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味人间精选之：苦涩的米花糖
作者:曾颖
老杜是我在报社工作时的一位同事，后来去做生意，是我认识的不多的商界成功人士。他说他这辈子做的第一桩生意，就是卖米花糖，那一年他刚8岁，上小学三年级。
老杜的家乡在南部县定水乡碧龙观村，虽然地名里又是龙又是水的，却是干旱的丘陵地带，物产并不丰富，生活相当艰难。老天爷并不因此而怜惜他，而是将大块的灾难，往他那原本就艰辛的家中砸来──最早是用病魔，夺走了他的父亲；接下来，用自私夺走了刚刚可以为母亲分担家务的哥哥。哥哥以打工为名逃出家乡，并从此片纸不回的那一年，老杜只有7岁多，便开始早早地体会到人世的苦和辣，以及周围那种没有来由的恶意和欺凌。
乡村缺水，村里唯一一口水井永远都络绎不绝地排着队。7岁多的老杜和体弱的母亲与姐姐，因为打水慢，成为人们嫌弃甚至仇视的对象。为了不妨碍大家用水，自尊心强的母亲总是选择在晚间到井台上去打水，这样就不会妨碍大家打水，也听不到厌弃的指桑骂槐，看不到鄙视而刻毒的眼神。虽然在黑暗中打水的难度和痛苦度大增，但老杜母子却因此而感到心情稍安一点。
但这样的好景并不长久，管井的队长不喜欢有人半夜来打水，于是把井杆锁了起来。老杜的妈妈没办法，只好自备一根长绳，打上无数的结，拴上扁担钩去井台打水。绳子不仅勒手和滑，而且很容易脱钩，而一旦脱钩，桶掉进井里，大半夜都挂不起来。每当这个时候，母子俩只有在井台上相拥而泣，在成长的那些岁月里，他喝的每一桶水里都有眼泪。
家里有两棵梨树，长在院子外边，每年秋天，都会结上几十个梨。梨虽然不大，味也并不特别香甜，却是家里不多的可以拿去换钱的东西，像数额并不大但偶尔可以取现的存折，家里的油盐和偶尔一次的肉，都指望着从那上面摘下来，拿到集市上去几毛一块地换回来。正因为如此，拥有两棵梨树的老杜家，偶尔吃一次梨，也是家人一起分着吃，在民间，分梨与分离谐音，是不吉利的事。即便这不吉利的吃法，也不常有。幼年老杜和姐姐们最常做的事，便是在树下数梨，一个梨，一个憧憬；一个梨，一个想象。生活给予的不多的甜味，都在那一次又一次地眺望与计数中了。
这一年，树上的梨每晚都会少，最大嫌疑是邻家的孩子。有一两次，他们甚至已看到对方匆匆逃去的身影。无奈之下，跑到对方家里央告，求其高抬贵手，放过那些梨。求来的结果，却是树上所有的梨，甚至连梨树本身，在一夜之间全部被摧毁。老杜和姐姐，还挨了打。
眼见着交双金款的日子一天天逼近，油盐可以忍，柴米和皇粮国税却没法忍。8岁的老杜擦干眼泪后开始谋划起生计。他的想法，是去卖米花糖，他先前吃过的米花糖，几里之外的南部县城卖6分钱一封，到乡下就卖8分钱，每一封可以赚2分钱。
老杜之所以选择卖米花糖，与他幼年时跟着大人进城赶集的经历有关。有一天，在县城大街喧闹拥挤的人海中，他突然闻到一股奇异的香味，这是一种油与米再加糖的甜糊味，交织在一起的混合香味。那香味如一只看不见的手，揪着鼻子，将他带到一个做米花糖的作坊前。他看见一个胖胖的师傅，正从锅里把一团金黄的米和糖，还有花生混合物倒到涂了油的模具里，压平压实，等晾到半冷时，趁着那点热乎的软劲，用一把大刀，把它切成小小的方块，他这才认出来，那是他最喜爱吃的米花糖。
整个上午，他守在作坊前，看着师傅一次次把炒米或膨化米，放入麦芽糖或红糖熬制的糖浆里，再加入香脆的花生，然后翻炒、入模、压实、切块，用印着图案的油纸包好。这是一个美好而神奇的过程，他的心中充满快乐和幸福感。而更让他感到快乐的是，这里的米花糖每盒只卖6分钱，这虽然也是一个成年男人小半天的工钱，但比起乡里，整整便宜了2分钱，而这巨大的利润之间相隔的，仅仅是几公里山路而已。
梨树被毁之后，老杜想到了这个可以见到现钱的生计。他和母亲商量，把家里存下的几个鸡蛋拿去卖掉，卖了1元多钱，然后兴冲冲地跑去米花店进货，走乡串户，四处吆喝，第一天就赚了三毛多钱，这可是一个全劳力一天的收入，而且是现金。这对于家中没有一个全劳力的老杜家意味着什么，那简直是不言而喻的事情。
从那以后，少年老杜就开始为他的米花糖奔跑。常常是一放学，就飞奔进城里，飞速买到米花糖，一路叫卖回家。运气好，到家时米花糖已变成了钞票，若运气不好，则有可能晃悠到天黑，一脑门砸手里了的郁闷。在这快乐和郁闷的奔跑中，家里的双金款、油盐柴米、姐姐弟弟的过年新衣，以及偶尔的门户差事和问病请医，都有了现金支持。虽然它小如石壁滴水，但对久困沙漠之中的旅人来说，却是救命的甘霖。
这种小小的幸福感，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老杜发现自己的脚越来越不给力，脚后跟一天天肿大起来，估计是平时风里来、雨里去，有时太热太累下冷水，或者奔跑中硌了石子或扭伤了哪里。脚变得越来越肿，并且开始失去知觉，人也开始发烧和犯困，去乡医院看，医生说得锯。他们不想接受这个事实，更重要的是拿不出那么多钱来锯。于是又被驮回家，用当时乡下人传统的对付疑难杂症的方法──拖。拖得过拖不过，都是命。
──转自2020年12月24日《天津日报》文艺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