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三”事件已经过去42年了，而党的九届二中全会的庐山会议更是过去了整整43年了。退休后，我时不时想起我在部队时所涉略到事件中的一朵小小的浪花，不妨说来给大家听听。

我于一九六九年二月参军入伍，来到了李德生任军长的十二军下属步兵第一○一团当兵。开始，部队驻防在苏北淮阴一带，不久就调往安徽。我所在的师到巢湖地区一个叫“白湖”的农场执行军垦任务，全师除炮兵团从事果林管理和造纸厂生产外，三个步兵团均在农场种水稻。我所在的一○一团，靠师部最近，走过青山大桥一进农场，就算迈入了我团的地界。农场很大，土地很多，多的连队百来号人要耕种1700多亩土地，因此常常是“两眼一睁，忙到熄灯”。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凌晨，林彪反党集团阴谋败露后乘飞机仓惶出逃，林彪、叶群、林立果一家三口摔死在蒙古的温都尔汗，折戈沉沙，遗臭万年。“九一三”事件，震惊了全世界。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毛主席、党中央及时采取措施，如立即派出陆军部队占领全国机场，我团的三连就进驻到安徽肥东的海军航空兵机场，用汽车顶住飞机，使之无法起飞。当时，空军部队还以为是陆军搞政变了。同时，中央迅速控制了林彪反党集团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员大将，继后又控制了王宏坤（上将，海军第二政委）、谢富治（上将，公安部长）、王秉璋（七机部长）、刘兴元（中将，成都军区政委）、吴瑞林（中将，海军副司令）、陈仁麒（中将，炮兵政委）、周赤萍（中将，福州军区政委）、赵启民（中将，海军副司令）、黄志勇（中将，总政副主任）、温玉成（中将，副总参谋长）、曾国华（中将，空军副司令）等林彪反党集团的黑干将。全党随之开展了深挖、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

“九一三”事件中，大军区正职高官中被解职的就有5人，占了近四分之一。他们是：北京军区司令郑维山、福州军区政委周赤萍、武汉军区政委刘丰、新疆军区司令龙书金和成都司令员梁兴初。

一九七二年春，我团首长突然接到上级通知：林彪反党集团的“黑干将”之一、原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将关押到我团。对外一律称其代号“老关”。由我团安排一处安全之地，并负责警卫、看管。接到这一重大任务，团里领导自然不敢怠慢，急忙安排了团部东北角一单独二层小楼作为“老关”的住处，并加建了围墙和岗位。

不久，“老关”一家就被安置到了独幢小楼。并在团电影队隔壁给他安排了一间学习室。团里抽调了三机连司务长许国柱负责给他家烧饭，抽调政治处的书记（相当于秘书）戴喜平（1963年入伍的江苏南通兵）给他当秘书，安排了一个警卫班负责24小时站岗。

当时，我在团政治处组织股当干事。那时，虽略知有一个叫“老关”的林彪反党集团“黑干将”在我团隔离审查，但对其人其事几乎无所了解。

一九七三年春节前几天，戴书记要回家探亲，他请假来回要一个多月。他走了，“老关”怎么办？团领导经过研究，决定在戴休假期间由我顶上去给“老关”当秘书。团政治处主任很快找我谈了话，交待说：“老关”的林彪反党集团“黑干将”是中央定的性。给他当秘书，是一项很严肃的政治任务，也是团党委对你的信任。你去的任务有四项：一是陪他学习时事政策和中央文件，二是给他起草学习体会和检查报告，三是陪他聊天散步，四是注意异常变化，保证人身安全，同时注意保密，不得外泄有关他的情况。我明确任务后问：见了面，怎么称呼他？主任说凡是内部工作人员，当面可称其为“首长”。

当天，戴书记带着我去见了面，算是办理交接班。一进门，我叫一声“首长好”，戴书记给我作了简要介绍。“老关”点了一下头，脸上露出一丝笑容，上下打量了我一下后招呼我坐下。我发现“老关”张口间，左侧上牙床镶了一颗金黄色的牙齿，估计是颗金牙齿吧？“老关”在我的第一印象中，约1.65米的个头，身材精瘦，皮肤灰暗，理个平头，杂显不少白发，外穿一件黑色皮夹克。若事先不知其特殊身份，外人准以为他只是一个农村老农民而已。

