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壶   茶”

魏束存

      我小时候的一九七〇年代，在鲁村街上有几位家喻户晓的老剃头匠子，其中一位外号是于四子（隐去真名），当时大约是五十多岁。他的剃头铺子在河东的鲁村街东部，门前有一棵老大柳树，我小时候甚为仰慕，长大后读杜甫的诗《古柏行》里的句子“霜皮溜雨四十围，黛色参天二千尺”，就想起鲁村街上几棵大柳树。

（下列图片除注明外均取自网络）

     一九五六年起国家实行对所谓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实行所谓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全面取缔私营经济，不仅各类企业收归国有，就连一些小商小贩也被收编，比如杀猪坊、馍馍坊、饭馆、商铺、剃头铺子，都成了所谓国营或集体性质。会剃头的人免费给别人剃头那是学雷锋，无人过问，比如我父兄经常给别人免费剃头。但是如果收取财物那将带来麻烦，会被扣上搞资本主义的帽子并受到各种惩罚。

     那个年代的口号是共同富裕，现实却是共同贫穷，人们面黄肌瘦，脸上多有菜色，手如鸡爪，青筋裸露，老茧皮厚；腿像麻竿，在补丁裤里游荡，恢恢乎游刃有馀。于四子则鹤立鸡群，与众不同，肥头大耳，后颈堆肉，脸上锃明，腹部凸起，形成一座富士山，白胖的双手上有姑娘脸上那种酒窝。他天生爱笑，一笑眼就眯成一道细线，酷似弥勒佛。俗话说“头大脖子粗，不是官员是伙夫。”于四子虽不是官员也不是伙夫，虽然也是平民，却实际属于上流社会，靠手艺吃饭，啃剃头刀子也啃胖了。

(弥勒佛像为作者摄影)

      那个年代农民必须参加生产队集体劳动，像是被拴在农田里的牲口，听命于队长的使唤，稍有违逆就可能被上纲上线，打成阶级敌人，遭受批斗。天天起早贪黑，却永远是粮食青黄不接，吃糠咽菜，经常吃不饱，有些人家走投无路而成为外出讨饭的乞丐。于四子却不用下地参加集体劳动，在家里干活，风刮不着，雨淋不着，烈日晒不着，队里天天给他记上工分十分，分农产品时一两也少不了他的。他实际上也不缺零花钱。许多吃糠咽菜者对这家“小康人家”煞是羡慕，当然也希望他给自己剃头时照顾一下，遇到难办的事也请他给帮忙。所以，他的自留地里的活也不用亲自出马，总是有些“思想觉悟高”的社员考虑到他脱不开身而替他去干。

     于四子每天剃头收的钱，大队里规定必须全数上交大队作为大队副业收入，这合理吗？至于这些集体收入是怎么实际开支的，除了大队书记和会计，谁能知道？另外，于四子每天剃了几个头收了多少钱，他老人家有时忘记头数和钱数恐怕也在所难免，但是当时我们是绝对相信：于四子同志多年如饥似渴地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雷锋精神，努力改造世界观，不断提高共产主义觉悟，拒腐蚀永不沾，自觉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决裂，是毛主席的好学生。

      我虽然一次也没有让于四子剃头，但是我听过关于他的故事，我小时候也曾亲自到他的铺子里视察，对他有详细的考察，情景至今历历在目。他对小孩们很友善，来者不拒，有时还忙里偷闲，查问一下小孩的户口，老爷爹爹都不放过，有时还夸夸小孩，小孩们会受宠若惊，也就被迫学乖，不再搞什么“项目”。

