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人毛泽东的婚姻情感生活
——四次婚姻和十个子女纪实（连载二）
第二章 第二次婚姻
一、 相识
毛泽东与杨开慧的初次相识是在1924年春。
1901年11月6日（阴历9月26日）拂晓，湖南长沙东北隅120里的一个叫板仓冲的山村里，传出了一个新生女婴的第一声啼哭。因为婴儿出生的这一天红阳高升、红霞万朵，其父就给女婴取名开慧，号霞，字云锦，期望女儿在这凄风惨雨的艰难世道中犹如灿烂的云霞，美丽而火红。
婴儿的父亲叫杨昌济，字华生，曾参加过谭嗣同、唐才常等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运动，后改名“怀中”东渡日本留学。意为虽留洋出国，但心中仍怀念着中国。回国后，他不屑与军阀官僚为伍，严词拒当湖南教育厅厅长，却到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当了一名教员。1917年，经章士钊向北大校长蔡元培推荐，到北大出任伦理学教授。
1913年春，20岁的毛泽东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了杨昌济任职的湖南省立第四师范学校（该校后并入湖南省立第一师范），杨昌济成为毛泽东的伦理学老师。杨昌济看到毛泽东这个农家出生的学生好学深思，成绩优异，十分赞赏。1915年，他曾给好友章士钊的信里评价毛泽东和蔡和森时说：“二子海内奇才，前程远大，君不方救国则已，救国必先重二子。”而毛泽东因杨昌济学识渊博，诲人不倦，也非常钦佩。因此，师生之间交往频繁。这在无形之中也为毛泽东和杨开慧以后的相识、相知架起了一座桥梁。
1914年春的一个下午，杨开慧正在房中看书，忽听父亲在外屋击掌叫好。原来，其父正在翻看毛泽东所记述的读书笔记《讲堂录》。
这本《讲堂录》，是一些听课笔记和读书笔记，共1万余字，内容所及，有外国著名的人和事，如拿破仑、凯撒、牛顿、富兰克林等世界名人，但大多是中国的历史人物和典籍记载，从殷周的伊尹、周公、孙武、孔子、孟轲，秦汉的司马迁、张良，严光，唐宋的李白、杜甫、范仲淹、朱熹、程颢、程颐等，明清的王船山等共百余人，涉及的文籍古典有先秦哲学、楚辞、汉赋、史记、唐诗宋词、宋明理学及明末清初一些思想家、文学家独特的言论等。
事后，杨开慧也遵循父命仔细阅读了《讲堂录》，立刻被其中的深刻思想、言论所深深吸引，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敬佩之情，心中暗暗希望能见到他。
1916年暑假，毛泽东回乡探望了因病卧床已久的母亲文七妹后，一把雨伞、一双草鞋风尘仆仆步行几十里，第一次去板仓看望回乡度假的杨昌济老师。此时，杨开慧也正好随全家在板仓。毛泽东在板仓呆的这一个多星期，使他对杨家有了一个较为充分的了解。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第一师范毕业，结束了他的学生时代。正当毛泽东面临着新的生活道路选择之时，接到了在北京任教的杨昌济老师的来信，告诉毛泽东北京正在筹建组织留法勤工俭学活动，并说这是前景广阔的发展之路。
留法勤工俭学，是当时居留法国的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人倡导的。原来，一战期间，法国在中国招募了十五万华工去做战勤服务，因华工吃苦耐劳，深得法国人喜欢，因此后来又不断来中国招募工人。蔡元培等就创办了勤工俭学会，以“勤以工作，检以求学”为号召，倡导有为青年利用此机会去法国一面工作一面求学。
1917年，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回国后，又在北京设立了总会，宣传勤工俭学主张，并在东城方家胡同创办了留法预备学校，聘请法国铎尔先生教授法文，以解决去法国语言不通的问题。
毛泽东接到杨昌济老师的来信，自然十分振奋。6月下旬的一天，新民学会在湖南第一师范附属小学开会，专题研究“会友向外发展”的问题，一致认为去法国勤工俭学十分必要，应尽快行动，并决定蔡和森等先去北京具体联络。
