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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仁道讲了诸多道理之后，孔子便启发弟子对仁道进行概括总结。他告诉弟子，他所讲的仁道，有一个基本的思想贯穿始终：
【原文4·15】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这一章非常有名，字面意思看似简单，但解释起来却不大容易，总给人有一种似懂非懂的抽象感。这里，首先要弄清楚三个问题，一是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的“一”指的是什么？二是为什么他只对曾子说而不对其他弟子说？三是曾子为何又说“夫子之道”，其实就是“忠恕”而已？
一堂有趣的课
为了弄清楚上述这三个问题，我们不妨将孔子师徒当时的这一段对话情景演绎还原成如下情景：
有一天，孔子在上课时给弟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前面，我们学习了许多仁道的道理，哪么，做人之道究竟是什么？谁能总结概括出来？
这时，弟子们就开始交头接耳，窃窃私语了，但谁也不敢回答老师的提问。看到弟子们虽然议论纷纷，但却一时难有肯定的回答，孔子就开始启发诱导了。他选择弟子中悟性较高的曾子，对其点拨说：
“曾叁啊，我所讲的做人之道其实是由一个基本的思想贯穿始终的。”曾叁听罢，恍然大悟，对老师说：
“老师，我明白了!”
这时，孔子就出去了。老师出去后，弟子们就围拢过来问曾子：
“老师说的是什么意思呢？”曾子告诉大家：
“老师给我们讲的做人之道，概括起来，其实就是‘忠’‘恕’二个字。”
这样推演后，新的问题又来了：孔子说他的“道”是“一以贯之”，曾子为什么就理解成了“忠”和“恕”这两个字了呢？这“忠”和“恕”又是什么意思呢？
“忠恕”之辩
按照朱熹的解释，尽自己的心去待人就叫做“忠”，推己及人叫做“恕”。而且，在儒学以后的发展中，“忠”又被认为是用于事上，即臣子侍奉君主、父亲，奴仆侍奉主人的态度，推而广之就是下属对待上司的态度；“恕”被认为是“待下”，即君父等身份地位高的人对待臣子等下属的态度，就是“宽恕”、“体谅”的意思，同时也用于地位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态度，包含两层意思，一个是能包容别人的过错，二是能用自己的心情去体谅别人，既能体谅别人的做法，又能不把自己所不希望、不喜欢的事情推给别人，此所谓“己之不欲，勿施于人”。
这样的解释，我总感觉“有问题”。有什么问题呢？它将每一个人都设定在了一个相对“主仆”的地位上。有了高低贵贱之分，就难有人格的平等。因此，“忠”就成了下属对上司人格上的依附，“恕”则成了上位者对于下属的“厚爱”与“恩赐”。这种“对人不对事”的思想，必然会使人的“身份绝对化”和“地位的神圣不可侵犯化”，使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依附”与“奴役”的关系，这是不符合孔子本意的。而且，这种思想在以后漫长的封建专制制度下被无限强化，尤其是这个“忠”字，成为中国政治形态中从政者不仅丧失独立人格，而且丧失为天下担当道义的政治责任感和政治觉悟而变成为一人、一家效忠的政治奴才的文化祸根。
“忠”字旗下伪名多
历史上，无数为效忠皇帝个人而不顺应历史潮流，最终以螳螂挡车的悲壮而被历史的车轮碾得粉身碎骨的所谓“忠臣”和那些高举“忠君”的大旗而窃权篡国的奸雄以及打着“忠君”的旗号，为填补个人的私欲而祸国殃民的奸佞小人就是例证。《三国演义》中的诸葛亮为了效忠刘备，硬将一个“扶不起来的阿斗”供在“皇帝”的宝座上。为了缓和国内诸多难以调和的政治矛盾和斗争，不顾国贫民穷的国情，竟然打着完成“先帝遗业”的旗号，不自量力的不断挑起扩张战争，用战争的手段化解国内的政治危机，维系刘阿斗在蜀国的“皇帝”地位苟延残喘。其结果是，六出祁山，劳民伤财，但却屡战屡败，搞得蜀国在政治上，万马齐喑，死水一潭，毫无生机；经济上，总是“粮草不济”，“讨贼”之战不得不无功而返；外交上，四面树敌，孤立无援；军事上，既无谋臣，更缺良将，人才匮乏，将一个正在崛起的“发展中蜀国”，一步步推向外强中干、不堪一击，人心涣散、毫无斗志的境地，最终导致“汉贼未除”，自己速亡的悲剧！这种以牺牲蜀汉政权为代价给自己挣下了“鞠躬尽瘁”的千古美名，却把一顶“昏庸懦弱”的帽子戴在“刘二世”的头上，将最终失败、灭亡的责任推给“皇帝”的所谓“忠臣”，意义何在？！
圣人之忠
我们看孔子的一生，致力于“变天下无道”为“为天下有道”的社会理想，极力主张以仁道治国，用仁道来结束诸侯割据的动荡局面，使天下归于统一，恢复西周社会的小康盛世。为此，他周游列国，给诸侯们建言献策，孜孜不倦的宣扬仁道，期望自己在政治上能有建树和作为。但他并不将自己依附于任何一个掌权的诸侯身上，生为其生，死为其死，从一而终！这能说明孔子“不忠”乎？非也！孔子的忠，是忠于仁道，忠于事业——天下人的事业！因此，他在鲁国做官也好，周游列国游说游学也好，为国君们建言献策都是抱着一颗真诚的心，真情实意的为诸侯们实现“一统天下”的梦想服务，这便是孔子的忠！这个“忠”其实在《学而篇》中的那句“为人谋而不忠乎”就已解释清楚了！这里的“人”是泛指一切人，即自己所服务的对象，并非就是君主、父亲、上司等特指。也就是说，当你在为别人做事的时候，在与人相处交往的时候，不仅要尽心尽力的做事，而且要真心实意的为其将来着想，出谋划策，努力的将托付于己的事情办好，这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责任感。这样的忠，才是“尽己之谓忠”的忠！现在的官员常常会标榜自己“忠于人民”，但忠不忠于人民，不在于你嘴上怎么说，而在于你是不是真心实意的为人民服务，把自己的职责履行好，把人民的事情办好。当你在履行公职之时，你总在想着怎么才能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谋得好处，损国家之利、民众之利而肥自己的私囊，这与在与人交往、替人做事时总想着如何算计别人给自己捞取好处有什么两样？这样的人，即使地位再高，焉能算得上是对人民的“忠”？！
