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到母亲坟莹前看看
穆希超
母亲临终前的几天,老天一直下雨,紧一阵慢一阵,下得人心烦。我黑白守候在母亲床前，陪伴母亲走完这人生最后也是最艰难的旅程。五年前的阴历七月初七的凌晨，风停雨歇，母亲安然闭上了眼睛。母亲去了，却把深深的怀念永远的留给了我们。
我的右手中指有块伤疤。母亲说，那是我周岁时煤油烧伤落下的。一天晚上，母亲在炕上做针线，我在旁边玩，我学着灯蛾的勇敢，伸手抓歪了油灯，灯头点燃了洒出来的煤油，油火烧伤了我的手指。我嚎啕大哭。十指连心啊！我的手指不仅连着我的心，也一定连着母亲的心。母亲哄我，给我喂奶，都无济于事。手发炎了，流着血水。我整天整夜的哭，哭了三天三夜。母亲抱着我，从屋里走到屋外，从屋外走回屋内。父亲吓唬我，说，再哭砸死他！我哭得更凶。母亲的眼里一定含满泪水，母亲一定指着月亮，给我说，孩子，不哭，不哭，你见哪个大男子汉哭鼻了？你看，尕尕（月亮的俗称）都在笑话你呢！我或许停止了哭泣，热泪挂在眼角，泪水映着月亮。我现在看见我手上的伤疤，我就想象起母亲抱着我在院子里走动的情形。
母亲是邻里和睦的典范。不仅没有和庄乡邻居吵过嘴、白过脸，还尽可能的给他们帮忙，提供方便。
我的东邻是一个邱家的菜园，菜园里有两间小屋，小屋里住着的不是菜园的主人，而是外地来的一户李姓人家，四口人。一位长者，领着二男一女三个孩子。那位长者，我喊他爷爷。那个大男孩，长我父亲一岁，我喊他伯父，他取名长金，却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金子。另一男孩叫长生，意为长生不老。那个女孩子乳名玲玲，我喊她姑姑。她没有多少灵气，倒是两眼有些呆直，经常傻笑，似乎智力有些障碍。后来我知道，他们是外地讨饭来的，那位爷爷一根扁担两个筐，一个筐里一个孩子，手里领着那个大的。在我东邻住下来之后的很长时间里，爷爷领着女孩去讨饭，两个男孩大了，就去给富户当长工或打短工为生。他们的生活可想而知。
他们摊上了一个好邻居，这个好邻居有一个善良的女性，那就是我的母亲。我母亲经常接济他们。
我家有六七口人，日子过的也很紧巴。我的奶奶是过日子的老狠子，很会精打细算，对家里的一草一木也看管得严紧，滴水不漏。我们两家只隔一堵墙，翘翘脚，能看见那边的情景。我家过秋过麦，那位爷爷领着那个伯父，经常过来帮忙。玲姑小，不会做针线，（长大了也没学会），他们的衣服需缝缝补补，都是母亲帮忙。他们对母亲感激不尽。
讨饭的营生大概不十分好做。收入不稳定不说，手中的棍子还要时刻提防恶狗伤身，还需经常遭受恶人家的白眼或辱骂。那个爷爷要不了多少东西，那个玲姑经常饿得大哭，母亲听见隔壁的哭声，寻个方便，翘起脚尖，递几个窝头给隔壁的爷爷，并嘱咐他不要声张，玲姑知道了，说话没遮拦，传到奶奶耳朵里，说不定是一场大乱子。过年过节，我家的炸鱼丸子之类，也是偷三瞒四送给他们一些，这些东西，在他们讨饭的所得中，是绝无仅有的。事情过去了好多年，李姓邻居的日子逐渐好起来，大队里批了地方，盖了房子，搬进了自己的窝，两家成为世交。这些事我不知道，母亲也没有直接给我说过，都是那位伯父后来告诉我的，那也是我的奶奶辞世以后。
我的西邻有一个赵姓的二嫂。二哥在东北当工人，过年才回来住些时日。二嫂一人拉着三个孩子过日子，着实不容易。有时侯，二嫂把孩子放在我家，托母亲照管，母亲看人家的孩子比看自家的孩子还精心，说，若有点闪失，多不好啊！
有一次，二嫂出远门，需几天才回。二嫂把孩子送到亲戚家，家里的猪、鸡等，嘱母亲照管。二嫂说，东屋里有料，足够。中午，母亲去喂猪，东屋的门上却挂了铁锁，原来二嫂走得慌张，忘了留下钥匙。母爱便挖自家的猪料，去喂二嫂家的猪。母亲不敢给父亲说，，因为那时凭工分分粮食，我家人口多，劳力少，粮食并不宽余。父亲继承了奶奶的秉性，也是出了名的抠门，“葛郎台学院”的高才生。好在二嫂家的猪不会说话，走漏不了风声。我们知道了也给母亲保密，还佩服母亲的为人。父亲见自家的猪料下得快，以为猪开了吃，吃得多，长得快，出栏早，多卖钱。父亲还着实高兴了一阵，我们心里也暗自好笑。
