杰出的大脑、思考的头颅至高无上。为国家、民族、人类文明与进步孜孜不倦地思考，甚至提出解决问题方案，无上光荣！
——尹玉峰 感言
（1990年代的第三中学）
霞三中，往事与再望
苏小玲
大约是前年，为庆母校60年诞辰，有老师约一篇纪念文，我推辞了。实无心理准备，况且在学短暂，别去的年月悠久，感觉无法凭空造次。后来，遇上了三中的现任校长，彼此过去现在、拉长道短的。一顿茗茶下来，教育新旧，似回味难尽。突然发现，尽管对初中往事多有模糊，可心间某处，稍经撩拨，竟尚存一撮温热。星火依稀，近于死灰复燃的样子。
三中所在的渔镇叫“三沙”，革命家孙文的《建国方略》里有专门一提。比起海南那个三沙市，历史显然要厚重得多。她，隶属福建霞浦县，也是中国东南沿海最东边的一个重镇。换句话说，日月虽然风化了她的鼎盛与显赫，但曾有的辉煌却不可小觑——如同这里苍黄翻复却又荣光四射的第三中学。实际上，三沙这块土地早已被海洋文明所浸染。其文化DNA，深深影响着这里的每一生命。三沙人，似乎有着不轻易被各种外力所左右的普遍要强的个性。
的确，从三沙镇出来的人，似乎都带着某种桀骜不驯的形态倾向；而从三中走出三沙的人，更具无所不能的心理与气势。他们甚至眼里感觉不到“城里人”、“城市人”这样显而易见的概念。那种无名的自信，或缘起于这个三沙湾临近一片辽阔的太平洋？而眼下，忽觉自己已成一匹反被驯服的野马，不得不重新审视这个曾读书、生活过的“小地方”：她对我的生存认知是悄然推动与潜移默化的。在近半个世纪时间里，我却因浅薄一直对她不以为然。
我忽略了这个依山面海而生性顽强的世界，忽视了作为山民和渔夫刚柔相济的人的群体，也一样轻视了这里潜在的移民文化——遗失对这些特殊元素的追溯，人们将看不清这个整日飘着海腥味、又同时被强烈的陆地欲望勾兑的渔镇，其真实的身段有几节属于现代色彩。从此生长、延伸与变换外部竞争空间，获得奋斗成功的人们，这种感受一定十分深刻。当蔡校长带我转到民宿群起的海岸东壁，我仿佛站在东吴赤壁：少有美景入眼，多半涛声在胸！
再次回到这里：三中。对绝大多数的师生而言，我是一个外来人也是失踪者。人们对我这个人的来去也大抵不知就里。那年月，是时兴各种缘故的“流放”潮。有多名同学都随父母来自异乡，其家庭也同我一样，或远或近，落户到这个海边渔镇，皆是被“下放”的状态，包括教师们。但神奇的是，他们被完全包容了，尽管亲眼目睹了一场近于腥风血雨的“文革”暴烈，但我也同时感受着绝大多数的三沙人，他们在面对动荡时代所释放的人间温情。
对于那时的中学轨迹，我曾有过一笔纪事：初一年，当属于小屁孩的年纪。再早熟，也不过是多了些好奇心与想象力，难免天真和蹩脚。我时常跑到海边，望着浅浅的海浪滚向沙滩，或是远近的渔船在海面摇曳。面对大海，说不出一句像样的人话。难免惊恐于派别染指和斗争威风，一个无知小民，能闻出海的咸味，能看出浪的诗意，感触到水的力量，那就是上苍的眷顾了。一个13岁少年，不会独立地料理精神上的一种平衡，就像一束摇摆的海藻。
将近50年了，第一次正经踏入三中新旧交织的校园。迎面塑胶铺垫的操场，课间操的少年学生，一片齐刷刷的鲜艳校服。这简单的画面，突然有了超越青春的暗示，也突然感觉自己再一次彻底地失去！1970年代，我们的脚下，只有泥土粘着橡胶鞋。学生们单调、朴素甚至穷酸的着装，吻合了一个年代的面相。虽说国家的政令、社会的行为以及所有人的公共腔调都必须统一，但这着装却是一片灰溜溜的杂色。而大红，则保持着革命与进步的象征。
校舍、厕所、操场，都在同一视线内展示，三中校园的美我已说不上了。但要去深究，它仍然还有想象的余地。完成校内一次行走，会有若干不同的层次。学生要见老师，需登小一段山坡路，教工宿舍在一纵深处。夜里，远远望去，几盏亮灯，也能觉出依稀的希望。作为失败者，我几乎没有过勇气成全自己的精神向度。可那一条小溪，却给予最初且迷惘的中学时代一股清澈。清澈而已，挡在校前的一面山体又令人猜想：溪水不上山，除非山洪爆发。
校长办公室，一分为二：外面茶室，里头办公。蔡忠坤校长之前已见过一面，一望便知思维活跃、精力充沛，也正值干事业的盛年。他的那种昂扬和那副口才，尤其表露过自己的教育信仰，给我印象深刻。从上午起，泡茶喝茶、漫谈校史，驾车海边看教学基地；再共进午餐，一碟纯粹的“闽南糊”特食，让整个吃货的少年时光顿然复活！蔡老师的育人之思与待客之道，在浓淡之间自然流溢，某些我所希望获悉的资讯渐渐浮出，旧貌新颜已融为一体。
