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华热点 刘如江
在乌兰察布地区，近150年的时间里，有句非常有名的俗语，“张皋儿，隆盛庄，爬场（cháng）好地方”，这个俗语还有几个变型模式，“科布尔，隆盛庄，爬场好地方”“康保，隆盛庄，爬场好地方”，在今天乌兰察布别的地方，也有过别的变型，但后半句都是“爬场好地方”。
这句话背后所隐藏的，是乌兰察布地区（特别需要指出的，不是清代民国时期的乌兰察布，而是今天行政区划意义上的乌兰察布）以光绪初年“丁戊奇荒”为背景的逃荒走西口大潮，以及整个光绪朝察哈尔右翼大规模“放垦”等重大历史事件，这将在下文中逐一展开。
进入21世纪特别是十八大以来，乌兰察布的身份标签，已经由“农业”逐渐切换到了“文旅”，曾经农耕垦殖时代的“爬场好地方”，如今升级成了“避暑好地方”。乌兰察布夏天的平均气温18.8℃，素有“早穿皮袄午穿纱”之说，因其独特的气候条件，鸿茅药酒、卓资山熏鸡和丰镇月饼就诞生在这个地方。
— 壹·爬场背后的走西口垦殖记忆 —
任何语言都需要依托于特定的语境和现实的场景，否则人们会逐渐淡忘其本来含义，甚至消失在历史深处。在内蒙古中西部，“爬场”一词便是这样。这个词在如今的语境当中，是骂人非常狠的一句话，意思是没有出息，不求上进，自甘堕落，落入非常贫困潦倒的境地。
更为严重的是，太多人已经不知道这个词的来历，写法上便衍生了一些想当然的方式，比如“爬床”“爬长”等等。其实，穿越到清代民国时期，传统农业时代非常具体的场景，我们不难还原其本来的面貌。“场”指的是晋语区的打谷场，晋语中打谷场叫作“场（cháng）面”。
与之相关的词汇，还有“打场”，用的是梿枷；“碾场”，用的是碌碡；“扬场”，用的是木锨；而“铺场”“收场”，用的是木叉，等等。此外，一些地方，为了防止偷盗，从庄稼从农田拉到场面，“个子”码在那儿，到粮食入仓之前，还要安排“看场（cháng）”的，并搭有简易的窝棚。
清代民国时期，塞外的察哈尔右翼和土默特地区，农业区（点）地广人稀，虽然亩产量较低，但每家的地亩不算少。传说中的“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用来形容当时本区域的状况，还算比较恰当。一到秋天，每个村庄都少不了许多用来看场的简易窝棚。
在那个年代，逃荒在外或无家可归、流离所失者，被迫无奈，只能住此类窝棚（在窝棚主人家不用的时候），这就是所谓的“爬场”。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爬场”比“讨吃”更加令人心酸，因为场面上的这类窝棚，不避风雨寒暑，连当地的“讨吃子（乞丐）”都不会住。
“爬场”是被迫无奈的一种选择，但对于走口外的逃荒者来说，也是一种权宜之计。清代西口外地广人稀，农耕经济还处于拓展期，只要是吃苦肯干，从“受苦人”做起，用个五年十年的，还是能生存下来，大致解决温饱的。这便是“……爬场好地方”句式，背后更深层次的含义。
这种“爬场”语境背后的走西口垦殖，最早源于康熙三十三年到三十六年（1694-1697年），清廷允许民人到察哈尔右翼和土默特地区成规模垦种之时。到了雍正乾隆年间，由于朝廷规模化放垦升科形成了一次高潮。到了光绪年间，存在另外一次高潮，也与放垦升科有关。
— 贰·口外两大垦殖潮的背景饥荒 —
康熙末年、雍正初年，山东、河北和山西等地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清政府为了救济灾民，实施“借地养民”政策。但西口外察哈尔右翼和土默特地区，适应清廷西北用兵的需要，执行的“扩耕建厂”政策，即以各种形式放地扩大耕种面积、同时兴建军马场。雍正二年（1724年）开始，一直到乾隆年间，为乌兰察布、呼和浩特地区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放垦。雍正二年，清廷正式准许察哈尔蒙地招垦，包括官地招垦和蒙旗招垦。
雍正二年，察哈尔都统弘昇对察哈尔右翼四旗的私垦地进行过一次丈量，共丈量农地29709顷25亩，每年应征银十九万余两。雍正十三年（1735年），归化城都统丹津奏请放垦的土默特大粮地，就有40500顷，征粮以备军。到了乾隆年间，察哈尔右翼还有次大规模的放垦。
