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人类历史一直是在战争与和平的交替中曲折前行，而战争又是在“打”与“谈”的轮回中浴火逢生。

战争是扫除政治障碍的暴力手段。战争的过程就是“打”的过程，战争的结束最终是以“谈”的形式来实现的，或被全歼而“免谈”，或被击溃而“降谈”，或势均力敌、抑或势虽盛但为了以小的代价获取大的利益而“和谈”。

“联合国军”总司令马克•克拉克（前排左三）在朝鲜停战协定书上签字。

“和谈”是双方权衡利弊的结果，往往取决于政治的需要，但政治的需要必须以军事实力和军事能力为后盾。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和谈也是政治的继续。

当和谈的障碍不可克服时也只能用战争来扫除。

从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来看，如果没有首战两水洞、激战云山城、会战清川江、鏖战长津湖等，就不会有13国的“五步停火提案”；

如果没有随后的3次、4次、5次战役，没有汉江南岸保卫战，美国就不会再次提出停战谈判；

如果没有志愿军构筑起铜墙铁壁般的纵深防御阵地，实施多次进攻战役，粉碎“绞杀战”、抵御“细菌战”；

特别是如果没有血战铁原、血战上甘岭和金城反击战，不可一世的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就不可能在停战协定上签字。

这里，我们想向大家介绍的只是“打打谈谈，谈谈打打，以打促谈”的一例：

——鸡雄山阻击战。

1951年6月，抗美援朝战争我军发动的第五次战役结束后，已将“联合国军”打到了“三八线”以南。

美国人看到经过一年的朝鲜战争，尽管美军已经付出了10万余人的伤亡和100多亿美元的战争经费，但并没有取得战争的胜利。

要想取得胜利必须加大人员和装备的投入，但它已经力不从心，无兵可调。而且美国当时的战略重心在欧洲，长期打下去势必会影响其在欧洲的利益。

所以美国萌生了停止朝鲜战争的想法，并于1951年5月31日，由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委托曾在美国住苏联大使馆工作过的乔治﹒凯南以私人身份会见了苏联常驻联合国代表马力克，婉转地表达了美国愿意通过谈判，沿“三八线”一带实现朝鲜停战的意图。

党中央、毛主席看透了美帝国主义妄图苟延残喘，利用停战的机会调整部署以再次进攻的险恶用心，决定实行边打边谈的方针，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双管齐下：

一方面准备同美国方面举行谈判，争取以“三八线”为界实现停战撤军；

另一方面对美国人以及谈判成功与否不抱幻想，在军事上必须做好长期持久的打算，以坚定的军事打击粉碎敌人的任何进攻，以配合停战谈判的顺利进行。

果不其然，美国人一面打出要和谈的牌，一面加紧在战场上采取军事行动，妄图利用战场上取得的优势加大在谈判桌上的“筹码”。

就在我军结束第五次战役准备后撤进行休整之际，美军利用其机械化部队快速机动的优势，采取所谓的“磁性战术”，尾追我志愿军向北进犯，企图追歼我志愿军有生力量，将战线推向“三八线”以北。

为阻止“联合国军”向“三八线”以北的袭扰，配合即将举行的停战谈判，我志愿军第26军第77师第230团在第20军第175团1个连的支援下，奉命担负金化以北鸡雄山阵地防御任务，坚决阻击敌人北犯。

230团在17昼夜惨烈的鸡雄山阻击战中一共涌现出以王兆才、宋兰君两个英雄个人和以一营2连为代表的10个连、排、班英雄群体，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英雄赞歌。

鸡雄山阻击战的胜利彻底粉碎了敌人企图将战线向北推进的阴谋，不得不在7月10日与我军进行停战谈判。

但是，美帝国主义是不会甘心失败的，在谈判的过程中，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上甘岭战役和金城战役，我军用实际的作战行动狠狠地打击了美帝国主义的嚣张气焰，逼迫其最后不得不签署了朝鲜战争停战协议。

实践证明，和平是打出来的。在战场上得不到的东西，在谈判桌上也绝难得到。

正如毛泽东主席所言：“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

这一点，至今仍然对我们有极大的启示作用。这一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高举“能打仗，打胜仗”旗帜的理论和现实基础。

——罗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