由于年龄的缘故，我的思绪似乎比校长要多延伸出某些历史的尺寸。一进入校门，脑子里就开始了搜索与比较。其实，就剩下校名和原址了。原来那排缺少阳光、设施简陋，由军营直接套用的单层土筑教室，追踪起来真有点像影片中的集中营。但这，绝对阻挡不了师生们的教学热情。客观说，记性中还是有层让人寒冷的风霜雨雪；那些所谓“出身不好”的师生们，也有许多不为今人理喻的苦难背景与心酸阅历。而文革灾变，也被我们这一代给占满了！
那一代的学生娃，简直就是一支劳动大军！为响应“勤工俭学”的号召，学工学农盛行，学时被大大缩短。学习好坏并不决定什么，政治态度才最重要。而参加各种劳动，也是衡量学生是否进步的指标。若不卖力，则可能被作为思想落后被记录在案。我的同班同学黄文潇，因家庭成分为“工商业”，劳动似乎也欠缺体力，结果这位成绩优良的“学习委员”，整个中学期间差一点都不被批准参加共青团。直到靠拼命干活才能挣工分生存的上山下乡前，他才入了团。
而直接的政治表现，还是被摆在了首位。这次有位林姓同学，彼此见了面都想不起对方是谁。他诉说自己当年因踢球踢在了伟大领袖的画像上，结果被以“现行反革命”追究。为了逃避罪责，他干脆休学躲起来了！许多年后，这位满腹委屈、初一辍学的学生，靠着与命运抗争，一路误打误撞，最终竟获得财富自由。但在扩大积累的中途，却绕不过非市场的难关。为了安全与安心起见，他又缩小经商规模与可能风险，只选择守住一个简单的收租摊位。
林冬强，也是我40多年后刚见过的一位。其父被作为“历史反革命”，从京城辗转贬至小镇上的“渔业公司”。那时候，整个闽东就这么个县级建制的企业，犹如庞然大物伫在海边。它拥有医院、小学、社区和外运码头，给外人有着巨大的神秘感。许多像冬强这样的家庭，都自带晦涩的故事迁移到此。另外，也有依靠“造反派”上位的对应角色，得意忘形。在那错乱岁月，更多人思维被一锅煮，行为一锅粥，都说不清为何要那样表态，或如此生存。
这些来自外县、外省的学生，也构成了三中部分优质的生源。曾在三中任教、后调福建省广电厅的周朝泉老师，对本土历史与“渔业公司”这个特殊单位间的内在互动，自有深刻的理解：三沙，自明朝就是移民的海岸，空间拥挤，形成了强烈的竞争生存意识。而如同一场强台风登陆，国有渔企携带一个成分复杂的落户群体，他们的存在，也带来了某些城市现代工业对简单的海洋文明的有力补充，相当明显地改变了此地的人文结构与社会发展生态。
恢复高考后，社会生存的竞争就转移到了三中学园。家长、教师、学生，欲摆脱困境、出人头地，或也指望将来某日能指点江山、独领风骚，便用各种妙法高招，各自优劣拼搏，也难免一阵激烈追逐，一片人仰马翻。这些，也都是我得知不久的旧闻了。小学同窗、三中同届的陈述老师告知：我们那一届很悲催，考上大学的寥寥无几！他是其中之一。如此惨得颇有道理——从1966到1976，一场反文化的“文化大革命”，死死绑架了我们十个年头！
不过，大量同学虽生不逢时，自小学起就没接受最基础的学业训练，从而失去了继续升学的机遇或自我教育的能力。但一码是一码。第三中学，还是占据过优越的教育地位的，优秀的老师却具多数的比例。其中还有好几位后来都被选调到师专任教，成为教授、副教授的。虽从资料上看，当时办学条件很差，而老师中也多有一眼就能辨认的家境贫寒者。但是，他们非常敬业，也很拼命，一度成为全县学生高考录取的状元校，威胁着权威霞一中的地位。
那位叫刘文品的老校长，在我的印记中着实儒雅而高大。他虽长得一副女性般细弱的嗓音，但领导起校务却雷厉风行。在一纪念文中，知道刘校长在1956年就到三沙创办初中班，于1961年便参与创立了霞三中，并在文革后期将学校发展成为完整的一所中学，从此跻身全县教育系统的前列。可以想见，一步一步，从无到有、从初中到高中，使地处沿海一隅的几代三沙人获得了接受中学基础教育的良机，这期间经历了多少辛勤园丁们的心血与汗水！
