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二十
作者 柳泽生(辽宁阜新知青驿站)
半途而废的播音梦
20世纪70年代的北方农村,信息传播主要靠有线广播。那时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所在地都有一根或几根高高的杆子,上面挂着一个或几个或新或旧的高音喇叭。在我的记忆里,高音喇叭的声音有些特别。公社和大队有个大事小情、发个通知什么的,就在播音室一喊,那声音飘荡在寂静空旷的田野上空,特别有穿透力,而且回音不断,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有线广播连接到每个社员的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喇叭。大喇叭、小喇叭简直成了当时北方农村的一道风景线。其实,生产大队的领导用大喇叭喊个话什么的,那是就近“借光”,传达中央精神、部署工作任务、报道市(县)新闻和公社工作,那才是大喇叭、小喇叭的光荣任务呢。
当时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各个公社都设有宣传组(广播站),负责公社的宣传报道和有线广播工作。
紫都台公社广播站设两个人,一个是长期的,另一个是临时的。
临时的播音员(报道员)每月一换,由各个生产大队每月选派一个人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兼报道员。
过去萝卜沟是个生产小队,没有选送播音员的资格。现在变成了畜牧场,直接归公社领导(公社的直属单位),享受生产大队的待遇,也就有了选送播音员的任务。
往公社选派播音员对生产大队来说可不是一个小事,选派的人不仅代表生产大队的水平,还是生产大队对外的一个门面,各个生产大队的领导把选派公社播音员的事看的可重了。派去的人不仅要政治条件好,还要嗓音好、讲普通话、读起东西来要像那么回事、能写能画。派去的人公社还要考核试用,有的没去两天就被退了回去,大队领导的脸面上也不好看。
机缘巧合,1971年11月我被畜牧场选派到公社去当播音员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别提有多高兴了,那心情就像是要上中央广播电台似的。也难怪,这是我走出校门来到农村从事的第一个最高级、最光彩、最体面、最喜欢的工作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畜牧场对我政治上的肯定、文化水平的认可 。

长期在公社广播站工作的是一位姓王的男知青(记忆中好像是叫王德旭),他是阜新市高中下乡的,个子大,身材也挺魁梧,新来的播音员由他负责指导工作。
畜牧场离公社较远,我又没有交通工具,就住在播音室,在公社食堂吃饭。
从“三春没有一秋忙”紧张繁忙的秋收生产第一线来到公社广播站,一下子由“武”转“文”,顿觉轻快了许多。一天的工作也就是几次开闭开关,偶尔播点公社的通知或秋收的小报道、天气预报什么的。改稿子、选稿子、写稿子都是王大哥的事。播音的工作虽然很少,但我却非常看重,就连一篇天气预报的稿子,也要看上几遍。读起来也是模仿着电台播音员的样子,拿腔拿调的。王大哥长我几岁,但水平、阅历可比我强多了。他为人特别好,处处为新来人的着想,业务工作都是他一点一点教我的。有一天他笑着跟我说:你还真行,大家反应挺好的,就这样播吧。
我在学校时就是宣传组的,班级的大批判专栏、大颂扬专栏大部分都由我来写,提起毛笔,真草隶篆(照猫画虎)、仿宋、黑体、双钩和各种美术字样样能写、小插图、小漫画随手就来。我们排(班级)的李福权读起文章来非常带劲,当时在我听来就像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一个样,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就是那个时候充满口号性、战斗性的腔调)。对李福全的这个本领,我羡慕极了。受他的影响,我每天坚持听新闻,特别是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社论,模仿电台播音员的腔调,天天地练,慢慢的也有点那个味了。那个年代播音可是个挺神秘的事,那有什么展示的机会啊,也就是在排里(班级)读读报、念念课文。记得当时我读的《欧阳海拦惊马》,感情特别充沛,得到同学和老师的好评。排(班级)宣传队出去演出的时候由我来报幕,有时还把我朗诵毛主席诗词作为一个节目。