蔡和森来到北京联络后，感到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特别是赴法经费是个大问题。于是，就想请毛泽东长驻北京，一面主持湖南青年赴法勤工俭学之事，一面组织新民学会开展对国内问题的进一步研究，而他本人则打算先到法国去，集中精力了解研究国外革命形势，并扎扎实实地边工作边学习几年，进行革命理论的探索。
于是，在杨昌济老师的支持下，蔡和森多次写信给毛泽东，并在信中催促说：此事已与杨老师仔细讨论过，杨老师希望你尽快来北京。
1918年8月15日，毛泽东同罗章龙、邓中夏、萧子昇、张昆弟、罗学赞、李维汉、陈赞周等25名青年，由长沙启程前往北京。大队人马来到北京后，毛泽东住在老师杨昌济豆腐池胡同9号的家中，其他人则散居在湖南各县市设在北京的会馆里。
对于毛泽东的到来，杨开慧有一种莫名的感觉，虽然只分别短短的3个月，在她心中却长似几年，现在又见到毛泽东，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要说，但又不知从何说起。
毛泽东住在杨家，随着时间的推移，与杨开慧的交流自然日益增多。杨开慧喜书法，通诗词，这使毛泽东更加爱意深切。一天，毛泽东向开慧要诗，开慧便随口吟了一首：
高谊薄云霞，温和德行嘉。
所贴娇丽菊，今高独开花。
月夜幽思永，楼台入暮画。
明年秋色好，能否至吾家。
毛泽东细细地听完，笑着说：“霞，你这诗赠给我不也是很合适吗？”杨开慧脸色马上绯红起来。
不久，杨昌济终于发现自己的掌上明珠与得意弟子之间的感情秘密，但他并没有为难他们。他珍爱女儿，也喜欢这位睿知、大度、激进而又抱负非凡的学生，因而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自此，毛泽东与杨开慧建立了恋爱关系，她们漫步在北海桥头，欣赏着古都风光，体验着初恋的甜蜜。
二、 相爱
1918年10月，经杨昌济联系、蔡元培校长推荐，毛泽东被北大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安排在图书馆当了一名助理员。在这里，毛泽东不仅读到了许多过去未读到过的书刊杂志，而且结识了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谭平山、陈公博、张国涛、胡适等一大批著名人物。
1919年12月，毛泽东率驱张（敬尧）代表团赴北京，第二次住在杨昌济家。当时，杨昌济已生病住院。次年元月17日，杨昌济因病长逝，时年50岁。毛泽东为之守灵，操办丧事。下旬，开慧一家扶柩南下回到板仓。不久，杨开慧就读于长沙美国教会学校福湘女中。
杨开慧对于爱情与婚姻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自从她了解了毛泽东并爱上以后，便为毛泽东所倾倒，她曾在一篇日记中写道：“不料我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是十分爱他。自从听了他的许多事，看见了他的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上了他。不过我没有希望过会同他结婚……直到他有许多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我还不敢相信我有这样幸运……从此我有了一个新意识。我觉得我为母亲而生之外，是为他而生的。我想象着，假如一天他死去了，我的母亲也不在了，我一定要跟着他死！假如他被人提着去杀，我一定同他去共一个命运！”
毛泽东与杨开慧在恋爱过程中，也曾出现过一次波折。
在杨开慧的《自传》中，有如下一段记述：
1919年秋，湖南新民学会在周南女校开年会，为壮大组织扩大影响，吸收了一批女教员、女同学参加学会。
周南女校是湖南早期一所很有名的女子学校。其中，向警予、蔡畅和陶毅就是周南女校的杰出代表，被誉为“周南三杰”。
在新民学会的活动中，毛泽东英姿勃发的风采和办事干练细心的气质，为一批女教员所钦佩。其中，同为湘潭同乡的陶毅，更是钦佩有加、爱慕不已。
陶毅，字斯咏，1896年出生，比毛泽东小三岁。曾是周南女校的高材生，毕业后就留在女校当老师。陶毅是一位知识女性，性格开朗，思想上进，且家境富有。她主张教育救国，是新民学会中的活跃分子。由于十分倾慕毛泽东，就常常有意接近毛泽东，并开始主动追求他。渐渐地，密切地交往增进了相互间的感情。
