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故事】
我的读书生活
——阜宁高等师范学校
姚圣安
我自小喜爱读书，记得1960年考入阜宁中学，进学校图书馆、看着满架的图书，我这个乡村少年，犹如刘姥姥进大观园，被惊呆了，我轻点着一排排书脊，抚摸着一本本书的封面，如痴如醉，贾宝玉初见林黛玉说，这个妹妹我以前见过，我见到这些书，也觉似曾相识，我莫非也与它们有一番前世的因缘。后来的日子里，我就一本本地借，一本本地读，《烈火全钢》、《红旗谱》、《复活》、《呐喊》......1966年初夏，文革动乱初起，全国各地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掀起所谓“破四旧”的狂潮。当时学校初中部有一个造反组织名曰“小老虎”战斗队的，他们声称学校图书馆的书是封、资、修的黑书，扬言要烧毁这些书籍。一天下午，他们用木板车把图书馆的一些书一车车地拖到学校大操场，点火焚烧，当时也有几个人出面阻拦，但无奈造反派人多势大，还是点着了火，冒起了烟，一旁的我，心痛难忍，我终于鼓足了勇气，冲进烟去，抢出了一摞书籍，又在操场边的路上了几本，我将这些书送回图书馆，那位管理员却不敢接收，他害怕遭造反派的批斗。于是我将书搬回自己的宿舍，此时，我才发现自的手被烫伤，衣襟被烧掉。根据我的这一节表现，造反派们说我是抵抗运动，窝藏黑书。加上我的学业成绩在那一届毕业生中又是“尖子生”，当时的口号是反对走“白专道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因此，在校园的主干道上，竖起了一面专门批判我的大字报专栏。我内心甚感凄凉。
在宿舍没人时，我一人躲在床上，将那摞书中破损的地方用粥汤粘糊好，放进自己的行李箱，锁好。后来，在小巷的角落处，我又买得一些“黑书”，记得有《拍案惊奇》，有《唐诗选》，还有冯梦龙编的《古今小说》等，这些书当时很便宜，用的都是我伙食费节省下来的钱，买到手打开一看，发现多半是我们学校图书馆散落出去的。文革结束，离校返乡时，为着能携带上这摞书，我只得将自己的部分行李丢落在宿舍里。这摞书虽说与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中间也有间断的时日。回到乡下，白天生产劳动，夜晚我躲进小屋，点上煤油灯，取出这摞书，青灯黄卷，我也怡然自得，读着读着，我忘却了尘世的一切烦恼的事情，在这大千世界里，此时却仿佛只有我和我的书友存在。母亲见我读了十几年的书，仍回家种地，现在还没完没了地摆弄这些破书，有时也说出几句抱怨的话;外面又传我窝藏黑书，大队革委会的治保主任三番五次责令我上交黑书;还有些人赖着逼我借书给他，却有借无还。无奈，我找来一只柳条箱，装上这摞书，将它藏在草肚里，坚壁起来，从此，书与我咫尺天涯。每个人读书，常常和时代、环境、政治现状、个人志趣等因素有关，当然，也常常和个人遭遇、思想情绪有关。再后来，我自己的读书范围也在改变、在扩大，也在与时俱进，读诗选、读词选;所谓的经部书，史部书、子部书、集部书，也全都读一些;外文方面，也读托尔斯泰、契科夫、泰戈尔等；理论书籍，如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等，也曾啃过，当然，根据不同时期的政治要求所出版的一些理论书籍，我也读;我是学文的，然而，当今学术发展的趋势是，学科界线越来越混同起来，边缘学科和交叉学科越来越多，因此，我也读些科学技术书籍，这种书的读法，不过是了解其轮廓;还有，本人年岁增大了，我又读些健康、养生方面的书……总之，在我读过的书中，有些书读了，确实有长进、有好处，有些书读了，说不上有什么收获，有什么所得，有些书我就是读不懂，遇上这种情况，我的对策，“好读书，不求甚解”是也。
如此这般，我的书架上会不时增添新的书友，然而，我“结识新朋友，不忘老朋友”，当年在阜中大操场上所得的那一摞书，在我的书架上仍占有相当的位置，它们当中有旧版的《古文观止》，有1956年出版的竖排的《红楼梦》……它们装帧并不华丽，纸张粗黄，封面素净，可谓“素面朝天”;它们不装模作样、不故作姿态，它们历经磨难、饱经风霜;它们不是珠光宝气的公主、贵妇人，它们是我的“糟糠之妻”，它们是与我共患难的老友、密友，我看着它们，读着它们，仿佛能听到它们在向我问好，仿佛能看到它们在向我招手，如同我在与老友谈心。生活中的我，不是那种轻浮的浅薄的人，算来还是沉稳厚重之人，全亏我书架上这些新朋友和老朋友。【作者简介】
姚圣安 一九四七年生，阜宁喻口人，阜宁高等师范学校教师，高级讲师。曾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语文教学等报刋上发表二、三十篇评论文章。
不要微名，于灵云，滨海作协会员！江苏省滨海县永宁路实验学校《咏娃》编辑;《剑鸿的诗意人生》编辑;《可爱小池塘》专栏作家编辑;《季风的草塘》编辑;《雪域阳春文苑》宣传部长！曾任《南时文苑》副总编;《三湘四水》专栏作家编辑！她本着感恩的心态写诗当编辑，不图任何回报！她的教学口号是:金杯银杯不如学生口碑！她的人生信条是:受人滴水之恩，涌泉相报;受人涌泉之恩，拿命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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