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杰出的大脑、思考的头颅至高无上。为国家、民族、人类文明与进步孜孜不倦地思考，甚至提出解决问题方案，无上光荣！
——尹玉峰 评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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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中国作家、时政评论家苏小玲
触摸日本的若干骨节
——访日随笔A
苏小玲
秋里唅春的东京
这是2019年已入深秋，三个小时的航行，飞机降落在羽田国际机场。应“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邀请，我同劳动法专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常凯先生一道，对日本进行短期的学术访问与文化交流。此次原本是三人团，却因意外之故而成了“二人转”。当然有些遗憾，缺了一双慧眼视他国的眼睛，就同时少了一种重要信息交流的可能。对访问者而言，异国现场的观察与他人的思想对话，对个人的思维空间，无疑能激发出新不可替代的能量。
东京对我已不完全陌生，这是第三次访日，并且都是以不同的身份，选择不同的重点进行了解和考察。但不论从哪个角度切入，获得的却都是丰富立体与不乏深刻的体验和感受。显然，这个时期，正面临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尤其是中、美、日三国的关系也进入微妙的时刻，我们的访问就更具现实意味，起码也能从个人的视角，触及到异同与国内的国际观感。说实在，中国的舆论空间会相对狭小，这也是凡为“知识分子”者所不时感慨的一件事。
每一次，我都喜欢花点时间，面对繁华而有序的街景，体验与北京不一样的车水马龙。这一回，却从最中心的商务地带发现：出入的欧美面孔占比居然接近一半！原本到处林立的现代色调，似乎又刷新了记录。但它的建筑并无排斥日式的古典风格，而是新旧交错、多元纷呈。日本最令我着迷之处在于：既追逐了现代，又保留了传统，善于对不同文化的兼收并蓄。这个国家总在一种教训中获得醒悟，在一种隐忍中求得尊严，在一种谦卑中赢得尊敬。
其实，从东京返回北京的第二个月，即2020年初我便开了这篇随笔的头。可随即就发生了香港的事，再是台湾大选，紧接着春节的武汉疫情爆发、中美贸易战升级，直到牵动世界如火如荼的美国大选——脑子里整理访问文字的打算便一再被搁置。自以为，写有关日本之事，没相对安宁的心境恐怕不行。除遇地震或海啸，他更多是属于安静的、温馨的港湾，人文社会甚或如同一束含羞草。面对时，某种粗心、浮躁，急切、不安的情绪仿佛皆不适合。
是的，日本在我眼中是明朗又温暖的，就像他的樱花给出的审美一样。从历史的角度，他实在变得已“面目全非”。我曾以“脱胎换骨”形容过这一伟大的转变，无论从国家与民族的整体，还是绝大多数公民个体，他们都是人类大家庭中最文明处世，也最守规矩与本分的类型之一。如果有人执拗要以军国时代的局限，来对日本进行某种挑剔，而非公正、客观地对待这个国家的今非昔比，或依然深陷在某种历史仇恨中难以自拔。那么，他真的落伍了！
我们下榻在银座一家商务酒店。天气阴冷，来接机的翻译二宫梓女士说，昨日才降温，今天又下雨，这简直就是属于诗意的巧合。我天性就喜爱叶黄的秋天，尤其在这东京，感觉大地的干净让人心也显得清澈透明。我也更不拒绝这城中的雨水，它在地面流淌，那种不带污浊的清新，仿佛在印证着城市生动的文明。当我接过一把透明的雨伞沿街行走，我明白，这样看似没怎么关联的街头漫步、面对外部无可回应的一切沉默，其实访问已在脚下开始。
一间小酒屋，门外灯笼轻轻摇晃，门内美酒滴滴飘香。几位穿和服的服务生喜形于色，笑容迎客，勤快地跑动着，温馨洋溢。这晚，事务局局长若山乔一先生和同事吉田香織女士，代表研究所为中国客人接风洗尘。若山是外务省的一名老外交官，曾在中国待过8年，驻过广州、上海、北京等地。现在，他自然还能熟悉中文，只是听力有些弱化，不时用笔在一本子上写下文字进行交流。他已80高龄，超龄服役。不过在日本社会，似乎也属于一种常态。
到日本做客，同到欧美是一样的，具有某种精神上的无形压力。尽管改革开放，作为中国人也间接地接受了现代人的些微洗礼，但在行为方式上却依旧十分欠缺。举手投足，感觉与文明的规范少了必要的训练。我曾怀疑国人是否可以适应民主生活，因大多数人，实际从骨子里就不喜欢“多管闲事”。民主的第一步，是先把自己变成一个像样的公民。而公民意识中，除理解并追求个人正当权利的同时，还要为社会公共的文明进步力尽所能，促其周全。
文明也是一种生活习惯。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只能自觉将自己划为“第三世界的游客”。这样的定位有利于摆正姿态，特别是在美、日这样的国家面前。我很在乎个人形象的好坏，这毕竟是在表达对他人的尊重。不管是思考的言语还是动作的肢体，都能折射出你的个人精神状态，乃至也带着自身民族的抽象体面。尽管更多时候，个人的举止言行可以与整体无关。但是，你的一举一动，若处在外交场合，那就没什么是与群体之间毫无瓜葛的了。
接风是一种仪式。客随主便。对于物质生活我不是个敏感的人，包括各种所谓美食良饮，平时因不喝酒常让人感到无趣，甚至疑惑。所以国内国外，也不时遇上角色颠倒的时候：陪着主人饮酒，顺着主人的兴致。如此时间一拖，自己倒像是个主人了！好在今晚，同行的常教授也是有酒量之人，而日本的清酒名扬天下，善品者必然会渐入佳境。小店小酌，精致美味，虽不比饕餮盛宴，但随便自在的舒服，异国他乡的温馨，却不失为一场人生的快意相遇。
最吸引人的“明治”
其实，今晚还插进了一位“不速之客”——白石正彦先生。他的到来，使原本可能太正式的接待变得随意不拘。尤其是他带来的话题，激发了在座的热情与亢奋。从日本农业改造的设计，到社会转型的成功，再涉及当今世界文明所面临的瓶颈，白石先生诚如一位思想家，对人类如何优质地生存，进行抽丝剥茧、富有说服力的分析。他是东京农业大学教授，日本政府的高级智囊，曾受中国政府子之邀为其“农村现代合作社”进行具体地指导。
使起始于德国等欧美国家的新型“农业合作社”，由于中国国情而最终收效甚微。对此问题，我也有过一点思考；要使农民从根本上改善自身与土地和乡村的关系，最重要的一条在于：必须可以真正支配土地的所有权。欧美的农民在契约关系之下，具有与政府合作议价的权利；他们甚至还可以各种合作社的利益需要，决定一届政府及其总统的选票。这一点，中国的农民异常陌生，完全无法理解其中奥妙。这种拿来主义之后，其结果只能是望洋兴叹。
白石先生曾如此描述地里的庄稼：人们应该将它们当成人的生命来对待，只有与种子进行平等对话、关心它的每一成长细节，才能使自己得到与土地、果实的共存共荣！他认为，一个国家要正常发展，必须深刻地理解世界的现代性进程。日本虽早已实现现代化，但对农民、农村和农业，却依旧不可掉以轻心，其人与乡村地位与作用始终不可忽略！此次会面，他给我留下一句话非常提神的话：“一个人走一百步，不如让一百个人都走上一步！”
“让一百个人都走上一步”，是一种民主政治的必然意识，也是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之一。为了“这一步”，今天的人类还在继续付出惨痛的代价。回头看看那个伟大的明治天皇，在推翻了幕府统治之后，在西方文明的影响下，励精图治、革除旧弊，最终推出了一部崭新的“钦定”帝国宪法。尽管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明治还是如同一只寺院里的“木鱼”，为了让自己一个人多走几步，就让“天皇专制”或是“明治寡头”的历史又延续了漫长的身影。
这是我和白石正彦教授的第三次相逢。最初那次是15年前，他在自己的办公室接待了我们一行人。我记得这位大学者在接受两个多小时的采访中，不时要起身展示电子文档，一边还得负责给客人们倒茶，竟然身边没一个助手！但这并不妨碍他给我提供了极其宝贵的日本“三农”的思考与经验。白石先生为人非常真诚厚道。这是我们的第三次相逢，下午他得到消息便冒雨赶来，手里还是拎着15年前用的棕色公文包，并带了一盒好吃的日式糕点。
席散，回住地。无丝毫倦意。夜色很美。上帝眷顾，这个自德川幕府时代就建立，于明治维新时期改叫“东京”的城市，没有被二战的战火吞噬。它存续了下来，成为一种现代文明的杰作。“银座”位于市中心，。据说它起源于江户时代，因当初铸造银币而得名，就是说，它经济驱动的历史产物。当人们回忆它的往事，里头有一份原汁原味的喜悦。“资本主义的伟大”并非空穴来风，其追逐财富的欲望是人性的构成之一，它也是贫穷与败坏的敌人。
苹果新锐与本土经典品牌满目生辉。一种都市现代感呈现得异常强烈，这让我想起步行在纽约的曼哈顿。商业、艺术，文化、时尚，或是哲学与诗歌熔于一炉，它们在这里似乎都存在着自己的维度。其实都同属一个风格：资本主义精神进行曲。丰富，华贵，大气。在这样的审美感觉里，你不会丢失对社会文明最简洁的基本概念。我们就住在银座其中的一丁目与三丁目之间。出色地理，黄金地段，天高地价。瞠目结舌外，只有更多关于日本的想象。
次日上午，东京大雨瓢泼。计划参观奥运博物馆照常，若山先生早到酒店等候，还多出一位东京大学的磯・尚太郎陪同。作为交换生，磯曾在北京大学就读过，中文翻译没问题。奥博馆内的陈设与展览立意，无不体现了日本人的体育理念与竞争意识。第32届东京奥运会举办在即，在这里，个人的创造与民族的振兴，非常有机地连接在具体的奥运历史细节中。而嘉纳治五郎，作为深谙中国“以柔克刚”文化、创立了现代柔道的日本体育先导者。
