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忘的知青岁月 二十

作者 柳泽生(辽宁阜新知青驿站)

半途而废的播音梦

 

     20世纪70年代的北方农村，信息传播主要靠有线广播。那时候人民公社、生产大队所在地都有一根或几根高高的杆子，上面挂着一个或几个或新或旧的高音喇叭。在我的记忆里，高音喇叭的声音有些特别。公社和大队有个大事小情、发个通知什么的，就在播音室一喊，那声音飘荡在寂静空旷的田野上空，特别有穿透力，而且回音不断，很远很远的地方都能听得到。有线广播连接到每个社员的家，家家户户都有一个小喇叭。大喇叭、小喇叭简直成了当时北方农村的一道风景线。其实，生产大队的领导用大喇叭喊个话什么的，那是就近“借光”，传达中央精神、部署工作任务、报道市（县）新闻和公社工作，那才是大喇叭、小喇叭的光荣任务呢。

     当时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各个公社都设有宣传组（广播站），负责公社的宣传报道和有线广播工作。

     紫都台公社广播站设两个人，一个是长期的，另一个是临时的。

     临时的播音员（报道员）每月一换，由各个生产大队每月选派一个人到公社广播站当播音员兼报道员。

     过去萝卜沟是个生产小队，没有选送播音员的资格。现在变成了畜牧场，直接归公社领导（公社的直属单位），享受生产大队的待遇，也就有了选送播音员的任务。

     往公社选派播音员对生产大队来说可不是一个小事，选派的人不仅代表生产大队的水平，还是生产大队对外的一个门面，各个生产大队的领导把选派公社播音员的事看的可重了。派去的人不仅要政治条件好，还要嗓音好、讲普通话、读起东西来要像那么回事、能写能画。派去的人公社还要考核试用，有的没去两天就被退了回去，大队领导的脸面上也不好看。

     机缘巧合，1971年11月我被畜牧场选派到公社去当播音员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别提有多高兴了，那心情就像是要上中央广播电台似的。也难怪，这是我走出校门来到农村从事的第一个最高级、最光彩、最体面、最喜欢的工作了。还有更重要的，就是畜牧场对我政治上的肯定、文化水平的认可 。            

     长期在公社广播站工作的是一位姓王的男知青（记忆中好像是叫王德旭），他是阜新市高中下乡的，个子大，身材也挺魁梧，新来的播音员由他负责指导工作。

     畜牧场离公社较远，我又没有交通工具，就住在播音室，在公社食堂吃饭。   

 从“三春没有一秋忙”紧张繁忙的秋收生产第一线来到公社广播站，一下子由“武”转“文”，顿觉轻快了许多。一天的工作也就是几次开闭开关，偶尔播点公社的通知或秋收的小报道、天气预报什么的。改稿子、选稿子、写稿子都是王大哥的事。播音的工作虽然很少，但我却非常看重，就连一篇天气预报的稿子，也要看上几遍。读起来也是模仿着电台播音员的样子，拿腔拿调的。王大哥长我几岁，但水平、阅历可比我强多了。他为人特别好，处处为新来人的着想，业务工作都是他一点一点教我的。有一天他笑着跟我说：你还真行，大家反应挺好的，就这样播吧。

     我在学校时就是宣传组的，班级的大批判专栏、大颂扬专栏大部分都由我来写，提起毛笔，真草隶篆（照猫画虎）、仿宋、黑体、双钩和各种美术字样样能写、小插图、小漫画随手就来。我们排（班级）的李福权读起文章来非常带劲，当时在我听来就像中央广播电台播音员一个样，字正腔圆、铿锵有力（就是那个时候充满口号性、战斗性的腔调）。对李福全的这个本领，我羡慕极了。受他的影响，我每天坚持听新闻，特别是中央广播电台播出的社论，模仿电台播音员的腔调，天天地练，慢慢的也有点那个味了。那个年代播音可是个挺神秘的事，那有什么展示的机会啊，也就是在排里（班级）读读报、念念课文。记得当时我读的《欧阳海拦惊马》，感情特别充沛，得到同学和老师的好评。排（班级）宣传队出去演出的时候由我来报幕，有时还把我朗诵毛主席诗词作为一个节目。从那时起，当一回真正的播音员，就成了我的一个梦想。

