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诗与旧诗的杂记
——写在新诗即将年届百岁之际
【前记】此文写于2014年，旧箧中翻出读之，觉得尚未过时，乃予以发布，供诗界人士参考。
万龙生
一
不是写论文，不讲什么规矩，想到哪里，写到哪里，是谓杂记。这是为了避免一种损失：思绪如电光火石，稍纵即逝，无迹可寻。
只言事，不论理。自说自话，姑妄言之。
二
新诗、旧诗，究其名均有歧义，远不严谨，其命名之科学性屡遭质疑。本人亦力主“旧诗”仿照“国画”、“国乐”、“国药”等以“国诗”名之；而持“新诗非诗”说则代不乏人，在昔有“学衡”诸君，而今有浙江海盐之王淡芳君曾建言将其改称“嘉言”，又特造一新字（言旁+又）以称之，以安其位也。
但是，为方便计，本文就依照约定俗成原则，一仍其旧，不再标新立异了。
三
“五四”时期反旧诗而创新诗之诸员大将，后来许多弃新诗而去，改投旧诗门庭，很少坚持到底。鲁迅为了表示支持，在《新青年》发表六首即成绝响，后来以旧诗名世，成绩斐然。他的弟弟周作人曾有《小河》一首，名噪一时，后来也是金盆洗手，成为散文大师。俞平伯绝笔于新诗后，笔下也是旧诗不断，并成为“红学”大家。叶圣陶是中国第一家新诗刊物的创办者，也是最早的新诗合集的作者，后来没有再写什么新诗，也一样成为旧诗的俘虏，并在小说、语文研究等方面声名卓著。
这种改弦易辙之举，被闻一多一言以蔽之，称为“勒马回缰写旧诗”。这一现象，持续久矣，到抗战期间，引起了肖三的惊呼。
再说一个特例吧：人们熟知的郭沫若，乃是新诗的奠基者，却一生新旧并举，后来新诗每下愈况，旧诗呢，倒还差强人意。
四
早期的著名新诗人，坚持到底的简直太少了。后来者呢？且看1950年代成名的几位吧：邵燕祥，如今只写旧诗、杂文；流沙河，改革开放后很是活跃，介绍台湾新诗功莫大焉，如今早已绝笔于新诗，甚至绝望于新诗（下文另说）了；而张贤亮早年以新诗获罪，“归来”后却以小说骄人。
至于自新诗被现代派占居优势之后，更是城头变幻大王旗，你方唱罢我登场，各种思潮、干将其来也速，其去也快，其败也易，堕入魔道，危害甚烈，有的人却兀自感觉良好，似乎诗风日下与世风日下同步而行，真是可悲之至。
近有新诗人峭岩在《文艺报》发表文章，认为“新诗乱象不可小视。审美标准错位，惨不忍睹。”并举《和僵尸战斗》获奖十万与劣诗《一首诗能引导我们走多远》（其中有句曰“我们要搞女人······/那就先搞诗歌吧”，令人发指）大受吹捧为例以为证明。由此可知“乱象”之说非虚也。
五
反观旧诗，命途多舛，在整个20世纪，遭受两次厄运：一是“五四”的狂潮的扫荡，二是1950年代的再次被打成另类。然而，先是有抗战期间的再起，再有三十余年后在新时期的复苏与复兴。如果说抗战胜利以后因为种种原因，旧诗只能再度沉寂、蛰伏，那么她在新时期奇迹般的复兴却其势滔滔，不可遏制，已成燎原之势。
还是借用亡友沈用大遗著《共和国诗历》中的描述吧：“1987年成立了由钱昌照担任首席会长的中华诗词学会，1990年《中华诗词》创刊。学会属于专业性群众团体性质。”他把这称为“标志性事件”。因为“在此之前许多省市都已有类似的组织，此后更是遍地开花。······其参与人数呈上升趋势。”事实上，还有旧诗的报刊林立，现在已是举不胜举。其队伍与诗产量达到了可以与新诗分庭抗礼的地步，已是不争的事实。
虽然毛泽东曾经诟病旧诗“束缚思想，又不宜学”，因而“不宜在青年中提倡”，但是这并非金科玉律，已经在旧诗复兴的现实面前黯然失色。我曾经指出，由于新诗的种种弊端，使其失去不少诗爱者，使他们投入旧诗的怀抱，起到了为渊驱鱼，为丛驱雀的作用，从而造成了此消彼长的局面。
目前，还从国家的层面给予旧诗以前所未有的大力支持。这就是在国务院参事室、文史馆门下成立了中华诗词研究院。人员入编制，经费得保证，专门致力于中华诗词之研究与诗词创作之推进。期以时日，其效果令人期待。该院已经编辑出版了2011和2012两本诗词年鉴。