从那以后一个多月中，我每天陪他学习，陪他聊天，陪他散步。开始接触时，只见他整天沉默寡言，终日郁郁寡欢，一只精巧的日本微型收音机成天不离手，耳机几乎全天都戴着，整天都待在他的房间或小院子里。只是偶尔到规定的团部范围内蹓上一圈，或者在团部四周的人工河道上钓一钓鱼。

在我给“老关”当秘书的一个多月中，有几件事令我印象特别深刻。

“老关”被隔离审查后，不仅他本人政治上被打倒，连他的亲属也统统受牵连受到不公正待遇，一个个都被调离了原单位、原职务。其夫人孙景波，原在北京部队某医院当院长。随着“老关”的倒台，她也被免去院长之职。因受到巨大的精神打击，患了精神性疾病，一同来到白湖农场。随“老关”一起来的还有其岳母和小儿子。岳母是白发苍苍的风烛之人了，小儿子还正在念高中，来白湖后就转入师部附近的一所地方中学，每天走读，往返要走10多里地。其大儿子郑勤，原在山西某炮兵部队当干部，不久即被停职（后其父平反后恢复职务，曾在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担任指挥员，现为广州军区副司令员，中将军衔）。其女儿原在天津某部队医院当医生，也被转业到地方医院工作。一天，女儿请假来探望父母，“老关”见到女儿后很高兴，脸上绽露出难得的笑容，并硬塞给我由其女儿带来的一盒酒心巧克力糖。酒心巧克力糖外型像一只只小巧的啤酒瓶，外面是巧克力糖，里面是茅台酒。在70年代初，酒心巧克力实在是稀罕之物。反正我是从未听说过，更没有见到过。后来我回家探亲时，分给亲友们分享，一个个都感到好像吃到了孙悟空偷来的仙人果一般。

七十年代初，全国还处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气氛浓，中央文件也特别多。中央文件由北京通过部队机要通信方式，直接寄到我团机要室，再由机要参谋送到“老关”这儿来。每学习一个中央文件，“老关”都须及时向北京写一份学习体会报告。起草学习体会报告自然是我的职责，一个月中大概起草了四、五份。对我起草的报告“老关”还是比较满意的，曾几次当面赞扬我写作速度快，字也写得秀气好认。

起草报告，抬头第一行则端端正正地写上“党中央、毛主席”几个字。正文第一段，往往都写上“经过认真学习，我深深认识到XX号中央文件下发非常及时、完全必要，我坚决拥护”一类的套话，尔后写上几点学习体会，再联系其本人对上了陈伯达当的一些思想认识，最后写上“今后我一定要进一步加强学习，紧跟党中央、毛主席战略部署”等表态性语言。草稿起草誊清后，再拿给“老关”过目。“老关”接稿后一字一句地审阅，个别地方略作文字改动。然后，我再在格子纸上毕恭毕敬地誊写一遍。信封收件人都直接写“北京中南海周恩来总理收”，交由团机要室层层上送呈达。当然，信件虽写的是周总理收，但周总理一般都不会亲自拆阅，而毛主席更不可能亲自审读。否则，毛主席、周总理即使24小时不睡觉也忙不过来。这不过都是对高干审查对象的一种程式规定罢了。我想，学习报告上去最多也就是专案组领导看看掌握一下动态而已。但不管怎么样，“老关”每次看报告都十分认真，有时对某个字要反复研究、推敲，甚至连一个标点符号都要改过来、改过去。稍一改动，我又得重抄一遍，有时要反复抄上三、四遍。那时没有电脑，虽有铅字打印机，但因只需一份，因此全部是手写。每当此时，“老关”总要安慰几句，说：“我过去在军区司令员位置上，下发文件都要反复修改。只要文件没有发出，都有进一步修改的可能”。

