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一个傻子说：“你要到哪里去？”傻子说：“不知道。”我说：“你真是个傻子。”傻子说；“如果是傻子就好了。”
这是一个午后，春风把路边的树叶和芳草吹的嫩绿、嫩绿的，日头从西山往下飘，湖水被染成一片金黄，傻子蓬头垢面的坐在河边，踏一双拖鞋，拿一本书，有时候往河里扔石头，有时候绕河边漫步。过了一会儿，傻子上了岸，来到马路下沿的公园，在一棵树底下坐下，翻开书，看的很入迷，好象很有文化，我走过去，继续问傻子：“你这么爱看书，为什么不去上学？”傻子说：“学上完了。”
我又问了句什么，我也忘了，总之，傻子没有回答我，只是读书，我从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很一阵子之后，街灯亮了，人更多了，微风把肌肤吹拂的更舒服了。满天的小星星三五成群的会聚到一起向我们微笑，我对傻子说：“星星在看咱们。”傻子很没情趣的说：“有什么可看的，落魄到这个光景，狗也懒的咬，别说是星星了。”我嘴上没说出来，心想，这人真是个傻子，居然嫌狗不咬自己。
我总以为傻子要回家，他却从公园的石头台阶上来，穿过马路，沿马路通过井深园小区，一直来到艺术广场，广场上人群黑压压的，最引人注目的平台上用钢管、铝合金搭起一个架子，架子上挂着大灯，灯与灯的间隙很匀称，很多蚊子在大灯跟前跳舞，大灯底下是水泥与地板砌成的场子，场子边缘上坐了拉二胡的，打梆子的，吹笛子的，弹古筝的。与场地垂直的一块花布上绘着各种图案，图案上写着“消夏艺术晚会。”听别人说：“这是戏台。”戏台上有一个唱民歌的，嗓子清脆而响亮，唱的是：“三十里的明沙二十里的水，五十里的路上来呀么来看你，过了一回黄河没喝过黄河的水，交了一回朋友没亲过一回你……”
观众们听的兴高采烈，傻子一遍又一遍的抹眼泪。我问傻子：“怎么回事？”傻子说：“对民歌爱的太深，一听到就想哭。”
我觉得傻子说前半句时不傻，后半句就说的很傻，那么爱，又那么想哭，真的是莫名其妙。
听完歌，傻子红肿着一双眼睛回家了，他很可怜，走在路上时，傻子说：“我渴了，想喝瓶矿泉水，借我一元钱。”我当初也很老实，他要一元，就给了一元，售货员给傻子说：“矿泉水一元五角。”傻子没有买，又把那一元还给我，说：“口现在不渴了。”
傻子回家了，他的家要穿过马路过一座桥，桥对面是一条铁轨，铁轨四周是居民区，居民区后面还有一条铁轨。他的家靠近后面那条铁轨，是一个普通的小院落，有四间平房，平房隔壁是石棉瓦盖的简易棚子，墙角底下是下水道，终年被流水侵的湿漉漉的，院子中央放一辆人力三轮车，三轮车上堆一些柴火。
傻子的父亲说傻子：“干点别的吧！看书挣不下钱。”
傻子没应答，朝自己的房间走去。他的房间内只有一张简陋的床，床底下塞一摞稿纸，地板上放很多书。他一回到房间就跟木头似的呆坐半天，有时候会想很多问题，有时候会胡乱的翻弄稿纸，写一些东西。
他也不和家里人说话，他听见家里人说话就觉的乏味，无趣。
在他父亲的督促下他去打工了，在一家酒店当服务生，干了俩天就被辞了，原因是这样的：中午，很多服务员不分男女在一个大房间里休息，不知廉耻的女性坐在男性大腿上和怀里，还互相把咬碎的食物挑在舌尖上给对方嘴里喂。傻子觉得恶心，在他的意识里，人都应该举止有礼，有操守，有原则。
第二天他发现了一个更奇怪的现象：一个女员工，长的怪斯文的，垂柳般的小腰， 眼睛毛毛的，戴一副白框子眼睛，说话也很柔气。傻子觉得她应该和自己是同路人，进而联想到这个服务员应该象自己一样，上学这条路走失败后不得己才当服务员的。但他想错了，大伙都在休息，这位女性被经理叫走了，傻子觉得奇怪，就尾随她去了。
傻子当时就傻眼了，经理把那女的压在办公室沙发上，门也没关，就把手伸进她的乳房，摸了一会而又把手伸进裤子里边，嘴跟狗似的紧紧的吻她。随后把她的裤子解开，恶狼似的进入她的身体。
傻子听到那声音时捂了下耳朵，又闭了下眼睛，接着就冲进房间把那女的推了一下说：“你不能这样，你应该尊重自己，更不能玷污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经理从她身体上出来，说傻子：“敢坏老子的好事，明天别干了。”
说到这里，我就更觉得傻子傻了，人家干那事他不但没躲开，还冲进去干什么，真的是傻到家了。
