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刀精神”的史诗性与民族化表达
来源：《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21年第1期 | 王志华
毫无疑问，“大刀精神”在小说中已然作为革命斗争精神的代名词而熠熠生辉。那么，这种大刀精神是怎样形成的呢？小说《大刀记》并没有为了突出其革命斗争的内涵而刻意放大革命斗争在其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而是写出了大刀精神逐渐生成的过程，或者说写出了促成大刀精神形成的各种因素。因此，大刀精神给读者以真实的情感体验，而不是作为一种僵化认知被主题先行式地强硬塞入。
小说中，“大刀”作为一个重要的意象是梁永生这一人物形象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线索。虽然直到“授刀传艺”一节才出现大刀这一形象，但一当出现就显现出了灵魂式的作用。因为虽则大刀才出现，但大刀精神作为一种历史承传却始终没有割断，一当外界环境适宜，它就会从隐在的状态变为显在的样态出现并发挥作用，并在与革命相结合的过程中，显现出它的现代内涵和特色。这样，以大刀的出现作为结点，梁永生身上的个人反抗性才找到了精神的源头；又以梁永生作为结点，大刀史继续发展，指向未来历史发展的必然方向。
首先，大刀精神来自于一种历史承传。这个历史承传即“大刀史”，出自会舞枪弄棒的门大爷之口。这把大刀原是义和团留下的大刀，它的主人是高黑塔，大刀是他最得心应手的兵器。他挥舞大刀，为穷人伸张正义；他挥舞大刀，只身一人和一窝洋鬼子血拼，最后活活累死。他死后，这把大刀不断在穷人群体中相传。先是落到一个长工手里，长工又传给月工，月工传给佃户，佃户传给小摊贩，小摊贩传给穷店员，店员传给木匠，木匠又传给门大爷，门大爷又把它传给梁永生这个长工的儿子。除此之外，还有一口太平天国留下的大刀。而太平天国与义和团运动都是以农民为主体的运动，前者是反封建反侵略的农民运动，后者是反帝爱国运动，因此，在这两把历史留下来的大刀上都深深地刻写着人民扶危救困的侠义情怀和不怕牺牲、勇于反抗的斗争精神。而这种精神，我想不唯在义和团、太平天国运动中存在，在历次农民的反抗斗争中都始终存在，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深处的一种精神传承，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绝不是大刀精神的起点，它们都是续接中华民族的这种文化精神传统而有所作为的结果。如今，门大爷把大刀交给永生，就是要让他接过这种历史传统，继续发扬光大这种大刀精神。
其次，大刀精神来自于受压迫的现实人生经历。从内容上来讲，《大刀记》主要围绕冀鲁平原龙潭镇梁宝成、常明义两家三代与地主贾永贵的尖锐矛盾和斗争展开叙事。小说按照历史发展的线索,从第一代农民梁宝成元宵节被贾永贵灵堂栽赃陷害、家破人亡起笔,一开始就为第二代农民梁永生走向反抗奠定了现实基础。伴随梁永生的成长，贫苦农民和恶霸地主间，穷人和富人间的矛盾时时处处可见。运河边上，白眼狼斩草除根的恶毒之心，逼使母亲跳河自杀以免去永生的后顾之忧，才使其得以逃脱；云城内，救助永生的赵奶奶一家也和永生有着相似的命运；雒家庄上，地主疤瘌四强占土地，雒大爷被活活气死；门大爷的父亲为他人鸣不平而遭地主毒害；黄家镇上，永生亲眼目睹“委员”强抢民女；于庄上，因为房先生救助永生并教他识字而遭白眼狼迫害；面对逃灾难民，土财主见死不救还进行着不平等的交易；水灾面前，各种“招兵船”“雇工船”“买地船”纷纷在穷人身上打起了主意；阙七荣勾结日本人做生意……一桩桩一件件，怎能不使梁永生心生义愤？于是，在家仇之上更增加了阶级的仇恨。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加之门大爷所授予他的大刀史的激励，反抗斗争精神也就自然形成。除了永生之外，大刀队和民兵队里，高树青、锁柱、沈万泉等，哪一个队员不是带着苦大仇深的成长印记？这样，以普通百姓的现实经历作为基础，“大刀精神”的反抗内涵就有了根基，而且也由此显现出“大刀精神”来自于传统，更来自于民间，反抗和斗争首先是农民自发的一种意识和行为。而中国革命的主体就是农民，就是无产阶级大众，这就为后面中国共产党领导无产阶级进行革命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最广大的群众基础。
