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语有云：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让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人生在世，没有绝对的好坏，也没有绝对的对错，一切存在，都有其合理之处。如果你认为有些事是错误的，可能不是事情本身不对，而是人与人的立场不同，认知有所差异。一味的追求对，到头来，你越对，得罪的人就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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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作家王小波曾说过这样一句话：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智者，在一些无伤大雅的事情上，不会总是对孰对孰错斤斤计较。杨绛的《我们仨》里讲过这样一件事：钱钟书和杨绛曾在出国的轮船上吵过一架，只是因为钱钟书读错了一个法语的发音。杨绛觉得钱钟书的发音有口音，不纯正，钱钟书很是不服。然后杨绛向同船的一位法国人求助，结果杨绛是对的，钱钟书错了。杨绛回忆时称：“我虽然赢了，却觉得无趣，很不开心。”人与人在相处过程中，如果太计较对错，容易发生争吵，情绪失控，口不择言，伤害感情。一个家庭里，和最亲近的人分对错，你越对，感情越散，家庭就不和；朋友之间，太强调对错，你越对，友情消弭得越快，越容易没朋友。
不要总想着证明自己是对的，试着站在对方的角度思考问题。
为人处事要学会变通，留有余地，若过于较真，那么你越对，事越错，灾祸也就越近。
正如国学大师南怀瑾所说：是非太分明就是嗔，是非不分明又是痴。有些是非是永远都分不清的，人们讨厌是非不分，但也不喜欢是非太过分明。春秋时期，管仲和鲍叔牙相交甚好，但各为其主，管仲辅佐公子纠，鲍叔牙辅佐公子小白。齐襄公去世后，公子纠和小白争夺王位，结果是小白胜出，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齐桓公。齐桓公想请鲍叔牙做宰相，不料遭到了拒绝，鲍叔牙认为管仲具备治国之才能，可以胜任。在鲍叔牙举贤荐能下，管仲一展雄才伟略，成为历史上有名的良相。管仲年老之际，齐桓公问：“你死后，谁可以接任你的宰相之职？鲍叔牙可以吗？”原以为管仲会感念鲍叔牙的举荐之恩极力推荐鲍叔牙为相，可是管仲并未如此。他说：“鲍叔牙不能为相，他太过是非分明，很容易在朝内树敌，形成党派之争。这世间的一切不能简单地用是非对错来评判，因为绝大多数人都处于好也不好，坏也不坏的状态。人成为好人还是坏人，只在一念之间，是非太分明的人，容易把稍微有点过错的人推到坏人的行列中去。能当宰相的人，必须要学会包容别人一些非原则性的错误，并慢慢引导他们向好的方向发展，进而组成一个完美的团体，这才是一个领导者真正需要做的。”
这世上，从来都没有绝对的对错之分，有智慧的人不会只谈论对错，而是会把握合适的分寸。
是非不分的人，太容易被事物的表象所迷惑，太容易被他人左右，不值得深交；是非太分的人，太过于计较，不太能顾及他人的面子，容易与人离心离德，人缘不好。人生在世，不要是非不分，也不要是非太分，理解别人，不苛求人，才能受到他人的尊重。
中国有句老话：有理也要让三分，得饶人处且饶人。人非圣贤，孰能无过？人生难免出错，凡事不可做绝，给自己和他人都要留有余地。汉宣帝时期，丙吉作丞相，是出了名的善待下属。一次，丙吉外出，车夫喝得酩酊大醉，呕吐不止，把车上的坐席都弄脏了。西曹主管痛骂车夫，并想辞退他，丙吉不同意说：“日后，谁还敢收留他呢？”车夫心怀感激，之后全心全意赶车，不再喝酒。后来有次外出，车夫看见驿站的骑手带着红色和白色两个布袋，那是边疆传来的紧急文书。车夫猜想，边境肯定发生了紧急事情，就到驿站打探，得知敌人已经攻入云中、代郡等地，于是立刻禀告丙吉。此时，汉宣帝召见大臣询问边郡情况，丙吉胸有成竹，侃侃而谈，很快提出了解决办法。汉宣帝赞赏丙吉忧边思职，其他大臣也对丙吉十分钦佩。丙吉说：“这是车夫偶然打探到的，让我提前有了准备。当初，他醉酒呕吐，弄脏我的车座，我原谅了他，所以，他对我更加忠心，才有今天这一幕。”人际交往中，总有一些人，占着自己有理，自以为得势，揪着别人的过错不放，咄咄逼人。得理不饶人，虽然赢得了自己的面子，但却输掉了别人的信任和尊重，甚至会招来灾祸。
人得理之时，要适可而止，不要执着于表面的胜利，要学会换位思考，给彼此留有情面。
给别人多一点宽容，也就是给自己留有后路，多欣赏别人，生活会更加美好，也能走得更加长远。人常说：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好，也没有什么不好，四个字，合理就好，根本没有绝对的好坏是非。如果只是一味地计较谁对谁错，时间一长，人与人之间便会变得疏远，感情失和。真正聪明的人，不执着于简单的对错，不过多计较，宽容待人，泰然自若地过这一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