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不仅洁身自律，博学多才，对儿子们也是严格要求，不过有时还多少有点家长作风呢。爷爷希望几个儿子都学医报效祖国，1932年大伯和二伯遵从父旨，考上华西医科大学，可三儿张代成（我爸爸，后改名为张镕）44年考大学时却偏没听爷爷的话报考医学，考入上海复旦大学英文系去了（注11）。为这，父子俩多少有些不快。

从1932年到39年，大伯二伯在成都读书，每年至少要回北碚一次，几百公里路程，他们得用整整七天才能步行到家 。爷爷常给他们讲述祖父如何单身从湖北步行入川的艰苦经历，以此来鼓励他们努力奋斗，勤俭节约，把自己培养成国家的有用之才。

爷爷平时在家比较严肃，不苟言笑，腰板挺直，办事认真，讲文明，重礼仪，对家人尤其对后来到的几个调皮捣蛋的孙子要求严格，教育他们遵守行为礼仪规则：高兴时不能大声喧哗，不能随地吐痰，掉在饭桌上的饭粒应当拣起来吃掉，筷子不能在菜碗里晃悠，咀嚼时不能张嘴，不得发出声响。几个“鬼猴儿”时不时没规没矩的，爷爷最生气的时候，就是一句“岂有此理！” 而“鬼猴儿”们有时却在一边偷笑爷爷的“迂”。尽管如此，长大后这些品质在他们身上却是潜移默化的移植了。

爷爷二十岁也就是1911年就有了大儿子张代民。大伯脸圆圆的，在几个性格偏于内向沉闷的兄弟中，他算比较开朗的，大学毕业后就一直在成都当医生，后在人民医院任主任医生。

大伯开朗归开朗，却也是秉承了爷爷钢直不阿，不趋炎附势的秉性。在做医生期间，常有人带上某某局长，某某领导，不排队要找他看病，他居然把别人推出去。还边推边说我这儿没有什么长，什么官，只有病人，看病请排队。

文革期间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大伯好像更显风趣幽默，更喜欢讲话了。

记得重庆武斗期间，我们一家避难逃往成都，住大伯家里。大伯每天一有时间就给我们天南地北地讲故事，说起世界各地的风景名胜人情，如数家珍，仿佛他世界各地都走过一遭。而调皮的三哥爱德，专爱在这个时候揭短，站在他爸爸身后一边 做怪相， 一边指着大伯   对我们说：“没出过省啊！” 大伯就把三哥给轰走。一家人总是这样欢声笑语的。看得出，除了医学书籍，大伯读的书真多，而且记忆力也特好。

爷爷的几个儿子，二儿张泽镐和三儿子张代成虽年龄相差11岁，性格和外表更像爷爷。

1914年生的二伯张泽镐39年大学毕业后在成都工作了两年，41年被爷爷从成都召回，在兼善中学校医务室服务。爷爷要求二伯照顾附近的贫苦农民和工人，应尽力给他们看病。后来很多人找二伯看病都受到免费的优待，这让爷爷很是骄傲了一把。当然外面很多慕名来看病的，二伯还是收费的，这样才做到了收支平衡。

1979年我们姐妹俩在北碚读书时，我去找当时担任北碚九院院长的二伯看病。走进二伯的办公室，还没等我说我的病情，二伯就笑着对我说：“你先去把号挂了吧。” 虽然弄得我还有点不好意思，但也完全理解和喜欢二伯这样有点“迂”的公私分明。毫无疑问，这样的工作作风当然就是爷爷风格的再现。

我腿上一块困扰我好久的顽癣，二伯叫我用硼酸浸泡的棉垫敷包，第二天皮肤就神奇般的基本复原了。

虽然1925年出生的三儿子张代成当初没听话学习医学专业，但却继承了他爸爸的职业，教育。最初任教就是在兼善中学。

张代成（张镕）是怀有美好理想的进步青年学子，早在上海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在兼善中学教书时，他经常指导《众声合唱团》，演唱《青年近卫军之歌》、《解放区的天》、《山那边好地方》等歌曲，还编导活报剧等（注12）。听妈妈说，他们在当时的北碚体育场和学校操场演出时，大有轰动效应。那时的张代成，架一副眼镜，文质彬彬，英俊潇洒。漂亮妈妈作为学生，张代成在她心目中一定是崇拜的偶像吧？在女生们的嬉笑中，妈妈一定默默地倾慕着张代成。呵呵，没成想爸爸在教学生们唱歌的同时，也时常给妈妈目送关注。有个郭姓的女老师看在眼里，记在了心上。然后呢，然后就当上红娘了呗。

大概在1954年，爸爸张熔就调往重庆广益中学担任校长。可惜啊，那么年轻，还没能等到像爷爷那样更好地一展宏图，57年就被政治运动打入了冷宫。虽后来成了“揭帽右派”，还是被“雪藏”20年后才得以重新出山，担任南岸进修学校校长。此时离退休已经不远了，但他抓紧时间，努力发挥退休前七年的光和热。在他任职期间的工作，亦颇有爷爷的遗风做派，多做事少说话。我曾写过一篇《不拘言笑的老爸》，里面就提到较内向的爸爸和二伯见面时的不善交流，搞得妈妈手忙脚乱的。在八十年代，爸爸在办学资金不足的情况下，以企助教，校办工厂办得风生水起，在南岸区也算是有一定的名气。

爷爷最小的继子周明朴，是当年重庆市有名的篮球运动员。他是1950年13岁时慕名来到兼善中学读初中的。他回忆起52年他们参加重庆市中学生三好杯篮球赛，打败了不可一世的南开中学队，获得冠军，张校长特别高兴。有人喊要奖励，张校长开会问大家要什么奖，学生们也说不出什么来。爷爷说，你们已经得到最大的奖励了，那就是全校一千多师生都为你们祝贺和骄傲啊，我们要“为而不有。”

周明朴一开始是崇拜校长张博和的学生，奶奶53年过世之后，56年爷爷和郑奶奶结婚，他就成了爷爷的继子。

那天，周明朴打完比赛来到博和家，开门就看到“张博和先生郑瑾先女士结婚志喜”。虽有些吃惊和突然，但从前因后果来看，也是意料之中的事了。

妈妈拉住儿子的手说：“你要喊哟！”

壮儿子矫情地问：“怎么喊嘛？”

“喊爸爸呀，你们大家不是经常说校长就是父亲啊！”

周叔说，的确是那样，他对张校长早就没有陌生感了，这个 “爸爸” 喊得一点不费力。

作为重庆市有名气的篮球运动员，周叔1954年高一就被市体工委“抢”要了。后在重庆大学工作，最后回到北碚体委当主任。

周叔说爷爷的品质“为而不有” 对他一生影响最大。他当体委主任十几年，期间同级同事都买车，享有一定的特权。而周叔坚持不要车，也无自己个人办公室，不管财务只管做事。同事们都说他是最接地气的体委主任。

有意思的是，爷爷以及他的几个儿子，在工作中，手里也曾经是常有过上千上万的经费处置权的。但他们在家里，每一分钱却都是由夫人安排掌管。怎么用，夫人说了算。当然啰，首先是丈夫们对夫人的绝对信任哈。

（未完待续）

注：

11、抗战时期1938年复旦大学迁往北碚东阳镇夏坝，47年迁回上海。

12、以应时性、时事性为特征的戏剧类型。这类剧目能及时反映时事以达到宣传的目的，就像“活的报纸”。中国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出现活报剧演出，在战争时期更为流行。演出时，常常把人物漫画化，并插有宣传性的议论。活报剧多在街头、广场演出，也可在剧场演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