参观建于1926年的圣德纪念绘画馆，感受显然更多些。它所记录的历史具有鲜明视角与立场表达。讲究细节真实对事件与人物构成的艺术冲击力，并能画龙点睛地表现出其中最核心的社会人文价值。明治时期的家庭、教育、生活，明治的思想、幕僚、团队，明治的知识分子和新型政府——总之，明治时代在明治推动下实现了一个转型的社会。在画家们的生动刻画下，一种属于近代文明的自觉意识，诞生了一个伟大的“明治天皇”。
为观赏这批题材与风格都非常独特的绘画，我费了很长的时间。仔细琢磨它们背后的故事，就会有“一切从头再来”的一种冲动。没有明治打破闭关自守，实现对近代国家的自觉奠基，对未来“脱亚入欧”和再造一个日本，都将只是缘木求鱼。不对文明史深刻领悟，人类对所有记忆都可能是多余的，煞有介事的。我所感叹的是，超越了江户时代浮世绘的标本创作，日本艺术家在以《大政奉还》这样的表现视角，来突出一个政治家与国家未来的关系。
天已放晴。东京都的千代田区霞关，不见拥堵的人流与车辆。当地有华人戏称此地段为“东京中南海”。许多中央机构设立于此，如财务省、外务省、法务省等等，还包括首相官邸。它们面临马路，行人可以随时挨近拍个像什么的。当然，北京的“海”有围墙，里面装的也非一般政府部门，普通人是不可能随便靠近的。中饭后，商务车进入千代田区，停在一座规模超大开阔的写字楼群前。前面不远处，正是我们必须要到达的目的地之一。
此时的日本，包括中国武汉，全世界都尚未有新冠病毒的爆发与流行，不像现在这样到处口罩遮面，核酸检测，防护隔离。而东京凭他优越的卫生与医疗环境，人们更是感觉安然，悠哉悠哉。离会议时间还有大半个钟头，若山先生带着进入一家就近会所。助手吉田香織女士招呼着又点了咖啡、茶和一份我要来防止低血糖的甜点。雨后的清新，屋檐下的嘀嗒声，满院子的树叶金黄；偶尔抬头一望，又是蓝天白云——这样的境况当然让人心生惬意。
宪政，国家文明不可或缺
今天外务省给我们安排了国会观摩旁听。这一项目是一般访问者都很感兴趣的。了解代议制民主政治的人，自然也很熟悉国会的地位与作用。这是朝、野政党进行立法的权力机构，也是代表选民制定国策政策的场所，同样也是执政党及其政府接受反对党咨询的地方。日本的议会制度，在明治维新以后由西方引进。二战后，废除了原来的“帝国议会”及其贵族院和众议院，改设众议院和参议院，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确立了议会内阁制政体。
众议院“灾难对策特别委员会”会议，这是关于如何解决最近台风造成的灾害状况听政报告会。内阁防灾担当大臣武田良太及官员接受了众位议员的咨询与质疑。或长或短，一问一答，各种疑问，反反复复。虽感觉场面时有激烈，但实际上都很理性。这是实打实地听证，行政系统的官员不能马虎了事、草草应对，提问或批评的议员自然也不能搬弄是非、无理取闹。他们遵循宪法办事，都在各司其职，各尽其责。这就是现代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环节。
政府行为被监督，民意要求被表达。选民、选票、选举，公开、公平、公正，一切国家权力的产生都是有理可据、有法可依。没有什么个人或哪种组织可以依靠非法的手段和力量，来随意、轻易或突然地颠覆这种神圣的政权共识。当然，这也是一种在严格的法律框架下的民主游戏。只是在其中玩游戏的人们心中自有尺度，不能随意僭越一种彼此确定的规则。但谁都知道，为了产生出这样的民主游戏，人类付出了多么漫长的努力代价，包括热血与生命。
就是日本，也经历了反复无常的时间变数。从江户与德川时代的幕府政治，到锐意改革的明治维新，再到昭和早期的军国时代，直至实现现代转型的民主宪政。无论如何，今日回顾日本的过去，感觉还是有幸的。尽管遭受一次灾难性的原子弹打击，毕竟没让这个民族在一片战败的失落迷惘中一蹶不振。他们再次像先人一样，或改邪归正，或刮骨疗毒，或吐故纳新，面对着“以毒攻毒”的美国刺刀，毫不犹豫地抉择了近于为民族血管换血的制度文明。
宪政体制的有效性，给这个国家带来的理性的调节与逐渐地进步。而国会、法院与政府以及相应的权力机构，在自觉接受民意与舆论的不断听证、监督下，断无自行越轨或肆意犯规的机会空间。出会场退出后，国会的工作人员又详尽介绍了国会大厦的具体历史、职责、程序、建筑以及与皇室的关系等等。外面在下雨，虽天气有些阴凉，但参观国会后自然有了些意外的暖意。社会有一种整体的文明存在比什么都强，人心也需要大环境的适合温度。
参观宪政纪念馆，也是我们最重要的选择。据本馆小册子介绍：这是昭和45年即1970年，为了纪念日本议会创建80周年，并“加深人们对议会制度下的民主主义的普遍性认识”而修建的。日本从明治维新时期的“帝国议会”，到裕仁时期三权分立的代议制国会，其君主立宪也走过了一段非常曲折乃至失败的道路。历史的进程是由各种不同意志左右的结果，但是，一种伟大思想的启蒙，对一个国家文明强盛的最终归属却是意义非凡！
不同与中国清廷派出赴西方的考察团。在团长、山西襄陵县知县斌椿的眼里，只感到洋人的“器具精洁，肴馔丰美”，惊叹于“烛光照耀，入其中者，目迷五色”。似乎考察的想法也只在改善与列强的当前关系。而日本国的“岩仓使团”，则是由明治天皇倚重的重臣仓岩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以及伊藤博文组成。这些日本的知识与政治精英、维新与宪政的推动者们，所到之处看到的却是对种种文明利器的震撼，是对日本梦想的点燃！
使团成员都兼具非常的个人素质，他们满怀希望和充满谦逊，在向美国等西方国家的仰望与讨教中，获得了改变传统、落后的日本的强大动力！也正是这些人面向欧美世界的文明之旅，十数载追求后的1889年，日本得以正式颁布《明治宪法》，开启了一个国家的宪政历程。尽管这部宪法并未解决“王在法上”的问题，但是，正如马国川先生在其《国家的启蒙》中所表述的那样：在明治时代，“日本议会依据宪法，极力发挥了制约政府的作用。”
当然，一个国家的文明进步，除了制度，还得加上知识分子与公民的始终警觉，以及社会舆论对政府行为的不断敲打！正如前坂俊之先生所揭示的，当年日本若没有知识分子和新闻界的支持，参与对国民进行大量的谎言宣传，使盲目的爱国鼓噪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明确的军国主义互为着力，那场侵华战争与太平洋战争就可能避免或很快被制止！我了解过日本年轻的一代，他们无法接受那段残酷的历史，也极其厌恶战争，只需要有和平阳光的生活！
不管怎样，进入民主自由、人人平等的当代日本，平民们的生活优劣才是社会最在乎的关键点。尽管新皇再出、“平成”更号，“令和”开启，却丝毫不影响新旧政府与全体国民按宪政的规矩向前迈步。对此，我还特意问了一位教授对新天皇登基有何感受，他只是简单地笑答道：没什么兴趣！现代性转型的完成，已根本改变了日本作为国家存在的性质。虽强大的经济体依旧居于世界前列，却再无法形成曾经的侵略扩张意识。昭和时代早期的环境已彻底被改变！
在我看来，“宪政纪念馆”名副其实，其价值与目的性也非常明确。并且，它所展示的不仅是一个真实的日本宪政过程，并且还包揽了世界的宪政史。大概是希望从人类共同进步的维度，供参观者做全面对比、获得启示。的确，这里留下的是一部历史，有探索，有挫折；有抗争，有妥协；有反复，也更有终成正果的持续。倘若没有宪政，西方的政治文明或许不可思议，日本的文明转型也可能一样地不可理喻。要创造新的历史，终归需要一个核心价值。
“森林”，从来不只属于文学
东京居然秋天多雨。下午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同日本文学评论家、国际日本学研究院教授柴田胜二先生会面。原本计划拜见作家村上春树的，却临时说有要事外出了。也许他根本就不想见我们这些文坛外人？因时间安排得紧凑，只能在等下课后才方便会面。傍晚，只有我一人前来拜会。可不能又聋又瞎的，依旧离不开有人陪同。二宫梓女士是这次专职的外出翻译，而吉田香織女士，是研究所指派整个访问期间的工作陪同。到东外时，天被乌云罩黑。
我虽不是什么日本作家迷，但对日本文学有一种特殊的感觉：一个失落的民族，在重新寻找希望时的忧郁、无奈与感伤，让文学承载着。最先接触的作家是川端康成，他的《伊豆的舞女》，也记住“自始至终都带有一种淡淡的哀愁”。纯洁的感情，真实的人性，沉沦的希望，火热的追求，这或许是战后日本社会在复苏中的精神状态。而由此产生的文学，其中更带有一种神秘与不可知的复杂欲望。在当代的日本作家中，村上春树是代表性鲜明的一个。
柴田胜二先生还在课上。他为免失礼让客人久等，便安排了两名博士生在恭候，并引导在校内走走看看。她们分别是来自中国和保加利亚的留学生，修的是世界文学专业。东外大是日本国立大学，外语类也是世界一流。虽夜色朦胧，还是感觉这的建筑有些雅典，楼宇空间内外十分通透；开阔的花园广场，多处可遇几何图形。只是，在此风雨有点交加的时刻，没能足够地保暖，还是感受了室外的阵阵寒意。同学为我撑着伞，拐了几处，包括图书馆。
送我回到原处时，柴田胜二教授已在自己的办公室了。一张国字脸，戴着一副近视眼镜，挂着同整个日本几乎都统一的标准笑容。他说了几句抱歉的话，在翻译的协助下，我们便开始进入正式的会面交流。作为研究文学理论与教学的学者，柴田先生也同时研究像村上春树这样的本土作家，而且算得上是“权威”了。他说自己非常喜爱村上，一直在深入地研究他的文学价值。一个人喜欢另一个人，并着力地研究他的所有，这不出成果都很难！
