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疫情在全球蔓延已整整一年，焦虑、无可奈何、偶尔鼓起的希望的水泡又不时幻灭——这一切并不新鲜，一年以来，人们反复谈论着加缪的《鼠疫》、薄伽丘的《十日谈》、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以及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游记》，我们从中发现相同的境遇、相同的感受，这些面对“困境”之作，丰富地呈现了人生百态，对我们的所见、所闻、所遇、所想，乃至生离死别之悲、久别重逢之喜，以及欲望和谎言、自大与贪婪、偷机和欺诈……一一进行了寓言式的剖析与反思。
每当人类面临“困境”，伟大的作家就会发出他的声音。刚刚出版上市的《文学：八个关键词》，也是这样一部富于洞见的预言之书：
放眼望去的现实是，现代人越来越多地面对绝症、突发的瘟疫、各类灾殃，这一切没完没了……
气候、环境、局部战争、瘟疫、种族和宗教文化冲突，这是以前就有的，今天却以新的面目和方式出现，而且变得更加强烈。人类社会的某些规则正在不断演化和改变，但不仅没有摆脱，而是越来越深地陷入“丛林法则”之中。
01
不仅谈文学，还谈人生
《文学：八个关键词》不仅仅是一本谈论文学的书，事实上，它也是一本人世之书、人生之书。作者张炜用八个词语，编织了一张人世之网：从个人的角度看，它呈现了一个人一生的格局；从社会的角度看，它是对人类的社会的省思。依作者张炜的话，这八个词——童年、动物、荒野、海洋、流浪、地域、恐惧、困境——是关于社会与人生的词，但把它们放到文学中去，可能也很适合。
表面上，八个关键词在书中的排序似乎契合了人生的历程：从童年到青年，由故乡到地域，由自我到他人到世界。而实际上，这八个词之间相互关联、彼此影响，是一支交织、回响、反复、递进的奏鸣曲。
从童年读起，当然是最贴近作者的本意。对一个作家来说，童年有着不可替代的位置：
一个人精神的成长，其实就是从儿童时代出发，一步一步向前，走到非常遥远的地方，最后再回归到童年那样的“单纯”。这好像是一个生命的圆形轨迹，也是文学表达的全过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童年即包含了一切，潜藏着一个人终生的秘密，人的一生都在展开和放大这些秘密，都在延伸它的长度。童年是不可以选择的，由童年决定的人生似乎也很难选择。所以我们完全可以说：童年是此生的宿命。
张炜在童年时，生活在胶东半岛的海滨荒野，那里的丛林，为他的童年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并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他早年的散文名作《融入野地》中。在他的童年，动物与自然，为他带来不可替代的、无比丰富的感受与经验，因此第二词——“动物”，不如说就是自然与万物。他写道：
我们与万物一起生活，是一种不可改变的永恒的生命伦理。我们和它们的这一场交往和寻找，更有永无尽头的两相厮守。
那是一个喧哗活泼的世界，这个世界是跃动的、激越的、沸腾的。我们看《诗经》《楚辞》，可谓蓬蓬勃勃，多少生灵、多少异类的声音与面孔。文学是外部世界的心灵映象，这个世界有多么阔大、多么深远，都可以从它的辉映闪烁中呈现。有人认为一个作家杰出与否，就要看他心中是否装有这样一个广大的世界，看他对这个世界普遍而深刻的关切。
张炜（摄于1988年）
一个人发展他的感知力、创造力的最佳时间是青年时期，因此，张炜用“荒野”与“流浪”两个词，鼓励青年为了不断拓宽生命的视野和心量，应该去荒野、去流浪，去体验海洋的广阔、浩瀚，只有这样的灵魂，才有可能去面对恐惧与困境。他写：
荒野是塑造人类心灵的最大的客观事物之一。人们观察荒野，情志会发生变化，由内而外或从外到内，产生或激越或沉郁等心绪。这是非常自然的现象。……大地辽远无边，充满了各种可能性，也意味着寻觅刚刚开始。
与之相应，张炜对当代人的精神状况表示深切的担忧：
现在的问题是太关心娱乐、关心肉身、关心物质，而对精神是麻木的和没有兴趣的。现在的文学书写热衷于凶杀、背叛、权谋、拼搏，充斥着物质主义的命运跌宕。写作者以为这是大事情，而对更大的事情，即人的心灵失去了敏锐的把握力。从我们奋起驱逐荒野，进入农业文明到城市文明，再到今天的后工业时代、网络时代，这个过程中物质变得丰盈，精神的荒漠却如此明显。
02
文学经典的魔力何在
张炜被称为是“文学的原乡人”，在过去四十六年中，他已经发表了一千八百万字的文学作品，他在三十岁写出《古船》，三十五岁写出《九月寓言》，四十岁写出《家族》，五十岁写出《刺猬歌》，五十五岁出版长达四百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你在高原》……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世界性的声誉。瑞典汉学家马悦然说：
在小说《古船》1986年问世后，张炜即巩固了其作为中国伟大作家之一的地位。《九月寓言》……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最成功的作品之一。
《古船》有诸多海外译作版本
在张炜已经发表的一千八百万字作品中，包括小说、散文、评论和诗歌，创作量如此之丰，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很难避免重复自己。难得的是，张炜却不断有创新和突破，这本《文学：八个关键词》就是对他过去文学创作经验与人生阅历的反思，用他自己的话说，这是他“近来用心最深之作”！