印象中，教数学的张老师衣服补过丁，高瘦的身子，也看得出被生活重压后的弯曲；在印尼排华中回归的英语老师李，大概内心也藏有不为人知的苦衷。他每每双手撑着讲台，对学生们尽情教读China is a great socialist country！（中国是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且不失华侨的翩翩风度。尽管那时风云变幻，专政无情，师道遭损，但作为中学的老师们，却保持着人格尊严与职业操守，即便在工宣队的管理下，也培养出不少能承担社会责任的人才。
在三中，我只待了一个学年，之后就随父母调动回城。而给我印象最深的，莫过于对我都是惟一的班主任和班长。大概那时已目睹过“文攻武卫”的血淋场面，父亲下放镇上，家里常出现惊慌逃窜的右派大人们。对恐惧社会动荡、讨厌政治运动而“恨屋及乌”的我，实在也厌倦上生硬的政治课。时常课间埋头小说，或为在文学虚构情景中得到某些解脱？心思杂乱，成绩平平，甚至止不住午后课上瞌睡。应该坦率承认：那阵子，我不是一个好学生。
只是，对我这非本地又非外地的城关学生，教政治的这位老师，其严格中还携带着某种严厉与冷漠。我几乎就没机会遇见过他的微笑。批评前，他总用很长的时间，透过镜片，用两颗眯缝的眼珠不置一词地注视我。我想，当时我们之间是有某种情绪对抗的。而结果，是我的自信在一点点丧失。现在想起，他性格好像趋于封闭型，虽还扮演过连长的特别角色。但是，那个时代献身教育的教师们多有不易。对于他，或许背后也有自己难以排遣的苦恼？
富有戏剧性的是，老师最钟爱的学生是我的班长。他学习努力，政治表现也第一。奇怪在于：竟然与我关系最铁！他比我大出三岁，写着一手漂亮钢笔字，也嗜酒。毕业后因发誓要扎根农村一辈子，一度成为全县知青的典型人物，常被召唤到县里市里做代表。后来，他还是扛不住招工进了城。原以为自己仕途有望，却无奈企业快速倒闭。最终他学掌勺，东一家西一店地做起了小饭馆厨师。再后来，听说为了多挣一份钱，一身兼了两个公司的保安。
想去，这是班主任也不愿看到的。班长的人生当具悲剧性，这不在于从事了什么职业，而在于他一开始就太热衷校园政治，随后又紧跟虚头巴脑的社会形势，不够自我冷静与独立点的思考。按时髦点的表述，就是审美原则或价值观出现了偏差。对一个一切都讲究政治色调的时代，他的确也够典型。在我看来，“政治”与“控制”，如同“身份”和“地位”，对一名在校生来说，不论大、中、小学，都是一剂相当可怕的精神毒药，会致人以伤残。
每位老师都一定有自己特别喜欢或讨厌的学生，这是他们的个人权利，也很正常。或许只有伟大的教师，才会收敛自己的好恶，隐忍学生的毛病，兼顾各种因素来定位自己的因人施教。他甚至会将自己预先设定为怀疑对象，纠正任何一种教育者可能存在的偏颇，最终以宗教式的博爱和造就原则，理性区分不同个体的差异性与培育的可塑性，来理解、宽容地对待他们的每一个学生。这是任何时代都可能发生的美好事情，只是我自己错过了机遇而已。
中学教育重在人格的初步养成。学校是家庭与社会间的第一个媒介，或是文化人生赖以形成的第一个环境。孔夫子“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表达的正是后天教化对人性趋势的决定意义，尽管善与恶的扬抑需要借助法治更为可靠。人类教育史上的成功案例也已成为许多国家与社会的常识，但对我们的现代性实践，似乎还欠缺某种成熟稳定的机制。乃至有时候，人们也会忽略“一个坏的教师奉送真理，一个好的教师则教人发现真理”这样的至理名言。
欣慰的是，班主任所教学生中，也有不少是很有出息的。从几篇纪念中，我重新认识了选择终身教职的艰辛，尤其处于动荡不安的处境之下；再次发现了作为好教师的难以平凡。乡村教员，注定缺少那种被常人认为的功成名就与惊天动地；即便他们自己尽了毕生精力，将全部生命搭在事业上，这个矛盾复杂的人生社会，也未必会给出足够匹配的尊敬与荣耀。回想三中往事，为那位始终未能重逢与面对的班主任老师深为遗憾，并也继续因他而感动！
今日，在三中楼道间张贴着校友的名人榜。在这里，副县（副处）以上级别的行政领导干部正光荣上了榜，有80多名，并将几位专家教授也列入当中了。这种划分虽可存疑，但或许也只能局限于此。倒有20位博士被单独列表，还是将“知识分子”做了特别的区分。其中也有我认识的，比如留法航空法学博士吴建端。我们的父亲是同事，那时同住在一个叫“排溏”（音）的集体宿舍里。彼此生活都属简朴之类，但热血却是流动的，不时还沸腾。