乾隆年间，察哈尔右翼发生的规模最大的一次放垦，就是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的“太仆寺右翼牧场空闲废地”。这次放地过程中，宁远厅（今凉城县）放垦2776倾38亩，丰镇厅放垦18779倾32亩1分。“爬场好地方”的隆盛庄、张皋，就是在这次放地中正式建庄。
按照兴和县的地方文史资料，乾隆二十年（1755年）清廷在张皋设立巡检司，但《乾隆朝实录》记载的很明确，张皋儿巡检设立于乾隆四十年（1775年），由原来的高庙子巡检移驻改设。隆盛庄和张皋的兴起，主要是由于商业孔道，其实早于清朝放地就已有相当的基础了。
康乾年间的这轮放垦，催生了西口外繁荣的景象，特色杂粮产业渐成气候。为解决新疆用兵粮饷和抗灾济民而松动的垦殖政策，到了乾隆初年，已经使得“杀虎口-归化城”一带，出现了产业配套较全且比较繁荣的景象。
第二次高潮，则是由“丁戊奇荒”引起的，当然也夹杂着左宗棠新疆用兵、甲午中日战争和庚子国变等重大历史事件。丁戊奇荒，是1875年（光绪元年）到1879年在华北地区发生的特大灾荒，灾荒波及山西、直隶、陕西、河南、山东等省，造成1000余万人饿死，另有2000余万灾民逃荒到外地，其中尤以1877、1878两年为重。
这场特大自然灾害，极大地改变了历史进程。对内蒙古中西部来说，就是农垦的加速发展，在察哈尔右翼地区，张之洞于光绪八年（1882年）设立了“丰宁押荒局”，掌管丰镇、宁远一带蒙地放垦事宜。在今巴彦淖尔河套地区，则是“河神”王同春开渠兴修水利的黄金期。
— 叁·清代科布尔的垦殖设治情况 —
乌兰察布流传下来的“……爬场好地方”句式中，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即“科布尔”，在清代前期译作“康保尔”，也就是今天察右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之前，归宁远厅（今凉城县）管辖，而当地的土地，则是“和硕庄亲王”的牧厂。
清初有“八大铁帽子王”，和硕庄亲王便是其一，其始祖是皇太极五子硕塞。说到硕塞，故事特别多，主要是随着清军入关南征北战，与今天乌兰察布地区的交集，主要是以亲王身份，代表顺治皇帝，统八旗兵五千前往代噶（今内蒙古凉城县）彙祥寺，迎接五世达赖喇嘛。
和硕庄亲王在科布尔的牧厂地，前后共分七次开垦，分别为乾隆四十六年（私垦），乾隆四十八年（32.78倾），乾隆五十年（83.91倾），乾隆五十二年（635.34倾），嘉庆三年（651.08倾），道光二十一年（1100.17倾），光绪八年（626.97倾）。其开垦的土地前后合计，不少于3130.25倾。
光绪十年（1884年），清廷在宁远厅科布尔设立巡检，由乾隆四十年（1775年）所设的宁远厅后营子巡检改设。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绥远城将军贻谷办理垦务期间，从宁远厅析设陶林厅，科布尔成为了陶林厅的治所。实际上，科布尔地区深度开发，主要是在光绪年间。
从科布尔地区的放垦史，我们也可以看出，从乾隆年间一直到光绪年间，“科布尔地区”都是农耕时代，内地民人走口外“爬场”的理想之地。特别是在“丁戊奇荒”之后的丰宁押荒局时代的放垦、设治，更是推动了科布尔农业经济、农耕文明，向着更加纵深的方向发展。
从另外一个侧面来看，无论是隆盛庄，还是张皋儿，抑或科布尔，都是清代乌兰察布（察哈尔右翼）地区“走西口文化”的一个缩影，半开玩笑半认真地来讲，当时整个乌兰察布地区，其实都是“爬场好地方”。在相同时代，以“鸿茅药酒”和“厂汉营莜面”而闻名的鸿茅古镇厂汉营，整体上来说也是类似情况。
在清代前后两轮农耕时代的垦殖浪潮中，乌兰察布地区呈现了农耕文化和草原文明，以及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深入融合，催生了一批颇具当地特色的特产、小吃，比如，隆盛庄的“丰镇月饼”，厂汉营的“鸿茅药酒”，察右中旗（科布尔）的“红萝卜”，乌兰察布的“莜面全席”。
— 肆·草原避暑之都高寒地带的福利 —
