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姐抄书

                 文/孙虎林

    那天，给大姐打电话，大姐说她正在抄书。我问她抄的啥书，大姐说正在抄我写的书，我听后惊讶万分。几年前，我送给大姐一本书，我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青春祭》。没想到大姐看着看着，竟然动手抄起来了。

     通话中，大姐告诉我，她已经抄到二百六十多页了。我说你抄那干啥，闲时翻翻就行了。大姐却说书写得很好，她就想抄。再说，书里面有几篇回忆母亲的文章。每当看到我写母亲的文章，大姐都要流泪，有时甚至哭出声来。

      大姐年长我十来岁，是父母亲的第一个孩子。小时候，母亲曾告诉我一件事。大姐两岁时，家门口过队伍。那些穿着土黄色军服的军人排着队，扛着枪，从天刚亮走到晌午，整整过了大半天，队伍才走过了我家门口。那时，大姐就这样坐在大门口，呆呆地看着川流不息的队伍。多年以后，村东头的大婆拿出一个粗布做的针线包，说是当年过队伍时一个当兵的送给她的。听母亲说，部队临走时，还在我家围墙上贴了几张花花绿绿的标语。从那以后，年幼的大姐就对文字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五十年代中期，大姐背上书包上了学堂。她学习可认真啦，放学后总要在家里朗读课文，背诵识字口诀，还给识字不多的父母当小先生。可惜，大姐念完小学，就再未升学，她得照顾我二姐三姐，母亲一个人确实忙不过来。如果不是这样，大姐中学毕业后，没准会考上大学。凭她的天资，应该没问题。

     后来，大姐招工进了岐山机械厂。那时，我已出生。只记得大姐星期天回家时，总要给我买零食。不久，文革爆发了。我躺在距县城十来里的家中土炕上，就能听到武斗的枪炮声。那时，窗户纸被震得嗡嗡响，我好害怕。这时，大姐也时常呆在家里，很少去城里上班。一天下午，秋雨淅淅沥沥下着。我和几个姐姐围着母亲坐在炕头。窗外雨声很大，沙沙沙响个不停。隐隐约约，听见有人敲我家大门。起初，我们未当一回事，以为有人在敲邻居家大门。侧耳听了一阵，好像就是我家大门在响。于是，三姐跑去开了门。很快，大姐进来了，背着铺盖，拎着装满东西的大网兜，戴着一顶蓝得发白的工装帽。看着我们不解的眼神，大姐说她把东西全带回来了。后来，我才知道。那时的派系斗争十分激烈，得势的那一派把大姐他们这一派全赶回了农村老家。这以后，大姐又做回地地道道的农民。多年以后，我一直记着大姐当初黯然神伤的表情。这件事，彻底改变了大姐的命运。文革后，县机械厂发文招回当年错误遣返的职工，大姐却因为有人从中作梗，失去了重返原单位的机会。

     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大姐也老了。她为家付出了许多，日夜操劳，还得照顾身患疾病的大姐夫。原以为几十年过去了，大姐可能把识的字忘得差不多了，不会捧起书本看了。哪想到，她不但能看书，而且看进去了。沉下心来，竟然一笔一画抄起了我的文章，那可是整整二十六万字的一本书呀。听她说已经抄了好几个作业本。按我大姐夫的说法，大姐喜欢我的文章纯粹是偏心。我赞同姐夫的说法，我亦有自知之明。天下书多了去了，比我写的文章好的也多了去了。大姐却说，别人写的再好，跟她有什么关系。她就是偏心，就喜欢大弟弟的文章。而且，大姐把我的书放在家里最显眼的地方，逢人就说：“这是我大弟弟写的”。

      那天，外甥女海利回老家看她妈。晚上，给我传回来几个视频，大姐抄书的视频。只见大姐戴着老花镜，左手按着本子，右手握着笔，一笔一画地抄写着。那神情，像小学生一样认真专注，像女学者一样心无旁鹜。看那字体，漂亮整洁，一丝不苟。那一刻，我好感动，这哪像七十多岁的乡下老太写的字呀。知母莫若女，外甥女说她妈是最忠实的读者，确实是的。

     不久前，我的第二本散文集《半生缘》出版了。大姐得知后很高兴，在电话中告诉我给她留一本，我说当然啦。只是希望大姐不要再抄我写的书了，弟弟心下不安呀。因为，第二本书比第一本还厚。大姐却说没事，她抄书权当练字呢。再说，还能预防老年痴呆。看来，大姐还要抄下去，我也没办法阻止，只是希望大姐不要太累。

     顺便说一下，大姐住在范家营，那可是出过一代名臣梁星源的地方。大姐家离梁星源祠堂很近，那祠堂里，曾经有过一座赫赫有名的中学范家营中学。

2021年5月21日

孙虎林 ，陕西岐山人，陕西省作家协会会员，都市头条专栏作家，出版散文集《青春祭》《半生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