按照我们那里的风俗，人若故去后，他（她）的衣服被褥等，一般要付之以炬。也有把好衣服送人的，人家得同意接受才行。母亲故去后，也不例外，只是没有可以送人的东西，不是我们不同意送人，只觉得这些东西太破旧了，拿不出门去。有一床毡毯，家人要烧掉，我却把它留下来。这毡毯大概是六十年代买的，母亲整整铺了四十年！灰色的毡毯上，补了三十多块补丁，补丁连补丁，补丁罗补丁，原本单层的毯子，几乎成了双层，有的地方竟有三四层。那些五颜六色的补丁，象联合国的旗子结缀而成。妻子问我留这个干什么，我说这是无价之物，镇宅之宝啊！这床毯子陪伴了母亲半辈子，上面凝聚着母亲勤俭节俭的优秀品质，这正是孩子离不了的东西。母亲不识字，不会说“一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的文化，但她懂得，这种品质正是做人的根本。我们的日子越过越好，这种品质越是不能丢。
母亲有个头晕的固疾。母亲坐车有些特殊要求，坐地排车脸要朝前看，否则非晕不可。纺线的时候，只要看见纺车轮子的转动，便会晕的不敢动弹。我们不敢想象，母亲年轻时侯，纺织那么多棉布，忍受了多大的痛苦！母亲坐汽车，更是晕得了不得。有一次坐小车，还没走三二里，便脸色腊黄，嘴唇青紫，呕吐不止，先吐食物，后吐胃液，再吐黄水。晕一次车，三两天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曾在坐车前服下晕车药，毫无效果。后来，竟发展到看见汽车就有晕车的感觉了。曾经看过医生，大夫说，是先天所致，不好治，也治不好，平时注意就行。
母亲晚年，想到我工作的城里，看看我城里的家是个什么样子。母亲的想法并不过分，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到城里享几天福，也是我们做儿女的心愿。不过，母亲要走五十里路程，其间还有三十里山路，又不能坐车，还真成了难题，让我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下了一番气力。
母亲不能坐汽车，我便想用自行车带母亲进城。不能走宽敞的大公路，恐怕母亲看见汽车引起头晕。我便翻山越岭，寻找路面比较平坦的山间小路作为母亲进城路线。行进途中，好路骑车，孬路推车，上上下下，费尽周折，用了四五个小时，累出了几身热汗，终于把母亲安全带到家中，母亲奇迹般的没有晕起来，我们全家大喜，母亲亦大喜。
母亲一生受过三次大的外伤。
一次是发生在“大跃进”的年代，母亲正值壮年。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母亲白天要去干活，晚上还要“夜战”，很晚才能回家。回家来还要推碾倒磨，操吃操穿。一个漆黑的夜晚，霜雪浓重，母亲上屋顶拿地瓜干，稍有不慎，从近三米高的墙头上滑下，重重地摔在地上，摔折了胳膊摔伤了腰，不能动弹。我十三四岁，一米四五的个头，我十分吃力的把母亲背到炕上，她躺了一个多月。我是伺侯母亲的主力。父亲为了生计去了东北，家里两个妹妹，大的六岁，小的四岁。我白天上学，回来做饭，晚上熬药水给母亲热敷腰肌。母亲见我累，心疼得热泪直流。
第二次外伤是母亲七十岁的那年。母亲傍晚在雪地上滑倒，正巧磕在一块石头上，膝盖骨摔成粉碎性骨折。我把母亲送进医院，手术整骨，石膏固定，我们轮班看护母亲，母亲在床上躺了两个多月，从未喊一声疼痛，我们无不被母亲坚韧的毅力所感动。母亲从此没有离开过拐杖。
第三次外伤时母亲已八十四岁高龄。那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母亲坐在门外路边乘凉，起身时不慎歪倒，摔伤腰椎，对本来行动不便的母亲，无疑于雪上加霜。我要送母亲医院治疗，母亲死活不同意，说，年老了，摔一下还有不疼的吗？休息一段时间就好了。母亲卧床休息养伤，很少起床活动。我们侍奉床前，端水喂饭。为拒褥疮染身，定时为母亲翻动身躯。昱年春，母亲病情有所好转，我把母亲抱到院子里的沙发上，母亲沐浴着明媚的阳光，看树上的绿叶，看院子里的鲜花。母亲说，真好，心里清凉！再后来，母亲竟然从此没有起来。
母亲的骨灰安葬在庄后河边的大坝上，那里是一片公墓。坝上绿树成阴，芳草萋萋；坝后河水清清，长年流淌；坝前是一片果园，可以闻花香，听鸟鸣，看蝶舞。母亲生前操劳一辈子，一刻未得停闲，现在可以安息了。我常到母亲坟莹前看看，告慰母亲：您的儿孙们，会越过越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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