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儒学的渊源

儒学是春秋末期的鲁国人孔子创立的，但孔子的儒学思想并非是凭空产生的，是对华夏民族远古至春秋以来的社会文明历史研究的产物。他删《诗》、《书》，定《礼》、《乐》，著《春秋》，全面系统地研究了华夏民族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以“仁”为核心价值观的完整的理论体系，创立了儒学，使华夏文化首次完成了由传承到创新的理论建树，其突出的特征是继承了尧、舜、禹所谓“三代圣王”至西周时期的政治理念和以“大同社会”为理想的文化精神，因此，我们说，孔子，不仅是文化的集大成者，更是传统文化的继承者和创新者，其创立的儒家学说和其为极力倡导仁道主张的所作所为，其实质是在春秋特殊的社会背景下，掀起的一场文化复兴运动，因此，后世反孔者才会攻击其“复古倒退”，妄图“拉历史的倒车”！

       二、秦国的崛起与燕伋东游的社会动因

从司马迁《史记·秦本纪》可知，秦，本是西北一个少数游牧民族，其祖先秦非子在周孝王时，受赐获得周王室汧、渭之间的部分土地，封为王室附庸，使其为王室牧马，由此立足关中。到秦襄公时，因保驾护送周王室东迁洛阳建立功勋，才被周平王正式封为诸侯，并取得从西戎手中夺取西周失地而有之的权利，襄公才因此而正式建国，与诸侯互派使节往来，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对独立主权的诸侯国形态，直到春秋初秦文公最终击败西戎，收复西岐以西周王室失地，秦国才有了巩固的根基，渐次崛起。此后，经过几代君主的东征西阀，特别是秦穆公重用百里傒、蹇叔等贤臣励精图治，终于“东服强晋，西霸戎夷”，在诸侯中崛起。但是，这个新兴的诸侯国，是借周王朝的衰败而在乱世中靠骁勇善战而崛起强大的，无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文化形态与中原诸国的文明程度相比都相当落后。秦穆公死后，被殉葬的达一百七十七人之多。这种残酷野蛮加愚昧的制度在当时中原诸国早就废除了，而秦国却直到秦献公元年才废止。由此可见当时秦国政治制度和文化形态的落后，“秦王无道”确是不争的事实。

    尽管秦国当时政治文化相当落后，但其如孔子所言：“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史记·孔子世家》）。落后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意识形态与争霸诸侯的勃勃雄心之间的尖锐矛盾，迫使秦国的统治者在其崛起的过程中，实施开放、包容的政治路线。他们一方面凭借武力征伐“西霸戎夷”，开疆扩土，一方面主动吸纳西周文化遗产，以“礼、法”治国，顺应民风习俗，巩固根基，积极融入华夏文明。在此基础上，加强与东方各诸侯国的政治文化交流，谋求强国之道。比如，秦穆公就和一个叫由余的戎翟使臣讨论过诗书礼乐和法度等治国之道（《史记·秦本纪》），并认为由余是个难得的人才，施计谋让由余弃戎降秦，最终采用了由余的计策讨伐戎王，兼并了十二个国家，完成了“西霸戎夷”的使命，使周王朝在名义上收复了西周的大片“沦陷地”，周天子为此特派召公赐给穆公金鼓表示祝贺。

    开放的治国、强国路线和统治者的包容态度，不仅使秦国在崛起的过程中，能最大限度地吸纳西周的文化遗产，承袭西周的文化衣钵而争取民心拥戴，而且在朝野间营造出了相对宽松的文化交流氛围，于是，国家政治文化落后所产生的日益凸显和尖锐的各类政治矛盾和社会问题，就成了朝野共同关注思考的问题。作为西周的沦陷地，秦国的大片土地上，具有西周文化的丰厚土壤，拥有大批的“西周遗民”。面对秦国落后的社会现实，朝野间自然会产生对西周“小康社会”的眷念和对以齐鲁为代表的中原文明的向往。正是这种统治者需要建立一个能使秦国强盛称霸的政治制度、百姓需要安宁和谐的社会秩序的动因，才激发了秦国的士族阶层中的有识有志之士东游中原，考察学习齐鲁文明，争取政治出路的愿望，燕伋便是其中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之一。