五
旧诗营垒里也不是没有杀出来的反叛者，但那只不过凤毛麟角而已。可以举出的一个特例是，旧诗骁将柳亚子曾经在抗战期间斗胆预言中国的旧诗会在50年后消亡。然而50年之期早已过去，旧诗不但没有消亡，也不是奄奄一息，坐以待毙，而是恰好相反，蓬勃发展，前景看好。事实已经证明，旧诗使用传统格律、技巧，却也能很好地表达今人情感，反映社会生活。历史用一个大大的“否”字，给柳亚子开了一个无情的玩笑。倒是那些曾经为保留旧诗生命，捍卫旧诗地位的先贤们，可以含笑于九泉了。
六
当今中国，新诗之两大“国刊”（取国企之意而言之）《诗刊》与《星星》都先后采取了放下身段，向旧诗靠拢的策略：
先是《星星》创办了《天府诗苑》，专发旧诗；《诗刊》在保留原有篇幅发表旧诗之外，去年又成立“子曰”诗社，创办《子曰》诗刊，专发旧诗。反观《中华诗词》，则似乎有点儿坐大，仍旧象征性地施舍一点地盘儿，让给新诗，表示那么一点儿意思。
这真是一个有趣的对比。
七
《诗刊》等官办诗刊得国家财政支持，又多为单位公款订购，而《中华诗词》为群众组织所办，又多系个人自费订阅，而其发行数量，前者远低于后者，已是公开的秘密。
这又是一个鲜明的对比。
发行量之多寡事关重大，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八
自新时期以来，对新诗的质疑甚至全盘否定从未断绝。闹出大的动静来，记得有这么几次：
“新边塞诗”三主将之一的周涛于1995年年代突然在《绿风》第4期抛出《新诗十三问》，从根本上提出了对新诗的方向、成绩的质疑，在全国引起一场轩然大波，然后他来了个华丽转身，其散文创作蔚为大家。
此后新诗界呶呶不休、旷日持久地开展了关于新诗标准以及好诗标准的讨论，一直瞎子摸象，各执一词，没有进展，缺乏共识，连“无难度”写作也堂而皇之招摇过市，简直是一派乱象。试想，连一个可以共同遵循的标准或曰条件都还没有产生，这个事物处于一个什么状况呢？一种事物如果自身失去了确定性与规范性，那会成为什么东西呢？它还能区别于其他事物而存在吗？
在上世纪末，国学大师季羡林与50年前毛泽东的“迄无成功”论遥相呼应，也于逝世前不久作出了“新诗是一个失败”的全称判断。石破天惊，令新诗界人士大为不满。
哪知十来年后，曾是新诗圈内名家的流沙河又在一次演讲中说新诗是一场失败的试验，令新诗界再起波澜。
九
而对于旧诗在新时期的再起、复兴，新诗界人士虽然难免私下心里犯嘀咕，可是不见谁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宣称旧诗面临危机。对此现象衮衮诸公噤若寒蝉，集体失语。倒是在旧诗界内部，对于其发展与改革路向持有不同意见，那也是各抒己见，进行有益的讨论。在坚持其基本格律的根本问题上，并没有分歧，只是分为一仍其旧还是使用现代汉语声韵两种观点。而按照各自观点进行创作，已经形成了“双轨制”，各行其是，并行不悖。至于在旧诗的艺术性方面则继承传统，奉行共同的准则。这对于旧诗的发展无疑是十分有益的。
目前，旧诗与新诗分庭抗礼局面已见端倪。原《诗刊》副主编杨金亭和丁国成退休后都成为中华诗词学会、《中华诗词》重要领导人。丁国成甚至公开发表题为《“新诗主体论”可以休矣》的文章，响亮地发表宣言，挑战新诗一以贯之的主流地位。这在过去，简直大逆不道，不可想象的。
十
因为长期以来主流意识一直抬“新”压“旧”，以致旧诗界中人在“三入”（入史、入奖、入会）问题上大感委屈，忿忿不平。如今这些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得以突破：
