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心可畏

    《为政篇》从开篇提出“为政以德”的政治主张之后，就用大量的篇幅论述为政者的品德修养，从下一章开始讨论从政治国的具体问题了。

       首先是回答了“为政”中的三个具体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哀公提出来的。

        我们说，政治的核心是人，人是政治的主体，是决定政治形态的主导因素。因此，为政的关键问题是如何才能赢得民心的问题，历朝历代，统治者最关心和最受困扰的，大概莫过于这个问题！ 

     所以，作为鲁国的最高统治者鲁哀公就来向孔子请教：如何才能使天下人心服口服，心甘情愿地服从他的统治？

    【原文2.19】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哀公就是鲁国的国君，姓姬，名蒋，“哀”是谥号。“服”不能简单的理解成“顺从、服从”，而是“自觉自愿接受”的意思，与我们现在说的心服口服的意思相近。“民”本是指“臣民”，但在这里主要是指即鲁国当权的各股政治势力。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臣民从内心服从他的统治，心甘情愿的接受他的统治而不会产生反抗他、推翻他的念头？

        哀公为什么会向孔子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因为当时的鲁国，“三桓”专权，季康子主政，完全架空了哀公。“三桓”是鲁桓公三个儿子所形成的三个世家贵族。鲁桓公除了继位的长子“同”即鲁庄公而外，另外还有三个儿子，即庆父、叔牙和季友，这三个儿子就形成三家，就是后来的孟氏、叔孙氏和季氏。这三个贵族世家在鲁国的地位相当显赫，势力强盛，尤其是季氏一家，经过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季桓子以及季康子等几代权力顶级人物的苦心经营，逐渐形成了一股强大的左右朝政的政治势力，架空了鲁国国君。不仅鲁国如此，春秋各诸侯国几乎都是如此，类似于“臣弑君、庶夺嫡”之类的事件及国民暴动等等层出不穷，确实是一个“礼乐崩坏”的时期。作为最高统治者，各国的国君都迫切的需要一个能巩固其统治地位，维护长治久安的“灵丹妙药”，鲁哀公的问题有很强的代表性。

       孔子是如何回答这位自己国家的最高统治者的问题呢？他给鲁哀公开出的药方可以用四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善于用人”——把正直的人提拔上来，把邪恶狂妄之人放置下去。“举”就是提拔的意思，“举直”就是“提拔正直的人”的意思；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要提拔重用德才兼备的人才；“错”等于“措”，放置的意思，“诸”，“之于”的和音；“枉”指心存邪恶的不正直、不正派的人，这一章，翻译过来就是：

        鲁哀公问孔子：“怎样做才能使天下人从内心服从我，（心甘情愿的接受我的统治呢）？”孔子回答说：“把正直的人提拔起来放置在邪恶狂妄之人的上面，天下人就会心服；如果把邪恶之人提拔放置在正直的人地位之上，那么，天下人就不会心服了。”

        从孔子的回答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并没有站在当时鲁国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斗争的角度直接给哀公一个“政治斗争的锦囊妙计”，而是站在治国的立场上，帮助他寻找“政治危机”的原因，告诉他要实行“人事制度的改革”，提拔重用正直的人！这说明了一个问题，就是孔子看清了“家天下”的宗法制度由于在权力的分配上实行任人唯亲，导致统治集团内部为争夺权力所产生的矛盾不可调和的本质，所以，他希望最高统治者能够推行“人事制度改革”，将“家天下”制度下的“治权私有”变为“公有”（不改变国家“所有权”即君权）因此，他提出了“举贤才”的主张，认为，只有“治权公有”，在权力的分配上实行任人为贤，不仅能给贤良志士政治上以出路，而且能使狂妄邪恶之人不会因为贵族世袭掌握权力，就能克服任人唯亲所带来的权力争斗的矛盾，这表达了孔子强烈的社会改良思想。隋唐以后的科举制度，其实就是治权公有的象征。

         第二个问题是由鲁哀公时的正卿大夫季康子提出来的。季康子名肥，“康”是谥号。他提出的是一个更为具体的“施政”问题，即“如何才能获得民心，使百姓自觉服从于统治？”：

       【原文2.20】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季康子的问题是很有嚼头的。“敬”是尊敬，“忠”是忠于，“劝”是勉励，这句话的意思是：当政的人怎么做才能受到百姓的尊重而忠于他并能为忠于他而相互勉励？我们知道，季氏是有野心的，而且由来已久，鲁国后来就亡在了他们的手中。关于季氏的野心以及架空国君的所作所为在下一篇《八佾》中就有记载。这个问题表面上看是一个主政的大夫为维护统治集团的威信而提出的，实质上是季康子为巩固季氏一家在鲁国的霸权地位而提出的。政治斗争历来都充满着血雨腥风，历史上一切登上权力巅峰的野心家，最忌怕的是民心不服而给政敌攻击自己创造机会，因此，都要恩威并施、不择手段的掌控民心，树立自己的威信。季氏在长期的专权过程中，可以说是政敌林立，对此，他是清醒的，所以，有很强烈的政治忧患意识。