我提到了《挪威的森林》。柴田认为，当代日本文学中出现的几乎遍及全球的“村上热”自有它的道理。特别由于在日本等东方国家出现的某种“资本主义没落”倾向，给社会带来了空前的忧郁与伤感，而村上的小说适应了许多年轻人对失衡心理的抚慰，那种不断出现的《挪威的森林》般的情调，是包括缺乏现代生活的中国人也期待的精神安慰。他也透视到了中国读者的一份心思，虽然还尚未遇见一个完整的资本主义，我们就已“未经先衰”了？
其实，柴田教授今日谈论更多的不是村上春树。除了夏目漱石，就是那个在现代与传统的矛盾冲突中生存，并始终面对暴力与死亡的诱惑，最终自杀身亡的、个性异常鲜明丰富的小说家三岛由纪夫。这个具有武士道精神，试图以私人武装捍卫天皇和日本传统，希望实现个人完美主义的作家，也以其个体精神与文学特性，对日本社会产生了一段特殊的审美影响。在柴田胜二先生的眼里，日本作家们的性格一个似比一个鲜明，都有自己的某种极致性。
从三岛由纪夫《百花怒放的森林》，到村上春树《挪威的森林》，他们心理居住的却不是同一片日本森林。对此，我请教柴田教授一个两者比较的倾向性问题。他回答说：他们最大的区别是反美与喜美，但又共同对社会的文明具有一种失落感。三岛由纪夫的内心，具有一层深刻的国土被“占领”的耻辱感。而村上春树则不然，他似乎更容易融入西方现代文明，不拒绝全新的反传统的文化生态。以至于他对于当今中国，也有一种含蓄而不激烈的批评。
关于村上，柴田教授还表示说他也喜欢中国的莫言，他们之间大概有着很好的友谊。而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村上也认为是中国作家应有的荣誉。至于自己是否能得到，那是顺其自然的事。他还强调个人应保持有一种尊严，但这并不代表对诺奖没有心仪。日本文学史上获诺奖的只有两个人：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三岛由纪夫曾被四次提名，而被柴田教授归类为“国民作家”的村上春树，也屡屡被提名，却如同中国的北岛，每每终是花落他家。
对于现在的诺贝尔文学奖，人们多少也产生了一种看法的分歧。而中国对此无疑也是最纠结的其中之一。因为斯德哥尔摩几个老头的标准，越发让专业与非专业的眼光都发生了怀疑。而自从有了莫言这个地道的“中国原产”，国人才有了一点自信，官方也有了一些肯定。记得那一次，我还特别邀请了德国著名汉学家、作家顾彬先生，与北大中文系的陈晓明主任就莫言获奖进行对话。我看到了顾彬教授的“崩溃”和陈教授的“得意”。这背后显然大有文章。而“莫言”却成了世界文学的一种“现象”。
2016年见到的浅田次郎，也有一句铿锵有力的话：“不自由母宁死！”浅田先生曾获日本文学大奖直木奖，是“日本当代最有天份的小说家”之一。他的《苍穹之昴》，则是一部以中国“戊戌变法”为背景的历史小说，独特地揭示了中国政治、文化与人性的另一侧面。小说还被成了中国电视剧热播。当时交流也在东京，主题是文学、作家与社会关系的中日比较。作为同行的访问者之一，文化批评家、同济大学的朱大可教授也参与了这次讨论。
而此次，眼前的这位文学批评家柴田胜二又告知我：日本作家即便死也得展露个性。的确，他们无“作家协会”，更木有要朝向哪个共同目标的、可以被统一的悦耳说法。可能在这里，文学才是可以真正体现所谓的“人学”。而人是复杂的、立体的，也是自我的、有独立生命与自由体验的。活着追求尊严，死了也如一炬火焰。无论结局如何，他们都拥有自然与人类的森林——五彩斑斓、阳关沐浴；那种来自社会与读众的礼赞，也是随意与自由的！
由于时间关系，我们无法展开讨论更多相关的文学批评话题。大约两个钟头的交谈，虽感觉对方语速之快，让一旁的翻译未必都能转达到位，但这种穿透悲剧的历史与文学的传神收获，对我已是意外恩惠了！感觉里，作为岛国文学，自有审美的海洋流动性。而她与普世价值的交融，也使自己的某种现代性起伏，对世界文学产生了影响。想中国，需要超越的东西似乎还很多。临走前，柴田先生送了本刚出的《村上春树与夏目漱石》，扉页签下了他的名字。
2021 .3. 7 北京
感觉日本学术的气节
——访日随笔B
苏小玲
存同存异，不辞大义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是日本政府一所权威的国际问题研究机构，而中国问题自然也是其中重点。我们将在此举行中日两方的正式会面，进行学术与思想对话，这也是此行访问日本的重头戏。由研究所牵头的这次交流，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从讨论话题到参与学者，都具有鲜明的现实针对性。中日关系，一直是仅次中美的重要国际关系。彼此间存在的历史问题，自然被不断地被关注却又没让人完全放下心。从制度层面到民间社会，都存在着障碍。
此日是日本的令和元年11月27日。主持研讨的，是日本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日中关系问题研究者、早稻田大学教授天儿慧先生。其他几位分别是东京大学的川岛真教授、法政大学的菱田雅晴教授、津田塾大学的中村元哉教授以及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角崎信也研究员。这是一个颇为可观的学术阵容，即便是搜索中国的百度，也可以看到这其中几位学者的活跃身影和在相关领域的影响力。一句话，东道主是非常认真地对待和筹备这次思想对话的。
当我和常凯教授到达会场时，日方诸位已在等候着客人。他们全部着的都是清一色的西服，正式而端庄。除学者外，还配有俩位高级翻译、三位研究所事务局人员及现场记录员。会议室的标签、资料、书写工具等也都相当齐备。每一次与日本朋友会谈，不管是集体还是单个的，都会感觉到对方的郑重其事，一丝不苟！此番周全安排，体现出对我方到访的重视。他们，可属那种善于抢时间、重程序、讲效率的现代族群，公务更是行事规范、态度严谨。
已近“随心所欲”之年、头发花白的天儿慧先生，看上去容无秋色，神采依然。一段不短的开场白，表示了对中国朋友的热情欢迎。这位被外界称为“日本头号中国问题专家”的历史学家，对中国问题的关注是多方面的。从他所撰的《中国是威胁吗？》《中国——脱变的社会主义大国》《邓小平》《中日交流的四个半世纪》 《现代中国——过渡期的政治社会》及《等身大的中国》等著作的书名上看，就大约知道他对中国有多么深入的关注与研究。
天儿慧是一个喜欢谈本质问题的学者，开门见山地提出两国之间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概念不一致，信息不对称，国家理念、根本制度与现代文化的差异，都使双方无法在某些关键问题上形成共识。这些年彼此交流虽不断，但学者间沟通也有较大局限性，流于表面化。他认为，日中之间尽管还存在许多问题，但更应该看到双方共同点或对彼此的再认识。并且，他还特别强调历史教科书的问题，作为教材核准负责人之一，他为还原侵略真相竭尽着全力！
中日文化同源，儒家仅存的某些优质传统，对亚洲人特别是学者还是有着结实的心理影响，尤其在日本社会，某种传承令人叹为观止！天儿慧教授是坚持客观看待历史、理性研究中国，并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的学者。他极力主张“求同存异”与“互利共赢”。对于在中国特别纷扰不尽的历史教科书，他今天告诉我们：虽有七个报审的相关不同版本，但文部省在最终审核并通过入编的课本中，都未改变“侵华战争”这一基本的事实，这属于历史真相！
无须讳言，日本存在的极右翼势力，也多少阻碍着中日的良性互动关系。在对中国问题上，或出于复杂的“东京审判”历史背景与战败心理，他们不情愿承认那场战争就是侵略行径，或为这此危害世界和平的军国主义扩张行为做辩护。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出于政治智慧而保留了天皇的象征性地位，就可以使其战争的性质有所改变。日本的知识界主流认清了这一点，而日本的绝大多数民众也是更加趋向理智思考的，他们同样现实地承认了这一点。
为让日本的年轻世代也了解这段真实历史，使国家能够持久一种文明的思维与生存方式，作为日本知识界的一种良心，天儿慧等一批学者坚持对历史的尊重，在教科书上很下功夫，客观真实地表达自己的历史观念、人文立场，为年轻一代提供国家以往清晰的教训与经验。实际上，他们为此付出了几十年的艰辛努力，这一点许多中国国民也未必了解。而日本实现了现代性转型，成为一个全面更新进步的民主国家，大多数中国人更是未必完全清晰。
若回头再看，日本民族从来就善于向外借鉴。举一我福建闽东老家的典型史例：在霞浦市郊赤岸村，至今供奉着一尊日本僧人空海法师的塑像，每年有大量前往的日本朝拜者。这位公元8世纪的遣唐使，在中国长安学习佛教经典，并将佛经典籍带回，亦将佛教本土化，推动了日本的宗教助国的文明。至于较近的近代史，其开放与进取的程度就更是蔚为大观，令人为之瞠目。而相比之下的中国，自大、封闭或对抗、警惕的历史，构成了消极的形象。
学术，该走出象牙塔
菱田雅晴教授，以《日中关系改善中的情绪对立与克服》为题，道出了日中双方政府与民众间关系的不稳定性。他今天带来了精心制作的PPT文档，精准地解读了发生在两国变动关系中受影响的情绪与态度变化。从年龄、性别到身份、阶层，从历史问题、现实事件到政治差异、国民感情，菱田的对照分析非常详实，很具说服力。其中两张PPT图片，即两国领导人在不同时期、不同会面场合的合影。而某种表情颇具代表性的提醒，可谓意味深长。
