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弟子们讨论的时候，孔子因势利导，紧接着曾子关于孝道的话题与弟子们一起讨论了起来，他说：“是啊，说起孝道，我们看一个人是不是孝，就看两方面，一个是当他父亲在的时候，看他的意志如何，是不是能够虚心的学习父亲为人处事之道；当他的父亲不在跟前或者是去世以后，就看他的行为表现是否和他父亲在的时候一样，努力实践父亲的为人处世之道。如果他继承父亲的遗愿，按照父亲的思想和行为行事，三年不改变父亲确立的规矩，这样的人就可以说是孝子了。”
【原文1.11】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对于这一段文字的解释，争议很大。一般的解释是：评价一个人是否孝顺，一是在他父亲活着的时候，因为他不能独立行事，所以就主要观察他的志气如何，在他父亲死后，他独立主事了，就观察他的行为如何。如果他在三年之内没有改变其父生前定下的老规矩，这样的人就算是孝。宋儒的注释是：“必能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乃见其孝，不然，则所行虽善，亦不得为孝矣！”这样的注解教人无条件的服从，行“愚孝”，其实是歪曲了孔子的真实意思。试想，倘若明知其父不贤，走的是歪道、贼道，那么这个人为了尽孝是否也要必守三年歪道，当三年贼不成？如果孔子真是那样的主张，那他就不会是“千古圣人”了！正是由于宋儒的极端教条注释被后儒广泛接受认同之后，在实践中出现的矛盾无法解决，使中国人在孝道上摆脱不了“两难”的困扰——即忠于事实真理和履行孝道的矛盾，这也是古人哀叹的“忠孝难两全”的另一层含义，既给儒学的发展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也造就了无数的“孝子悲剧”，“愚孝闹剧”，给中国人履行孝道带来了障碍。
那么，我们到底该怎样理解孔子的这一段话呢？首先是要弄清楚这段话中“父”与“其（即人子）”的所指。我以为，这里的父与子首先是一个泛指而不是一个具体的特指，是泛指行为道德合乎社会一般规范要求的正常人，既包括君主、卿大夫等统治阶层，也包括一般百姓，“三年无改于父之道”中的“道”是指“正常人的道”至少是“正道”，绝对不包括“强盗、贼子之道”，就像下文中 “先王之道”就是泛指有仁德的帝王所奉行的治国路线而并不包含象“夏桀”“商纣”这一类暴君的“暴虐之道”一样。孔子是不承认这一类帝王的正统地位的，称其为“德丧”的“独夫”，算不上“人君”、“人父”。我们绝对不可以死抠字眼钻牛角尖，那样就会陷入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和口水战的漩涡，与正确理解孔子的思想无益。
接下来的问题是，孔子为什么要强调学习观察父亲的做人做事之道，并且要“三年无改”？在孔子看来，做人做事是一门学问，是要通过学习和实践来悟出道理，取得经验的。人的阅历不同，人生的体验不同，地位不同，对人对事的认识就不同。父亲相对于儿子来说，无论是阅历还是经验，一般来说都是丰富于儿子的，其所遵循的做人做事的原则和方法（即道）是基于其对人事的人事和感悟，是从人生经验的总结而来的，其中必有道理，但儿子不一定会完全理解的。这就要向父亲学习，尊重父亲，虚心的在父亲的指导下做人做事，尽力的学习理解父亲的为人处事之道；当父亲不在自己跟前或者已经去世了而自己对父亲的那一套还没有完全理解，需要独立主事之时，就要尽力的坚持按父亲的那一套路线去做，不要轻易改变父亲定下的原则和路线，这样就能避免轻率和盲目。
所以，“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两句的确切意思就是说看他能否虚心的向父亲学习，而且言行一致，努力去实践父亲之道。这是一个人对待父亲的态度问题，即，是否对父亲真正的尊重恭敬并能体现在行为中。
所以，弟子有若说：
【原文1.12】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
翻译过来就是：“礼的运用贵在恰到好处。古来圣贤帝王治国之道好就好在这里。不论大事、小事都要按照礼的精神和要求做到恰到好处，但也不能为恰当而刻意追求“恰当”，任何事情不用礼来节制是不可行的。”这就很明确的告诉我们，做任何事情，包括事君、事父不能一味的强调和谐而失去礼的原则要求，那样就会矫枉过正。孝敬父母要以礼行事，规谏父母也要以礼行事，失去了礼，做人做事就没有了原则，社会秩序就会失去均衡，所以，他进一步发挥到：
【原文1.13】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近”就是符合、合于的意思；“复”即实践、兑现之意，“因”即依靠；“宗”即可靠。意思是说：“一个人的信用符合义，这样，许下的诺言才能实践、兑现；为人处事态度恭敬合于礼，就不会遭受到耻辱；自己所依靠的都是可以亲近的人，也就可靠了！”强调的依然是做人做事应秉持的原则和要求。
史永峰自述：
笔名冷梦良，公安民警。眼晴不大，却还好眯起来看世间万象；一介武夫，读过几本古今圣贤，就附庸风雅，陶醉于红尘风声雨声，发书生之感慨，在报刊和新媒体上偶有片言只语；发表过《试论孔子的为政以德思想》等几篇论文，也获得过一些奖项，出版有专著《论语通俗解读》和一个杂文散文集小册子《阿Q重返人间》，参与过人民日报出版社的图书编写，担任过光明日报出版社的特约编辑。现为陕西省孔子学会会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宝鸡孔子学堂客座讲师、宝鸡市孔子研究会副秘书长，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会员、讲师团讲师，宝鸡市作协会员、宝鸡市文学创作学会副秘书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平生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夫子之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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