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出漂亮的句子不等于好诗
文/洛夫
我从事现代诗创作多年后，渐渐发现中国古典诗中蕴含的东方智慧，比如老庄与禅宗思维、人文精神、生命境界以及中华文化中的特有情趣，都是现代诗中较为缺乏的，我个人日后所追求的正是为了弥补这种内在的缺憾。
四十岁以前，我很向往李白的儒侠精神，杜甫的宇宙性的孤独感，李贺反抗庸俗文化的风骨，但到了晚年，我却转而欣赏王维恬淡隐退的心境。
现在很多人写诗，强调“诗是语言的艺术”，这句话没错，但又并不意味着写出漂亮的句子就等于是好诗。我觉得诗歌还是要讲“意义”的，但这个“意义”又不是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它是直面人生，言之有物，找到精神家园，要有“真我”。
另外，有的诗呢，说自己是“先锋派”，语言粗糙，不讲究诗的意境、诗的美学，缺少“诗味”，也不好。
诗歌不可能大众化，也不必大众化，因为诗歌是精致、优雅的艺术。你要强调诗歌的大众化，只能写成流行歌曲。当然，我并不是说能成为流行歌曲的诗歌不好。
下面我就直奔主题，提出几点经常思考关于诗歌观念的问题，与各位共同切磋。
（一）今天的社会不论两岸三地，正处于一个转型的关键时期，政治日渐开放，经济挂帅，消费市场决定了我们的生活内容和方式，我们的物质欲望高涨，而精神生活日趋萎缩，而导致文学的退潮，诗歌遭到惨烈的边缘化，表面上虽然很热闹，每个月都有很多的诗的嘉年华会，但实际上诗人是寂寞的。诗歌正被冷落，除了社会的客观因素，还有主观的因素。
目前，诗坛由于后现代诗歌的文本结构，口水诗的泛滥，对中国传统诗歌美学的颠覆，不但与我们的诗歌信念背道而驰，同时也使一般读者为之瞠目结舌，退避三舍，所以今天的诗歌遭人白眼也就不足为怪了，诗人不必喊冤，实在是咎由自取。
在这种不利于诗歌发展的大环境之下，经常有人问我，究竟是一种什么力量使你坚持诗的创作数十年而不懈？我的回答很简单：我一向认为写诗不仅仅是一种写作行为，它本身是一种价值的创造，我从来不以市场的价格来衡量诗歌的价值，在市场消费观念来看，诗是无用之物，诗不能使任何事情发生，但诗有一种无用之用，它创造一种价值，人生意义的创造，如杜甫、莎士比亚的诗；人生境界的创造，如王维、李白的诗；如精神高度的创造，如里尔克，T·S·艾略特的诗；尤其是语言的创造，如李商隐、李贺、马拉美的诗，诗歌的语言是创意的语言，它可使我们民族的语言变得新鲜而丰富，法国哲学家巴什拉说过这样的话：“诗是开向世界的一个美丽的窗口，是使梦想能够实现的一种方式”，所以我认为诗可使语言增值，诗是我们语言的未来。
我再顺便补充一句，诗人除了应有上面讲的这种信念之外，更应具备一种特殊的人格魅力，这种魅力不在于蓬头垢面，行为怪异，而在于一种有所不为、同流而不合污的精神，孤独、狷介而不孤傲的气质。
我要讲的第二点，是诗人境界的四个层次：
1．抒小我之情的诗人，只求表现个人的那种梦幻式的浪漫抒情，像徐志摩，“挥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评论家称他为鸳鸯蝴蝶派，我把他当做不可学习的反面教材。然而，诗的创作毕竟首先是从个人出发；诗人写的是他的内心经验，这种内心的东西极可能是对外在世界的反应，但必须从“我”投射出来。其实有时诗人写的也可能是一个未知的世界，也就是诗人对外在世界的诠释。所以说诗既是个人的，也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表达形式，譬如美国诗人惠特曼，就是一个非常强调自我的诗人，同时也是19世纪美国工业社会的代言人。这就是以小喻大，以我的说法是：“以有限暗示无限，以小我暗示大我”。可以说，自我是建立艺术风格的趋势，没有鲜明个性的作品，很难被视为一种艺术创作。
2．强调社会意识的诗人，诗人本来对社会应有责任感，但过于向社会意识倾斜，而忽视了诗的艺术创造性、抒情性和美学情绪，像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诗，结果不是成了政治的工具，便是成为商业的广告。
