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处机（1148～1227），字通密，号长春子，后赠号长春真人，登州栖霞人，生活于南宋、金、元相互争雄之际。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宗教家，金元时期道教全真派创始人之一，师王重阳，与马丹阳、谭处端、王玉阳、刘处玄、郝大通、孙不二同称“北七真”，一生志行苦修，济世救民，是振兴全真的扛鼎人物，被誉为“中国道教史上第一人”。

修道弘教　一生不辍

　　金皇统八年（1148）旧历正月十九日，丘处机出生于栖霞滨都里。他自幼失去双亲，尝遍人间疾苦，埋下发愤自立的宿根。童年时即向往修炼成“仙”，栖身村北公山，过着“顶戴松花吃松子，松溪和月饮松风”的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以松树激励意志，用爬山增强体魄。曾一次又一次将一枚铜钱从石崖扔进灌木丛，然后再去寻找，不得不止，以此磨炼意志。

　　十九岁时，丘处机去传说中的仙山———昆嵛山烟霞洞修行。金大定七年（1167）九月，闻听陕西终南山道士王重阳至宁海州传道，遂下山拜其为师。因虔诚、刻苦、机敏、好学，丘处机深受王重阳器重。王重阳曾欣喜赋诗一首赠与丘处机：“细密金鳞戏碧流，能寻香饵会吞钩，被予缓缓收纶线，拽入蓬莱永自由。”

　　金大定九年（1169），王重阳携弟子四人西游，意欲回终南山亲自指导他们修炼，不幸途中病逝于汴梁。弥留之际嘱咐弟子说：“处机所学，一任丹阳。”所以继王重阳之后，马丹阳对丘处机各方面知识的长进，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金大定十四年（1174）八月，丘处机隐居今陕西宝鸡西南的蹯溪边潜修六年。金大定二十年（1180），又到陇州龙门山潜修七年。在十三年修炼期间，他“破衲重披，寒坑独坐”，“烟火俱无，箪瓢不置”，生活极为清苦，但他“静思忘念，密考丹经”，苦行、苦修、苦学，不但潜心于道学研究，同时在养生学、文学等方面造诣颇深，这为他后来能够从容应对金世宗与成吉思汗的召见，打下了坚实基础。

　　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三月，金世宗召请丘处机赴燕京（今北京），问之以长寿之方与养生秘诀，丘处机答以“惜精全神，修身之要；恭己无为，治天下之本”。丘处机在燕京住了半年之久，除了奉旨塑王重阳、马丹阳（时已病故）像于官庵，并主持万春节醮事外，还当面向金世宗作了“持盈守成”的告诫，金世宗赐给丘处机十万枚大钱，丘处机婉言辞谢。燕京之行使丘处机名声大振，也使得他对全真道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与希望。在回归终南祖庵的路上，丘处机不断创立道观，加紧扩大全真道影响。后因金章宗即位后，对宗教实行严格控制，丘处机看到弘教无望，于金大定二十九年（1189）春，方返回终南祖庵。

　　金明昌二年（1191）秋，丘处机安排好陕西全真道未来发展事宜后，回归栖霞故里，兴建滨都宫（赐号太虚观）作为传道之所。滨都宫气象雄伟，当时号称“东方道林之冠”。金泰和六年（1206），丘处机重返宁海，改马丹阳故居为“玄都观”。此时，道众之多、教门之盛相当可观。与此同时，丘处机两访崂山，足迹遍及登、莱、青各州。从此时起，到南宋嘉定十二年（1219）的十年间，丘处机“道行”登峰造极，威望与日俱增。在此期间，他写出了《大丹直指》和《摄生消息论》等著作以及许多劝人行善、“返朴还淳”的诗句。金贞祐二年（1214），益都杨安儿起义军攻克登、莱等州，丘处机奉旨招抚了部分义军。其时，金、蒙、南宋三势鼎立，争相诏求丘处机，他概不应诏。

　　元太祖十二年（1217），丘处机由栖霞太虚观迁往莱州昊天观。

       元太祖十四年（1219）冬，元太祖成吉思汗派近臣刘仲禄持诏书相邀。丘处机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遂于元太祖十五年（1220）正月，带弟子十八人西行，其间历时三年，行程万里，七十四岁高龄的丘处机终于会成吉思汗于西域雪山（今阿富汗境内）。在两人相处近一年的时间里，他们常常讨论修身养生及治国理政之事。丘处机进言：“要长生，须清心寡欲；要一统天下，须敬天爱民。”成吉思汗对丘处机十分赞赏，口封“神仙”，并明令禁止屠杀和掠夺。

　　元太祖十九年（1224），丘处机回到燕京，住天长观（今白云观）。元太祖赐以虎符、玺书，命其掌管天下道教。同年，丘处机曾持旨释放沦为奴隶的汉人和女真人三万余。“处机还燕，使其徒持其牒召求于战伐之余，由是为人奴者得复为良，于濒死而得更生者，勿虑二三万人，中州人至今称道之。”（《元史•释老传》）自此，全真教盛极一时，开始了一统天下的过程。丘处机也说：“千年以来，道门开辟，未有如今日之盛!”