人间没有不透风的墙。两人感情之事虽是个人私密之事，但不久便被杨开慧知道了，杨开慧犹如一颗炸弹扔到了头顶，杨开慧一时十分伤心。
其实，年轻相处，互相爱慕、追求也属于一件十分平常的事。就杨开慧本人来说，在与毛泽东相恋的过程中，因年轻漂亮，又知书达理，且又是杨昌济教授的女儿，所以也有很多北大学生喜欢和追求她。不过，杨开慧由于心中早有所属，都被婉言谢绝。
对毛泽东来说，陶毅与他虽是同乡人，且志向相同，话语也投机，但两人家境条件却十分悬殊，陶家在湘潭是一户有名的富户，而毛泽东家不过是农村的一户小康之家。陶毅和毛泽东的交往遭到了其父母和亲友的强烈反对，因此，其结果自然是可想而知了。
毛陶分手后，恋爱不成，友谊却在。后来，在新民学会活动和驱张运动中，也曾多次书信往来。毛陶分手不久，湖南省学生联合会主席彭璜曾热烈追求过陶毅，但遭到陶毅婉拒，陶毅一生未嫁。后来，陶毅到上海从事教育工作。1931年，陶毅因病去世，年仅35岁。
毛泽东与杨开慧相恋，杨昌济教授本来是知道的，也是默许支持的。但经过毛陶相恋之事后，杨教授也曾一度有所顾虑，并且因毛泽东比杨开慧大八岁，曾专门找女儿谈过一次话。但杨开慧态度十分坚决，事后她向母亲表白：“我的出生，除了为你们父母而生之外，便是为他而生的。”母亲明白女儿的心迹后，就支持了女儿的选择。
毛陶分手后，毛泽东与杨开慧便和好如初，且日益亲密。其父亲见女儿与毛泽东的恋爱关系越来越深，也终于打消了顾虑，女儿的婚姻大事也就在杨家内部定了下来。
1920年冬天，毛泽东与杨开慧同居结婚。他们的洞房是湖南第一师范教员宿舍——妙高峰下的青峰祠。结婚时，他们打破陈规旧俗，一没办嫁妆，二没坐花轿，三没办酒席，既没媒人送亲，又没披红戴花。有的亲戚未免觉得太寒碜了，但杨开慧却说：“我们不做嫁妆，不坐花轿，不举行婚礼，不做俗人之举。”
1921年10月，湖南共产党支部成立，毛泽东任书记。不久，在毛泽东介绍下，当时已是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的杨开慧，加入了党组织。杨开慧入党时，女性中只有北大的何孟雄的妻子缪伯英是中共党员，杨开慧是中国女共产党员的第二人。
结婚不久，他们迁居到长沙小吴门外清水塘22号。该地址是湖南湘区委员会的秘密办公地点。杨开慧来后担任了区委机要和交通联络工作，身兼秘书、机要、文印、联络、总务等多种职务。
毛泽东和杨开慧结婚后，生活是甜蜜的、幸福的。但处于血雨腥风的斗争环境，他们总是别时多、聚时少，就连岸英、岸青、岸龙三个儿子的出生，毛泽东也忙于工作外出在外，无暇在身边照顾。毛泽东往往是趁工作间隙偶尔回家几趟，并且总是来去匆匆，只能住一两晚便得离开，常常是杨开慧带着孩子幽怨地过着清苦的日子。1923年冬，毛泽东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杨开慧倚门目送毛泽东出门远去，潸然泪下。毛泽东强抑感情上路，心中也是难舍难分。坐上火车后，吟成《贺新郎》词一首：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共云雾，算人间知己吾与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云和翥。
1927年8月18日，改组后的新湖南省委在长沙近郊沈家大屋举行会议，讨论土地和秋收暴动问题。会上，毛泽东提出要用枪杆子夺取政权和高高地打出共产党的旗帜的主张，得到了与会同志的同意。此后，秋收起义的行动箭在弦上，一触即发。
此时，杨开慧也开始做着参加秋收起义的各项准备。但毛泽东意识到未来斗争的残酷艰巨，决定自己单独前往，让杨开慧返回板仓去照顾母亲和孩子，同时参加当地的农民运动。杨开慧考虑再三，最后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
8月30日，毛泽东送杨开慧返回板仓。由于秋收暴动在即，工作千头万绪，毛泽东连脚都没有歇就翻过后山回长沙。第二天，毛泽东又从长沙乘火车前往安源。
三、 相思