菱田先生曾对外表示：“政治可以妥协，经济可以再建，但感情伤了却很难办！”这里所指的“感情”，应该是民族间与国家间的。但现实中，人们的确也无法完全判断、更无法左右政治人物的决策思维与情感走向。日本的国民可以通过媒体和国会开干预朝政，而中国的民间意愿只能停留在民间，所有最重要或真实的情绪都只能是情绪，它也很难构成理性的力量来决定国际间的某种关系。即便爱国的情绪，也只有在文化或政治的有限边缘上溜达。
那种符合学术描述的国际关系的表情，大概并不属于真实的中国。这一点，我不知道在座的日本学者们是否已有过推测？但起码，他们会毫不忌讳地告诉客人，自己对政府或首相的态度是喜欢或不喜欢，也可坦率而公开地批评安倍的各项内外政策。当我们进入交流环节时，涉及到双方文化与政治语境的不同现实，就会发出某种会心一笑，包括翻译在内的所有人。知识分子出于对社会的特殊敏感，有时也会给自己提供某种特别另类的诙谐空间。
菱田还谈及一个他观察到的重要现象：日本国民对中国的感情，已从战后的好感变成今天的没兴趣或接近反感，当初那批年轻人如今变老了。但虽如此，他们还是希望日中关系有更好的转化。日本国民的整体，从情感上不喜欢中国，却在理性上指望日中关系保持和好。而虽中国对日本好感的人数在增多，在日本却没有什么变化。作为学者，他希望双方都能继续“接触理论”，通过媒体宣扬、信息传播、人员互访等多种形式来改善彼此间的感情互信。
我发现，菱田教授也很在乎“中国逻辑”与“世界逻辑”的关系问题。似乎他认为，在日中之间，尚缺一种正常的国与国间的思考关联。或者说，如果仅仅局限在一个国家与一个政党之间的关系互动，就必然会产生不稳定与不确定的结果。再者，威权主义加实用主义若过于强势与凸显，而不讲究一种现代政治的妥协艺术，也将导致国家间关系的异常。而民间的民族主义也会随之而泛滥。不过，这只是我个人对他零散观点的一种归纳，并非他的原话。
这么多年有种困惑：中国的普通民众，对日本社会的了解似乎多止于表面，而知识界某些明白人虽几十年在努力，却也无法揭示深层原因，使学术探讨也可能局限于表层的所谓“专业领域”与应景局面。最近这几十年里，中国依靠开放改革的动力，吸收了全球的金融和利用自由市场，飞速发展使自己超越了日本，成为世界的第二大经济体。在这种奇迹般“巨大成功”情形之下，人们无法了解中国所付出的实际代价，或客观对待发展背后的社会重压。
常凯教授的发言，从中日交流现状、问题、方向、策略以及劳动领域的互动进行了回顾，提出了看法。他认为，自实现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与科技等援助十分可观，作用重大。但长期以来，许多民众似乎并不愿意去了解日本，包括对方客观的大力援助与支持，他们似乎只有一双很民族的雪亮眼睛。对此我也有同感，凤凰网也曾以《中国现代化离不开日本支持》为题，整理发表过我的相关观点，也遭到某些网民所谓“汉奸”的猛烈攻击。
自1979年始，日本对华援助近2900亿人民币，占对华援助的66.9%，是中国最大的援助国，中国从日本一共贷款了2000多亿人民币，实际中国使用是1.9万亿日元左右。而40年来，日本援建了359个万吨级以上大型船舶和码头、3842公里铁路电气化、中日友好医院、首都机场二号航站楼、上海宝钢和虹桥机场桥……在非典期间，又援住医院131家并提供免费疫苗，派专家培训研制疫苗；汶川地震，日本政府也捐近500万美元支持灾后重建。
这些数据应该通过宣传，让更多国民有所了解。这对努力建立全新的和睦紧邻关系，化解两国间的某种怨气、理性地淡化历史仇恨，着眼未来携手发展，都具有实际意义。常教授也认为，日本在文化与教育等领域的支持方面还相对欠缺。随着中国经济巨幅增长，彼此应该扩大交流，并尽可能从多方面拓展互惠。日本一些成熟制度，实际上也是适应于中国的局部改革，其中包括政府服务职能的转变、社会的劳动法律关系等等都是可以进行对接尝试。
曾先后在九州大学、东京大学、北海道大学等任教的常凯先生，对日本的情况了解比我丰富得多，对中日间交往存在的交往问题，也自然多有细心的观察。他认为许多重要信息的不对称，导致两国间出现误解与误判。而中方表现在民间的最大问题在于：“纠结历史，无视当下与忽视未来”。常凯教授还强调了一个问题的长期存在，即中方民间惟有单方面的不良历史记忆，有意无意地忽略了日方长年的友好诚意，这也必然影响到现实中日关系的推动。
常教授的想法，也说明了一个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向现代性致敬，向西方，特别是日本学习，正是我个人这些年不曾动摇的想法。十几年间，接触了社会不同层面的角色、对关于日本的观察了解，使我对这个国家的印象从很差到很优的转变。差，就是军国主义与国家主义的甚嚣尘上，几乎接近毁灭了日本这个觉悟极早、隐忍极深、慧根极佳的伟大民族；而优，当然是恢复正常理性的历史表现：实行新“君主立宪”，接受现代政治理念彻底转型。
中日二位学者的发言，也让我联想到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尽管两个国家之间一直摩擦不断，有时还掀起滔天巨浪，但是，人们似乎基本感受不到双方学者为此在忙绿什么？学术当然不是大众化的关注选项，可作为与国家生态相关的中日关系文化研究，的确不应只是象牙塔中的自我欣赏之物。对历史的变迁、现实的进步，这其中一切重大的客观变化，都需要给社会大众释放足够的真实信息。否则，宝贵的学术探索，只可能是极少数学者的“自娱自乐”。
尊严，是人类共同的追求
著有《中国近代外交的形成》，也为中国的外交界、学术界所熟悉的东京大学川岛真教授，今日的话题可谓直截了当，涉及的日中历史应如何准确评判那场中日战争？他甚至提到了对“满州事件”与“918事变”以及“南京大屠杀”具体客观的分析评价。正如外界评价的那样：他是安倍晋三“21世纪构想恳谈会”中“最中立务实的亚洲事务与中国问题专家”。从外表看，川岛真就给人一副精明能干的印象。他也是近年来中国学界受欢迎的常客之一。
在川岛真先生看来，日中历史至今依然存在关键的认知共识问题。在快速的翻译中，我努力地感受着他的想法：对日本的历史、教育、社会、媒体，人们应该从中去检讨自己，找到研究问题的正确路径。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对照和了解中国与世界。他似乎正在努力将日本史同中国史和世界史融为一体，以此重新研究近代史？他还认为，日中之间需要一种健康的历史文化交流。虽说审查历史教科书是困难的，也有其敏感性，其中还包含右翼的阻力。
双方研讨间的一次合影
客观上，我感觉中日之间短期能达到多少理想的共识是不易的。而在对待国家现实与国际关系的问题上，双方的理解也是存在角度的偏差。抛开历史问题不涉，意识形态的现实纠结就够让人们喝一壶的。二战后形成的新型国家价值观与“日美同盟”的军事态势，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影响中日间关系的“文明冲突”。这复杂三角关系，还触及到重要的地区战略与安全平衡。既不慢待远亲，又要热络近邻，这种矛盾，中日学者当心知肚明，故显任重道远。
中村元哉，原津田塾大学教授，据他说正在调往东京大学。这位感觉特别消瘦的学者，研究中国也颇有影响。他对中国的研究相当具体，此间交流的是关于“人的尊严”这一重要主题。他以中国文化与哲学为切入点，参照了人类文明史的背景。他从威严、威信、权威、品味进行历史事实的“确认”，再以“国家的尊严”、“民族的尊严”和“宪法的尊严”的实践维度，给予全方位地剖析中国的尊严与现代文明的历史观，或叫一次人权发展的全观察。
当然，在中村教授的阐述中，并没忘掉《世界人权宣言》作为更大的宏观背景。在他的学术感觉里，1948年中国学界曾用“解放”来解释“尊严”这个概念是并不准确的，也许更适合解释为“有体面的生活”。这一点，我是赞同的。虽有了“国家与民族”的尊严，但并不意味着个人的尊严就能同时得到保证。客观情况是：人们在法律意义上的公民权也普遍都不具备。这与日本等现代性国家相比较，的确存在一种社会政治文明上的明显差异性。
中村还提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颁布实施，与落实人权和尊严之间的重要关系、意义。实际上，“人人生而自由，在尊严和权利上一律平等。他们赋有理性和良心，并应以兄弟关系的精神相对待。” ——由联合国1948年通过的“人权宣言”内容，似乎给新的政权准备了一份极好的国家文明指南。可惜，由于历史文化的局限性与个别领导人的现实错误决策，使一部宪法最终无法推进宪政、如同虚设，使人之“尊严”陷入文革的难堪境地！
中村教授还提出：尊严和人权是什么概念，这是目前各个国家都在面对和讨论的问题！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所谓“生命科技”的产生，是否已涉及到对人的尊严的伤害？显然，作为学者，中村关注的人权与尊严，是一个全世界范围内都具有的现状与趋势。他还认为，中国作为新崛起的大国，可以提出“全球性”的问题。虽没对具体问题展开说明，但可以看得出，他对一个经济总体量超过日本的中国，希望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更积极的作用。
我个人有种并不确切的感悟：要让西方（也包括日本）的知识界从骨子里承认中国，似乎并不容易。在我接触的国际学者和知识分子当中，他们非常在意的东西依然是自身的文明传承，而这种“传承”本身又兼具“现代性”。也许从学理上，他们也非常欣赏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但历史归历史，中国人并未将古老的文明遗产进行去粗存精，再像欧洲文明那样，经过若干革命与文化的强烈锻造或洗礼，成为现代人类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思想价值营养。