      燕伋，春秋秦国渔阳人（今陕西省千阳县）。据《千阳县志·燕氏宗谱》记载，燕伋乃燕召公（奭）五代后裔，其父燕腾虽是周王室同姓宗亲，但却是流落民间的姬姓平民。燕伋生于公元前541年，即周景王4年、秦景公35年，比孔子小10岁。22岁时“遵父遗命”首次“负笈千里”赴鲁求学，拜孔子为师，从此终生追随孔子。其一生三次赴鲁入孔府，并效法孔子，在渔阳设坛授教，传播孔子学说长达十八年之久。晚年进入孔府长达7、8年之久，直至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才返回故里，不久卒于家中。《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中，司马迁对其有四字记载，即“燕伋，字思”；《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中，燕伋亦位列其中，且配享从祀；历代王朝对燕伋也谥号叠加：唐封渔阳伯，宋封千源侯，明改称先贤燕子。今千阳水沟镇燕家山有其坟墓遗址及墓碑、城关镇裴家台有其“渔阳设教”的遗址，关于燕伋“负笈千里”，拜孔子为师及其在“渔阳设教”、筑“望鲁台”等故事，在民间广为流传，经历二千余年而不衰。汧、渭流域，与燕伋同时代先后东游求学并拜入孔门的还有壤驷赤、石作蜀和秦祖三人，均在孔门七十二贤之中。

       三、燕伋“三入孔门”的作为及其“渔阳设教”的意义

      燕伋第二次入鲁进入孔门是在其“归居故里”7、8年之后的公元前507年，时年35岁，历时五年，到四十岁时方才离开，返回故里，效法孔子设坛授徒。“归居故里”期间有何作为，史料不详，无从考究，但再返孔门，绝非是简单的“二次学习”，极有可能是“奉召前往”，以弟子身份充当孔子“门下客”，协助孔子管理孔门事务和整理文献（春秋社会有家臣制度，大夫是可以设置私人幕僚机构和官员的）。因为这一时期，孔子虽然个人仕途不得志，但其门徒却得到发展、壮大，子路、冉有等诸多弟子已经出仕做官，成为春秋政治舞台上一支相当活跃的新生力量，孔子及“孔门师徒”的社会声望因此而空前提高，可以说是孔门的兴盛时期。孔子因仕途不佳退而修《诗》、《书》、《礼》、《乐》，专心教学，培养门徒，需要有德高望重的弟子协助自己管理事务和整理文献。在孔门72贤弟子中，能够在孔子30岁创办私学时拜入孔门的早期弟子有史料记载的约9人，而能先于燕伋入门的大概除曾点、子路而外，为数极少。因而，燕伋是最有资历协助孔子的人选之一，所以，其“二返孔门”绝非是没有缘由的行为，很可能是“奉召前往”，在孔子门下担任重要职务，协助孔子管理团队的。

     燕伋40岁第二次辞别孔子返回家乡后，即在“渔阳设教”，传播孔子学说，长达18年之久。这期间，孔门有两大很有影响的事件，一是孔子在鲁国出仕，先由中都宰升小司空，再由小司空升大司寇，摄相事，“堕三都”，率子路平定费邑宰公山费扰叛乱，鲁国大治③，二是孔子率弟子周游列国。孔子于公元前497年、鲁定公十三年率子路等弟子离开鲁国去卫国，由此开始了长达十四年的周游列国漫漫之行，这期间，燕伋在“渔阳设教”，因此没有跟随孔子周游列国。

燕伋为何要在孔子出仕之际返回秦国在家乡渔阳设教，而不继续留在孔子身边，随后跟随其周游列国？以我之愚见，作为孔门高徒，其别师返乡设教，绝非是仅为在家乡作一介教书先生以养家谋生，而是立足于当时诸侯国际间的形势和秦国的社会现实，受命于孔子，承担在秦国传播和弘扬孔子学说的使命！

     何以见得？我们前面说过，燕伋生活的年代，正是秦国的崛起时期。秦国的崛起和社会政治制度的落后与野蛮，引起了中原诸国对这个诸侯中“暴发户”的警觉与恐惧，称其为“虎狼之邦”，也自然会引起孔门师徒的关注。孔子认为，要改变一个地区愚昧落后的面貌，必须通过教化唤醒百姓的文明意识，引导百姓走仁道，促进社会的文明进步。《论语》记载，当孔子到卫国看到人口众多而百姓不仅贫穷，而且相当愚昧落后时，不由发出“庶矣哉”的感叹。“庶”就是落后愚昧的意思，这在当时，尤其是像秦国这样文化落后的地区，是一个非常突出的社会现象和问题。当随行的冉有问“既庶矣，又何加焉”时，孔子的回答是“先富”“后教”（《论语·子路》），即先想办法让百姓富起来，生活有保障，然后就教育诱导百姓走仁道。能不能教化、引导百姓走仁道，关键取决于统治集团有没有仁德、走不走“为政以德”的政治路线。并且认为，当时秦国的最高统治者残暴、野蛮，是不可能接受仁道学说的，这就需要通过孔门自己的努力，在秦国传播仁道学说，在教化、启智百姓仁道觉悟的同时，培养具有仁道价值观的“士”，即干部（士，既是后备干部，又是社会精英），以此来影响统治集团上层的意识形态，为仁道的最终实施打好社会基础。也就是说，燕伋的“渔阳设教”应该是孔门为在秦国传播和弘扬仁道学说而效法孔子在鲁国“设坛授教”的政治作为，这不仅符合孔子周游列国的政治目的，也为儒学史上“孔子西行不入秦”找到了缘由。其隐居民间，设坛授徒的目的，就是为在秦国弘扬孔子学说做最基础的启蒙教育和普及传播工作。

