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须得几回考

——陈年旧事/下海印记之二

陈昌华

人这辈子，不知要经历多少考试。从小升初，到初升高，再到高升大。如果再读下去，还要考研、考博。即便走向社会，也难免各种五花八门的考试。

回顾我走过的应试之路，有这么几次考试最令人难忘。

印象最深的是高考。1977年恢复高考时，我在洛阳风动工具厂一个地方小厂的厂办工作，得知恢复高考，立即心猿意马，蠢蠢欲动。得知我想报名参加高考，张守信厂长颇有些不以为然，他以自已当年组织上推荐保送他读人民大学他都没去，现在不也当了厂长为例，劝我留下安心工作。我谢绝了他的好意，还是执意报了名参加高考。

报完名，回到家翻箱倒柜寻找当年用过的课本，又和几个要好也要高考的小伙伴一块回到十九中母校找老师补课。记得给我们补数学的是廉老师，他教学水平很高，但对于我们几个连平面几何都没学过的初二学生来说，想在短时间突击补完高中数学，恐怕华罗庚来教也无济于事。

果不其然，高考成绩一放榜，我的数学只得了可怜的9分。好在我的语文、政治都考了高分，史地也还不错，总分考了264分，好歹过了录取分数线。然而，那年河南高考定了个土政策，25岁以上的考生比正常录取分数线要加高100分。这100分对于老三届的高中生而言，也许不在话下，但对于我们这些初六七、初六八的一、二年级学生而言，无疑是难以逾越的鸿沟，最终名落孙山是再自然不过的结果。

转眼到了1978年，又到了第二个高考季。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我，又恶补了一年数学后卷土重来。这回数学考了20多分，总分考了313分，终于过了大专线。亏则华国锋那年出访归来，拍板高考扩招，我才像范进中举一般，挤上了高考末班车。

都说知识决定命运，高考改变人生，此话一点不假。毕业后我留校干了团委，两年后调进了市委宣传部，八年后官至副处，升迁速度虽然不快，倒也顺风顺水。这期间我又在职考了一次“专升本”的全国成人统考，有意思的是，那年的录取线是250分，我不多不少恰巧考了250分。有一位老兄曾讥讽调侃我“二百五”，几年后我才知道这个“二百五”专升本的郑大文凭的意义和价值。

1993年9月，我在邓小平南巡后的改革开放大潮中，毅然下海来到了深圳，应聘在发行了新中国第一张股票的新中国第一家股份制企业一一中国宝安集团出任了主持工作的宣传部副部长。三个月的试用期刚滿，集团人事部就通知我参加深圳市的调干考试。

调干考试虽不像高考“一考定终身”，却是毫不含糊的“一考定调动”的当年进深圳的必经门槛，只有过了这一关，才能正式开启调动程序。

记得通知我考试的时间是星期四，而考试是星期日，只剩下三天复习时间。在市委党校报考时，我想当然地报了公文专业。待拿到复习资料一看，傻了眼。公文是一门专业课，绝非是在机关泡了多年就会写一手公文那样简单。我当时就后悔不该报这门专业课，想改报其它专业。谁知报考部门的工作人员说，要改专业还得回单位重开证明。倒不是怕麻烦，是怕集团的人笑话，宣传部长不敢考公文，不成了草包。

俗话说，临阵磨枪，不快也光。我分秒必争开始了复习，综合课感觉马马虎虎，还能对付，专业课越看书越头大。待到星期六下午，我反复权衡，如果考试不过关，还不如不去考。复习时间太短，不考情有可原。考了不过，没人说你只有三天备考。思来想去，决定放弃。周六晚上，弃考一身轻，我看了半夜电视，好不放松。

周日早晨，一觉醒来，越想越觉得不大对劲。这次不考，就会错过年度调干指标，一耽误至少半年。单位的同事也不知道是我弃考，还以为我这个宣传部长没考过关。即便这次考砸，能去了解一下试题类型，为下次再考积累些经验。思来想去，觉得还是考比不考强。想到此，我一骨碌翻身起床，牙顾不得刷，脸顾不上洗，拿着复习材料和准考证，就冲出了家门，拦了辆的士，赶往了设在市委党校的考场。

我是最后一个赶进考场的考生，监考老师和考生都用异样的目光打量着我，啥日子，居然还能睡过头。我赶紧找着自己的位子坐下，静静心，定定神，开始了答题。

上午先考综合课，涉及学科众多，覆盖面宽泛，对我这个老家伙而言，大都略知一二。上午考完，自我感觉难度没那么大。吃完快餐，赶紧复习专业课资料，一直看到考试铃响。专业课毕竟是考专业，就没上午的综合课好对付了。凭着多年的机关公文写作底子，和中午一目十行，囫囵吞枣的临阵磨枪，终于答完了试卷，自我感觉没上午好，这门课，悬！