显然，当今世界面对中国高速的经济发展态势，也并非没一点根本的改观，甚至还有某种程度上的羡慕或忌惮。这个昔日强大称雄的东方帝国，因骄傲自满并闭关锁国而最终衰败，直至成为积贫积弱的“东亚病夫”。可现如今“病夫”痊愈，似乎恢复了以往“力大无比”的壮汉身姿，且有了自己明明白白共谋人类未来的说法，谁又能不予以高度重视或能掉以轻心？但中国人自己也必要理解，财富是文明的构成却非惟一，优越的价值配置却必不可少！
价值观，可靠的关系元素
日本国际问题研究所的角崎信也先生，虽是最后一个发言，但提交讨论的问题却是满满当当的！他给我印记深刻的是第一句话：“我原以为一直是做表层文章的，却不知道（今天）已接近深渊！”从这次双方交流内容看，的确有面对现实、实事求是的对话特点，尤其是处在彼此进行意见交换的环节。确信翻译是准确的，大森喜久惠女士是我见过的中文讲得最标准、最流利的日本人，她也曾是安倍首相在华时与中国国家主席会面的日语翻译。
角崎教授明确阐述“新时代”这个概念。他回顾了二战后的日中关系，是一直处于不稳定、不正常的关系持续中，其因在于牵涉到历史、领土、台湾及意识形态等等问题。自1976年后双方才获得改善的机遇。其中最重要的几个动因在于：拥有了共同的敌人——苏联；中国对美国政策的需要——钳制美国；对经济支持的需要——日中已是伙伴关系；领导人的偏好——价值观；两国领导人的信赖关系。这些看法只是我的现场抓记，未必完全到位。
对“新时代”，角崎也给出了五个相关特点的描述：一是中美关系使日中战略地位提升；二是习先生在党内地位的趋于稳定；三是日本经济下滑、美国压力增加而欲改善日中关系；四是在习执政后，民族主义不良影响有所控制；五是中国对舆论的强化，对日舆论也在改善。他还认为：日本不再是中国人怨恨的对象。并且，一旦日本的存在被感觉“微不足道”了，这还将有助于进一步改善日中关系。角崎先生的观察与研究功课做得也够切实！
角崎对当下的中日关系结论是：中国政府求大同存小异，而对主权、对关系都需要。当然，他也并不回避现实问题，而是指出了可能存在的关系风险。比如新一届政府的稳定性，中美关系以及台湾问题。而台湾又是重中之重，风险最大！他对此表示，如何避免日中风险的发生，是他们一直关注的问题。现在，实际上还只是领导人和媒体在发挥作用。其实，两国的民间社会、知识分子间的交流互动也都非常重要！我觉得角崎几乎把能想的都想到了。
全场学术报告与思想交流下来，难免让我觉有点马到成功之喜悦。这是我自己一直期待的、双方开诚布公的又一场坦率对话，时间长度也将近四个小时，气氛也是严谨中带幽默，紧张间有轻松。偶尔，我也会插上一个中国的小故事调节一下，使得彼此更加自如亲切些。我被安排在最先发言，这可能是出于某种礼仪或尊重的需要。而我，也许是很期待这般打破拘谨而又平等的交流，对方又有非常值得尊敬的前辈，既感到某种受宠若惊又觉得如沐春风。
我的交换主题是“构建中日未来新型关系的可能性”。的确，中日纠结、气不通顺，形成了某种硬疙瘩。我此次访问也想告诉日本学界的朋友，今日中国尽管有优越之处，却依然需要“以日为师”。在实现国家的现代性指标中，中国还有诸多短板急需补就。从普世的角度看，如果把中美关系视为“远亲”，那么，中日关系就是最具交往价值的“近邻”了。这里，中日文化同源值得追溯，而日本成功的社会转型，更是不可忽略的现代国家的流变样板。
自近代始，中日彼此就有了文化各自不同的流向。一个国家的走向，往往取决于它的知识分子和政治人物的理想与意志。当人们将日本的明治维新与中国的洋务运动及戊戌变法相比较，就能明显的看出变革层次的差别与局限。在日本的政治上层，可以吸纳像福泽谕吉这样高屋建瓴的思想家们的治国理念，甚至吸纳林则徐、魏源等中国人有限的“放眼看世界”的著作观点。可是，清国的统治者并无这样的眼光、智慧与魄力来亲自变革中国的历史面相。
《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已签订40余年。本人以为，尽管彼此间没什么大风大浪，但是，两个国家间也并未真正建立起完全的近邻互信。或者说，这种关系依旧是表层的、脆弱的，经不起风吹雨打的。政府与民间都存在不时紧张、偶尔冲突的非正常状态。历史教科书、诚恳道歉、靖国神社、钓鱼岛等，时常成为矛盾突发的导火索。针对这些问题，其实双方都缺乏有力的解决方式，或没能完全给予厘清其中原委或错误，包括文化的理解与对事实的尊重。
或许，更深层的原因还在于：我们之间无法实现在价值观、实体政治层面进行平等、完整、有效地对话现实。同时，日本的极端反华力量与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都多少在维持或升级着彼此的冷漠。在中日合作中，似乎也更多集中在人口老龄化、能源、环保与经济上，从而忽略了对更深度的其他关系探源，对现实文化与制度的优劣比较，对领土问题的排疑解惑等等。没更本质地揭示与更高度的认同共识，要达到切实的政治上互信显然是困难的。
知识分子，使命依然
针对2016年访日，我曾撰写了《中日不应再成敌国》和《以价值理性推动中日外交》两文，亦被多家媒体和智库转载。而这其中观点也还是我今天要继续阐述与强调的，因两国交往的基本格调、格局并没改变。双方通过观望、警觉、冲突到接触合作的过程，虽改善了彼此一度冷淡的关系，但这种被动应对并不能从根本上冰释前嫌，全面清理历史负资产，建立新型的中日关系。而国家体制和社会价值取向，无疑也是彼此解决本质问题的重要障碍。
时间已过去近六年，虽在中美贸易战的剧烈冲突中，中日关系并没遭到瓦解，但问题是，日本在中美发生的准冷战之间，将面临着“选边站”的现实考量，这是在中日美关系中回避不了的现实矛盾。美日是利益盟国，中日是合作邻国，“兄弟”关系当似乎重于“邻居”关系。价值亲情显然占有绝对的关系优势，这也是日本自二战失败后的最大成果——改弦更张，重新解决了自己要向何处去的国家问题。今天的日本人几乎没后悔他们前辈所选择的道路。
然而，如今的国际形势将有可能使日本进入更为难办的状态。从外交现实出发，一向务实的日本政府，需要左手抓住巨大的中国经济市场；而为持续自身安全，却同样需要伸出右手牵住美国的政治庇护。这种平衡的技巧难度似乎越来越高。因中国从多个角度打破了自己的沉默，其中就包括南海的主权以及解决台湾的统一问题。这在日本等亚洲国家的眼里，几乎是不能被接受的事实。未来如何平息类似和可能的冲突风波，却十分考验日本的外交作为。
几年前，我有幸在东京曾与历史学家前坂俊之先生有过一次交流。他对人类文化差异的矛盾有着深刻认识：“不断制造出认知差异与交流隔阂的这一民族优越感，不管是那哪个民族都会有。”因此，认定本国本民族文化最优，而蔑视、排斥他国他文化就“形成越加突破底线的价值标准”。冰冻三尺，要溶化这样的矛盾实非一日之功。即便从文化入手来解决历史与政治的现实问题，也是一个十分棘手的繁杂工程。单方或单一的力量绝对无法奏效。
但中日面临更紧迫的，既不是历史共识，也非文化差异，甚至连经济都是退而求其次的问题，真正现实的却是政治甚至是军事的安全问题。在中日美各自规划的“印太战略”及其竞争中，日本似乎是被夹的“被动”角色。他不像中美，自有较大的对区域秩序的建立与把控优势。而拜登政府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能对遏制中国偃旗息鼓，中方也绝不会在南海等争议问题上逆来顺受。那么，日本将如何或左右逢源，或自当“筹码”，或与中国共同开创一个亚太新局面，都一样压力山大！若能充当化解中美矛盾的角色，那也一定是开创了奇迹！
我们的希望是，除按官方推动、民间传统模式使劲外，中日美三方知识分子，似乎应承担起更多独立的责任。而这种现实自觉与历史使命，在两个国家角色发生巨大改变后，其客观价值就非同一般。尤其是清醒、理性，有前瞻和当担的专家学者，既无国家主义的制约，又无民粹主义的羁绊，或更可从人类和平与社会文明的视角，来为一个利益共同体提供更为客观超前的建构思路。中日间，更应加强对话、寻找差距与近似，促成更多的合作和进步。
客观上，影响国际进程的还更多是政治家们。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命运前途。知识分子的首要职责，当然是尊重事实与规律，探索问题与思考方法，并充分表达自己的公共影响力意见。涉及到国际间的关系问题，他们也需要有自己的立场观点，但更应该从人类共存发展的角度，并非单纯从一国一族的利益出发，这样才配得上知识分子的彻底良知。中日关系的维系与发展，同样需要这样的良知，即探寻出人类关系价值最优的推动思维。
研讨结束，相互道贺。天儿慧教授在总结中认为，这是日、中学者之间一次高水准的交流。对此评价，我们自然很是欣慰！大概，在交换观点时没太多的拘泥，想法直来直去没什么欲言又止，或激发了某些关系观察的兴奋点。当然，或还可能主人出于礼貌？但不管怎样，不论针对历史还是现实，涉及的都是真问题；矛盾不回避，表里如一不应付。像这样的知识分子间的务虚动作，显然到处都在发生着，毫不特别。留下时刻的，只是对某种常识的尊重。
美味的晚餐与再叙
之后，主人安排了极为丰盛美味的晚餐。一屋子坐得热热闹闹。我喜欢日本餐馆里的红灯笼，小巧结实而不夸张；那种适度的光亮，对着进进出出的人们，似乎有种人在旅途的安慰。晚上，大家意犹未尽，依然话题不断，气氛极为融洽。可以感受得到，天儿慧先生和他的同仁们对中国客人可谓真诚以待、推心置腹。我们彼此都希望能建立一个日常通道，利用知识界及社会民间的能量，积极进行不中断地深度沟通，促进中日关系的更上一层楼！