有一天，天气很好，阳光灿烂，万里晴空。吃过午饭后，“老关”叫我陪他一起去钓鱼。我拿上鱼竿、小凳子陪他来到团政治处西南侧的小河边。在待鱼上钩等待之中，“老关”对我说：小杨，我过去从不钓鱼。但钓鱼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一项任务。我说：周总理怎么会给你布置这么一项任务呢？“老关”说：我是个火爆性子，脾气一直不好。有一次，周总理批评我要把臭脾气改一改。我说不是我不想改，而是天生的脾气没法改。周总理就笑着对我说：有空你可以去多钓钓鱼。钓鱼是修身养性的好途径。从那时起，我慢慢学会了钓鱼，急躁的脾气果然也有所改进。

随着时间的推移，“老关”对我逐渐熟悉起来，有时愿意主动和我拉家常，问我是哪里人，问我哪年当兵，问我家里还有什么人。有时心情高兴了，也会打开话匣子，有意无意地聊起一些有关他自己的往事。

郑维山，1915年8月出生，今河南新县泗店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幼年读过一年私塾，放牛为生。其父参加过黄麻暴动，曾是村苏维尔主席。受父影响，从小接受革命思想，加入童子团，任分队长，曾多次替父为地下党送信。1930年1月入党，同年6月带领村里70多名赤卫队员参加红军。后来，参加了二万五千里长征，曾经三爬雪山、三过草地，历经九死一生。

土地革命时期，郑维山曾任红四军连队指导员、团、师政委。抗战期间，先后任晋察冀军区教导团团长兼政委、第四军分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曾任张家口卫戍司令、晋察冀军区司令、三纵队司令、63军军长。解放后，任解放军和志愿军十九兵团副司令、二十兵团代司令、北京军区副司令和司令员，被授予中将军衔。

一次闲谈中郑维山回忆说，最令他一生难忘的是1936年底，他任师长的88师随西征军西征，作为主力部队率部参加了四十里铺等多次大血战，尤其是在康龙寺阻击战中，他身先士卒，浴血奋战，直至被马家军骑兵部队打散，其本人头部中了弹负伤昏迷，被祁连山下农民三兄弟救下藏进一山洞，才躲过了马家军的搜捕，后只身沿途讨饭回到延安。

一次闲聊中，“老关”还对我说起，现在中央把我作为“九一三”事件中林彪反党集团的“黑干将”来审查，其实，我跟林彪没有什么关系。以前我既不是林彪的部下，后来也没有和林彪有多少联系，江青还曾经在一次会上攻击我是反林彪的，况且我在“九一三”事件之前就早已被隔离审查了。实际上，我下台是因为上了陈伯达的当。我就问他究竟是咋回事，他就陆陆续续地告诉了以下情况：

文化大革命初期，毛主席对我还是很信任的。一九六七年三、四月间，武汉地区的两大派群众组织“工人总部”和“百万雄师”派性斗争日趋激烈。7月，毛泽东、周恩来、谢富治、王力等去武汉解决两派的团结问题。但7月18日，王力、谢富治背着毛主席、周总理去“工人总部”据点，发表了带倾向性的讲话，把“百万雄师”说成是保守派，从而引发了轰动全国的“七二○”事件。毛主席从北京出发前，特意点将叫我郑维山也一起去武汉。并说，有公安部长和北京司令一同前往，我就放心了。

1968年3月，在北京召开的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大会上，有一条“晋察冀山头主义”、“华北山头主义”的罪名。会后，林彪指令北京军区立即召开党委扩大会，前后一个多月在批“杨、余、傅”的同时，上批“黑后台”聂荣臻、徐向前，下批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郑维山在会上据理力争，但得不到认可和支持。后来毛泽东、周恩来出面讲了话，才保住了司令员之职。

1970年8月，中央在庐山召开九届二中全会。22号下午先开政治局常委会，主要研究、统一二中全会的大会议程，九届二中全会的其中一项内容是要讨论修改宪法。会议由毛泽东主持，毛泽东强调在九大中说过的话，要把大会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接着，由周恩来讲了第二天会议的三项议程。可林彪在会上又提出修改的宪法中应加上设国家主席的条文，认为“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不适合人民的心里状态”。在此前，林彪在不同场合已多次提出设国家主席之事。毛泽东逐渐觉得，林彪坚持要设国家主席，而自己又一再说过不当国家主席，这不正表明林彪试图坐上国家主席的宝座吗？于是再次予以当面否定。林彪当时很不高兴，但也没有表示第二天开幕式上要讲话。