　　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七月，丘处机病逝于天长观。“及至葬，大备其礼，四方来会之道俗逾万人”。元世祖时，追封为“长春演道主教真人”。武宗至大二年（1309），加赐金印，复赐号“长春全德神化明应真君”。

　　丘处机遗著有《大丹直指》、《摄生消息论》、《蹯溪集》、《鸣道集》等。其诗词作品，在金元之交有一定代表性，后人所编《元诗别裁》、《词林纪事》都选有他的作品。《蹯溪词》一卷，由近人朱孝成辑于《疆村丛书》。丘处机西游经历，其弟子李志常《长春真人西游记》有详载。

创新改革　振兴全真

　　从大定七年（1167）拜王重阳为师，至元太祖二十二年（1227）仙逝，丘处机六十年中苦修弘教，开拓创新，对全真教的兴旺发达做出了巨大贡献。

　　王重阳初创全真道教时，“使四海教风为一家”是其最终理想，可惜他与马钰苦心经营，未能如愿。丘处机掌管道教后，在继承全真道创教早期确定的教义、教规的基础上，结合自身修炼实践与传教经验，大刀阔斧改革道教，审时度势，创新改革，使全真教得以迅速发展，最终在元代初年，成为全国影响最大、信众最多、声誉最好的道教宗派。

　　在早期全真道发展过程中，丘处机作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一代宗师，几乎对王重阳、马钰以来的全真道所有理论领域都有突破与创新，形成了独具一格的理论。在性命理论上，丘处机继承王重阳性命双修、先性后命的理论宗旨，把全真道“七分性学，三分命功”的性命理论转变为“只言性学，不谈命功”。虽然丘处机越来越重视性的修炼，但他也不是不言命功，只是结合全真道迅速发展和普通信众越来越多的现实，把全真道分成精英阶层与普通信众两个层次，因材施教。对于前者，在教给他们修性理论的同时，也教授一些修命的方法；对于普通信众，主要借用佛教的因果报应学说，劝说他们积德行善，偶尔教授一些性学内容，至于命功则绝口不提。丘处机还把王重阳功行双全的修炼方式，发展为内日用与外日用相结合的修养理论。重视“外日用”在修道过程中的作用，把大起尘劳、事上磨炼作为修性与积功累德的主要方式；在“内日用”的具体方法上，提出了去欲——止念——心定——心空——性见——成道的修性过程。还对全真道的内丹修炼理论进行了总结，提出“昼行命蒂，夜行性根”与“回光复性”的修炼方法，使全真道内丹理论有了突破性进展。

   在儒释道三教关系上，丘处机继续遵循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指导思想，更为强调“三教同源”。丘处机在更大程度上吸收了儒家的处世方式与禅宗的修养理论，在儒家积极入世、济世救人思想影响下，他对马钰倡导的清净无为的修道方式进行了变革，形成了全真道“有为为主，无为为客”、“有为为体，无为为用”的处世态度；在禅宗心性理论影响下，他把全真道的修性方式，由王重阳的识心见性改造为心空性见，使全真道心性理论具有了更大程度的禅学化。

　　早在龙门隐修期间，丘处机就开始收取弟子。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主持陕西全真道事，追随弟子更多。金明昌二年（1191），东归栖霞后，又在山东收取大批弟子。觐见成吉思汗归来，更是“玄风大振，道日重明，营建者棋步星罗，参谒者云骈雾集，教门弘阐，古所未闻。”丘处机趁机大开教门，广度弟子，为全真培养了一大批教门骨干。

　　金大定二十六年（1186），丘处机在沂阳石门建全真堂。后又对终南祖庵进行扩建。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丘处机被召赴阙，金世宗为他敕造官庵。得旨还终南祖庵路上，丘处机不断建造宫观，如苏门资福、马坊清真、孟州岳云、洛阳长生等。金章宗明昌二年（1191），丘处机在栖霞创建滨都观。在登、莱、宁海三州传道过程中，不断在各地建造宫观，尤其在成为全真掌教之后，三州的全真道庵或得到重新修缮，或获得一定观额。元太祖十六年（1221），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路经阿不罕山建立栖霞观。成吉思汗授予丘处机在统辖领域内随处立观的特权之后，丘处机派弟子到全国各地，把许多毁于兵火的道观，加以重新增缮，北方全真道观比比皆是，从而打下发展的坚实基础。