     燕伋第三次入鲁进入孔门是在公元前483年，即鲁哀公十二年孔子被季康子迎回鲁国从而结束在外十四年“周游列国”生涯的第二年。67岁高龄的孔子返回鲁国后仍未受到重用，只得继续教书并重新开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等文献整理工作。第二年，孔子的儿子孔鲤（伯鱼）卒，58高龄的燕伋，闻讯随即“赴鲁慰师”，入鲁第二年，即公元前482年，孔门高徒、体弱多病的颜回也去世了，燕伋应该参与了颜回的治丧活动。

      燕伋的这一次入鲁，以我之愚见，也绝非仅仅是单纯的“慰师”，而是和其第二次入鲁一样，“身负使命、奉召前往”。因为这两次前往，都是孔子“退而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整理文献的时期，因而，同样是来协助孔子工作的。理由很简单：这一时期，孔子先期弟子中，象子贡、冉有等大都出仕做官，担任重要的社会角色，思想活跃的宰予因对孔子仁道学说“心存异想”，被视为“朽木不可雕”，难当此任，身边能协助孔子整理文献的颜回又体弱多病，已力不从心；后期弟子象子夏、子张等学业未达，仁道修行恐怕也难以胜任，因此，远在千里之外、有十四年“渔阳设教”经历的燕伋“奉召前往”，担任协助孔子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重要角色就在情理之中了。

     这一次，燕伋在孔府留居长达7年之久，可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四年协助孔子整理文献，管理孔门事务，直到孔子卒。这期间，应该是见证了哀公问政、季康子问政等重大和有影响的孔门事件。也就是说，在孔子的晚年，燕伋是一直陪伴在其身边，并为其送终守孝，是见证或有可能直接参与孔子晚年一些重要社会活动的弟子之一。

      公元前479年即鲁哀公16年，孔子卒，燕伋与子贡等弟子服丧三年期满后，于次年，即公元前476年返回家乡后不久便卒于家中，终年66岁。服丧期间，弟子们的主要工作便是整理孔子遗留的文献，《论语》的最初版本就是弟子们在守丧期间共同完成的。因此，千阳燕伋文化研究者王育林在其与蔺东学、李勤真先生合著的《先贤燕伋》一书后记中推测，燕伋不仅参与了《论语》的编辑，而且很可能还承担主笔的角色，因而在《论语》中没有出现自己的名字——这也可能是《论语》中孔子的许多语录仅有“子曰”而无“对谁而曰”的缘由。这一大胆推测不无道理，值得我们给予足够的重视。

     通过上述比照分析，我们不难看出，燕伋自拜入孔门之后，其一生就与孔子及孔门的社会政治活动密切相联，大凡孔门的重大事件、重大社会活动，燕伋都有亲历和见证，甚至有直接参与的可能，其在孔门弟子中的地位确实不是一般，为孔门高徒不容置疑。其渔阳设教18年之久的壮举，不仅在秦国特殊的社会政治环境下在关中广阔的土地上播下了孔子仁道学说的种子，开启了关中儒学的先河，更为促进华夏大地东西文化的交流、促进西秦大地的文明进步做出了历史性的贡献，其意义与精神不亚于孔子率众弟子在中原的“周游列国”！也正因此，燕伋才能在当时虽不闻达于诸侯，活跃于政治舞台，却能深得孔子器重，在孔门弟子中颇有声望，死后位居72贤之列，配享从祀之尊。是故，清乾隆二年所立《孔门先贤燕公墓碑记》中称赞其“扶圣教于始兴，功不在颜（颜回）、闵（闵子骞）、游（子游）、夏（子夏）之后……德足开周（周敦颐）、程（程颐、程颢）、张（张载）、朱（朱熹）之先”，如此之高的评价，绝非空穴来风，更不是过誉，只不过，我们这位先贤生前的业绩尘封在历史的厚土之中了而已。