     于四子剃头细心。他的自留地其实是在大伙的头上。不管什么头型，不管刮光头还是剃平头，他都因地制宜，不搞教条主义一刀切，一丝不苟，精耕细作。

     那个年代农村中老年人一律是流行光头，而且不是用推刀剃（不是现在的电推子，是手动的），而是用剃头刀子刮。于四子先是挑出一把早已在磨石上磨好的长把刀子，再在一个几公分宽的帆布带子上荡，正面荡了反面荡，荡完了要用大拇指轻抚刀刃，再对着吹气，最后笑眯眯地向坐在剃头椅子上的人开刀。这整个过程被孩子们全程监视，胆小的孩子往往躲远，生怕于大爷割他的耳朵，因为大人们经常威胁孩子：“再不听话，就割下你的耳朵去拌黄瓜！”猪耳朵拌黄瓜，小孩一听就会垂涎三尺，但是如果割下他的耳朵去拌黄瓜，那就不会是垂涎三尺，而是垂泪九尺！只见于大爷用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捏住寒光闪闪的刀子，在空中比划，客户立时闭上双眼，那表情好像是声明：“要杀要刮，悉听尊便！”刀子像是悬在空中的达摩克里斯剑，终于在客户头上降落，劈当中落下，潇洒地往前一滑，一道明晃晃的高速公路刹那竣工，而对两边茂密的庄稼却秋毫无犯，孩子们忍不住“嗤”地一声笑出来，客户睁眼看看镜子，表情好像是“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随后工程继续推进，公路变成场院，变成操场，变成飞机场。剃完再去洗头，全屋气氛也就稍有放松。

     洗完头后往往还要刮脸。于四子用脚踩一下一个机关，椅子会躺下，顾客顺势而为，服服帖帖地仰下，头枕在凹形靠背上。于四子去拿一个热毛巾，敷在客户的腮上、嘴上和下巴上，热气腾腾，目的是让胡须受热服软，刮时人不疼。冬天还算享福，要是夏天就成了发汗，有苦难言。这样热敷着，于四子又去给另一个椅子上的客户剃头。十来分钟后他回来，取走热毛巾，用一个圆形毛刷蘸上洋胰子（肥皂），刷到客户脸上有胡须的地方，让客户立时变成白胡子老头，有的变成太上老君。于四子再荡刀子，像锄地一样，把客户脸上的杂草一扫而光。农田当中的草好锄，难锄的是沟道子和堰边。刮脸最能看出一个剃头匠子的真功夫。老剃头匠子身经百战，都敢用锋利的剃头刀子刮上眼皮、鼻孔眼子和耳朵眼子，细致得像过年煮肉前刮猪头。这时客户会闭上眼睛凝神静息，匠人全神贯注，小孩们也是聚精会神。如果有人忍不住放一个屁，刮和被刮的两人是决不敢笑的，如果一笑，随后就会立即变成哭。当刮完整个脸，还会再用热毛巾热敷一会儿。

     刮脸的确麻烦，如果遇见一个张飞或李逵式的络腮胡子，那就更麻烦了！我曾想：人为什么要长胡子？几百万年还没进化掉，还要经常刮，真费功夫，不如像给猪头拔毛一样，浇上融化的热松香，凝固后一次拔干净！好在科技不断进步，现在可以用激光脱毛。

    当拿掉热毛巾，一踩机关，抬起坐椅，于四子再给他按摩后颈、肩膀和背部，会听到“叭叭”的脆响，匠人的得意之情写在脸上。

    当这些流程走完，客人把头左倾右摆，端详镜子中的自己，自我鉴定合格，略显羞涩；匠人摩挲着自己的作品，反复把玩，爱不释手，未发现刮破皮肉而流血，甚为得意，活像《孟子》中那位解牛的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善刀而藏之。”这时在座的正在聊天的观众中一般会有人对光头开玩笑：“你这个电灯泡锃明剔亮，今后晌你不用开灯了！”或者说：“别让俺嫂子摩楞束蔫了！”众人哄笑。

    我从小至今在理发店里只刮过一次脸，是前些年在县城一个理发店里。当理发师给我刮眼皮、鼻孔和耳朵眼子时，我浑身血液似要凝固，身上起了鸡皮疙瘩。我想：现在女人流行去割双眼皮，真是危险！理发师刮脸若手一抖，给人割成双眼皮，人家不仅不骂他，反而要谢他！我想起几十年前的于四子，更加佩服其高超技艺！

     也有些中老年人是干部、教师或者工人，则崇拜毛泽东，喜欢留毛式大背头，要天庭开阔，前部头发后梳，耳上头发外翘，整个发型上宽下窄。这种发型其实节省功夫，于四子何乐而不为？剃完后顾客一本正经地看镜子，嘴角深抿，掩饰不住笑意，用五齿耙反复梳理头发，仿佛他突然变成了伟大领袖！

     年轻人则一般流行剃平头，但也不是千篇一律，有的还要留“洋头”。他们总是指手划脚，于四子则不厌其烦地答应，永带微笑。他反复修剪，除掉任何一根邪毛。年轻客户也是对着镜子仔细“见腚”——鉴定，满意而归。