对人更应如此。当你作为下属、朋友的时候，你就应当为自己的上司、朋友负责，真心实意的辅助他、帮助他干一番真正的事业，而不是拍马溜屁、阿谀奉承、拉拢腐蚀，陷上司、朋友于贪赃枉法的不仁不义之地，为自己谋取好处。历史上的所有奸贼无一例外，都是讨皇帝（权贵）之所好，用声色钱财为诱饵，拉人下水，最大限度的实现自己的目的。现如今的贪官，又有哪一个不是被身边的亲信、社会上的所谓朋友靠奉承和贿赂拖入泥潭而身败名裂的？真正的忠诚义士宁可遭受冷落与排挤也决然不会陷人于此境地！
宽厚待人真君子
那么“恕”呢？就是宽容、理解的意思，为人处事能做到胸中容得下别人，能理解别人的所作所为，不将自己的观念、为人处事的风格、做派等等强加于别人就是“恕”。我们说，人是“性相近，习相远”，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习惯和性格特点，而且，不同生活、不同地位的人，由于所处的环境不同、境遇不同，当然，天赋也不同，就会形成不同的处事态度和风格，处事的具体能力也会千差万别。“恕”就告诉我们，与人交往，与人共事，不仅要做到不苛求于人，而且要善于理解别人。做上级的要能理解下属的难处，尤其是当下级做事不能完全满足自己的意志乃至做错了事情时，上级要尽可能的多从下级做事的环境以及其本身的能力条件上寻找根源，多查找自己安排部署上的失却失误而不一味的责怪下级的无能甚至无端怀疑下级的动机，人为制造矛盾；下级对上级同样要理解、支持，不能仅仅依靠自己的愿望要求上级；朋友之间、同事之间，更要相互尊重、相互理解，能容得下不同性格的人，能谅解别人的过错，能体谅别人的难处，能做到“己之不欲、勿施于人”，等等这些，都是在给我们讲如何做人的道理。
“义”为“忠恕”无玄机
显而易见，所谓“忠恕”，一言以蔽之，其实就是做人的道理！一个人，如果真正懂得了这些做人的道理，其做人做事，思想动机就会端正无邪念，行为举止就会适宜不违仁道，这便是“义”。所以，“忠恕”其实就是仁道之“义”！孔子所说的“一以贯之”中的“一”就指的是“义”，因此，曾子用“忠恕”两个字对“义”做出具体阐释并以此来回答同窗，这其中并无太多的玄机！
君子与小人的分野
正因为“忠恕”是“义”，所以，下一章，孔子就说：
【原文】4·16 子曰：“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
“喻”就是明白的意思。君子喻于义，就是君子明白做人的道理，小人喻于利，就是小人的内心只知道如何为自己获取利益。因为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所以，君子每遇事首先考虑的是合不合道德，该不该做，如何做才合乎仁道；小人则相反，每遇事首先考虑的是是否对己有利可图；有利可图的事，小人会不择手段而不会顾忌合不合仁道；无利可图的事，即使有再大的公益公德也不会去做。是故，君子能够获得信誉、凝聚人心，能够树立起威信威望——这便是君子的人格魅力，更是君子能够担当社会责任，为推动人类的文明进步建功立业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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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 史永峰，笔名冷梦良，职业警察。陕西省孔子学会会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宝鸡孔子学堂客座讲师、宝鸡市孔子研究会副秘书长，宝鸡市传统文化促进会会员、讲师团讲师，宝鸡市作协会员、宝鸡市文学创作学会副秘书长、宝鸡市杂文散文家协会会员。出版有著作《论语通俗解读》及杂文集《阿Q重返人间》。
《论语通俗解读》是史永峰先生呕十年之力撰写的一部集学术性丶文学性于一体，兼有一定史学价值的学术著作，由《团结出版社》正式出版，有精装和平装两种。
该书突破了传统以来对《论语》一章一条孤立注解阐释的桎梏，既全面系统地阐述了孔子的社会理想、政治主张和仁道学说，又生动活泼地再现了春秋社会变革时期惊心动魄、波澜壮阔的历史画面。其散文化的文字语言风格，使篇篇解读中心思想明确、结构严谨、故事情节生动、语言优美朴实，受到了全国著名专家学者的高度评价，被认为“既是一部严谨的学术著作，又是一部优美的文学著作，并具有一定的史学价值，有很强的可读性、耐读性和趣味性。”目前己被国家图书馆丶陕西省图书馆和西北大学丶长安大学丶宁波大学等高校收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