正是由于燕伋、壤驷赤、石作蜀、秦祖等孔门弟子的传播，使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在秦国得到了与东方中原同步发展，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对孔子了解秦国社会政治制度和民风习俗，完善儒家理论和经典著作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孔子没有到过秦国，没有对秦国的政治和社会现实状况做过实地考察，但他却十分了解秦国的国情。他一方面称赞其“国虽小，其志大；处虽僻，行中正”，同时对其落后愚昧的政治制度给予强烈的抨击。当他获悉秦穆公死后，“从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奄息、仲行、鍼虎亦在从死之中”这一残暴的殉人制度时，愤怒地抨击说：“始作俑者，其无后乎！”，并将秦人因奄息、仲行、鍼虎等良臣被殉葬而悲愤哀伤所作的《黄鸟》之诗（《史记·秦本纪》）收编到了其删定的《诗经·秦风》之中；又将秦穆公三十六年为“令后世以记余过”而作的《秦誓》录入到《尚书·周书》之中。孔子删《诗》《书》所依据的是鲁国官府的文书档案，而秦国在秦孝公之前，是“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之会盟，夷翟遇之”的，也就是说，秦国在孝公之前在诸侯国际间是孤立的，与中原诸国既无政治互信，更无外交往来，充其量只有商贾贸易之类的民间往来，因此，鲁国的官府文档不可能为孔子提供有关秦国的信息，而通过民间商贾贸易渠道获得的信息仅仅只能看成是传闻而不可直接采信，所以，孔子对于秦国的了解很大程度上是依赖其秦国的弟子，是这些弟子们将秦国的社会真实情状反馈给了他并帮他收集相关的资料信息，从而使他既看到了秦国统治者“其志大”、“行中正”的政治志向与抱负，更看到了秦国政治制度的残暴野蛮和思想文化的落后愚昧，对秦国有了较为全面地了解和认识。由此可见，燕伋等孔门西秦弟子的东游求学，不仅增进了华夏大地东西文化的交流，更对孔子完成“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的使命，完善儒家经典理论发挥出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二是“渔阳设教”十八年的壮举，为孔子儒学在秦国的传播和发展培养了大批的骨干人才，培育出了广泛丰厚的儒家文化土壤，奠定了秦国的儒学基础。燕伋之后，孔子晚期弟子子夏在孔子卒后“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西河，有学者论证，即今陕西合阳县，当时当为秦晋交界之地。《合阳县志》载：“周贞定王十六年（前453年）韩赵巍三分晋室后，合阳属魏西河之地”，到“周显王三十九年（前330年，秦惠文王八年），魏献西河于秦，秦置合阳邑。”合阳地处关中东北部，子夏于此教授，其生源必从西河东西出，定有关中秦国弟子。

     正是由于燕伋、子夏等孔门弟子的传播，在秦国大地上培养了大批的儒生，从而使秦国在此后的数百年间，儒学如雨后春笋般得到蓬勃发展，儒生们活跃于秦国的政治舞台，并形成了一股强大的政治势力，直接影响了秦国的上层意识形态，并因此在秦国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儒法斗争”，直到秦统一后秦始皇“焚书坑儒”才宣告结束。商鞅为秦孝公变法时，分析秦国的现状时说：“今境内之民…豪杰皆可变业，务学《诗》《书》，随从外权，上可以得显，下可以求官爵。”（《商君书·农战》），可见儒学在秦国之盛和儒生在秦国的地位！所以，他变法时，以《诗》《书》为“六虱”之 一、“亡国之俗 ”（《商君书·靳令》）提出了“燔《诗》《书》而明法令”（《韩非子·和 氏》）的主张，拉开了儒法斗争的序幕。此后，商鞅被车裂、荀子游秦以及秦始皇“焚书坑儒”等事件的发生，足以说明秦国儒法斗争的尖锐，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了儒学在秦国传播所取得的巨大成就。

      也正是由于儒学经燕伋、子夏等弟子的传播，在秦国这个新兴的诸侯国得到可谓是空前的发展并逐渐形成了强大的舆论思潮，引发了统治阶层内部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而儒学的核心价值观及其政治主张不符合秦统治者的“霸道”雄心，最终导致秦始皇“焚书坑儒”以统一思想。在这场残酷的政治文化运动中，受创最重最惨的自然应该是秦统治的核心地带关中地区，因此，燕伋等开创的关中儒学就遭到了毁灭性的扼杀，其流传下来的儒学典籍及其儒生业绩等就这样被淹没在了历史的尘埃中，给后世造成了“秦国无儒学”的错觉——这是历史造成的缺憾！