    于四子有个外号叫“四壶茶”。何以得名？请听我道来：

    每个客人进门，于四子总是笑容可掬，但手中活路不停，只是微微转脸，嘴里蹦出那句很多人熟悉的话：“哟，来了吗？快坐下！”脸又微微转向后院，对家人大声地喊：“下上一壶茶！”话语油而不腻。

     等轮着这人剃了，于四子转过脸，笑得很甜，像菜糊糊里加了一小勺红糖，说：“喝壶茶再剃吧，还不晚！”

     等客人剃完头交上钱，于四子笑得更甜，像刚喝了蜂蜜，热情地说：“坐一霎歇歇，喝壶茶！”

    客人说不坐了，转身要走，于四子手里上下甩着围裙，又笑得眼眯成一道线，说：“天还不晚，喝壶茶再走！”话语崩脆，像阴历八月刚摘的梨，脆甜爽口，回味无穷，客人一边唯唯诺诺一边踱出，细品着这脆梨走去。

     客人剃个头一共喝了四壶茶，可是嘴里还是焦干！很多人认为于四子是虚情假意，我现在想来他也有情可原，在那个极左路线的计划经济时代，除了政治运动和批斗什么都缺乏，各种物资全都匮乏，购买生活用品几乎全是凭票，粮票肉票布票油票煤票自行车票电灯泡票等等，因为最高指示“以粮为纲”谁也不敢反对，必须绝对以种粮为主，层层下达粮食上缴任务指标，人们无法“多种经营”。由于实行大锅饭体制，干多干少干好干坏差别不大，人们出工不出勤，得过且过；又因为把全国知识分子改造得“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科技长期落后。结果是不仅粮食产量低，老百姓几十年吃不饱，副食品生产更是捆住手脚，无法满足需求。茶叶当然也很少，买点茶叶也必须凭票。剃头铺子每天客流量几十人，如果让每人都真喝茶，别说于四子供应不起，恐怕连省委第一书记也供应不起，据说当时中央领导人开会喝茶都必须人人交钱，看来可信度颇高。

     改革开放后允许个人开店，我的堂兄魏忠义和我四叔魏绍良先后开理发店，成了鲁村镇最有名的理发师，富得流油，比开油坊还旺。我开玩笑说：“三哥魏忠义这个理发店是鲁村街上的忠义堂，比宋江的忠义堂还强！”

    不谦虚地说，我也是从小心灵手巧，上二年级时就开始写对联和剃头，兄弟爷们和要好的同学都经常找我，我一写写了二十多年，一剃剃了二十多年。一直到一九九〇年代中期，我的堂叔魏绍胜已经早就是县果品公司副经理了，还要我给他剃头，我一般是随叫随到，我经常开玩笑说：“俺二叔像毛主席一样，有专职理发师，我就是专职理发师！”我从小体弱，头脑发达四肢简单，干不动重体力活，曾有长辈担心我将来生活困难。现在想来，假如当初我考不上学，吃不上皇粮，回家开个理发店也饿不死，而且我一定会成为鲁村街上像于四子一样有名的理发师。

    很可惜，于四子未能赶上改革开放的好时代，否则他老人家一定如鱼得水，大显身手，不能说富比石崇，但也会出类拔萃，别说让人喝“四壶茶”，就是喊“十壶茶”也毫无问题！

    于四子驾鹤西归已经多年，但是鲁村很多人没有忘记他。他那“四壶茶”却至今滋润着鲁村人的心田，人们常常回忆他老人家的故事，回味无穷，久而弥醇，堪比西湖龙井，堪比碧螺春，堪比武夷大红袍，堪比云南潽洱茶。假如我这篇拙文永远流传，于四子的“四壶茶”就永远飘香！假如一万年后你还活着，你一定会说：一万年前那个鲁村人魏述胜说得一点也不错呀！

                                          2018.2.20.

(近年在鲁村老村重建天齐庙，几年后又拆毁)

我的伯祖父魏昌德（1902—1931）1931年在抗击刘黑七匪帮抢劫时壮烈牺牲，蒙阴县县长题写“桑梓千秋”并立烈士碑：

作者在田庄水库放生河蚌和游泳。曾庆莲摄影：

【作者简介】 魏束存，本名魏述胜，山东省沂源县鲁村镇鲁村人，祖籍济南市钢城区（原属莱芜）辛庄镇芦城村。毕业于山东银行学校（今齐鲁工业大学金融学院），金融园地老长工，曾在人行、工行和中行工作。有金融与汉语言文学两个专业毕业文凭。爱读书，偶涂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