半月之后，成绩公榜，我连准考证都没帶，赶到市委党校的分数榜前看结果。完全没有想到，我综合课考了70多，专业课考了60多，两门课全过了。那一刻，我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真比高考录取还要兴奋。我赶紧赶回集团，取了准考证，打印完分数通知书，交绐了人事部。

本以为，指标有了，考试过了，调动应该顺理成章，水到渠成了吧！没曾想，问题大了。那年头，深圳对学文的，干行政的大专毕业生控制非常严。而这两条，我全占了。材料报了几次，市人事局就是不批。我这才拿出了当年“二百五”考的郑大本科文凭，人事部的同志又拿着我出的书和在报刊发的文章以及省级的文艺获奖证书，反复向市人事局交涉，说明我是有专业的，并非行政人员，这才开了绿灯放行。

好事多磨，一波三折，我的调动搞掂之后，太太和儿子的随迁就容易多了。深圳当年评政工职称，来深之前我在内地从事了多年党务工作，来宝安集团后我还兼着党群部长，加之多年的文艺创作成果，我很快就评上了高级政工师。深圳规定，政工系列的高级政工师，纳入深圳的技术职称系列，享受同等待遇。高级政工师相当于副高职称，家属随迁不用等待指标，只要符合条件，立马办理，我的这个副高职称，让妻儿很快随迁，一家人顺利团圆。

深圳这座城市，年轻人居多，高学历者居多。我所在的宝安集团，已出任董事局主席并兼总经理的陈政立先生对人才更是厚爱有加。曾有一度，集团发展研究中心招聘了八个博士，连接电话的也是个北大的女硕士。我这个宣传部也是硕士一堆，人才济济。加之集团推出了鼓励学习、报销学费的政策，我这个老范进也不甘落后，眼红心热起来。

我有个大学同学，早就志存高远，上大学时就一直准备考研。毕业后没两年就考上了吉林大学当代文学研究生，毕业后进入广州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当了教授，已带了多年研究生。来深后，距离近了，联系多了，向他打听了些考研的情况，脑子一热，决定考研，方向是文艺理论。

我把考研，估计得太简单了，觉得自己搞了多年文学创作，也发过一些作品，就认为考文艺理论的研究生，有这些基础打底，再攻攻理论应该问题不大。专业方面，的确和我预计的相差不大。有门专业课考试就是写一篇当时很火的马原的小说《亮出你的舌苔或空空荡荡》的文艺评论，这正中我的下怀。勿庸讳言，两门专业课都考得名列前矛，但英语却考得一塌糊涂，最终名落孙山。听我那位师兄说，两门专业课的导师还专门问过他有关我的情况，才知因英语实在太差，初试就被刷了下来，颇为我的专业课成绩感到惋惜。

又过了几年，广东省向全省公开考试招聘副厅级干部，我忍不住，又偷偷去报了名。笔试只考一门课，自我感觉考得不错，尤其那篇作文，更觉着写得十分滿意。待到踌躇满志地步出考场，猛然打了个激灵，坏了！试卷上有个明确要求，不能在试卷上出现名字，如果出现试卷作废。而我却稀里糊涂地在作文题目下面，像平常写文章一样，习惯性地署上了自己的姓名。这下阅卷老师省得批改了，我自己就先把自己的试卷废了，白忙活了一回，白考试了一场。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参加什么考试了。每每看到有些“学霸”“考霸”的报道，我就想起自己亲身经历的这些考试，有过“过五关斩六将”，也有过“走麦城”，虽有些五味杂陈，百感交集，但一切都过去了。其实，人生漫漫，每个人都会经历许多考试，只要把握住机会，不放弃，不懈怠，都能过关的。网上蹿红的八十老翁参加高考就是“活到老，考到老”的例证。

人生须得几回考，峰回路转靠攀登！

2019年7月10日

（陈昌华，中国诗歌学会会员，广东省作协会员。曾任洛阳市文联副主席，中国宝安集团品牌部部长，《宝安风》杂志社社长。现任深圳市出版业协会企业报刊专业委员会荣誉会长，深圳市文学学会诗歌委员会秘书长，深圳一方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作品见于《诗刊》《解放军文艺》《飞天》《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工人日报》等。
著有诗集《印象与烙印》(兩卷)《旗帜咏叹调》《深圳编年诗》文集《企业咏叹调》主编专著《中国企业报刊大全》诗集《诗路花语一一洛阳七十年诗歌选》合著报告文学集《托起神剑的丰碑》长篇报告文学《东方辉煌——中国宝安集团成功之谜》执行主编《平乐正骨史话》执行副主编《深圳十大文化名片》诗歌、歌词多次获省级文艺创作奖。
出任五集电视剧《贴廓巷56号》编剧、制片主任，十八集电视剧《白居易》制片，电影《砚床》制片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