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惨痛的悲剧 铭心的警示》
一一-谈苏共亡党之教训/杨荣标
《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一书，洋洋26万字大观，是党建专家、红旗出版社副总编黄苇町先生二十年研究苏东事变的沥血力作。该书虽为政治读物，但一旦打开阅读，我的心即被书中的内容所深深吸引，于是连日带晚，手不释卷，几天内全部读完，且是圈圈点点，认真研读。掩卷沉思，不禁令人扼腕，令人悲愤，令人唏嘘不已。
1989年8月19日，波兰“团结工会”在议会选举中获胜，成为苏东剧变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3个月后，“团结工会效应”在捷克发酵，捷共随之垮台。又1个月后，罗马尼亚从看不出任何危险征兆，到总统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判处死刑，短短五天时间内，罗共顷刻瓦解。紧接着，保加利亚宣布取消共产党领导地位，一个月后也彻底丧失了执政地位。1990年春季的匈牙利大选中，匈共又被联合起来的几个反对党所击败。民主德国，则随着柏林墙的倒塌，实现东西德合并，干脆从地图上被彻底抹掉了。阿尔巴尼亚也在一片沉默中爆发，打开了“东欧颜色革命”的尾灯。而铁托之后的南斯拉夫，则由一个统一的国家“一分为六”，在各自民族军的旗帜下反目成仇，血流成河。在短短几个月中，东欧各国先后红旗落地，无一例外地从宪法中删去了“社会主义”字眼，宣布融入“民主”、“自由”的西方世界。
波兰事变整整两年后，原苏联一批传统的共产党人不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改革，于1991年8月19日发生了政变。但由于发动政变的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举措不当，加上民心不聚，反而被叶利钦搞垮。8月25日，苏共中央自行解散。8月29日，停止苏共在全国范围内活动。12月26日，苏联正式解体。从1922年12月3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到12月26日苏联解体，历时69年；从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开始改革，到克里姆林宫红旗落地，历时六年零九个月；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从发动政变到垮台，历时只有短短69个小时。苏联和苏共从此滑向粉身碎骨的历史深渊，那座矗立了69年的红色帝国大厦顷刻间彻底倒塌了，苏联从此被分裂为15块碎片。
苏东剧变前，社会主义已在占世界1/3人口的国家取得胜利。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此起彼伏，不少新独立的国家中也出现了“社会主义热”，西方国家在政治上总体处于守势。如今，国际共运跌入低谷，西方则借助全球化及互联网优势，从思想和意识形态上渗透，从经济和金融领域上打压，从军事上四面围堵，对他们眼中“最大的也是最后的共产党国家”发起了全面围攻。有些西方政客把持不住心头的兴奋，迫不及待地认为“中国即将成为下一个”。他们宣称：“发源于20世纪的共产主义制度，必将终结于20世纪”。言下之意，他们认为社会主义中国最长也“撑不过10年”。
苏东剧变已经过去20多年，社会主义中国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并正在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向前。可是，中国虽已撑过10年、20年，但不等于在前进的道路上已风平浪静，而应清醒地看到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确还有很多地雷阵。
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苏东一系列触目惊心的沉痛悲剧，究竟给了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启示呢？看了《苏共亡党二十年祭》一书后，值得我们深思的教训实在太多，但归结起来，最根本的则有以下四大方面：
一、必须坚持以民为本