从那时起,当一回真正的播音员,就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然是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这些天是我最高兴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不用下地干农活了,可以穿干净的鞋子、整齐的衣服了。时值仲秋,北方的天气转凉,我穿一双刷的见白、打了补丁的黄胶鞋,看着干干净净还挺顺眼。上身穿的是自己最好的一件暗红色的晴纶秋衣,外加青年点一位女同学用劳保手套线(白色的线手套,一般上班的职工每月发一两副,家长舍不得用,省下来给孩子们织线衣、织线袜子)勾的桃叶花背心,外罩一件洗的退了色的旧夹克衫。这些都是我最好的衣服了,穿在身上虽然有些不搭,但我感觉太精神了,走起路来腰也直了许多,简直就把自己当成正经八百的播音员了。从生产小队一下子到了公社,在公社大院进进出出的,别提有多神气了。脸也能按时洗了,人也精神了,别人都说我的眼睛特别像样板戏里的英雄杨子荣。
说也怪,冷不丁的从火热的农忙生产第一线来到公社,干起了按部就班的“轻快活”,还真有点浑身不自在。不过,没几天就习惯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不出力、不流汗了,饭量却不减。“大吃”就是“大吃”,这个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高粱米干饭,满满一大碗半斤,我一顿饭就得吃三碗,还外加一大碗白菜汤,就这样还觉得没吃太饱。就这个吃法,一天就得付四斤半粮票。过了几天,感觉带来的粮票迅速减少。无奈,我只好早晚各减少一碗饭,勒紧裤带省着吃。人家公社干部一顿也就是三两饭,平平的一碗。我一吃就是几大碗,连公社食堂的大师傅都感到吃惊:这孩子看着干干巴巴的瘦,怎么这么能吃啊。
十多天下来,带来的粮票就所剩无几了。兴高采烈变成了无精打采。这么下去下半个月吃什么呀。回青年点去要,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每月“毛粮”50斤,合成净粮也就是四十来斤,青年点的伙伴照顾我,给我带了50斤粮票。回家要,那更不行了,家里的3个弟弟也特别能吃,我们家缺的就是粮食。自己不能给家里补贴点粮食,还伸手朝家里要,这事我是万万不能开口的。这也不能,那也不行,万般无奈,只能告别我刚刚圆梦的工作,回青年点、回畜牧场混吃喝了。
我把想回去的想法和面临的困难和王大哥说了,他也感到很为难。王大哥说:这些天咱们哥俩工作配合的真是挺好的,说实在的你要走,我真是舍不得。但是你这个困难,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你要回去,还得公社领导同意才能走。这么好的王大哥,从这以后我再没见到他,而且连他的名字也忘了,真是令人懊恼。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公社组织组的包助理,他分管广播站工作。
在窗外看到包助理一个人在屋,我就怀着忐忑的心情敲了门。包助理特别和气,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就对我说:小青年,遇到什么困难了,能和我说说吗。过去很少和领导说话,特别是这样一个打退堂鼓的事,更是不知道如何开口。看到领导这么和气,我也镇静了许多。我把我的困难一五一十的和包助理说了,最后还特别强调,这是不得已,我还是十分喜欢这个工作的。包助理听后,沉默了一会,对我说:你的这个困难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这个事我也解决不了。你看,公社干部每月只有30来斤的粮食定量,你都有50斤粮票了。公社每天给你补助3角钱,不能再给你补助粮票了。他想了想:我看这样吧,现在广播站事情也不多,你就作为公社的报道员到乡里去采访采访,写点打场、整地的报道。到乡下去采访,吃派饭,每餐交1角钱3两粮票就行了。这样你就能圆满地完成1个月的工作任务,还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你回去准备准备,正好明天我去公社的南片办事,咱们俩一起走。我忐忑的心情总算平静了下来,没想到愁的我第一次失眠的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打心里往外地感激包助理。我真庆幸自己有好运气,遇到了好人。
说真心话,那时候还是年轻,率性而行,没有把这么好的机会放在心上。如果再坚持些日子,把自己能写能画的本领施展施展,写点时兴的小诗歌,更新一下公社过道里的黑板报,刷点大字块、小插图什么的,或许还能有更好的机会等着我。