最后，大刀精神的最终形成离不开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从小说第二部起，梁永生就开始作为大刀队的队长，带领冀鲁一带的百姓走上了抗日斗争的道路。而大刀队应该是最为集中地蕴含大刀精神的一个组织，这个组织并非自然生成，而是倚靠了革命指路人的引领。这个具体的领路人就是县委书记方延彬。他循循善诱，逐渐使梁永生意识到魏大叔所说的“认命”行不通，门大爷所教的“拼命”也行不通；之后又以笼中之鸟打比方，给他指出了一条叫作“革命”的路。再之后，吸收永生参军入伍，并且发展他为共产党员。丰富多彩的部队生活，使梁永生这块纯铁得到了锤炼，最后在回家乡组建和领导革命队伍展开斗争的过程中终于百炼成钢。永生作为一个共产党员不仅意识到革命是为谁革命，革命如何展开斗争，最终，“早年的报仇心愿已升华到为阶级、民族的解放而献身的志向,见义勇为的性格特征转化为在任何困难面前都永不低头、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早期扶危济困的侠义心肠也升华为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命运的崇高革命精神”③ 。至此，“大刀精神”水到渠成地在梁永生身上也得到了最为完整的体现。
综观“大刀精神”的生成过程，《大刀记》称得上是一部真正的“现实主义之作”。因为，它和其他某些红色经典作品不同的是，它避开了时代政治思潮的干扰，不是立足于主流意识形态的阶级斗争观念描写革命斗争。小说虽然也时有“阶级仇恨”“阶级情义”之类用语,但总体上看，小说还是把握住了“大刀精神”的生产规律，写出了它由自发到自觉的内涵转变过程。尤其是第一部，从梁永生及其他穷苦人的经历来把握他的反抗斗争历史，而不是一上来就以“阶级压迫”之类简单化的革命斗争理论来界定它。即如有论者所说：“梁永生的奋起反抗，其本原动力也不是出于推翻现存社会制度的阶级觉悟，以及建立新社会的远大理想，而不过是走投无路时的无奈之举，以及个人的复仇意识。”由此，“也更为真实地再现了中华民族的苦难历程与源于生命本能的自发反抗历程”④。
而且可见，大刀精神的生成过程，即大刀史，就是梁永生的成长过程，它们都是在与苦难做斗争的过程中完成的，因此，大刀史同时也是中华民族的苦难史。对苦难史的叙述恰是《大刀记》区别于其他同类小说的特色。在阅读该小说的过程中，相信很多读者都不禁把它和梁斌的《红旗谱》相联系，因为，它们都展现了一个农民英雄成长为革命英雄的历程。然而两者又有所不同，《红旗谱》省略了朱老忠在外的流浪岁月，而重点叙写其重返锁井镇后复仇及成为布尔什维克的过程；而《大刀记》则以大刀作为意象核心，展现了大刀精神的生成过程，梁永生的逃难生活及其间的耳闻目睹作为其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一个阶段得到详细的叙述。大刀精神形成的每一过程和环节都与中华民族某一阶段的苦难历史相联系，它们共同连缀起了一部中华民族的苦难史。门大爷口中那段“大刀史”的叙述，让我们看到了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的民族苦难记忆，这种苦难记忆或者说农民的反抗历史甚至还可以继续往前推，普泛至有史以来的农民反抗斗争。只是太平天国运动和义和团运动最典型地代表了近代农民的反抗斗争，而现代中国革命就是从这样的历史深处走来，历经波折，直至走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伟大革命。因此，它们实际上作为了“大刀史”的前史而出现，而后“大刀史”又在以梁永生为核心的家族苦难史的叙述中继续书写。梁永生的逃难生活及其他老百姓受压迫的现实人生则有力地反映了清朝末年至民国时期的民族苦难，尤其是与地主和买办资本家相勾结的国民政府的黑暗统治，更兼外敌入侵，民不聊生，百姓惨遭生灵涂炭。这就从现实层面指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穷人阶级进行反抗斗争的历史必然性。当然，中国共产党的出现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立刻终结，它同样经历了艰难困苦、流血牺牲的斗争过程，但唯有它在中华民族与苦难斗争的历史上书写了最为辉煌的篇章。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它以同样的大刀精神终结了中国近现代历史以来的民族苦难，或者说也彻底终结了有历史记载以来的农民阶级的所有苦难，大刀精神以此作为归宿是一种历史的必然。因此，可以说《大刀记》以对中华民族苦难史的诗史式书写，从文学角度构成对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必然性的明证。虽然《红旗谱》也通过朱老忠的成长见证突出了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地位，但却因缺少了作为大刀前史的宏阔的农民运动苦难史，及由主人公流浪过程而侧面展现出的近现代农民的苦难遭遇，因而在论证的力度上显然难敌《大刀记》。“十七年”的其他革命历史小说，也往往只着重于某一阶段的革命历史的叙述，同样缺乏像《大刀记》一样的宏阔历史时空。从这个层面来讲，《大刀记》是一部记述了中华民族苦难和斗争历史的真正的史诗。