水可以载舟，也可以覆舟。国家兴亡取决于人心向背。一个政党只有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为重，一切以取得人民群众满意为最高出发点和归宿，这个党才能取得广大人民的信任、支持和拥戴。苏东诸国在后来的执政实践中，把“人民当家作主”变为“替人民当家作主”，把“为人民服务”变成“为少数既得利益者服务”，一个与群众保持血肉联系、生死与共的党，日益变成一个与群众疏远，甚至对立的党，早年积累的人气、人脉、信心和信任，被逐渐耗尽、透支，人们从一开始的满怀希望变为一次次的失望，最后变为绝望。于是，这个党也就走到了自己生命的尽头。“心中没有人民，必被人们抛弃”。
二、必须坚持改革开放
回顾苏联的历史，之所以人们从欢欣鼓舞到怨声载道，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因为苏联墨守成规，死守所谓的社会主义传统理论底线，错失了几次改革开放的良机，从而一次次地未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资利益和文化生活的需求。一次是卫国战争胜利带来的改革开放契机。当时，仅占6%的自留地却生产出了比集体农庄总产量还多的土豆、蛋、肉和牛奶，成为维持全家温饱的主要来源。苏共中央却错误地认为：集体经济效率低下的罪魁祸首是自留地。于是数次做出强化集体农庄管理体制、限制自留地的决定，使本来半饥半饱的农民雪上加霜。第二次是赫鲁晓夫当政11年，虽可以说是改革了11年，但其最大的问题是改革没有顶层设计，缺乏战略眼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加上没有处理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最终因急躁莽撞，四面出击而功败垂成。第三次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当时“三驾马车”中的总理柯西金富有改革精神，提出了改善计划管理体制、扩大企业自主权，加强经济核算，强化利润指标和对职工的物质鼓励，利用经济规律办法来促进生产发展。这与我国1979年起步的国有企业改革的早期做法极为相似。这一系列改革并已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使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期的苏联，出现了一个相对繁荣稳定的局面。但勃列日涅夫却安于现状，偏好守旧，求稳怕变，没有抓住机遇继续改革，反而因捷克发生的“布拉格之春”采取急刹车而改变了方向，反改革的矛头首先指向柯西金，专门召开苏共中央全会批判“市场社会主义”的观点。于是刚刚开始不久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就这样草草收场了。苏联为了同美国争霸，还把发展军工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GDP只有美国的40%，军费开支却与美国不差上下，轻工业占比长期只占25%左右，使市场上可供购买的消费品长期处于短缺状态。苏共执政74年，老百姓购物排了74年的队，使人们心存怨念。第四次是与新技术革命擦肩而过。1970年，世界上每4个科技人员，就有1个在苏联，每年的新科技发明占世界1/3，仅次于日本，居世界第二位。但由于苏联的科研体制没有尽快把成果转化为生产力的竞争动力，结果只有1/4的成果得到应用，且应用周期长达10-12年。而美国85%的科研成果5年内就转化为生产力。因此，苏联不仅没有在全球化浪潮中找到自己的位置，相反还被边缘化了，结果被新技术革命的浪潮抛在了后面。第五次是油价暴涨助长了不思进取。1973年第四次中东战争爆发，油价暴涨19倍，这对石油和天然气储量居世界第一的苏联来说，带来了数不尽的滚滚财源。在巨额“黑色黄金”的收入下，经济体制、机制矛盾被掩盖起来了。如上世纪70年代，苏联超过日本成为世界最大的粮食进口国，80年代进口粮食已占1/3。缺粮可以进口，农业自然就不会重视，就得不到真正的发展，农业萎缩又导致农业成本的不断提高，更加剧了粮食的进口依赖。随着粮食进口越来越多，导致了苏联农业实际上的崩溃。
一般来讲，经济繁荣时期，也是重要的改革机遇期，因为财政收入的盈余，有能力承担较高的改革成本。但勃列日涅夫等人缺少对国家发展战略的长远考虑，一到80年代后期石油暴跌（由1970年最高每桶110美元降到1989年19美元），苏联出口石油现金流急剧萎缩，过去被掩盖的各种问题一下子浮出水面，甚至出现总爆发。到1988年下半年，市场供应的1200多种消费品中，95%以上经常断货，211种食品中，经常断档的多达188种。因而从1989年开始，许多地区不得不相继实行消费品票证配给制。于是物价飞涨，民怨沸腾，民心尽失。这就为苏联的垮台埋下了社会基础。
三、必须坚持强力反腐