结束了正经公务，接下来就完全放松。大家话题东南西北，彼此自在交谈。清酒、绿茶、果汁频频碰杯，说说笑笑颇有回到过日子的感觉。白天会谈间一丝不苟的俩位翻译，晚上一派笑容可掬、谈笑风生。我借此机会很赞了她们了不起的专业能力！可大森喜久惠女士很是谦逊，说是我的思路言语都很明确清晰，给了她一个很好的翻译前提。各位看着我们一阵相互吹捧，更添其乐融融；另一位翻译陈羚女士则是华裔，异国遇乡人，自然也是倍感亲切。
每一次访问，都会发生这样具有亲和力的场面。每当此时，我都会自然去想：中国和日本，历史相近，文化同源，甚至连文字都曾是共同的，本应形成亲密无间的近邻国家关系。即便曾有过冲突，乃至发生过战争悲剧，但风雨过后，更该珍惜彩虹，在文明的坐标上相互趋同，成为亚洲世界实现国家间、民族间和社会生活间彼此给力、共同繁荣的一个表率，而非因历史、领土问题以及陷入国际地缘角逐，成为不稳定的、潜在着冲突风险的近国邻邦。
2021.3.12 北京
盯住人类“进化”的细节
——访日随笔C
同外交官的互动小节
苏小玲
外出访问，最累也最意愿的活计就是说话，说各种各样的话！而几乎每一次，接待方也都安排得很满，这自然是要努力满足客人的交流愿望。对此，我自己也是乐此不疲的。有人说，人这一生说出口的，十有八九是废话。我也坚信这一点。但还是要对人群进行一定划分。若类似学者或知识分子，可能相对废话要少点，因看重的主要是书面表达，就多了一份深思熟虑，而少了信口开河的风险。但即便如此，道出来的，也还是难免含杂多余的“废料”。
这个中午，我们被送到一家有点神秘的会所。里面的陈设挺豪华，据介绍是以前保留下来的贵族府邸，现在用来接待一些所谓贵客。外务省中国课的官员丸三浩一先生和森下裕香女士来了，我们在此举行午餐会。在日本的每一个第一面，彼此都蛮毕恭毕敬的，一开始也一定是正襟危坐，真的装的都会有所拘谨。若遇上太矜持的主人，那你这客就只能盯着对方、竖起耳朵全神贯注了。即使再美妙精致的本土日料，也可能变成一样样道具摆设缺了味儿！
还好，他们都是外交官，我们也非“省油灯”，打开话匣子后彼此就自然地卸下“伪妆”。虽是吃饭，但毕竟还是工作会面，没能太放松。嘴里一边咬着牛排，一边还得控制节奏、留出口来随时应话。先是交换了中日关系的现状看法，对未来的某种前瞻，随后便进入坦率的问题关注。其实，即便我们不说，他们也很清楚中日之间存在的主要症结，而且似乎是历届政府都难以解决的。比如双方的偏狭的民族主义，或是日本的“极右”与中国的“极左”。
这些年，我个人也一直在关注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交往瓶颈。日本最怕中国拿历史说事，而中国似乎也担心那个几乎鸟不拉屎的钓鱼岛归属。当然，彼此还能起风波的就是政客参拜“靖国神社”——这种夹杂着政治的传统文化，让日本历任首相忧心忡忡。历史与现实，政权与民意，往往都因此而交织在一起，导致日本国内与包括中国的周边邻国的抗议声浪。感觉自小泉纯一郎之后，这一面有所节制与消停。但如今，来自外部的新的冲突却又在形成。
因丸三浩一先生他们会中文，交流对话就可更直接。四个人聊起来也节省不少翻译的时间。不过，我突然发现，也许职业的训练或习惯，在此种时刻，他们表情差不多都一个样，连微笑掌握的尺度都很相近。当然，我不明白的是，在面对欧美客人时，还会是一种怎样的“表情设计”？这并非全是我的敏感，而是中日之间对文明的理解早已发生了分离，既与传统的儒家无关，又和现代的礼仪无涉，彼此的佛教与神道也是少有一种行为的认知与交叉。
作为一个常人，我总是力求与人交往的坦然与率真，就如自己的写作态度，努力剥除一种文字伪装，让人尽量明白你所表达的。矫情使人不适，夸张令人反感，而虚伪，则更是一种没任何力量的精神耗散。作为异国客人，我也是极力往正常的人文关系靠拢，如同处在自己的国度里。虽社会语境不同，但平时真诚却不可丢失！只要是人类之间的正常事，我以为无需太多的掩饰，你只认定自己的角色，并按这种角色的坦诚去应对或服务于对象的存在。
至于今日的对象，我也设想他们只是按部就班例行公务，被指定或委托同客人们打可能一过性的交道。这属于瞬间概念，缺乏可持续的关系张力，其实这是很无趣的。或许客套的东西被置于首位，主题也被早早地简单设定，即便你想有意地扩展或扭转某种有意义的话题，人家也可能只会应付一下，不影响或改变他们既定的方式或简洁的目的。他们可能也会表现出友好的感觉，但这并非私人的可亲可近的自然流露，而是一种工具理性推动的表情结果。
感性太多当然不是一个学人的好习惯。其实，自己也并非纯学者，而只是被迫在历史研读中寻找真相，在各类有识之士中耳濡目染，并在实际中确证人类的某种重要的常识。好在，并不古板的丸三浩一先生，忽然用把握恰到好处的幽默，使彼此太过正经的气氛有所松弛。而森下裕香女士似乎也很默契，通过对这种幽默的演绎，扩大了它的效果，使在座的全被笼罩在笑声里。比几位都年长的常凯教授，平时感觉不苟言笑，此刻也火上浇油，点燃气氛。
外交官，最紧要的使命，是作为和平的使者化干戈为玉帛，不断促进与外界的友好关系，属于典型的“和事佬”角色。这些年，与驻华外交官多有交道，深感其到位的友善和教养、礼节与尊重，也不论秘书、参赞或是大使。而日本的外交官们，似乎更能融入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中。宝贵的是，有时候还学会了忍辱负重。他们不断地了解人们对日本政府、民众及社会的观感，包括对他们首相的看法，目的就是一个：为及时纠正或解决现实问题获得依据。
与外交官员举行午餐会谈时留影
谈话渐入佳境，筷子与嘴巴也变得多一点利索。我们聊起了外交大员们的不同风格，也同时涉及到制度与文化差异的影响结果。我问起对中国的看法，对方谈起了改革开放与韬光养晦的成功。似乎无论是谁，他们对邓小平的策略都有深刻的记忆。或许也是他最强调中日交往中的“政治原则”，即历史阴影未完全消除下的“霸权”复活与警惕问题。显然，这种意识，实际上也是横亘在中日之间一道不小的障碍。只是今非昔比，担忧的对象正在反转。
中国的确已变得很强大，起码在经济增长的块头上可以压倒一大片，这可以从国家的角度来理解。但我向来就认为，退居世界经济体第三位置的日本，根本就没改变过自己稳固的强国地位。他总是一副谦逊地站在那儿，如一个认真的观众，看老大与老二如何表演。显然，他也并未完全放弃自己随时登台、扮演重要配角的准备。只是，在价值取向与利益权重之间，日本政府或国民的纠结在所难免。他们将继续费尽心机或运筹帷幄，力求不动摇文明的角色。
中间虽无一个美国人，但中、日、美之间的三国故事，却总难免要被提及。自然，外交官们对这样的关系，会比之做学问或写文章的更加务实。在近年来频频接触的日本外交人员中，我发现更多属于他们的是理性与冷静。甚至我在提出对某种“站队”的焦虑时，对方也只是咧着嘴或表示要“继续观察”。日本不想成为中美关系间的棋子被轻易挪动，而也许只想谈一种恋爱，保持一层三角关系。尽管看起来感觉有些暧昧，却是最实也是最优的选择。
作为政府的主要对外关系群体，外交官们的口径大体上是整齐划一，或张弛有度，有些感觉能透的事也会守口如瓶。不像我们这些人，相对会随意得多，更多时候只是个人身份，而不具任何权威机构的代表性。当问起近日的收获，我们都表示挺不错的，尤其是与学者们的交流碰撞，不时也能火花冒溅，获益非浅。快结束时他们告知：日本政府也正在推出一个计划，欲实现若干年内有三万小学生与中国互动的庞大教育。这当然是件造福未来的大好事！
当然，就丸三浩一先生这样的角色，也并非可有可无。外务省的职责定位应该十分严格，丁是丁卯是卯，各种职能彼此不可替代，不走闲棋不置废子。而每一个环节，都不会随意稀松，都能支持外交的高效运作。或也有某种“政治裙带”，但官员则属精英阶层，全凭真本事吃饭。为此值得一提的是，六年前在东京同我们举行过午餐会谈的，正是随后担任外务省官房长官、眼下新任日本驻华大使的垂秀夫先生，一位令人尊敬的外交官、中国通和出色的摄影艺术家。
仙台有人没有仙
11月29日上午，在研究所的具体安排下，我和常凯教授以及翻译宫二女士以及吉田女士一行，踏上了东京开往仙台的新干线快轨。一边列车在飞驰，一边也自然就想到北京地铁1号线和13号线，那里也曾有日本的援助。当然也联想起美国来：因只有高速公路、“一条高铁也没有”，连地铁全都那样“破旧不堪”，而曾被我国内同胞所嘲笑。这显然缺乏现代史的基本概念，也很缺失一种社会文明常识与国家的历史感。问题自然出在思维方式上。
快进市区时，脑海里即浮动着当年的景象：一个与我今日一样的深秋，他从东京出发，第一回抵达这陌生之地域。“仙台是个市镇，并不大；冬天冷得厉害；还没有中国的学生。”——在1924年那篇《藤野先生》里，鲁迅先生这样写到。这一文，可见鲁迅“进化”的重要关节，开启了个人的精神史。求学探知，实现理想，这里成了关键的转折点。为此，当地人在旅游宣传上如是说：“中国文豪是在仙台留学期间决定弃医从文、从事文学活动的”。
这位太有性格的先生，也被赋予了太多的意味与想象。鲁迅曾经或将会一直被人们拿来做各种历史或现实的比较。比如思想文化贡献上与胡适比，文学成就上与林语堂、梁实秋以至他自己的兄弟周作人比；而在政治上也没少与苏联或欧洲的文艺左派们比。故去与尚存的，赞美与批评的，高高和低低的，是是与非非的，都围绕着这么个矮个子、留胡子、穿长衫、写汉字的中国人继往开来。而我，也遇上当下某种为先生而存的悲情：看不清这人世的一切！