         据《史记.鲁周公世家》记载，早在鲁宣公时，宣公就曾与晋国密谋伐三桓，季文子由此与宣公结怨。宣公死后，成公又与晋国密谋要诛杀季文子，晋国人没有答应；鲁定公初年，权臣赵简子又曾密谋“亡季”，又因此时，季氏对鲁国有大功，季平子已官居上卿大夫，且经过季文子、季武子的经营，势力极大，鲁国国君失去国政，政权完全操纵在了季氏家族的手中，无人能敌而夭折；鲁定公五年，权臣阳虎在季平子死后，又因“私怨”囚禁季桓子，在与其结盟后才放掉；八年又联合各路政治力量掀起“倒三桓”的运动，密谋杀掉季桓子，季桓子施计脱身后，“三桓”联合攻打阳虎，阳虎据守阳关，九年，“三桓”胁迫鲁定公发动了讨伐阳虎的战争，阳虎最终败逃齐国。从这一连串的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出，季康子内心的惧怕与担忧，他迫切的希望能为季氏一家寻找一条“永保江山”的政治出路。

        孔子当然是明白季康子的用意和野心的，所以，他就巧妙的利用季康子内心的不安与企图，引导他、教育他要加强自身品德的修养，以德服众。他告诉季康子，要使百姓尊敬你、忠于你，你必须从内心尊重百姓，以庄重的态度接近百姓，行大孝于天下（包括忠于国君），象父母兄长爱其子弟一样爱护百姓，提拔重用好人，对能力差或者对某些方面有不懂的人，诚心实意的帮助教育，百姓就会真心爱戴你而相互劝勉拥护你。所以，这一章翻译过来就是：

        季康子问孔子：“（当政的人）要使百姓尊敬他、忠于他并能为此相互勉励，该如何去做？”孔子回答他：“用庄重的态度真心接近百姓就能受到百姓的尊敬；力行孝道，慈爱百姓，就能获得百姓的忠心；提拔重用好人，真心帮助教育能力差或者在某些方面不懂的人，百姓就会相互劝勉拥护你。”

       对同样的问题，孔子有两种回答，我们从中不难看出孔子的良苦用心。对哀公，他希望作为最高统治者，能施行政治改良，推行人事制度的改革，这是因为他看到了宗法体制下政治顽疾不可救药的症结；对季康子，则希望其能恪守臣道，忠于国君，大孝天下，以德治国。

       第三个问题是“有人”提出来的，问孔子为何不出来当官直接参与政事？

    【原文2.21】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或”不定代词，是“有人、有的人”的意思；“奚”，为何，为什么的意思；“书”指《尚书》；“施于有政”中的“施”为动词，“影响、推广”的意思，“有”为助词，没有实际意义。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这一段文字：当孔子周游列国，对当政的人宣扬“为政以德”的道理时，有的人就开始议论孔子了，甚至有人就直接问孔子：你既然对如何为政讲的头头是道，那你为何不出来当官亲自参与政事呢？在那里空谈有什么用？

对于这样的责问，孔子的回答是：我实际上即使在参与政事啊！我用孝悌的道德观念教育人，并把这种观念推广到政治上去，影响当政者的治国理念和具体的施政措施，这难道还不是在参与政治吗？

        对于这一章，历来有一种观点认为是孔子对自己不能出来当官而做出的一种自我嘲解。就连朱熹在《论语集注》中也说：“盖孔子之不仕，有难以语或人者，故托此以告之。”

         的确，孔子对出仕做官是很积极的。他周游列国的目的就是为了谋求当官从政。但是，他不为当官而当官，而是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谋求当官。因此即便是沦落到穷困潦倒的地步，也决不放弃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追求政治，而是千方百计把自己的政治主张向政治层面上推广、渗透，并把此作为参与政治的一种形式和途径，周游列国是直接推销，设坛授徒，为实施自己的政治主张培养干部，且矢志不渝。这就类似于我们现在社会的“政治活动家”，不一定有官员的身份，不一定从事具体的政治工作，但确实是在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活跃于国内、国际政坛，发挥着特殊的重要作用，是地地道道的政治人物。《论语》将此编录进来并放在鲁哀公和季康子问政之后，旨在说明两个问题，一个是治国、治家、治理一个团体，都是一个道理，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协调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点明了道德教化与政治的密切关系；另一个告诉世人，什么是从政？从政不一定非要当官，倡导推行仁道，这本身就是从政，正面回应了当时有些人对他的非议。 

 作者自述：

       史永峰，笔名冷梦良，职业警察。眼晴不大，却还好眯起来看世间万象；一介武夫，读过几本古今圣贤，就附庸风雅，陶醉于红尘风声雨声，发书生之感慨，在报刊和新媒体上偶有片言只语，出版有专著《论语通俗解读》和一个杂文散文集小册子《阿Q重返人间》。现为陕西省孔子学会会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宝鸡孔子学堂客座讲师、宝鸡市孔子研究会副秘书长，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会员、讲师团讲师，宝鸡市作协会员、宝鸡市文学创作学会副秘书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平生追求“朝闻道，夕死可矣”的夫子之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