三、“大刀精神”的民族化表达
关于《大刀记》的民族化艺术特色已成定论，也多有论述。有人说，“经过作者的苦心经营,《大刀记》形成了富有民族气魄的艺术风格,在中国新文学民族化的探索上，作出了可贵的贡献。由于作者丰厚的生活积累和多姿多彩的艺术表达,《大刀记》仍不失为一部具有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杰出之作”⑤。还有人认为：“郭澄清善于吸收古今优秀作品的各种艺术手法为我所用。比如《大刀记》第一部给人物立小传的手法来自《水浒传》；梁宝成的形象让人想起《红旗谱》中的朱老巩；而‘灵堂栽赃’则绝似林冲误入白虎堂；梁志勇‘打虎遇险’让人同时想到《林海雪原》中的杨子荣与《水浒传》中的武松；小说的传奇性则有《铁道游击队》与《林海雪原》的韵味……”⑥还有人把《大刀记》和《水浒传》作比，认为“《大刀记》讲述的是一个现代农民革命的故事， 但是，无论是它的人物，还是它的叙事方式，都与《水浒传》有着密切的联系”⑦。应该说这些论述都抓住了《大刀记》的艺术特质，但却并非完全都是围绕“大刀精神”的阐释而展开。
前述已经指出，“大刀精神”来自于民间，它具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同时又是农民基于自身的生活经历而自发地续接并逐渐形成。因此，《大刀记》在传递这种“大刀精神”时，注重从表达方面与其民间性特征相匹配，那就是民族化的表达方式，从而既从艺术的层面做到了内容和形式的内在统一，同时，从接受的层面使最广大的大众读者群体能够有兴趣读、有能力读，在从民间性的层面初步理解“大刀精神”的基础上顺理成章地接受“大刀精神”的深髓。
第一，从情节模式上来讲，套用了“官逼民反”的传统叙事模式。这种叙事模式显然是对小说《水浒传》的借鉴。在《大刀记》中具体表现为富人/穷人之间的对立，是富人“逼”穷人走向反抗。第一代农民梁宝成被陷害致死，使梁家家破人亡；至此，地主/富人还不善罢甘休，要斩草除根，通过各种方式处处迫害梁永生，从而使得梁永生被迫背井离乡。这样写，对读者来讲，因为有作为文学传统和惯例的情节模式打底而产生阅读的顺畅和亲切感，而且使故事真实可信，梁永生和贾永贵之间的矛盾是一种家仇，而不是阶级矛盾（梁永生此时不可能有这样的觉悟和高度），梁永生之走上反抗道路是如林冲一样被恶势力所逼使；而他走向革命道路则是有幸接受了共产党的指导。不仅如此，在处理第一代农民的反抗时，其反抗方式的设计也借鉴了《水浒传》，梁宝成竟然抱有农民固有的狭隘天真的心理，试图采取击鼓鸣冤的方式来为自己洗刷冤屈。这一方式的落空，才促使第二代农民梁永生采取了“拼命”的以暴制暴的个人反抗方式，而这也是“官逼民反”的一种表现形式。而“官逼民反”的叙事模式则自然内蕴了“大刀精神”生成的现实基础及反抗内涵。
第二，在人物塑造方面，小说从大众思维的角度出发，从道德层面绘制人物形象。具体来讲，即凡是富人就是坏人，坏人不仅外形丑陋而且人品极差。如小说写道：“贾永富与贾永贵这对异母兄弟,实质上是父子关系。”这就将忤逆乱伦的原罪加在了“富人”身上；再比如写阙乐因，说“这个色鬼，明牌的姨太太就有六个，下了十几个崽子，大的是酒包，二的是赌棍，三的是财迷，四的是个气虫子，五的甩大鞋，六的抽大烟，七的是鬼难拿，八的是个臭嘴子……”，将坏人的品性作为血缘遗传的特性来处理；写阙八贵，“是个大草包”，强抢玉兰做姨太太，面对突袭，吓得“扭着齁细精长的鸡脖子”，“一面用那散光失神的猴儿眼盯着明晃晃的刀刃，一面将那两只鸡爪般的黑手慢慢举上去”，重在从外在形象突显其精神内里的孱弱。相反，梁永生、梁志勇等都是看重亲情和爱情的人，而那些富人则为富不仁。梁永生两次投亲，都被富人亲戚拒之门外，每次梁永生深陷困境，无不是穷人兄弟们接济。“这种描写固然与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有关，但恐怕也与作者的道德观念有关。”⑧这种人物处理方式显然有脸谱化的嫌疑，但在笔者看来，这不应该算作是小说与作者的缺点与不足，而应该是作者的有意为之，因为这种写法更好地接通了普通百姓的审美习惯，即善于对人物做道德评判。它接通的是一种民间的道德伦理，“民间的道德伦理作为一套物质与精神、理论与实践相互配合的完整文化系统，包含着实用的生存逻辑和丰富的生命智慧”⑨。长期生活于民间的郭澄清自然会受到这种道德伦理的影响，同时这也关涉到“大刀精神”宣传和教育问题。