作为一个貌似的作家，却也曾无法理解鲁迅的博大精深，并也想了解其弃医从文的“有力证据”。我终于到达东北大学，寻找旧医专的蛛丝马迹。医学系的纪念馆员，也如一个证人，为来者不断追溯真实的鲁迅。那些陈列品中有作为“清国学生”的成绩——如他自己所记：不怎么样。但文中有一处已令我感触特别，他将自己分数上不了60分，归结为“中国是弱国，所以是低能儿”。如此个体与整体间的命运关系自觉，就能说明一点他抉择的必然。
东北大学(原仙台医专)中的鲁迅先生雕像
我们进入了被保留的一个阶梯教室，间接地感受一下当年情形：周树人作为惟一的中国留学生，端坐着听藤野严久郎先生的授课：骨学、血管学、神经学……同时，还可以进一步联想：那个很有主见的学生，待了一学期竟就改弦更张，将在国外学到的解剖人体的手术刀，用在了对自己的历史文化与民族灵魂上。在日本，就有人说他受了达尔文与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影响，而后来的文学创作又受益于俄罗斯文学。不论谁说怎么说，或只能是参考而已。
对《狂人日记》，中外都曾投入大力研究。对“狂人”解读不同，想法与结论也有大相径庭的。按鲁迅自己言，这里面有尼采和果戈里。但不管是“超人”意志还是“忧愤”疾病，都不能掩饰鲁迅对时代的一种茫然与痛楚。他是试图“救救孩子”并救救中国的。恰巧写字间，厦大的文学理论家俞兆平教授发来对“狂人”的“探秘”，反对指鲁迅为治愈的“被迫害妄想狂”！俞文委婉以驳，结论似乎得当：鲁迅知穆勒晓严复；对人类之自由，国族之群、己，其权利与利弊亦界限分明。
不论学医还是从文，鲁迅都未能实现或改变自己想要的东西，和许多当年东渡日本寻求救国之路的各式人等一样。毕竟，除了孙文获革命助力改变了中国传统帝制，但现代性的社会转型却远未实现，依然落后于今天的日本。当然，这种临时的体验是接近天真的，找不着任何与灵魂相关的归属感。现实对它的想象有着难以把握的距离。而如今纪念他的日本民众或是知识分子，又有几个真能理解鲁迅之与中国的命运，于当年是一种怎样的无奈与彷徨？
不管怎样，作为人的觉醒与思想的奠基，鲁迅应是起始于东瀛的。显然，若中国的觉悟者或知识分子，对当时先进的亚洲地域不是趋之如骛，鲁迅也不至于要来这他乡岛国寻找个人生命光明的起点。虽他最初学医，只是为了有足够的能力救治自己的父亲；而弃医从文，也是偶受了时机的激将，才持续感觉了被侮辱被损害的间接的自己，并发现了力量强大的重要性。换句话说，他鲁迅是从日本这里开始醒悟与痛苦，也从这里走向幻灭与新生的。
真该庆幸毅然决然地改行。借助文学来思想与表达，鲁迅成为20世纪中国最独立、也最起作用的公共知识分子之一。不知给这个平凡又复杂，多味又难堪的社会人间，增添了多少庸常不及的关键看点！它们包含了被魔鬼遮挡的丑陋，被人类藏匿的恶行，被同类开撕的伤口，被自己吞咬的毒药。努力看清一个病态社会的五腑内脏“引起疗救的注意”——比起那些成堆“专业知识分子”的安然自在，鲁迅式的寂寞充满了骨感，亦有旷世的痛苦与悲伤。
或许，还是人类不易克服的缺陷，但凡一个人爆得大名，并且还伟大，几乎总难逃脱被利用与消费的命运。鲁迅又何尝能幸免？势力大的就当他做柱子使；稍不济的，便做椽子用；而那些太无能力的，则干脆就大胆地将先生做“敲门砖”或“垫脚石”。反正各有心思与招数。至于我自己，也未必所有的动机都经得起推敲。年少时便追着时髦写杂文，以冷嘲热讽“师道尊严”；而眼下知道先生神气未过，还是一面一擦即亮的镜子，便又搬到活人中间。
至于回顾鲁迅中国史，那自然千姿百态。死后的鲁迅是上过政坛的，且身份异常隆重，抬轿子的也不乏一些很了不得的文坛人物。文坛外，他也曾被尊崇到无上的地步，以至于成为一门显学。从学术的深究到观点的分歧再至对主体的怀疑乃至批判，鲁迅这个人，无论其生与死，都经历着浓烈的荣辱与欢悲。当我来到他求学的异国他乡，这个至今也不怎么特别的仙台老镇，看到郊外与校内那些为鲁迅建立的塑像，静静的，觉得这才与功利拉开了距离。
甚至有时候，我会忍不住再琢磨：那么多的后人，似乎成群结伙地研究鲁迅。那究竟要为何？从他的精神血管里抽出一点来，或从他的思想骨髓中吸出一份来，成全自己文化生命的某种质地吗？我似乎理解了鲁迅先生的所谓“尖酸刻薄”，可它是属于时代不可避免的互动中，激荡了一股冲撞社会裂变的美感。他的同代人除了相同的不幸外，也都各有各的幸运。历史不忘对其回望或厚待，是缘于他们发现了：自己作为人或民众乃至民族的不堪或自救。
“生命是我自己的东西，所以我不妨大步走去，向着我自以为可以走去的路；即便前面是深渊，荆棘，峡谷，火坑，都由我自己负责。”这段文字，来自先生的《华盖集・北京通信》，也是我在初中时代就记下的，并真实地潜移默化了自己。我当然没啥出息可言，最多给自我冷静了一些事，更正了一点做人，也壮了一些胆子，怀疑了某种现象。这些微不足道的人生小结果，甚至不时也有装腔作势地人间“愤愤然”。先生不幸有知也一定会笑落胡子！
偶尔，我会很深地怀念一下“鲁迅时代”。那时，除了彻底绝望了和麻木成死人的，还有不少人向东或向西，去寻求生命鲜活的出路。那些留下来的也没闲着，以各种方式去求新求变。报人、作家、教授、职员、劳工，甚至银行的买办与商行的老板以及热血的学生，他们多少都晓得某种救亡图强的道理。而文人像文人，没那么伪装和苟且；学者像学者，没那么自私与畏缩；名人也像名人，没那么自恋与张狂。就连要命的革命，人们也都实实在在。
“吃的是草，挤出来的是奶、血。”先生这句话，也曾对我构成了巨大的刺激。他还说节省了自己喝咖啡的工夫，这大概属于格外地呕心沥血！如今的“知识分子”，或也有拼命的，追名利或谋权威亦不乏其众；过日子中，也不缺坏了心肠的酒色重味。不能再这样没完没了地比较，那个年代的鲁迅和那个鲁迅的年代，都已一去不复还来。当然，鲁迅非圣人，有可挖的毛病，如自省“有缺点的战士”或“皮包下的小”。他，骄傲，又能俯首且自新。
去日本的也好，回中国的也罢，鲁迅之“不朽”皆因他的思想。眼下世界，最缺的或还是有火焰的思想？也许难觅那宣布“上帝已死”的尼采，希望灵魂自我救赎的托尔斯泰；深刻到骨头的维特根斯坦或艾伦特们；或更近一点的胡适、陈寅恪以及如杨小凯、顾准、李慎之等各类思想巨匠。在这些历史脉搏中感受人的独立、尊严及自由，其实并不难以把握。铁门洞开，文明也总归在流动。我突然意识：人类最大不幸，或在群体或个体“进化”的彼此不同步？
“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墨写的谎说，决掩不住血写的事实”、“不满足是向上的车轮”、“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等等这些价值观遗产，近百年了，早已耳熟能详，且又屡见屡新。鲁迅的心思也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的。这发展当中，也该是充满血肉与精神的创新。“不革新，是生存也为难的。”可隐隐约约，我又发觉鲁迅与其经典，正接近“古人云”。野草一直在疯长，地平线上日出日落将如何看得清？
人活着，总得给出属于人类的必要道理。而鲁迅某些言语的扎针，的确也构成了自己活下去的理由。一个人给另一个人不经意中指了一条路，自然等于在危险中也救出了一条命。社会人生间，人们难说还有真正的安全坦途或所谓的康庄大道。所以，只要不狂妄自大，鲁迅就一直值得我们去纪念与敬重。这人群中或有几种人最要去警惕的：用权的和用钱的，他们借这手里的利器，击破脆弱的人性，然后使其成为奴隶；也还有用文的，借别人的或自己的刷子，为了某种依附，涂灰你的思考，让人处于茫茫然。毫无疑问，这并非能指所有人。
人道从主义变常识
没想到，我们的访问中还插了一个特别的项目：参观自然灾害地带和灾后救援机制。2011年日本发生了剧烈的海啸地震，尽管日本处于地理位置的地震带，政府与民间都有许多的预防措施，但是，遇上了突发的特大地震，还是造成不少生命与产财的损失，而仙台正是处于重灾区。现在，地方政府为了进一步防患未然，增强灾难的风险意识，减少将来可能的损失，他们做出了许多相关的教训总结，努力不放过任何一个重要细节，甚至保留了警示的现场。
午后，在政府人员指引下，我们到达距离10公里外的盐釜区域。这里的“荒滨小学”成为灾后保留的一处遗迹。作为参观的警示点之一，它保存了最原始的灾难记录。曾在此任教的一位女教师，今日也放弃了休息日，大半天为我们讲解当年发生的整个过程。我看到了，一架永远停摆的时钟放在那，时间定格在2011年3月11日下午近3点55分。也就是这个时刻，仙台市突然遭遇了一场理氏9.1级的、被称为“世界第五大地震”的灾情！
老师说，地震随后即是发生海啸，浪高达到9米，离海岸仅300米的盐釜区遭到最惨烈的摧毁！海浪冲击了整座学校，淹没了二楼，好在校长和教头（教务主任）指挥着师生们在教学楼时上时下，最后决定全部冲到楼顶上，保存了全体师生的生命！但是，楼前几百米一片的居民住宅全部建筑被夷为平地，许多生命瞬间卷没。海啸的巨浪冲击千里，加剧了地震的威胁，最终导致了15896人死亡，2000多人失踪。他们也一再确认了这个悲剧的数据！
若不是政府对灾难早有防备，在建筑措施和防范意识上未雨绸缪，那么损害无疑将更加惨重。让我们惊叹的是，异常坚固的学校，一层被外面推进的小车和树枝填满，二层的钢筋护栏也被猛浪冲击变形，三层上避难的师生居然全体安然无恙！这位老师为描述那种亲历的情境，因回味与感动，说话不时哽咽，两道眼泪也禁不住溢出。而那些学生的生命，是她必须要去尽心呵护。还有面对灾难的同事，他们携手并肩，共同抵抗那强势来袭的地震海啸。
老师告诉我们，当初直升机来营救时，学生们优先，一个挨一个登上，一个人也没落下。最后才是老师，然后校长垫底。我注意到了电视录像：那是校长在十分紧张地指挥现场，不时晃动着一片狼藉的车体、木头、塑料等破碎杂物。海啸继续歇斯底里，镜头上还有许多海水撞击楼台溅出的花朵。惊心动魄！当然，一切都终于翻过去了！孩子们没有一个被伤害，但却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自然风险，同时也从抗险中饱受一次来自社会大家庭的温暖。