腐败的典型特征是以权谋私，其表现或为贪污受贿，或为徇私舞弊，或为任人唯亲，或为沉湎美色。纵观苏东一系列“颜色革命”，其最直接的原因是执政党领导集团的严重腐败。罗马尼亚齐奥塞斯库，妻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兼政府第一副总理，儿子为中央候补委员、团中央第一书记，妹夫是主管农业的副书记，三个弟弟分别担任国防部副部长兼总政治部主任、国家计委副主任和内务部高级警官学校校长，连儿媳也担任全国妇联副主席。齐氏家族亲戚进入中央委员的将近70人，是名副其实的“家天下”。苏联是世界上排名腐败最严重的国家之一。据报道，1982年1月莫斯科海关在一出国人员身上查获大量钻石，后又从其相关人员家中搜出150余万美元的贵重物品。后经查实，这些贵重物品全涉及到勃列日涅夫的女儿加林娜和儿子尤利。尤利是苏联外贸部第一副部长，加林娜的现任丈夫丘尔巴诺夫，原是一名普通的民警，攀上高亲不到10年，青云直上当上了中将，升任为内务部第一副部长。当上副部长的6年间，先后受贿65万卢布，当时折合美金105万美元，相当于一个苏联工人270年的工资。苏联多年来还保留着一项领导干部的特供制度，内部开设特供商店，衣食住行都有特殊保障，普通百姓排长队买不到东西，各级领导和家人却享有特殊的福利，这种特权行为怎能不引起人民群众的反感？！叶利钦本来因与党中央离心离德被解除莫斯科市委书记职务，但他抓住社会上反特权、反腐败的强烈要求，和苏共展开民心的争夺。在1989年3月进行的的莫斯科选举投票时，在600万选民中获得了89.4%的选票。后又以绝对优势的选票当选为俄罗斯总统。反特权、反腐败成了叶利钦起家的政治资本。
从罗马尼亚到苏联，不难看到这样一条清晰轨迹：艰苦斗争——夺权执政——大搞特权——严重腐败——丧失民心——亡党亡国。这一条轨迹，是如此地触目惊心！
四、必须坚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古往今来，军队都是一个国家或一个政党的专政工具。夺权斗争靠军队，巩固政权也须臾离不开军队。马克思主义一直强调，无产阶级军队是无产阶级政党的执政基石，党必须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但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提出的改革“新思维”，第一个突破口便是“党政分开”，重提“一切权力归苏维埃”。于是乎，苏共领导发挥作用的传统方式被统统抛弃，一些行之有效的正确做法也被一脚踢开，而新的有效的领导方式又没及时创建，于是在党内党外引起了很大的混乱。实行“党政分开”，使苏共中央失去了内外政策决策权，到后来，苏共甚至对执政的基石——军队都放弃了领导权。苏共错误地作出了军队“非政治化”、“国家化”的决定，通过国家法律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苏军中建立的军事政治机关，全部隶属于军事首长，而不再是苏共的工作机关。苏军的职责只是抵御侵略、保卫祖国，只有对外责能，没有对内责能，明确规定不得干预政党政治斗争和国内政治事务。这就与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理论相悖。苏军的“非政治化”，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使苏共失去了对军队的法定领导地位。因此，在“八一九”事件中，部队虽然开进了城，但并没有很好地贯彻执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指令，反而被叶利钦鼓动的口号所迷惑而掉转了炮口，于是苏共的最后挣扎也就以如此地不堪一击而告终。
其他诸如意识形态的坚守与引导问题、干部终身制的废除问题等等，都是苏共亡党悲剧给共产党人的振聋发聩的深刻教训与启示。
联系到当今的中国，自从“文化大革命”之后，党的传统受到破坏，党的领导受到削弱，党的威信受到损害，人心、民心失分不少，也曾发生了诸如“六四”风波等重大事件。但由于我们党能正确地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与不足，能正确地对待人民群众的利益与呼声，能勇于承认和坚决改正自己的缺点与错误，特别是近些年来，党中央保持了清醒头脑，统一全党思想，紧紧抓住了改革开放求发展和强力反腐聚人心这两大主线，党的传统作风正在逐步恢复，人心民心也正在重新积聚。我们坚信，认真吸取了苏东政变教训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肩负历史重任，一定能实现中华民族复兴的伟大梦想！
编者简介: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积极主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