3．表现对社会的感悟，对人生意义追向的诗人：他不但是抒情诗人，美学意义下的诗人，他更把自己提升为一个思考性的诗人，诗中闪烁着形而上思维的智慧光辉，在我们前辈诗人中，像李白、杜甫、孟浩然、王维、苏东坡的作品中都有这种耀眼的光辉。
4．我认为具有最高层次的诗人，不但要有宗教的悲悯情怀，也要有宇宙的胸襟，他的诗歌中总是表现出一种终极关怀，也就是一种生命的觉悟，对生命意义的不断怀疑与叩问。
今天的诗人大部分属于第一和第二两种境界，而第三和第四种境界不是人人可以抵达的，也不必要求每个诗人都得达到这种境界，但可以作为我们的理想，作为我们追求的目标。
下面我想谈谈诗歌的语言问题：诗人是一个清醒着做梦的人，他是一个现实中的人，也是一个超现实的人，所以诗歌介于清新与朦胧之间，现实与超现实之间，可解与不可解之间。在酝酿阶段，诗在我们心中只是一种感受，一份灵气，一些经验的记忆。这时，诗人受到诗情绪的控制，有些精神恍惚，好像中了魔一般，所以我说这时候，诗人是诗的奴隶，但酝酿成熟，而当内心抽象的情与思语化为活生生的意象，变成一行行的文本之时，诗人便必须清醒有效地掌握语言，成为语言的主人。
对诗歌的语言通常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说话的口语，一种是比较文雅精炼的书面语言，其实我不说“口语”，而宁愿说一种“生活语言”，一种真实的、提炼过的、净化的纯粹汉语，也不拒绝俚语方言，但它拒绝口沫横飞的口水诗，一种废话。我所谓的生活语言是把街坊市场等公共场所流行的两种粗糙的口语提升一个层次，使诗的声音成为生命的元音，诗的语言不仅是一种载体或符号，而是生命的呼吸和脉搏的振动。
“生活语言”或口语固然能使诗歌变得鲜活，更有生命力，但如能与雅致精炼的书面语言作恰当的有机性的交融搭配，这种诗歌语言可能是最理想的诗的语言。
最后一个问题是：如何发掘现代汉语诗歌的潜力，增强现代汉语诗歌的生机？我们知道，现代诗的发展与演变是与五四运动的新文化探索同步的，反传统和全方位接受西方现代主义，在当时是一种很不正常的正常，上世纪七十年代的台湾诗人无不是传统的反叛者，无不是奔波于西方旅途的取经者，“横的移植”几乎成了青年诗人唯一的选择。当时我担任《创世纪》诗刊的主编（1954年创刊，已有53个年头，比北京的《诗刊》还大两岁），有系统地介绍了西方现代主义大师们的理论与创作，我们自己也都是纷纷投入各种新风格的实验，可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诗人们有了自觉，觉悟到一个中国诗人在移植的土壤中是长不大的，必须寻找更有利于茁壮和发展的因素，那就是回到本土，回到自己家园来掘宝。在当时大家称之为“回归传统”，其实“传统”是已经过去的旧东西，是回不去的，有人说我是“拥抱现代，回归传统”，这是一个不周延的命题，而我强调的是“回眸传统”，重新评估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美学的参照价值，重新找回失落已久的古典诗歌意象的永恒之美，我们放弃了格律陈陈相因的语法、陈旧的审美思维模式，但我们不应放弃古典诗中那种超越时空，万古常新的美的意象，譬如王维的诗：“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月出惊山鸟”这个意象多么美，又多么现代，我认为凡是具有创造性的美，就是具有现代性的美。当然我并无意鼓励大家去写旧诗，今天写旧诗的朋友很多，写新诗与写旧诗的朋友应相互尊重各自的选择、各自的兴趣，但我今天在这里必须呼吁写现代汉语诗歌的朋友，在参考西方诗歌美学，追求现代或后现代精神之余，不要忘记了我们老祖宗那种具有永恒价值的智慧结晶，真正的美是万古常新的。
以上几点有关诗歌的意见，没有什么系统，只是点到为止，最后有句话与各位共勉：大家要读诗，不但要读自己的诗，也要读别人的诗，我们要拥有诗歌，更要使诗歌拥有我们。
洛夫（1928.5.11～2018.3. 19），原名莫运端、莫洛夫，衡阳人，国际著名诗人、世界华语诗坛泰斗、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者、台湾最著名的现代诗人，被诗歌界誉为“诗魔”。
──选自《诗评媒》2020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