当然也有陈述同学的大名，由于出色的教学和文学的收获。他是本地第三代移民，可谓三沙学子自强不息的一类代表。高度近视眼，不断有好奇，永远有疑问，始终想表述，构成了陈述存在的特征链条。此次他陪同我重返母校，生于斯长于斯并且还曾任教于斯，更可轻车熟路。而他对回首校事，不论做学生还是当老师，都能信手拈来，栩栩如生，热情四溢。读到他的《三中校歌》等作品时就隐约感觉：这个人的性格与渔港三沙的命运有一种相辅相成。
还有，随后我所见到了三中人物：写小说的吴羲和写散文的万则义，都是土生土长的三沙人，却感觉是道发黄的移动“地标”。像我这样非常疏远故土，甚至与生长的家乡都若即若离的人，却也对他们有着某种人文色彩的印记。这或可说明，自己最初的文学情愫同三沙的境遇也密不可分。我还发现，从三中出发，最后被认为“事业有成”的多为走了仕途。所谓“官本位”，在此也一样“亮丽”抢眼。这大概是现代教育所需要进行的观念变革之一?
那天临走前，蔡校长特别郑重地送给我一本他签名的《三中往事》。沉甸甸地，我将它带回了北京。这本由陈旭老师主编的“往事”，分出若干章节，内容相当丰富，将三中校史做了个头尾梳理。我连翻了几天下来，也必会生发出多层的感慨来。除了欣赏那些以扎实的基础学业，在其人生道路上用情感与理性循序渐进的人们，但同时也感叹极少数校友的执迷不悟或假装糊涂；他们对历史，对社会缺乏必要而深层的反思，将某种阴影当成了光明。
自1958年由简陋的一间民国“文昌阁”开班办学，到今日的“霞三中”，可谓风雨兼程，实属来之不易！1961年才有首届96名初中毕业生，1970年才拥有高中部及50多名高中生，途经倒退的“文革”造反运动、“复课闹革命”、军宣队与工宣队的管制、开门办学以及归入正常的“改革开放”时期。直到公元1977年，终于有8名学子考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三中的教育史，也多少印证了中国乡村文化的波澜起伏，社会文明进程的一波三折。
三中也留给我一番伤感：如同完整的生命惨遭破损，曾经辉煌的高中部被拦腰斩断了！眼下，全县高中教育缩减到城里的几所公、私立中学，几成“垄断”态势。后果是：每年将近一半的初中生无法正常升入高中续读。这事关一个地方文明生态是否存续，也事关人的将来。对此，校长和教师们忧心忡忡，同有识之士一起呼吁。对于教育，惟有扭曲的权力和资本可以造成困扰。但社会是个共同体，该免除伤害彼此照应，这应是被充分尊重的一种常识。
教育应与权力无涉，则与个人权利密切相关。几十年对社会改革的使劲，也涵盖了广大的各类学校。可人们对教育的根本目的，似乎并非全能“恍然大悟”。所以，外界有了三头六臂的蛮力制约着学校的相对自主与独立。而某种越发变形沉重的教育行政化、商业化，使得校园不时飘荡与人性、与伦理、与尊严乃至与理想相去甚远的媚俗气息。从宪法的释义上，受教育是完整公民权利之一环，任何偷工减料，轻率怠慢，无疑都是对平等、公正的冒犯。
无论对历史与现实，或对文化与社会，初中加高中，一个完全的第三中学，都并非是可有可无。维系人类需要水，需要火，需要充足的氧气与阳光。而完整的中学教育，正是其中不可或缺的激活要素。对这个海滨小镇的未来，人们不可以习非成是，或让她神往破碎，使其失去人文的特性、文明的秩序与健全的承继。我注意到三中校友（包含老师）亦不乏敬重鲁迅的，在亿往昔中聊及先生的不同启蒙。对此，我也凑个小声贝：别忘了，救救孩子！
2021.4.19北京
作者简介：随笔作家、时政评论家，原《影响力中国网》总编辑。
苏小玲：霞三中，往事与再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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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市头条编辑委员会主任尹玉峰 制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