第二天下午,我就和包助理一起步行去公社南片。

紫都台公社南片有北仓、下甸子、沙力土3个乡。这3个乡地势较为平坦,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是紫都台公社的“粮仓”。我的同学大多数都被安排在这3个乡。
从公社到这3个乡去,要经过骆驼山。骆驼山是紫都台境内最高的山,我和包助理下午动身,晚上天快黑了才走到骆驼山大队,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那时,乡村没有招待所,更没有旅馆。公社干部下乡工作,都吃派饭,住在社员家(由生产队长临时指派某一家做饭,安排住宿。指派的人家一般是贫下中农、家居比较干净,经济条件比较好、做饭技术比较高的。那时很多社员往往把能不能承担派饭任务当成家庭政治地位、生活品位和在生产队威望的象征)。那天,我们吃、住的人家四间土房,屋子北墙有两个老式木柜,也没有什么摆设,倒是干净整洁。主人是50多岁的老两口,由于我们到的较晚,他们已经提前吃过饭了。炕上的小饭桌,都是为我俩准备的饭菜。
走了一个下午,真是又渴又饿又累。胃里就像有一个小手伸出来抢饭似的,一碗小米饭眨眼功夫就进了肚。包助理不愧是公社的政工干部,斯斯文文地吃了一碗饭,半碗菜就撂下了筷子。我不行啊,正饿着呢。一碗接一碗的盛,一碗接一碗的吃。不大工夫,一小黑泥盆的小米干饭就见了底,桌子上的一大碗白菜炖土豆、四碟小咸菜、一个白菜心、几棵小葱、一小碗大酱犹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这回,包助理算是领教了什么叫“大吃”了。饭后,包助理按照规定掏出来3两粮票1角钱。我看看小泥盆,看看桌子上空空的几个碗碟,3两粮票1角钱也拿不出手啊。我狠狠心掏出来1斤粮票3 角钱,不管够不够,就那点意思吧(其实,承担派饭的人家生产队是给补贴的)。
到了北仓大队,我和包助理就各忙各的了。
北仓大队的各个小队几乎都有青年点,这些青年点大多数都有我的同学。采访这个工作,随机性较大,时间都由自己安排。这下子好了,上午搞采访,夜里写稿子。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变成了走访青年点,看望看望同学,侃侃在学校的小故事,唠唠分别后的感受,顺便混点吃喝,补贴补贴粮票不足的窘境。记得,我曾经和看场的同学一起用筛子炒黄豆,在灶火余烬中烧地瓜、土豆。吹吹豆子上的灰,拍拍地瓜、土豆上的土,边吹边吃,热气升腾,那滋味、那感觉就别提有多美了。哈哈,简直就是“战地记者”的感觉。十多天里我写了几篇和秋收有关的稿子,如《精心挑选送公粮》《防火防盗保安全》《收的快 打的精 藏的好》等,托人送到公社。还是王大哥照顾我,稿子收到就播出。晚上在青年点一边会同学,一边收听小喇叭里的广播,听到播出自己写的东西,同学一夸奖,心里美滋滋的。
转眼就是半个月,我的采访工作结束了。
当播音员、报道员,前前后后一个月。这段生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以致经常提起。这么“美好”的一段记忆,却总是和最“俗”的吃搅和在一起。这也难怪,从我记事起,吃就成了我最关注的东西,而且总是和“饿”相伴一起,吃的故事还真不少 。这不是么,因为太能吃,丢了播音员的“美差”;当公社的报道员本来应该体体面面的去吃“派饭”,也是因为太能吃,还得到青年点去“蹭饭”。
经过那段生活的人,都懂的;没有经历过的,权当是故事。

作者简介
柳泽生 1952年1月出生,辽宁阜新人。1970年8月下乡知青;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市教育局、市委讲师团、辽宁竞走学校、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编第一轮、第二轮《阜新市志》7卷;参编《阜新年鉴》24部;参与编纂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10多部。参加评审各类志书30多部。撰写修志论文50多篇。现专注编纂北京乡镇志。参编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志》(中国名镇志)《礼贤镇志》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刘各庄村志》等多部村志。闲暇时间撰写一些散文和游记。主要有《难忘的知青岁月》《志海撷英》《萌宝撷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