1927年9月秋收暴动后，毛泽东于10月率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上井岗山。自此关山迢迢，封锁道道，两人间的书信往来也变得困难重重了。即使是通过秘密机关、秘密渠道，也要经过许多周折才能联系上一次。开始时，还能通过井岗山下的药铺、长沙的盐号（地下交通站）偶尔联系。后来，发生变化，毛泽东只得先把信寄到长沙、武汉、上海等地的亲友后，再寻机转送。来往一次信件，常常要辗转好几个月，真是“家书抵万金”。有一次，毛泽东从江西寄出一信，内容十分重要。但过了好几个月，信才转到杨开慧的舅舅向明卿手中。毛泽东很久不见回信，担心地下交通站出了问题，为了向家和杨家的安全，从此与杨开慧断了联系，自此音讯杳无。
杨开慧非常想念在井岗山战斗的毛泽东，常常牵肠挂肚、彻夜难眠。她在日记式的《散记》中写道：“无论怎样都睡不着，虽然倒在床上，一连几晚都是这样，合起来还睡不到一个晚上的时辰。十多天了，半月了，一月了，总不见来信。我检（简）直真要疯了。我设一些假想，脑子象戏台一样，还睡什么觉？人越见枯瘦了。”
1929年1月，杨开慧与毛泽东分别一年多了。漫漫不眠之夜，杨开慧日夜思念着远方的亲人，写下这样一首诗：
平阴起朔风，浓寒入肌骨。
念兹远行人，平波突起伏。
足疾已否痊，寒衣是否备？
孤眠谁爱护，是否亦凄苦。
书信不可通，欲问无人语。
恨无飞双翮，飞去见兹人。
兹人不得见，惆怅无已时。
这首诗，既有“孤眠谁爱护”的幽怨，更有深深的相思之情，句句情，字字泪，情真意挚，刻骨铭心！
1929年10月，陈毅从上海返回井岗山。毛泽东在与陈毅的交谈中，得知李立三担任了中共中央秘书长，并知弟弟毛泽民也在上海。此时，毛泽东与杨开慧失去联系已近一年了，也不知道母子的消息。焦急之中，毛泽东马上给李立三写了一信，请转告其弟告诉杨开慧的通信地址。这样，毛泽东才又得知开慧母子的下落，并很快给她们写了信。1930年1月28日，杨开慧在《散记》中记载了毛泽东来信之事：“太难过了，太寂寞了，太伤心了。……他终于有信来了，我接着喜欢得眼泪滚流下来了。然后他那生活终归是要使我忧念的，我总是要带着痛苦度日。”
四、 相诀
自1927年8月30日，毛泽东于秋收起义前送杨开慧回板仓一别，两人再无重逢相聚竟成永诀。
1930年7月27日，红三军团胜利攻占了长沙。彭德怀以8000余红军打败了3万余优势的何健军队，一时震动全国。但是，何健很快集中15个团的兵力向长沙发起反扑。在敌我力量过于悬殊的情况下，红三军团主动撤离了长沙。
何健杀回长沙后，疯狂地大开杀戒，一个个共产党员被枪决，一批批革命群众被杀害。在严酷的斗争形势下，杨开慧也做好随时牺牲的准备。1930年9月21日晚上，杨开慧把文件书信进行了彻底的清理，把一部分用花瓷坛封好，埋在自家菜园里；另一部分用油光纸一层一层包好，分几处放进屋内的墙缝里。另外，她还把平时所写的杂文、诗稿包好后藏入床边的空砖墙内，然后用泥巴封好（15年后，邻居缪正和的儿子在挖沟掘土时，挖出了当年埋下的花瓷坛。可惜由于时日太久了，里面的文件已全部变成了酱红色的泥浆。60年后，开慧藏在墙壁里的诗稿、杂文也终于被发现）。
何健为了报“只身逃于湘江西岸之辱”，他一面派出一连的士兵去韶山盗挖毛泽东的祖坟，以图“破风水”；一面派人打扮成“卖布客”、“沙罐客”、各种“小商贩”或“算命先生”，四处侦查杨开慧的踪迹。自此，板仓常有密探追寻，并数次出动了侦缉队前去抓捕。
一天，母亲向振熙流着泪对开慧说：“霞仔，听我的话，还是到井岗山那边去吧！”
开慧说：“妈，谁让我是共产党员呢！我哪能丢下这里这么多的事情走呀！”
几天后，杨开慧体贴母亲的心，加上平江那边刚好有事要去办，便答应母亲带上孩子到舅舅家去躲些日子避避风头。
1930年10月下旬的一天，一个陈姓密探在板仓下屋附近转了半天。午后时分，他以口渴为由闯进杨家厨房。恰在这时，有个年轻少妇正从厨房内提水走出。陈姓密探估计就是杨开慧，立即赶回密报。当晚，特务头目范觐溪纠集了80多名铲共义勇队员，兵分8组，避开大道赶赴板仓。凌晨2点多钟，杨家被一层一层地紧紧包围起来。睡眠中的杨开慧被急促的打门声敲醒后，立即起身烧毁了两份尚未送出的通知，后从容被捕。
杨开慧不幸被捕后，连同儿子毛岸英、毛岸青、毛岸龙被送到戒备森严的长沙警备司令部监狱。一个月中，杨开慧经受了多次的审讯和严刑拷打，包括竹签钉指甲、木杠滚压全身，全身遍体鳞伤，被拷打得几次昏厥过去。但是，开慧始终不肯屈服，始终保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信念和傲骨，实践了“牺牲小我，成功大我”的誓言。