8月23日下午，有255位中央委员参加的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在庐山拉开序幕。周恩来根据头天政治局常委会的决定，在会上宣布三项议程，谈了会议时间的安排，传达了毛泽东关于“开成一个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的意见。就在周恩来讲毕之后，林彪突然要求在大会上讲话，并且一讲就一大篇，完全出人意料。林彪在会上先是讲了修改宪法的必要性，接着讲了一通“毛泽东思想是全国一切工作的指导方针”，“但有人反对毛泽东思想 、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值得中央同志深思”，尔后切入正题鼓吹了一番天才论，最后提了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但有碍于昨天毛泽东已当面否决了设国家主席，不便于当面直说，就采取了“迂回进攻”的方式，说：“这次我研究了这个宪法，表现出这样的一种情况的特点，应肯定毛主席的伟大领袖、国家元首、最高统帅的这种地位，把毛泽东思想作为全国人民的指导思想，这一点非常重要，非常重要，是宪法的灵魂。”

根据大会安排，第二天下午，大会进行分组讨论。会前，叶群分别对陈伯达、吴法宪、邱会作、李作鹏等统一口径，要求下午讨论一是要坚持天才论，二是坚持设国家主席。并说如果你们不发言，林副主席的讲话就没有根据了。于是，林彪集团成员在各个小组里纷纷按统一口径发言。郑维山参加了陈伯达所在的华北小组讨论，听了陈伯达关于天才论和设立国家主席的发言后，由于不知内情，加上文化低、理论功底差，郑维山也就关于天才论和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人云亦云地跟着发了言、表了态。

25号清早，散发着油墨香味的华北组2号简报在山上分发。简报称赞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非常重要”，“非常语重心长”，简报强烈要求毛泽东同志当国家主席，林彪同志当国家副主席，简报还引用陈伯达的发言“妄图否认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是当代最伟大的天才的人，应该揪出来，应该斗倒斗臭，应该千刀万剐”。这份简报，一下子使庐山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

林彪看了简报，露出难得的笑容说：“看了那么多简报，就数这份有份量，讲到了实质问题。”吴法宪一看简报，后悔让陈伯达抢了头功，也急令他所在的西南组也赶快出简报。李作鹏也着急了，对邱会作说：“你看人家一早都出来了，西北组温度不够。”邱赞同道：“要加温，要加温！”

江青、张春桥看到简报后，对“揪人”一词特别敏感，认为林彪、陈伯达一伙要跟自己过不去了，于是马上到毛泽东住处去告状。当毛泽东知道华北简报内容后，立即严肃地作出了三项指示：一是立即休会，停止讨论林彪在开幕式上的讲话，二是收回华北组2号简报，三是不要揪人，按九大精神团结起来。并对陈伯达说：“你们继续这样，我就下山，让你们闹。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不要再提了。要我早点死，就让我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谁去当，反正我不要当！”毛泽东的话，使陈伯达丢魂丧魄，也使林彪极为难堪。可能考虑到给林彪留点面子，对林彪则说：“我劝你也别当国家主席，谁坚持设，谁去当！”毛泽东的一番话，使庐山的政治气氛骤降。于是，各组紧急刹车。林彪企图当国家主席的阴谋兵败庐山。

8月25日之后，毛泽东找了许多人个别谈话，以了解陈伯达的幕后活动，了解到林彪抛出“天才论”的理论依据，是陈伯达给他找的五条马、恩、列、斯的关于天才的语录，逐渐明白了是“陈依附林、林利用陈”的情况。但虽然林是头子，陈是军师，但鉴于当时林彪是作为全党全军全国的接班人写入党章的，如果直接发动一场批林运动，全党全军都一下子难以转弯，因此只能采取分而击之。于是在9月1日，毛泽东写下《我的一点意见》“……采取突然袭击，煽风点火，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全文700多字。当天印发中央委员人手一份。它如同一颗原子弹在陈伯达等人的头上爆炸。自此，九届二中全会改变了原来的议程，转入了批陈整风运动。于是，华北小组和其他组在发言中赞成天才论、支持设国家主席的人，只好纷纷在批陈整风中作检讨，郑维山当然也在其中，并受到批判。