文学界总是惊叹于张炜巨大的创造力，猜测他的力量来自何方。《文学：八个关键词》或许提供了答案。比如，在“地域”与“海洋”两章中，张炜借他所欣赏的几个大作家——如《白鲸》的作者梅尔维尔，《鱼王》的作者阿斯塔菲耶夫，当然还有写出了《老人与海》的海明威——阐述了他对创造力的认识：
……有些陌生的另类，他们身上有一种孟浪气，傻愣愣地闯荡气。艺术对他们来说哪里是什么专业，而只是生命中的大快之事、冲决之事，有时像打游戏，有时又像一场生死之搏，生与死、胜与负，在此一役。如果这一战成功了，也就不朽了。
《鱼王》作者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
生猛，是文学界的另类品质，张炜欣赏这样的作家，他们不希望被既有的约定和规矩框住。他自己也是这样的作家，在书中，他也给青年人提出了建议：
一个人在大学接受文学教育，会学到很多概念：理想主义、道德、进步、光明、黑暗、改革、勇敢等。这些概念形成之初当然是好的，然而它们是从众多具体的事物中产生出来的，当人们面对一个对象的时候，情况总是要变化的，所以一定不能用原来的、固有的那个概念去装它了。一定要走向“无目标的专注”。正是“无目标”，并且正因为能够“专注”，这才有刚才的那句好诗，这是妙得与发现：“温柔剪碎的泡沫”。假如用现成的概念去诠释这个泡沫，怎么会有这样美妙的句子？
“恐惧”与“困境”，这是八个关键词中后两个词，也是全书的重要章节。实际上，从一开始，它们就出现了。在“童年”的章节里，张炜写到，卡夫卡的童年正是生活在“恐惧”之中，幸运的是，这悲惨的境地反而成就了他，使他写出举世无双、独一无二的文学作品。
如何在“逆境”中成长，转换“逆缘”为“顺缘”，是人生最值得学习的一课。《文学：八个关键词》中对“困境”与“恐惧”的探讨异常深入，充满了辩证、纠结与悖论，阅读时会给读者带来紧张感、焦虑感、撕裂感，而这种丰富的感受，正是阅读好的文学作品应该产生的体验，因为在这时候，读者也就体验了另一种人生，经历了他人的遭遇，并感受到他人的内心世界。因为文学就是要表达差异性的，就是要在“困境”中找到解决之计：
不同的个体所面临的艰困，如经济、爱情、家庭、疾病和事业等，差别也很大。人们面临的问题各个不同，所谓的“家家都有一本难念的经”，说的就是这种共同性和差异性。相同的一点是每个人都要陷入难以解脱的困局，这让人联想到《安娜·卡列尼娜》著名的开头：“幸福的家庭都是一样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1935年嘉宝版《安娜·卡列尼娜》剧照
也许是足够的真诚，使张炜有勇气面对自我，并不吝于展示内心的“撕裂”。复旦大学教授、长江学者郜元宝也在对张炜文学作品的分析中，发现了这种“撕裂”：
张炜是思想感受丰富、具有强大自我修复、自我突破力的作家。但恰恰是这种丰富性使我想到大一统的中国当代文学共同体破裂以后在他身上反映的难堪的破碎和凌乱。“当代文学”失去了熟悉的精神共同体，其来源、边际和目标都日益模糊，张炜的创作正好反映了当代文学共同体破碎之后在一个人身上造成的真实的撕裂。
可能正是因为有感同身受的“困境”，因此张炜在《文学：八个关键词》中对“恐惧”与“困境”的探讨才充满了深刻的洞见。特别是他分析《红楼梦》的一节，入木三分：
像《红楼梦》写贾府、写大观园，令人印象最深刻的除了无处不在的爱欲，再就是“恐惧”了。“恐惧”充斥于贾府和“大观园”的每个角落：男欢女爱，奴才对主子的侍奉，不同等级的主子，奴才所处的秩序森然的结构，几乎到处可以看到它的存在。在一部分实权人物那里，“恐惧”还可以作为一件实用的工具来使用。
……曹雪芹在物质的极限处，写出了精神的无限性；在肉欲的极限处，写出了情爱的无限性。它是以这种方式来处理和解决人生这两个至大“困境”的，通篇写这一群人如何试图冲出、突破它，悲剧交叠，写出了令人信服的过程。
孙温《红楼梦》绘本
类似精彩的解读，在书中比比皆是。值得一提的是，得益于对世界文学经典的海量阅读，张炜在书中，对经典作品、作家典故、文坛趣事信手拈来，用作解读、佐证、旁引、类比，于是一个个特别的世界、一个个人生的历程展现在我们面前。特别是书中常常有穿越古今、横跨东西之间的对比，充满了启发。对于读书，张炜分享了自己的经验，并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
一个作家可能要写到几百万字，一支笔才听一点点话。还得把中外大多数“正典”读遍。所谓“正典”，是几千年积累下来的经典。《史记》只读了课本上选取的一段，还不行；《资治通鉴》这样的大部头即便未能通读，主要的部分也需细看。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这几个大诗人，加上王维、韩愈、白居易、杜牧、李商隐，这些古代诗人都得读。基本功课没做完，写作即不可想象，因为有些积累和训练是不可或缺的。
最为难能可贵的，《文学：八个关键词》充满火焰般燃烧的激情和一种“生猛”之力，这使它不同于理论家或评论家的，也不同于学者的书，它是感性的散文，也是针砭时弊的檄文；是写作者的实践手册，也是普通读者的读书指南。对于当下的时代，它是“困境”之书，也是转化之书：
正是在这样的时刻，人们才需要文学。因此任何的困窘与摧折，都不意味着文学的回避。艰困的环境也可以成为文学最好的遭逢：在令人疲惫和沮丧的精神隘口，作家从中穿越，也就经受了考验。
文丨世界·观
编辑丨廖茹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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