第三，人物语言带有鲁北地域特色。语言是民族形式的第一要素。《大刀记》在“语言运用上，采用了丰富精彩的农民语言，并对这种语言进行了提炼加工，使之既具有鲜明的地方色彩，又成为感情丰富、富有表现力的文学语言”⑩。这尤其表现在人物语言上。如梁永生的话语：“你忒软和儿。我不能济着他抟揉！”“宁饿死,不愁死。”“咱除了这罐子血还称啥？穷到了这步田地还怕个屁？大不了把这罐子血也倒给他到头儿了！”“嗬，想打架吗？是身上刺挠了？还是活腻味啦？”其既带有鲁北一带的地方特色，又鲜明地表现出人物的性格特征。除此之外，还有诸如“二二呼呼”“闹不清”“猛孤丁”“皮实”“磨刀”“受看”“多咱”等地方特色性语言，读来让人倍感亲切。地域性语言在这里起到了很好的标识作用，对于认识和理解大刀史和大刀精神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它们鲜明地标示出大刀史和大刀精神展现的就是冀鲁一带的革命斗争历史和冀鲁人民的精神底蕴。
第四，小说在叙事上，擅长用人物讲故事的方式展开“故事内叙事”。就是所谓的“故事里套故事”，类似于“老和尚讲故事”之类的叙事。区别在于，它只是套一次，在人物对话过程中，一个人物突然停止了相对密集的对话，而是插入了大段的话语，也就是插入了一个故事，当讲完这个故事后，人物再回到原来的对话状态中。从这个层面来讲，也有些类似于回忆式的插叙。在很多通俗文学叙事中经常可见这种方式，比如《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梁永生成长过程中所接触的穷苦大众，很多人的故事就是经由这种方式讲述出来的；梁永成参加革命斗争后，他的一些革命成长经历也是经由他自己或别人讲述出来的。这样叙事，由于是在正常的顺时序叙事中由人物来讲述，因此，不会打乱当下的叙事，且给人层次比较清晰、故事内容丰富的感觉，适合大众的审美习惯和层次。同时，叙事的主动权由此就都掌控在以梁永生为代表的群众口中，便于显现出“大刀精神”的民间特色。
“大刀精神”来自民间，“大刀精神”的内涵也只有在民族化大众化的叙事过程中才能更好地展现出来。尽管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大刀精神”融入了现代性的革命因素，但这一现代性只是因其与阶级、国家等现代民族解放等相联而具备，从中国革命的真实历史来看，它从来都是以民间的无产阶级大众为主体，因此，很难想象，一个展现由共产党领导的反抗阶级压迫、抗击日寇侵略的农民革命斗争历史的叙事会由五四式的知识分子欧化叙事来展开。同时，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的长篇叙事基本上走的都是民族化大众化的路数，作为一个成长在这一环境中的农民作家，郭澄清更是如此。
历史发展到今天，产生“大刀精神”的苦难历史已经成为过去，但“历史是一个民族的光荣和伟大，它凝结为一种文化的品性积淀在民族心理结构中，外显为一个民族的文化经典和内在的精神状态”11，因此，作为一种精神传统“大刀精神”将始终存在，它将以新的面貌和内涵在新时代重放异彩，助力伟大“中国梦”的实现。
注释：
①郭澄清：《大刀记》，人民文学出版社2019年版，关于该作品的引文均引自该版本，下文不再一一注释。
②③⑩张学军：《民族化的艺术创造——〈大刀记〉艺术论》，《理论学刊》2006年第12期。
④杨守森：《论郭澄清的小说创作》，《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6年第2期。
⑤张学军：《〈大刀记〉艺术论》,《人文述林》，山东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30页。
⑥⑧李钧、朱德发：《重新解读被当代文学史书写遗忘的名家精品——郭澄清现象论》，《山东师范大学学报》2008年第2期。
⑦房默：《一部从特定时代走来的小说文本——重读长篇小说〈大刀记〉》，《海南师范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3期。
⑨刘新锁：《“革命叙事”与传统伦理——“十七年文学”的伦理资源》，《山东社会科学》2011年第 4 期。
11范玉刚：《深刻理解习 近 平关于文化重要论述的三个维度》，《中国当代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
[作者单位：山东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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