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上初中的时候，原则上是就近入学，我被分配到县第二中学29班，班主任张金涛老师。当时正是文革中期，“以阶级斗争为纲、”“师生是同一战壕战友、”“深入开展批林批孔运动。”整个学校都处于这样的政治氛围中，中央在发动文革后的第二年，也就是1976年10月4日针对学校停课闹革命、部分学校被砸烂老师被批斗、招生被停止的实际情况，发出了复课闹革命的号召。

    1968年12月22日毛主席发出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这也是当时城里的初高中毕业生的唯一选择，当时复课闹革命，基本上不考试，无论是小升初、还是初升高一律免试。能天天来上学，不无理取闹就是好学生，至于学习好不好无所谓。提倡劳动最光荣，因为学校有校田地，春种、夏锄、秋收，都需要学生去劳作。冬天还要捡粪积肥，那时的口号是“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劳动是评选三好学生的重要条件之一。在这种情况下，只有少数同学有一定的求知愿望，在混乱中坚持学习。班级每天都有同学打仗斗殴，以大欺小，以强欺弱的现象，班级乱成一团糟，老师也管不了，有时甚至无法正常上课。于是我在当教师的姐姐帮助下，经过县教育局批准转学到三中初中11班，班主任老师郭绪复。第一天到班级老师给我安排到最后一排和苏庆军同学一张桌，因为就他的长条椅上有一个空座，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七年后我和他成为了终身伴侣。

  斗争会从11班延伸到全校，革命形势一浪高过一浪。大字报、决心书、标语口号铺天盖地，蓝天当纸、大海当墨，也写不尽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无限忠诚，对林彪反党集团和封建腐朽的儒家思想的刻骨仇恨。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做革命事业的红色接班人。随着斗争的不断深入，我们很快就卷入了政治漩涡，苏庆军同学由原来的班长提升为团支部书记兼任班长，我也被任命为团支部宣传委员兼红卫兵支队长。虽然大鸣大放大字，形势无比喜人又逼人，可是同学之间相互防备，说话一定要坚持原则讲政治，如果说话说错了，马上就有人报告上级说你说反动话，追究起来事情会闹大。男女同学的界限划的更清了，互相之间基本不说话，一旦发现有男女生说话，就会有同学去告发老师，老师就会打开无限的想象空间，会不会是早恋？或者策划什么反革命行动？因为我和苏庆军同学经常要研究一些班级的活动，例如班级的演讲比赛、文艺演出活动、这期黑板报主题等等。所以老师和同学们都十分理解和支持。同桌两年，我们紧张而有序的工作和学习，配合默契。桌子中间也没留下用小刀刻的疆界，只留下更多美好的回忆，我们慌忙时偶尔也会拿错书本，也有男女生分别暗恋、甚至公开追求我们，我们并不在意，因为我们的友谊是纯洁无瑕的，对其他同学也没有任何想法，在班级的工作上互相支持，学习上互补，因为他理科好、我文科棒，他的理科预习后能代替老师给同学们讲课，我可以趁老师不在班级的下午两节自习课时间为10名女生把作文写好。

    高中毕业后，我们背起行囊，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我们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知青。我们面朝黑土背朝天，挥洒汗水试图换一片新天地，绿色的原野上有我们拼命的呐喊声，皑皑的白雪留下我们深深的脚印，高高的白桦林里有我们青春在流浪。夜深人静的时候是我想家的时候，我想我那年迈的父母是否还经常在家门口的风中伫立，望眼欲穿期盼着他们的女儿回家吃饭，我那年幼的弟弟和妹妹由谁领他们上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