入史是指进入中国新文化运动之后的文学史，这一禁区已开始打破。最新的事例是沈用大的《共和国诗历》中，将毛泽东列为专节，而诗词家聂绀弩则与张万舒、陆棨并列成节。在其《尾声·跨进新世纪》中，注意到诗词组织“遍地开花”的现象，视旧诗作者为“新兴的队伍”，具有前瞻性。在吕进主编的“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专著（待出）中，就列入了抗战诗词的专章，在诗人个案那一章论列的四位诗人中，就有一位是被誉为“20世纪李清照”是沈祖棻。
中华诗词学会主管单位是中国作家协会，那么诗词界的杰出之士加入中国作协应该是顺理成章的事情。等而下之，各地诗词界人士加入同级作协应无问题吧？我就知道，重庆市作协全委会中，即有市诗词学会会长一席之地。
再说评奖吧。打从上届鲁迅文学奖开始，就明确规定诗歌奖包括诗词集，不过没有诗词集评上罢了。去年的《诗刊》年度奖，90余岁的吴小如老先生得以上位，且奖金大大超出获奖新诗。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相信旧诗的“三入”问题必将进一步解决，前景乐观。
十一
多年以来，中华诗词学会有计划地持之以恒地开展诗词进基层活动，普及诗词知识，培养诗词人才，已经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这一具有战略意义的重大举措，对于在新时代继承中国传统诗歌精髓，使其薪火相传，将起到巨大的作用。以重庆为例，现在已经有江津八中被评为全国诗教先进单位，11个市级诗教先进单位。其中大多数是学校，这个意义不可低估。
反观新诗，却没有组织这样的诗歌教育、普及活动。中国诗歌学会妄用“诗歌”之名，其实只是一个新诗组织，其工作力度远远逊于中华诗词学会。那种大呼隆式的“诗歌万里行”除了表面热闹一时，规模甚大，耗资甚多，究竟有何实绩良效，难讲。
十一
倒不是新诗界就没有力图改弦更张的忧诗之士，自从新时期以来，继承闻一多、何其芳建设新诗格律的主张，致力于弘扬中国优秀诗歌传统，从事格律体新诗的研究与创作的努力就没有停止过。但是他们远离话语权中心，遭受排斥与歧视，只能依靠网络与民刊的平台谋求发展。如今在一些官办的诗歌刊物上，已经很难找到韵脚的存身之地。这一诗歌的文体标志竟被败家子们弃之如敝履！那些人口口声声“多元并存”，实际上只认“自由诗”为正宗，不承认格律这一“元”。
据悉，一些为谬见所左右的诗歌编辑，一看到押韵的新诗便以异端视之，弃之如敝履。奈何！
十二
从以上十一段文字，大体上看得出笔者的倾向。我以为当此新诗百年诞辰即将到来之际，一切真正热爱诗歌的人们，尤其热爱新诗的人们，应该对其成败利钝进行认真的反思。当此之时，盲目乐观，纯属目光短浅，讳疾忌医必将遗患无穷。现在远远未到评功摆好的时候，养痈遗患的教训不可或忘！忧患意识是解决新诗存在问题的前提，“新诗二次革命”、“三大重建”*忠言逆耳，却是解决新诗问题，使之在新世纪走上康庄大道的唯一途径。
虽然“新诗失败”论不无偏激，但是应该承认持论者的善意与勇气，不妨将其理解为“片面的深刻”。爱之深，恨之切也！我赞成换一个说法：“新诗是一场远未成功的试验。”
将这场试验继续下去吧，让历史老人再观察一个世纪，那时我们都将作古，而中国新诗真正繁荣的时期终将到来！但是即便那时，也将是新诗旧诗并存共荣的美好时代，但愿那会是中国悠久诗歌历史上又一个“盛唐”！
*这是本世纪之初，由吕进、骆寒超提出的口号，简言之即认为新诗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只完成了其语言载体从文言到白话的转变，尚须完成其自身的诗体建设才算实现了第二次革命的任务。而“三大重建”则是指新诗的精神重建、诗体重建和传播方式重建。
(2021.4.11万老师重发于微信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