杨开慧被捕后，按照地下党组织的意见，其母向振熙和胞兄杨开智赶赴南京，请在国民党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蔡元培、章士钊帮忙出面营救。章士钊和蔡元培商量后，决定发动社会名流打电报给何健，要求无罪释放杨开慧。长沙的18名著名人士也要求公开释放杨开慧，板仓的乡亲也两次集体去省里担保。何健鉴于社会舆论，准备退而求其次，先后几次派人找杨开慧谈话，要杨开慧登报申明与毛泽东脱离夫妻关系。
“呸！我正告你们，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从来不会向你们乞求自由！你们要打就打，要杀就杀，要想我与毛泽东脱离关系，除非海枯石烂！我与毛泽东不仅是夫妻关系，更是革命的同志关系、战友关系。要我背叛毛泽东，背叛革命，成为可耻的叛徒，你们是白日做梦，痴心妄想！”
严刑无用，劝降不成，何健下达了枪杀令。
1930年11月14日清晨6点钟，“提杨开慧！”恐怖的声音在监狱里大声响起。
牢房打开了，杨开慧贴身穿了件头几天托六舅妈刚做来的新白布衣，外面罩着与毛泽东分手时穿的蓝旗袍，脚上穿着洁白的袜子，平静地用手理了理头上的短发，俯下身子,把岸英、岸青、岸龙三兄弟紧紧地抱在一起,一一吻别,然后强忍着万分悲痛,坚定地站起身来，抬了抬头，艰难地迈出牢门。这时，年仅8岁的岸英满脸是泪，飞奔出牢房扑倒在妈妈的脚下，抱着母亲的腿嚎啕大哭：“妈妈！妈妈！我舍不得你走呀！爸爸、弟弟、外婆、舅舅都舍不得你呀！……”
杨开慧手捂胸口，强忍泪水，抬头举目，好象看见了远在井岗山的毛泽东。一会儿，她弯下身体扶起幼小的岸英，一把把他搂在身边，一字一句地安慰道：“我的好孩子，今后若能见到爸爸，就说妈妈非常想念他，就说妈妈没有做对不起他的事……”
下午1点钟，杨开慧和其他6个革命难友被押上识字岭刑场。一阵枪响后，难友们倒下了，杨开慧流了很多血，但一时还没有停止呼吸，她拼尽气力极力挣扎,双手紧紧抠入泥土，抠成两个小坑。见此，行刑人又上前补了一枪，一颗年轻的心终于停止了跳动。
杨开慧英勇就义，年仅29岁。杨开慧的遗体被连夜运回板仓，安葬在松树环绕的青松坡上。
1930年12月，毛泽东在江西吉水县木口村看报时，从报纸上惊悉杨开慧殉难的噩耗，十分哀痛。当即给妻舅杨开智寄去一信并带去30块光洋，信中说：“开慧之死，百身莫赎。”
不久，杨开智遵照毛泽东给杨开慧修墓立碑的嘱托，刻有“毛母杨开慧墓”、“男岸英、岸青、岸龙刊”、“民国十九年冬立”字样的石碑立于杨开慧的墓前。
解放后，毛泽东曾先后四次会见杨开慧的保姆陈玉英（陈也曾和杨开慧一同被捕入狱），拉着陈玉英的手伤感地说：“看见你，就象见到了开慧。”
1957年春节，杨开慧中学时的同学李淑一给毛泽东写了一信，随信寄去了怀念其丈夫柳直荀（毛泽东早年战友，1932年在洪湖战役中牺牲）的《菩萨蛮》词一首。毛泽东接信后，浮想联翩，思绪万千，于5月17日复信李淑一，并将5月11日填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一词寄上，还请李淑一到板仓杨开慧的墓前代致悼意。该词以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手法，给人以无穷的思恋和深深的震撼：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1962年11月，向振熙老人家去世。毛泽东知道后，立即寄去五百元钱作为丧葬费，并给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写去一信，嘱咐让杨老太太和爱妻杨开慧同穴，说：“我们两家同是一家，不分彼此。”（待续）
编者简介:杨雄彪（又名杨荣标），1950年出生，1969年参军，曾任团政治处主任、师司令部直工科科长。1987年底转业至金华市财税系统，任税务稽查局局长8年，在参与查处共和国第一税案(金华县虚开增值税发票案)中，荣立三等功。2010年在金华市国税局总会计师位上退休。现任金华市税务学会付会长兼秘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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