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家街”里一场梦

徐全利

    我从去年11月至今年3月中旬，一直在海南保亭，春节期间到处游玩，现返回武汉，居于千家街，常常“春眠不觉晓”。

   海南是木棉花胜地，看的和摄的木棉总在脑海如放电影，我还摘了几朵木棉花在车上，似在眼前晃动，晃着晃着，我一下看到了旅行家，跟着他一块玩玩。他说，每年的早春2、3月份，是木棉花盛开的季节，也是木棉最引人注目的时候。在海南，木棉树又称为英雄树。对这个说法，还有一段美丽的传说。在古代的五指山上，有一位英雄叫吉贝，他多次率领黎族人民抗御外敌，得到人民的爱戴。但后来因叛徒出卖，被敌人围困在山上，身中数箭，仍屹立山巅，身躯化为一株木棉树，箭翎变为树枝，鲜血化成殷红的花朵。后人为纪念这位英雄，便尊称木棉为英雄树，把木棉花称为英雄花。

    晃着英雄花，又晃到了居住地——千家街，碰到了史学家。他说，这是100多年前洋务运动时由张之洞所设置。为实现洋务救国的梦想，张之洞在湖北设丝麻四局，开湖北国营纺织业先河；造枪造炮造子弹，发展军工业……千家街，就是张之洞关注民生繁荣市场大规划的组成部分，计划安置人家千户，是为“千家街”。

    史学家由张之洞的丝麻局，将话题转入时下的棉花，说棉花其实不是“花”，而是花凋谢后的果实——棉桃里保护种子的絮状纤维。这种絮状纤维，经过简单加工后即可纺纱织布，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纺织原料之一。

    棉花的原产地都不在中国，而是在数千年的历史时期内，相继传入中国。此前，中国人“衣服”的主要原材料，富贵者是丝，平民百姓则以麻、葛为主。在我国南方的亚热带地区，也有用木棉纺纱织布的传统。

     史学家继续说，非洲棉大约于公元3世纪前后传入我国新疆。公元6世纪时（南北朝），姚思廉所著《梁书·西北诸戎传》中说：“高昌多草木，草实如茧，茧中丝如细纑，名为白疊子，国人多取织以为布。布甚软白，交市用焉。”到了元朝，由于元世祖忽必烈“奖励农桑”的政策，推动了非洲棉的种植。待到明朝，明太祖朱元璋以法令的形式强行推种棉花：“凡民田五亩到十亩，栽桑麻、木棉各半亩，十亩以上倍之。”植棉成为国家战略。

    史学家强调，棉纺织品作为商品来销售，无疑促进了当地商品经济的发展。过去，史学界热衷于研究鸦片战争以前江南的早期商品化和工业化问题，乃至“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都离不开棉纺织业这一典型行业。有学者甚至把这一时期中国早期的商品化或工业化，称为“棉花革命”。

      总之，是棉花这种神奇的植物，撬动了并不短暂的那一段世界史，而这一段世界史绝不是国别史的简单组合，而是把全球几个大洲空前地关联到了一起。也正是在这一波全球一体化的浪潮中，陆地棉传入了中国。

    记载比较详细的，是1892年。这一年，作为洋务派主将之一的湖广总督张之洞在武昌创办了湖北织布局。为了解决机器纺织所需棉花原料，湖北织布局花2000两白银从美国购得陆地棉种34担，发放至武昌、孝感、天门等地试种，但因“不知种法，栽种太密，洋棉包桃较厚，阳光未能下射，结挑多不能开，是以收成稀少”。次年，张之洞再次购进陆地棉种百余担交各地试种，并随同下发《美棉种法》说明书。这是中国第一次有计划、有批量地引进陆地棉，具有开拓意义。

   史学家停了停，继续说，经过之后几十年的品种更新换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植棉国家之一，我国种植的棉花，99%为陆地棉。

   说着说着，外交家赵立坚思想深邃，目光炯炯地来了。他说3月30日《人民日报》就载有他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后他回应：我注意到了有关消息。美国一些人不仅把新疆棉花污名化，严重损害新疆棉花种植业乃至中国整体经济利益，还企图将中国政府与民意割裂对立，其心何其毒也！

     我们不止一次说过，新疆棉花生产不存在所谓“强迫劳动”。采棉收入高，新疆采棉工都是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基础上与棉花种植户签订劳动合同，根本不需要搞什么“强迫”。

     做生意讲究尊重，一面赚着中国消费者的钱，一面对中国抹黑攻击、损害中国利益。用一句俗话说，吃着中国的饭，还砸着中国的锅。天下哪里有这种美事！中国市场始终是开放的。我们欢迎外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始终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创造良好环境。希望有关企业在华经营合法合规，不要沦为某些政治势力的工具，更不要挑战中国民意。

     说着说着，新疆棉农来了，听听他们的心声吧，“我们种自己的地，出自己的棉花，挣自己的钱，怎么叫强迫呢？”

    最后，张之洞也来了，说棉花是软的，“汉阳造”（枪）是硬的，我们先理而后兵，乒乒乒，把我吵醒了，原来是在千家街“育才佳苑”的一场春梦。

[作者简介]

徐全利，男，1956年生，湖北作协会员，退休公务员，已出版杂文集系列“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