1970年12月，毛泽东在陆军第38军的一份《关于检举揭发陈伯达反党集团的报告》上批示，质问为何陈伯达成了北京军区的太上皇？

1971年1月，北京军区召开党委扩大会，后来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军区的领导参加的军委座谈会也一起并入，成为了一个全军性会议。江青到会讲了话，说：郑维山曾背着中央陪同陈伯达到内蒙古视察，这不是在为庐山反党作准备吗？后他又在庐山配合陈伯达反党夺权，还另搞一套“山头”，“杨余傅”事件就是“华北山头”，从聂荣臻、杨成武到郑维山、傅崇碧，一个班底接一个班底，是坏人当道。陈伯达就是“华北山头”的政治头头，是太上老子。陈伯达敢于反党，就是因为有“华北山头”作后盾，他有个武将叫郑维山，看来北京军区不改组不行了！

就这样，郑维山以“另行安排工作”之名被免去了北京军区司令员职务，实际上是被隔离审查了。

1971年5月，纪登奎和李德生在人民大会堂找郑维山谈话，说你是认识问题，认识好了可以再安排工作。郑维山就叫当时一个姓杜的秘书起草了检查报告。报告呈上去后，审查组又说认识还不够深刻，要进一步认识。怎么认识？郑维山一听怒火中烧，反问道：你们把我个人打成反革命，怎么处理都可以，但把北京军区几十万军队都说成是反革命部队，这符合实际情况吗？这符合马克思主义吗？郑维山越说越气，一拍桌子，把桌上的几个茶杯全震翻了，茶水散了一地。审查组人员向上一汇报，说郑维山态度很不好，坚持顽固立场，还拍桌子骂人。于是，安排工作的事也就无从谈起了。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联系到陈伯达是林彪的军师和笔杆子，而郑维山在庐山会议上又附和陈伯达的天才论，坚持要设国家主席，加上江青指责“华北山头”是陈伯达的后盾，而郑维山又是陈伯达“华北山头”后盾中的主将，再加上毛泽东关于陈伯达为何成为北京军区太上皇的责问，前后一联系，郑维山也就被定性为林彪反党集团的“黑干将”了。

戴喜平书记探亲回来后，我就回到组织部门工作。以下是我后来逐渐了解到的一些情况：

一九七六年元月八日，周恩来总理逝世。郑维山闻讯嚎啕大哭。究其原因，一是为周总理的伟大而哭，二是自认为周总理是最了解他的，总理一死，其本人的政治前途就再也没有什么希望了。

粉碎“四人帮”后，郑维山一直还在隔离审查中。直到1978年12月，郑维山夫人孙景波趁去北京看病之际专程找了胡耀邦，要求重新审查郑维山的政治结论。解放战争中，郑维山是华北三纵司令员，而胡耀邦是三纵政委，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后来，在胡耀邦关心、过问下，郑维山于1978年底回到北京。

郑维山明白，自己虽已回到北京，但要想得到平反，就必须先给“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这顶大帽不摘掉，个人平反也就空话一句。1979年7月，郑维山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要求为“华北山头主义”平反。胡耀邦接信后批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不断反“华北山头”，矛盾直指聂帅，并株连了不少人，建议予以重新调查澄清。

1979年12月，中央下发了第93号文件《关于为所谓“华北山头主义”平反的通知》。1980年9月，郑维山的结论也重新研究，中央军委办公会议认定郑维山没有问题。至此，郑维山被隔离审查已八、九年了。1982年，任命郑维山到兰州军区任司令员、党委第一书记。临行前，邓小平专门接见了他。

郑维山到兰州军区任职后不久，我师的师参谋长到兰州军区开会，郑维山司令员知道后特地设宴招待。席间，郑维山司令员问起我的情况说：我在你师一○一团时，杨荣标曾给我当过一段时间的秘书，时间虽不长，但对我的印象还不错。你回去后告诉小杨，希望有空到兰州来见见面。师参谋长回来后，曾特地转告了我。当时，我已在一0一团当政治处主任。因为路途遥远，也没有什么特别要去见面的事，我也没有去见他。

1985年，郑维山按大军区正职离休，回北京休养。1998年4月，确诊患肺癌。2000年5月，久治无效病故。

作者简介: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积极主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