     没想到，我的梦想竟然是在这样的时候，以这样的方式实现的。

     这些天是我最高兴最惬意的一段时光。不用下地干农活了，可以穿干净的鞋子、整齐的衣服了。时值仲秋，北方的天气转凉，我穿一双刷的见白、打了补丁的黄胶鞋，看着干干净净还挺顺眼。上身穿的是自己最好的一件暗红色的晴纶秋衣，外加青年点一位女同学用劳保手套线（白色的线手套，一般上班的职工每月发一两副，家长舍不得用，省下来给孩子们织线衣、织线袜子）勾的桃叶花背心，外罩一件洗的退了色的旧夹克衫。这些都是我最好的衣服了，穿在身上虽然有些不搭，但我感觉太精神了，走起路来腰也直了许多，简直就把自己当成正经八百的播音员了。从生产小队一下子到了公社，在公社大院进进出出的，别提有多神气了。脸也能按时洗了，人也精神了，别人都说我的眼睛特别像样板戏里的英雄杨子荣。

     说也怪，冷不丁的从火热的农忙生产第一线来到公社，干起了按部就班的“轻快活”，还真有点浑身不自在。不过，没几天就习惯了。最不可思议的是不出力、不流汗了，饭量却不减。“大吃”就是“大吃”，这个绰号可不是浪得虚名的。高粱米干饭，满满一大碗半斤，我一顿饭就得吃三碗，还外加一大碗白菜汤，就这样还觉得没吃太饱。就这个吃法，一天就得付四斤半粮票。过了几天，感觉带来的粮票迅速减少。无奈，我只好早晚各减少一碗饭，勒紧裤带省着吃。人家公社干部一顿也就是三两饭，平平的一碗。我一吃就是几大碗，连公社食堂的大师傅都感到吃惊：这孩子看着干干巴巴的瘦，怎么这么能吃啊。

     十多天下来，带来的粮票就所剩无几了。兴高采烈变成了无精打采。这么下去下半个月吃什么呀。回青年点去要，已经不可能了。我们每月“毛粮”50斤，合成净粮也就是四十来斤，青年点的伙伴照顾我，给我带了50斤粮票。回家要，那更不行了，家里的3个弟弟也特别能吃，我们家缺的就是粮食。自己不能给家里补贴点粮食，还伸手朝家里要，这事我是万万不能开口的。这也不能，那也不行，万般无奈，只能告别我刚刚圆梦的工作，回青年点、回畜牧场混吃喝了。

     我把想回去的想法和面临的困难和王大哥说了，他也感到很为难。王大哥说：这些天咱们哥俩工作配合的真是挺好的，说实在的你要走，我真是舍不得。但是你这个困难，我也没有办法解决；你要回去，还得公社领导同意才能走。这么好的王大哥，从这以后我再没见到他，而且连他的名字也忘了，真是令人懊恼。

     我只好硬着头皮去找公社组织组的包助理，他分管广播站工作。

     在窗外看到包助理一个人在屋，我就怀着忐忑的心情敲了门。包助理特别和气，看我像是有事的样子，就对我说：小青年，遇到什么困难了，能和我说说吗。过去很少和领导说话，特别是这样一个打退堂鼓的事，更是不知道如何开口。看到领导这么和气，我也镇静了许多。我把我的困难一五一十的和包助理说了，最后还特别强调，这是不得已，我还是十分喜欢这个工作的。包助理听后，沉默了一会，对我说：你的这个困难也是一个实际问题，但是这个事我也解决不了。你看，公社干部每月只有30来斤的粮食定量，你都有50斤粮票了。公社每天给你补助3角钱，不能再给你补助粮票了。他想了想：我看这样吧，现在广播站事情也不多，你就作为公社的报道员到乡里去采访采访，写点打场、整地的报道。到乡下去采访，吃派饭，每餐交1角钱3两粮票就行了。这样你就能圆满地完成1个月的工作任务，还解决了吃饭的问题。你回去准备准备，正好明天我去公社的南片办事，咱们俩一起走。我忐忑的心情总算平静了下来，没想到愁的我第一次失眠的事就这么轻而易举地解决了。我打心里往外地感激包助理。我真庆幸自己有好运气，遇到了好人。

     说真心话，那时候还是年轻，率性而行，没有把这么好的机会放在心上。如果再坚持些日子，把自己能写能画的本领施展施展，写点时兴的小诗歌，更新一下公社过道里的黑板报，刷点大字块、小插图什么的，或许还能有更好的机会等着我。