傻子被开除后又拿一本书走在街上，脸也没有洗，眼胶屎粘在睫毛上，他对自己说：“有时候很羡慕那些思想简单的人，就算拾破烂也能在三轮上开心的说，放声的唱，我倒是自命清高，却文不来，武不去，苦苦的活着，有什么意思？”
他又坐在一个公园里边，还把鞋子脱下，光着脚丫子在草丛里晾脚气，我为他捏了一把汗，生怕环保局的人罚他钱，他是很穷的。但环保局没来人，到是走了很多闲散的人，我估计是被他的脚气熏跑的，因为他把鞋子脱下时我闻到一股只有自己才有的味道，那就是脚气味。
我和傻子慢慢就熟悉了，不为别的，只因为我觉得他有时候傻，有时候不傻，神经好象有点问题。他拖我给他介绍工作，我把他介绍到一个包子店，店主是我的亲戚，傻子只负责把预定的包子给人家送出去。但他那个脑门实在不给我争气。
那是一个酒店，号曰“九哥，”九哥里面有一个保安，傻子给“九哥”的服务员送包子时本来是要乘坐电梯的，当他把电梯上那个表示上的箭头按了一下后“九哥”的保安把他肩膀上捏住，说：“卖包子的走什么电梯？”这句话在我看来很正常，因为卖包子这个行当只有下层阶级的人才干，而下层阶级的人是不能坐“九哥”的电梯的。傻子不明白这个理儿，他好象受了诺大的委屈，对保安说：“卖包子的杂了，卖包子的也有尊严，也有地位，社会主义国家的公民是没有等级之分的。”
他说的这些我不懂，保安也不懂，保安又把他推了一把，他身体向后斜了斜，说：“不准打人，打人是违法的。”保安说：“就打你怎么了，打你怎么了。”一边说，一边把他踢了几脚，还把包子从他手里夺过去，一脚踩一个。傻子指着保安说：“你违法了，我要告你。”保安说：“九哥你知道吗？我是九哥的人，敢和九哥的人作对，除非你想死。”傻子说：“九哥也得讲理啊！我就不信法律不管九哥。”保安哈、哈、哈的笑了几声，我也笑了，我觉得傻子今天比以往更傻。人性深处的善性又提醒了我，不能让他把事情闹大，把九哥若怒了，要剁他的指头是指头，要砍他的脑袋是脑袋。情急之下我把傻子拉出来，给保安瞌了几个头，才算了事。
我抬头看了看九哥那座楼，高耸入云，好象顶在天上了，摇摇欲坠的，楼面子上全部是金色的黄，很耀眼，以至于我不敢怀疑那不是用真金子抹上去的。
我的亲戚不要傻子了，傻子当着我的面哭了一场，哭的很可怜，一边哭，一边说：“活人为什么要这么难啊！我妈如果不把我生下来就不会这么苦了。”
我看傻子可怜，在我的亲戚面前求了下情，亲戚说：“多用这小子一天，我就多倒霉一天，九哥他都敢惹，我是把这祖宗怕了。”
我的亲戚给了傻子二十元钱，说：“快走吧！砸了我的一桩生意，不让你赔钱就算积德了。”我的亲戚也是个穷人，他的包子铺在一个简易棚子里，房子边缘上黑的跟碳一样，长年累月的烟醺气打导致房子很阴暗、很潮湿，外边的炉子上还坐一口锅，正在蒸豆腐脑，鼓风机吹的火星子直往锅里飞。棚子隔壁就是公厕，臭气一直往铺子里飘。
我还知道傻子的一个故事：一个同学喜欢过他，是个女的，那孩子一有时间就盯着傻子看，傻子很难为情。但傻子不和她说话，傻子觉得没必要，他认为：“学生就应该有个学生的样子，不能恋爱。”毕业的时候那女孩子逮住男同学就跟合影，每合一张，就看傻子一眼。傻子当众说：“你看我干什么呀！我都长这么丑了还看。”下午，那女孩就羞辱了傻子一番。傻子还问人家：“我没得罪你吧！”那孩子说：“没有，但是我看见你很不爽。”
傻子给我说：“我有很多书，想把那卖了。”
我说：“你行啊！”
傻子推了一辆破旧的响声不断的三轮，他在上面骑着，我在屁股上跟着，刚过了桥，上了跑道，一批穿黄色制服的人就把傻子挡住，手麻脚利的把三轮上的书扔在车上，傻子说：“光天化日下就敢抢人。”那些人说：“把三轮也拿走。”于是，又把三轮绾在皮卡车后面，老牛拉破车般的拉走了。
傻子说：“我要上诉。”我拍了下他的脑门，还好，没发热。我说：“你诉谁？”傻子说：“就那些抢书的人。”
傻子的眼睛翻了几翻，嘴张了俩下。想说什么又没有说，把一只鞋扔向城管，跌跌撞撞的消失在人群中。
作者简介：
曹江，陕西延川人，90后青年作家。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文学陕军作家班学员，西北大学2017级作家班高级研修班学员。作品发表于《延河》《朔方》《莽原》《台港文学选刊》《青海湖》《厦门文学》《当代小说》《红豆》《南方文学》《延安文学》《青春》等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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