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作钩沉14•
永远的怀念
一一那年冬雪乍化时
记得1979年春节刚过的一天中午，我们正在生产队的院子里打绳套，队长从大队部回来告诉我说，下晌有两个记者要来，大队长让你有个准备。
听说记者要来，我心中不仅一阵欢喜，是哪一位呢？我不知道。中午下班，我急忙回家打扫屋内外卫生。屋里屋外收拾完了，妻子看着我的一身衣服说：“你这一身，咋见人家呀。”
“没事。”我说：“要是嫌穷，他们就不会来看咱了。”那时候，我真的没有一身没有补丁的衣服。
队长照顾我，下午没让我上班。我徘徊在村头大道上等待客人的到来。
大约下午两点多钟，一辆拖拉机从村西头迎面开了过来，我见车上站着吕继增，就急忙招手叫车停下。拖拉机停下来之后，吕继增和另外一位女同志从车上下来。吕继增是我在县里开通讯员会时认识的，他是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编辑。我和吕老师握过手，他指着那位女同志告诉我：“今声，这位是我们农村部张宇主任，你的稿子在播出之前都是她审定的。” 我上前握住张主任的手连声说：“谢谢张老师。”吕老师告诉我，他们是来双辽采访的，办完事顺便来看我，从郑家屯坐火车到玻璃山下车搭车来的。我谢过拖拉机驾驶员，请他同客人一起到屋，驾驶员说有急事，掉转车头走了。
当我把客人们让到家里时，大队长姜喜哲来到我家对我说：“今声，让客人到大队吧。”我说：“吃完饭再去吧。”
姜喜哲提醒我说：“你家条件不好，还是到大队吧。”
张宇主任对姜喜哲解释说：“我们这次来双辽采访，顺便到这看看宋今声，就不麻烦你们了。”
姜喜哲执意要他们到大队去，张主任和吕老师只好跟着他到大队去了。姜喜哲让我也一同去大队陪客人。
姜喜哲在自己家里准备的饭菜，我们还陪客人们喝了酒。吃完饭，天已经快黑了并且很冷，门前雪化泥泞道路上的泥水开始结冰。我同张主任和吕老师从姜喜哲家里出来回到我家。我叫妻子炒一些瓜子，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们一边嗑着瓜子、一边唠起了家常。张宇主任很感慨，她对吕继增说，今声这么困难还坚持写稿，难能可贵呀。咱们回去给编辑们开个会，讲讲今声是怎样克服困难写稿的。我们一家子则沉浸在无限快乐之中；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家头一次来这么尊贵的客人。
我们正说这话，姜喜哲再次来到我家，请两位客人到大队休息。我家没有新被褥，铺着破旧炕席的炕根本睡不下他们二人，也只好由大队安排了。张主任住在姜喜哲家里，条件很好；吕老师住在大队值班室，因为炕不好烧，睡了一宿凉炕。第二天早上我到大队请吕老师吃饭，吕老师一边穿衣服、一边打着哆嗦。我很不好意思地对吕老师说：“对不起了，让你睡了一宿凉炕。”
吕继增笑道：“当记者什么样的福都能享，什么样得罪都能遭。”每回想起这情形，我都十分愧疚，老师满腔热忱地来看我，没吃我一顿饭，反而挨了一宿冻。
我陪吕老师和张主任在姜喜哲家里吃过早饭以后，大队派了一辆拖拉机，把两位远道而来的客人送走了。临上车，张主任和吕老师鼓励我，让我继续坚持为电台写稿，还嘱咐我有机会上省城到电台做客。听了这，我禁不住流下了泪水。随着一阵嗒嗒响声，站在拖拉机上的两位客人的身影在我的视线里模糊了、渐渐消失了。
他们回到电台以后，吕老师给我来了一封信，他告诉我说：“我以电台编辑部的名义给你们场党委写了一封信，建议改善一下你的生活和工作环境，为你写作提供一些便利条件。”
后来我曾经到场子问过此事，场党委办公室主任说有这么回事，并把信的原件拿给我看了。然而，我真正进入总场机关工作是11年以后的事了，即1990年7月。
后来我们经常以书信形式交往，吕继增还经常给我邮寄一些《吉林广播》，这些学习资料，对我提高新闻写作水平曾经起到很大作用。再后来我接连听到关于两位老师的不幸消息，先是吕继增患病辞世，接着张宇英年早逝。在他们患病期间谁都没有给我来信；没能够到老师的病榻前探视，终生遗憾。然而，他们在冬雪乍化时来我家看我时的音容笑貌，至今仍然留在我的记忆里。
（此文发表在2016《中国火炬》第四期‘沃土’专栏）
二○○六年九月十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