      五、先秦关中儒学与张载关学的比较

粗观先秦关中儒学，最显著的特点恐怕就体现在“传播”二字上。燕伋之前，早期的秦国，在其文化建设上，主要是吸纳并继承西周的《诗》《书》礼乐文化遗产，所谓秦穆公与由余谈诗书礼乐，实际上讨论的是西周的政治制度和文化传统，以此确立治国强国之策。燕伋渔阳设教之后，为秦国引进了孔子的儒学思想和东方的先进文化，培养了儒家人才，筑起了儒学的根基，也为秦国与东方诸侯国际接轨、融合打开了一扇之门。不过，早期的关中儒学主要是传播孔子的学说，燕伋等人教授的重点是传授孔子删定后的儒家经典，可能很少，也不可能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即便是子夏“居西河教授”，也是以传授“礼、乐、射、御、书、数”这“六艺”为主，偏重于生活的知识技能和个人处世立身而轻“六经”的微言大义，缺乏儒家的核心思想，更不可能有迎合秦国统治者富国强兵、争霸诸侯意志雄心的实用性方略，所以，在此后的百家争鸣中，才会不断遭受“以强国之术”说秦王的商鞅之流法家人物的诋毁而无力反击，最终遭到秦统治者的打压和抛弃，以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宣告终结。

 张载关学是宋明理学在关中的一个流派，影响很大。所谓理学，其实是对汉唐经学的反思和批判，旨在揭示先秦子学所蕴含的“天然之理”。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意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以董仲舒为首的春秋公羊学儒学成为西汉官方正统学术，其突出的特征是通过解释、阐述儒家经典构建统治理论，最典型的例证就是春秋决狱，其中有一条著名的审案原则就是“原心定罪”，即按作案的动机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而不完全依据既定的法律条例。经学在汉唐盛行了一千多年之后于唐末逐渐衰落，取而代之的便是北宋周敦颐开创的理学，张载和二程是理学的奠基者。张载学无师承，自《中庸》入，又访诸佛老之书，最后返归儒家《六经》，在《周易》中找到了安身立命之所，独创一门学派。张载关学最显著的特征是继承和批判，继承的是子学之理，探究儒学核心思想，实践经世致用的儒道精神，批判的是经学之“伪”及其僵化与教条。他批评秦汉以来儒者最大的流弊是“知人而不知天”，他的具有唯物主义色彩的“气本论”，既弥补了传统儒学天道观的不足，又批驳了佛道学说的“本体论”，以破辅立，在哲学的层面上发展了儒学理论，对当时和后世的理学家均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二程就曾说：“横渠道尽高，言尽醇，自孟子之后，儒者都无他见识。”王夫子也说：“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事，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焉者，”“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志、《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他被公认为是最有创见性的思想家，即“醇儒”，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横渠四句”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时至今日依然散发着耀眼的光彩。

 总结本文中心意思，笔者认为，如果说张载关学是关中儒学在经历“焚书坑儒”之灾后，经过汉唐经学培育后的复苏和发展，在儒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继承和创新，那么，传播孔子学说、奠定秦国儒学基础的燕伋乃关中儒学鼻祖也应当之无愧！而且，燕伋是最早在秦国效法孔子设坛授教，传播孔子学说的孔门弟子，如果其“渔阳设教”行为确实是得到孔子认可，“受命于子”的“孔门行为”，那他才是真正的“孔门隐圣”！因为，燕伋的“渔阳设教”，较之于孔子的晚期弟子子夏的“居西河教授”至少早22年。也就是说，在子夏拜入孔门时，燕伋早就开始了其“渔阳设教”传播孔子学说的隐居生活。今天，关注燕伋，研究燕伋，对于研究儒学的文化传承、研究先秦秦国的儒学状况等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应该引起学术界的足够重视。

注：① 《燕伋传略及考》，陇山松主编《燕伋望鲁台资料汇编》（内部资料）2000年12月 。② 董乃强主编：《孔子知识词典》，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0年7月第一版。

   本文参考了高华平、朱佩弦两位先生的《论春秋战国儒学在秦国的发展演变》（《贵州社会科学》2015年9月 第九期）一文的某些内容和观点，在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