就在“爬场好地方”的科布尔附近，有个享誉1500多年的名胜，即“九十九泉”。九十九泉最早见于《魏书》，这是一部记载拓跋鲜卑建立北魏王朝的史书。九十九泉的所在地，北魏时称“武要北原”，现在称“辉腾锡勒”，也就是最近一些年享誉京津冀地区的“黄花沟”。
在农耕时代、逃荒年代，老百姓也顾不了那么多，只要能吃上饭、活下来，苦寒之地都是好地方，因此清代民国时期，乌兰察布地区特别是察右中旗的科布尔，属于著名的“爬场好地方”。但时代在变，一切都在变，在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和交通条件面前，这一带变成了避暑好地方。
2014年，乌兰察布被中国气象学会正式命名为“中国草原避暑之都”，成为北方唯一获此殊荣的城市。乌兰察布年平均气温4.3℃，夏季平均气温只有18.8℃，比北京、天津要低10℃左右，盛夏如秋，清爽宜人。而这个地方，从北京启程，自驾3小时、高铁70分钟，飞行40分钟即达。
而“草原避暑之都”代表性景点，就是辉腾锡勒以及凉城岱海。辉腾锡勒草原位于察右中旗政府所在地科布尔镇南10公里处，总面积600平方公里，平均海拔2000米，属于世界上保持最完好的典型的高山草甸草原，植被覆盖率达80%。这里曾是北魏、辽代皇家避暑之地。
辉腾锡勒堪称“避暑神器”，辉腾锡勒天气多变，一山之间、一沟之隔都有天壤之别。即便最热的数伏天，辉腾锡勒昼夜温差都超过15℃。当地有个很严肃的搞笑段子——“辉腾梁冻死一头牛，七十二把刀，紧剥慢剥就给臭了”，以夸张和极其生动的说法描述其昼夜温差之大。
说到凉城，这是很富有诗意的一个名字。如果要用最简短的语言推介凉城，那就是“凉城真的很凉”。遍数中华大地，还有几处号称“凉城”的地方，其中有保定涞源县“凉城风景区”， 有湖北最西边的县级市——“利川”，有古代素有“凉州”之称的甘肃省武威市，此外还有上海虹口区的凉城街道。
在各种版本的“凉城”，最正宗、最地道的，要数位于“中国草原避暑之都”乌兰察布的凉城县。一是这里是国家正式命名的行政区域，二是夏季这里的气温，肯定要比其他版本的“凉城”低上不少，七月份最热，平均气温20.5℃；三是这里是亲水型的凉城——拥有草原仙湖岱海。
— 小结 —
我们今天，在影视作品的渲染下，一谈起走西口，似乎就是旅蒙商、商旅文化，就是乔家大院、大盛魁。其实，这只是其中一部分，走西口文化中相当大比例的，是农耕文化、逃荒文化。对于绝大多数亲历者而言，走西口更多是苦难史、面向命运的抗争史，以及充满生存希望的奋斗史。
追溯历史，是为了缅怀先人，更加珍惜我们今天的生活。我们的“中国梦”，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其中很重要的就是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而走西口人从农耕垦殖到生态文旅，一路走来的，在精神内涵上也是如此，而且这种变化为中国梦提供很好的注脚。
发达的交通物流体系，飞机、高铁和高速公路，不但将西口外的乌兰察布与神州大地每一个角落，都更加紧密连接起来，更为重要的是，还可以支撑瞬间穿越。曾经的苦寒之地，盛夏亦有Ta奇幻之旅，刚才还是凉爽如秋，忽儿温馨如春，有时炎热如夏，偶尔还会轻盈雪飘。
1、2003年毕业于内蒙古大学，80后，长达13年之久的咨询顾问经验，擅长商业模式、战略、品牌、营销模块，与中石油润滑油公司战略规划部，有长达10年的合作关系；
2、2008年创建“东方慧润能源信息咨询”，同时在酸奶、母婴用品、白酒、文创、中医药、文旅等方向上拥有众多的案例，同时还是一些财经类报刊、杂志的特约撰稿人；
3、其本人出版的经管类专著，有6本，线上、线下，受益人数过百万，其中《你的项目靠谱吗》一书，着重讲述商业模式的评估、搭建、优化，并拥有行之有效的独到模型；
4、国内复杂性科学研究领域的泰斗，清华大学吴彤教授，武汉大学博导曾晓平教授，中航油前总裁陈九霖博士，都对刘老师的作品表示认可，并对其专著作序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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