　　“曩者国朝初兴，天兵暂试，血流川谷，肉厌丘原，黄钺一麾，伏尸万里，马蹄之所及无余地，兵刃之所临无遗民，玉石俱焚，金汤齑粉。幸我真人，应召行在，微言再奏，天意方回，许顺命者不诛，指降城而获免，谕将帅以愍物，勉豪杰以济人。在急者拯以多方，遇俘者出以资购，婢仆之亡，从道者皆恕，卑贱之役，进善则放良。救人于涂炭之中，夺命于锋镝之下，使悛恶而从善，皆道化之弘敷也，天下受之庇者多矣。”这是姬志真《长春真人成道碑》称赞丘处机的话语。深受儒家文化熏陶的丘处机，一生中济贫拔苦、建言止杀、救死扶伤、保全文化，使中原人民深受惠泽。

　　丘处机一个最基本的观点是“万灵中人最贵”。和平时期，丘处机的心与黎民百姓连在一起，以民乐为乐，以民忧为忧。当出现天灾、饥疫、战乱从而民不聊生之时，他大声疾呼：“天苍苍兮临下土，胡为不救万民苦”，“安得大千复混沌，免教造物生精灵。”金宣宗贞三年（1215）至兴定元年（1217），由于连年战乱，加上饥馑瘟疫，胶东一带死伤遍野。丘处机迫切希望救民众于水火，把诸处全真道观所存余粮分与饥民，又亲自带领全真弟子，勤耕苦作，争取收获更多粮食赈济灾民。但因力量薄弱，百姓仍在不断丢失性命，丘处机仰天长叹：“皇天后土皆有神，见死不救是何因!”据《长春真人西游记》记载，丘处机西行觐见成吉思汗，路经邪米思干（今撒马尔罕），见当地百姓苦于战争，便与随行弟子，“有余粮则惠饥民，又时时设粥，活者甚众”。丘处机济世惠民，深受百姓爱戴。

　　丘处机在世的八十年及其前后，正是南宋、金、蒙古之间战争不断、中原遭受破坏最惨、百姓被杀数量最多的一个时期。丘处机坚决反对战争与杀戮，拥护仁爱与和平。金大安三年（1211），蒙古大军逼近山东，眼见百姓又要遭受战争之苦，丘处机心急如焚，只身前往燕京进谏，恰逢宫廷政变，进谏没有成功。

　　为救民于困苦，丘处机还不断主持各种醮事，为民祈福。充分表明他爱民救民的宗教情怀。全真道认为“救人设药功尤大”，因而非常重视医学知识的培养。丘处机通晓医学，医术精湛，常常救死扶伤，治病救人。

女真贵族建立的金和蒙古人建立的元在进入中原以前，文化相当落后，在其统治初期，都曾尝试以本民族的落后文化控制中原。面对中原文化生存的危机，丘处机为保全中原文化做出了贡献。一是，丘处机掌教后，继续宣扬三教合一。郭起南在《重修长春观记》中说：“常人入道，便废斯文，长春则不然。访古则纪之吟述，登程则寓之述怀。咳唾珠玑，语句超俗。”在丘处机好学精神熏陶下，门下弟子多博学儒雅之士，这对于在金元少数民族统治时期保全中原文化发挥了一定作用。二是，丘处机积极在金元高层统治者中宣传中原文化，使他们加深了对中原文化的了解。金大定二十八年（1188），金世宗召见丘处机，丘处机趁此在金廷上层高官中宣传中原文化。尤其是丘处机与蒙古统治集团的接触，对于后来“汉法”的采用也有某些促进作用。所谓“汉法”，乃是中原地区较先进的生产方式和与之相适应的全部上层建筑，它与落后的蒙古“旧俗”是对立的。由于上层统治者较早接受了丘处机的影响，他们参照汉法，定策立仪制、建议军民分治、建立赋税制度、废屠城旧制，奠定了元朝封建国家的立国规模。元朝建立后，以忽必烈为首的当权者为了巩固统治，也不得不任用汉人，采用汉法。这一切对于金元之际中原文化的保全，无疑起到了积极作用。三是，丘处机西行觐见返回之后，充分利用成吉思汗赋予的各项特权，积极延纳中原知识分子入道，从而逃脱了蒙古兵的羞辱杀戮，提高了全真道弟子的整体文化水平，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保存了中原文化。

　　道教作为土生土长的宗教，是我国古代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影响深远而广泛。以全真而仙、性命双修、三教合一、功行双全为主要特征的全真道，不仅对社会起到了一定的安定功能，而且对中国传统文化乃至对整个中国社会，都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丘处机作为全真道兴旺发达的扛鼎人物，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思想家与宗教家，对中华民族的民族性格、历史文化、生活方式、社会习俗与价值观念等各个方面，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朝乾隆皇帝称赞丘处机：“万古长生，不用餐霞求秘诀；一言止杀，始知济世有奇功。”这应该是对丘处机一生最为恰当的评价。

来源：泰山碧霞祠

编辑：龙门高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