     第二天下午，我就和包助理一起步行去公社南片。

     紫都台公社南片有北仓、下甸子、沙力土3个乡。这3个乡地势较为平坦，经济条件也比较好，是紫都台公社的“粮仓”。我的同学大多数都被安排在这3个乡。

     从公社到这3个乡去，要经过骆驼山。骆驼山是紫都台境内最高的山，我和包助理下午动身，晚上天快黑了才走到骆驼山大队，足足走了5个多小时。那时，乡村没有招待所，更没有旅馆。公社干部下乡工作，都吃派饭，住在社员家（由生产队长临时指派某一家做饭，安排住宿。指派的人家一般是贫下中农、家居比较干净，经济条件比较好、做饭技术比较高的。那时很多社员往往把能不能承担派饭任务当成家庭政治地位、生活品位和在生产队威望的象征）。那天，我们吃、住的人家四间土房，屋子北墙有两个老式木柜，也没有什么摆设，倒是干净整洁。主人是50多岁的老两口，由于我们到的较晚，他们已经提前吃过饭了。炕上的小饭桌，都是为我俩准备的饭菜。

     走了一个下午，真是又渴又饿又累。胃里就像有一个小手伸出来抢饭似的，一碗小米饭眨眼功夫就进了肚。包助理不愧是公社的政工干部，斯斯文文地吃了一碗饭，半碗菜就撂下了筷子。我不行啊，正饿着呢。一碗接一碗的盛，一碗接一碗的吃。不大工夫，一小黑泥盆的小米干饭就见了底，桌子上的一大碗白菜炖土豆、四碟小咸菜、一个白菜心、几棵小葱、一小碗大酱犹如风卷残云一扫而光。这回，包助理算是领教了什么叫“大吃”了。饭后，包助理按照规定掏出来3两粮票1角钱。我看看小泥盆，看看桌子上空空的几个碗碟，3两粮票1角钱也拿不出手啊。我狠狠心掏出来1斤粮票3 角钱，不管够不够，就那点意思吧（其实，承担派饭的人家生产队是给补贴的）。

     到了北仓大队，我和包助理就各忙各的了。

     北仓大队的各个小队几乎都有青年点，这些青年点大多数都有我的同学。采访这个工作，随机性较大，时间都由自己安排。这下子好了，上午搞采访，夜里写稿子。下午和晚上的时间基本上都变成了走访青年点，看望看望同学，侃侃在学校的小故事，唠唠分别后的感受，顺便混点吃喝，补贴补贴粮票不足的窘境。记得，我曾经和看场的同学一起用筛子炒黄豆，在灶火余烬中烧地瓜、土豆。吹吹豆子上的灰，拍拍地瓜、土豆上的土，边吹边吃，热气升腾，那滋味、那感觉就别提有多美了。哈哈，简直就是“战地记者”的感觉。十多天里我写了几篇和秋收有关的稿子，如《精心挑选送公粮》《防火防盗保安全》《收的快 打的精 藏的好》等，托人送到公社。还是王大哥照顾我，稿子收到就播出。晚上在青年点一边会同学，一边收听小喇叭里的广播，听到播出自己写的东西，同学一夸奖，心里美滋滋的。

     转眼就是半个月，我的采访工作结束了。

     当播音员、报道员，前前后后一个月。这段生活给我留下了极其深刻的记忆，以致经常提起。这么“美好”的一段记忆，却总是和最“俗”的吃搅和在一起。这也难怪，从我记事起，吃就成了我最关注的东西，而且总是和“饿”相伴一起，吃的故事还真不少 。这不是么，因为太能吃，丢了播音员的“美差”；当公社的报道员本来应该体体面面的去吃“派饭”，也是因为太能吃，还得到青年点去“蹭饭”。

     经过那段生活的人，都懂的；没有经历过的，权当是故事。

作者简介

柳泽生  1952年1月出生，辽宁阜新人。1970年8月下乡知青；毕业于辽宁师范大学中文系。先后在市教育局、市委讲师团、辽宁竞走学校、市地方志办公室工作。参编第一轮、第二轮《阜新市志》7卷；参编《阜新年鉴》24部；参与编纂县区志、部门志、专业志10多部。参加评审各类志书30多部。撰写修志论文50多篇。现专注编纂北京乡镇志。参编北京市大兴区《采育镇志》（中国名镇志）《礼贤镇志》及北京市大兴区榆垡镇《刘各庄村志》等多部村志。闲暇时间撰写一些散文和游记。主要有《难忘的知青岁月》《志海撷英》《萌宝撷趣》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