被地震与海啸冲击后的小学底楼现场
直到太阳西下，一整个半天，老师诉说着每一个细节。而我却也一直被感动着。心想：一种文明的制度，的确可以不断改变各种遗留的陋习。当人们在争论是制度还是文化优先时，我一直认为：虽也该双管齐下，但文化的影响是缓慢渐进的，不像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完整，对社会的进步作用则可立竿见影。靠制度与法度来规范社会与人的行为，从而使良好的意识、思想、精神也能与其产生互动，更加有的放矢。现代文明社会，这或许是要紧的环节之一。
因此，虽已离开现场，却也禁不住在脑子勾起另一个画面来：四川汶川的8级地震。从公开数据看，仅学生就有3000多人死于震灾。而灾后居然有“庆祝胜利”这一说？还有那一次，新疆的克拉玛依火灾——让“领导先走！”意识清醒的老师们或校长们，似乎都只通晓权力的厉害，却不知生命面前人人平等，更何况是面对一群尚未开始人生的孩子们！后果是，僵化的逃难措施，致使325个师生在会场中活活烧死！这细节，这悲剧，似乎也没震惊整个社会。
处处有存在，处处亦有比较。文明是拿来学习效仿的，而非让人不屑一顾。惟有谦逊地对待人类的每一寸进步，才能使自己的社会与人生变得更有希望，也更有可能获得内在品质的上升，形成真正文明的自信。地震后，仙台迅速灾后动员、救援与重建。政府、各国本国NGO组织及其自愿者、民间力量一起上。人们从人道主义出发，提供身心康复、留学、就业、宗教、出入境等各类咨询与服务。也一边悼念所有死难者，并致敬那些灾害的援助者！
风光照耀的尾声
最后一站：有“日本三景”之一美称的松岛海岸。走出世俗社会，进入这个自然空间，景观实可美妙绝伦！司机师傅兼导游，不管荤素，他竟然都能天上人间地一番引人入胜！主景瑞严寺，是日本佛教传教士慈觉大师于828年所创建，并由仙台藩主伊达政宗在1609年完成重建。其中最神秘的莫过于被国家指定为重要文物的“三慧殿”。这殿主伊达家的灵堂扉门，从未对外开启过。也因文史被重视，伊达世家传世珍品得以保存三个多世纪珍藏至今。
伊达政宗，是仙台番的始祖。这位大人物，也是日本战国时期著名的军事家。从相关资料显示：政宗18岁时，便正式继任为伊达家的17代家督。和所有掌握土地良田、拥有兵器武装并参与抒写历史的当权者一样，伊达政宗也曾是左观右顾，一边享受现成，一边窥视天下。而证战、吞并与失败、结盟，都属非凡经历自不可少。他曾对身为政治家的丰臣秀吉称臣，之后又加入德川家康阵营。是人，都有是非。而这位政宗的是非，也构成日本的一部分。
作为人的历史，伊达政宗当然也不会太寂寞。据现场的一位僧人介绍，正是政宗这个时期，日本从国外引进了第一批金黄美丽的菊花。被感觉十分富贵的菊花，后来成为日本皇室的权力与高贵的象征，她们几乎只出现在王公贵族的空间，同普通民众的生活不太关联。菊花，甚至也一直被许多外人当成是日本的“国花”。我费了好大的眼神，才望见那“三慧殿”里装饰灵堂的一圈早已失去光泽的菊花。一长串由远及近的联想，同时又冒上我的心头。
世界名著《菊与刀》，这本试图揭示日本民族特性的书，出自一位美国人类学家之手笔。但是，鲁思·本尼迪克特这部受命完成于1946年出版的作品，在越来越多的评论看来，其观点的“经典性”并不名副其实。某些解读显露了不在现场的主观偏颇。尤其当人们在今天重新来评判日本这个东方国家，那些出于善意但也似是而非的结论，已经得到更多的纠错证实。那支象征皇权与贵族的“菊”，更多出于在特殊的建筑中，在文化审美中弱弱地延续着。
那把民族之“刀”，已成历史，也完全收敛了它昔日的锋芒了。在一次访日间，我对日本人的和平与爱国问题有过深入的咨询。不论哪个阶层，他们都强调自己厌恶战争、希望世界永远和平。一个日本学者告诉我：一些年轻人曾上街游行反对修改“和平宪法”，大概也担心国民自卫队变成正规军后，就要频繁参与联合国的维和部队，而他们也的确不愿上战场去打仗。并且回顾70年来，国民们都为国家只参与“国际维和”却无一场战争而感到自豪！
这里还是一个佛教的圣地，并保留着佛徒们洞窟中的生活遗迹，令人深为惊叹！而8年前的地震与海啸，由于松岛海域有几十座大小岛屿，来势汹汹的海啸将海水灌入寺院，却只是淹没了地面50公分高，而寺院的僧人与避难者皆安然幸免。一位和尚说，这是神的保佑！这是我生平见过最华丽的寺院了，实在是美妙得叫人陶醉：红叶满眼，银杏娇艳；流水清清，山谷回声。游客中有许多朝圣者，不时有人停住脚步，脱鞋进殿，端坐其间：听经。
二宫梓女士，对我们此次访日行走立下汗马功劳！又翻译又导游甚是娴熟周全，加上老乡更是锦上添花。自然，三十余年日本生活，陌生的也已是祖国。她也告诉我，这是自己当翻译最为愉快的一次。果真如此，那也是我的造化。这辈子人在旅途，能遇上陌生人对你保持数天的信任，并在临别时还依依不舍，这是为人的一点诚实与安慰。我从来就以为：人生就是一场形形色色、顺序不一和大大小小的悲剧。莫要太较真什么，能珍惜的且珍惜。
松岛如梦如幻的仙境
松岛的出色，大概还在于这山海交错的美不胜收。伴随我们的吉田女士，说我们的运气极佳，这个深秋的岛屿竟然全部都色彩斑斓，不见一点萧瑟。吉田无疑也是个美好的人，那种日本女人的温柔贤惠，也有分寸地融入了待客之道。而作为知识女性，一种干脆利索与风风火火，又是那样在我的意料之外。同二宫梓一样，亲近中有尊严，距离间有温度，使人在途中不易疲劳。我说她长得很像邓丽君，她开心得不行不行的，为此一路笑到机场的作别。
游船上，饱览了附近所有、也是最经典的美景。这百岛争艳的蓝海胜境，真可谓鬼斧神工！在旖旎的海岛间徐徐穿梭，风光射入脑海引发更美妙的感觉。顿时，诗行俳句、古今中外，文人的吟唱也不禁浮现若干。如唐代的李白王维，如江户时期的松尾芭蕉。后者的“松岛呀，啊啊，松岛呀松岛。”更是对这里触景生情的由衷赞美！在伊达政宗去世8年后就出生的诗人芭蕉，想必在这松岛一带会有更多花开花落的感慨——鲜花灿烂交织着战火弥漫。
下榻到一海景酒店时，已近黄昏。讲究生活品质的常凯教授，第一反应，就是散发硫磺味气的天然温泉：“又能泡了！”从室内的再泡到露天的，还可放眼窗外松岛的港湾。我们第一次这么赤身裸体地相对而坐，放松聊天。他明显偏黑却很壮实，我虽偏白却略显单薄。他经常出门冬泳，锻炼朗朗体魄；而我则是居屋死守，对付春夏秋冬。这一程下来，他年龄稍长却多有关怀。当然，我也不赖。本质上，均属于弱者，一生都在寻求社会人生的突围。
晚饭食物也许太过丰盛，吉田点的美味佳肴把二宫撩得瞠目结舌！可我挑食，摆着眼前这日本最牛的牛舌、最棒的生蚝以及最纯的清酒，则是一口不沾。但我也爱吃天妇罗，虾、鳗、墨鱼以及生鱼片，还特喜欢芥末。而心里则在惦记着：这是最后的晚餐！夜会变得更黑，天也会亮得更快。这一晚，我的确也没睡好觉。日记写到凌晨时，下楼到大堂的自助酒吧间。冲了一杯，再冲了一杯。靠在沙发上，对着窗口外的星星点点。咖啡，飘着纯香，只因我。
2021.3.18 北京
苏小玲：盯住人类“进化”的细节
——访日随笔C
同外交官的互动小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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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为中国作家、时政评论家）
【编后语】
雅士盘桓
尹玉峰
当融化的冰水把小溪弄醒，我们不可以睡意朦胧。我们那颗说走就走、驿动的心，任谁也无法摧毁，脚下、自由如风！
上下求索的雅士盘桓，曾经一路阡陌；蓝色花，一丛丛，婴儿般的呼吸气息，轻盈、舒爽、细致、玲珑；带给走遍世界的人们一篷清纯的梦境无限妙真。
映衬无际夜空中的点点繁星，有如爱人的温柔，妩媚动人；定神凝眸时，爱情的核当量、无数细小的颗粒正在汇聚、轰的一声，光芒四射！
灿灿闪烁着清纯、关怀、思恋、感动尊敬，纯洁的心灵，蓦然间透体通明！共与地球旋转、万物生长的火焰， 炽烈燃烧，热血沸腾。
这时我们才发现，美好愿景的前世绰约，一直都煮在人们的记忆烟雨里，始终没有离去：一帘幽梦淹没时，她的清泪却是凄凄迷迷；一夕雨荷日落时，她的丽影悄然飘向天际……
当我们顾恋凝眸时，春深了，夏来秋去冬飘雪 —— 斗转星移；一颗颗古老的殒石，似飞鸟、如游鱼般苏醒在深深的湖底。
山辉了，水丽了，苒苒物华升起了生命愿景的美丽，飘逸如云，流畅如风，水到渠成地泛起了涟漪。
一朵鲜花开心上，一弯浅笑在眉间；一段流年岁月里，一抹潋滟水当央；说像海草长在心房，更像火焰，熊熊烈烈地燃烧，扶摇直上，入向云端！
她把我们寂寥溜走了的青春猛然唤醒，晕醺的刹那，优美、蓦地浮现！幽幽绵绵的时光，开始舒心地倒转；生死贯穿，光灿灿地惊鸿在我们心湖岸边。
带着浅笑，带着眼泪；带着蒲公英最初抽丝的童贞里不染半粒微尘的庄重内心，走遍这个世界的山山水水；热情地访古老的新鲜与现代的文明。
地球转，我们也转；星星移，我们也移；月亮走，我们也走；太阳动，我们也动。情愫绕面在长亭，灵魂淡雅亲切便从容；请相信，我们终将走出一道醒丽的风景！
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尹玉峰编后语
中国作家、时政评论家苏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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