼的海洋中。”其兴尽而返，有感而发，遂又有对联记云：“隔水何妨来观月，雾中不碍去赏花。”有一长安摆地摊收售旧书者，收售之余亦耽于读书，从业时手不释卷，且生平嗜饮酒。刘先生遂有对子赠云：“每读佳句如饮酒，最爱善言似听琴。”又如一心性清高之女子，据冠琦先生为文中所云，其在社会上飘荡多年，生活不易，屡遭世俗讥笑，却有如“莲花生于淤泥却绽放出高贵美丽的花朵”。冠琦先生乃挥毫为其赠联云：“唯有真心对明月，人间何处染风尘。”似此等书联，皆可谓神来兴发，意得手随之佳作也。
其次，再观冠琦先生书艺。冠琦先生于书法颇有渊源。他从小受祖父影响，对书法极感兴趣，涉猎过多种碑帖。不同于常人的是，他曾临习最多的，不是一般人初学所临的欧阳询《九成宫醴泉铭》、柳公权《玄秘塔碑》、颜真卿《多宝塔碑》等碑帖，而是较少为人所知的《爨宝子碑》。今案，据资料所云，该碑全称为《晋故振威将军建宁太守爨府君墓碑》，东晋义熙元年（405年）立，清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出土于云南曲靖县杨旗田。爨宝子者，建宁同乐（今云南陆良）人。“弱冠”而“称仁”，官建宁太守，有政声，“朝野咏歌”，故殁后人怀之而立此碑。
魏晋时期，乃中国书法史上新旧书风之转换期，即隶书开始向楷书和行书转换的时期。观《爨》碑，则亦有隶楷兼之的特点而以隶为主。其书古拙厚重，又灵动纵逸，康有为曾誉为“端朴如古佛之容”“朴厚古茂，奇姿百出”。冠琦先生最初之临习，虽法乳于此碑，然而又转益多师，最终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
我观冠琦先生书法，拙中见巧，朴实内美，点画坚浑开张，运笔舒缓沉着，结体茂密雄秀，章法朴实自然。他的书法融入个性，强调主体精神，久观则于字里行间流露着其人文学才情，正因其读书万卷，国学雄厚，因此能心笔合一，卓尔不群，通达磊落，形成了有独特个性的作品。古人讲，书法作品应以文学性和艺术形式美相统一，同时融入作者志趣以达到最佳意境，冠琦的书法正向这个方向发展。
诚然，作书如做人。冠琦先生性豪爽，尚义气，重友情，在长安朋友圈已颇有人望。这与他从小受祖父的谆谆教诲是分不开的。从祖父的身上，他学到了“莲出淤泥而不染，人活在世上就要为人正直公道”（刘冠琦《长歌行·春晓园》）。他曾认为，“人活着不论富贵还是贫贱，离开了气质和精神，就是烂泥一摊。”（刘冠琦《长歌行·车过龙骨峡》）由甘肃平凉崆峒山上奇树之无拘无束、钢筋铁骨、凌霜傲雪，他感受到“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虽千万人吾往矣，这是世间最大的勇气！”（刘冠琦《长歌行·冬天游了趟崆峒山》）他还这样说过，人活法各有不同。“在所有活法之中，我更欣赏那些把自己活成一束光的人，燃烧自己，照亮世界！”（刘冠琦《长歌行·活法》）我认为，冠琦先生的书品和人品是合一的。
我期望冠琦的书艺日益精进，文学更胜往昔！（作者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著名古典文学家霍松林之子。）
来源：文化艺术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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