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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冯积岐
1
祖父领着父亲走进油坊那年，父亲才十二岁。祖父对父亲说，要和他一块儿去油坊看看，父亲不知道要去看什么，茫茫然地跟着祖父出了院门。祖父走在前边，他还很年轻；祖父的身坯高大，腰板挺得很直，他的身上有一股子大户人家的当家人所具有的自信心以及敢于阔步行走的冲劲。父亲几乎是一路小跑着才能跟得上祖父，尽管油坊离家并不远。
菜油的香味儿和油腥味儿在早春的晌午飘得很远，几乎弥漫了整个松陵村。还未走到油坊，父亲就打了一个十分响亮的喷嚏，他大概受不了那股味儿的刺激。祖父回过头来扔给父亲一眼，虽然祖父并没有责备他，可那责备的意味就像浮在碗上面的油花花。祖父十二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李姓油坊里给人家当伙计，他吃在油坊睡在油坊，脸面像菜油的颜色一样，瘦小的身子整天围着磨油菜籽的石磨子转圈儿。油坊里极其憋闷燠热，祖父身上只穿一件分辨不出是什么颜色的短裤，在上梁榨油的日子里，挂在大梁上的祖父如同一个微不足道的秤砣，他满脸油汗，和伙计们一起喊着号子使劲，油坊里的气味多么呛人他也受得了。祖父的韧性和耐力之所以枝粗叶茂，是因为扎根的土壤不一样，他希望父亲也能秉承他的优长，因此，对于父亲些微的瑕点他都想伸手陷掉。
走进油坊， 祖父解开了黑卡叽褂子上的纽扣，他脱掉上衣，光着膀子，走到蒸油菜籽的锅台跟前去和伙计们一起下蒸笼。油菜蒸熟了的味道像什么东西腐败了似的，恶狠狠地直向父亲的鼻孔里钻，父亲按捺着腹腔里的胀满和对那种无法言说的气味的厌恶，他站在离锅台不远的地方看着祖父。祖父双腿微微叉开，站在锅台上，一缕袅袅升腾的白汽，水一样洗濯着他的全身。祖父抬蒸笼的两条手臂轻捷、有力，随着他的一声“嗨！”，一件蒸笼一只毛线团似地扔给了站在锅台下面的两个伙计了。父亲对祖父他们的劳动缺少崇敬也不感兴趣，他走到榨油的大梁下面抬头仰望着，在大梁咯吱咯吱的压榨声中，一缕菜油眼泪似的向下流淌着。在父亲的眼里，那根大梁是他十二年来见识过的最大最大的庞然大物，尽管他以前也来过油坊却并没有在意它。大梁高悬在房顶之下，两个大人也许对它合抱不住，它对油菜籽的压榨果断而有力，大梁的响声极其沉重，比老年人的哮喘还难过。父亲揉了揉眼睛，他恍然觉得，那根大梁离开了原来的位置，向自己压了过来，父亲落荒而逃了，幸亏，祖父没有看见他那诚惶诚恐的样子。走到磨油菜籽的石磨那边，父亲的心还在怦怦地跳动着，油然而生的恐惧居住在他的意识中。石磨的响声空空洞洞的，向磨眼里填油菜籽的中年人吆喝了一声并未偷懒的白骡子，他问父亲：小掌柜的，不好好去读书，跑到油坊里干啥来了？父亲讪讪地一笑，在头发上摸了摸，说：是我爹叫我来的。那个伙计莫名其妙地一笑，他撮了一撮油菜籽放进嘴里，品尝油菜籽的生熟程度。这时候，父亲大概觉得一双眼睛是不够用的，他既注目于将油菜籽嚼得有滋有味的伙计，又想看额上有一撮黑毛的白骡子。父亲兴味盎然。祖父在油坊外世芳世芳地喊他，父亲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油坊。此时，已近正午，春日的阳光从油坊高高的窗户里灌进去，油坊的脚地像是泼上了亮晃晃的菜油。父亲走出来一看，站在太阳地里的祖父反剪着双手，正在注视着门楣上悬挂的“韩家油坊”的木牌。
和父亲在油坊里一块儿逗留的时间里，祖父并没有给父亲说什么。回到家，祖父掂起铁锨镢头，一只手拿着前一天从县城里买回来的三棵中国槐的树苗，和父亲一同来到了后院。祖父挖好坑，向坑里浇上了水，他把树苗栽进去，叫父亲按住树苗，自己向坑里填土。
“世芳，”祖父停了铁锨。他说，“你看油坊里哪件东西最值钱？”
“白骡子。”父亲脱口而出。
“胡说！”
“菜油。”父亲按住树苗的手臂动了动。
“胡说！”
祖父填好土以后再用铁锤子一下一下地夯，三棵树全栽好了。祖父看看三棵树，又看看父亲，他轻叹了一声：
“娃呀，你十二岁了，不算小了。”祖父说，“油坊里最值钱的是那根槐木大梁，六十年才能长成，要六十年啦，整整一辈子。”
祖父从侧面注视着父亲，祖父的脸色酷似油坊里那根大梁的颜色——发黑、闪亮，不同于油坊里任何一个伙计的脸，也许和他自己当伙计时的脸也不一样；祖父的脸和父亲的脸有相近的地方，不仅仅是遗传的面貌，而是那种一脉相承的沉稳的程度。当然，祖父的脸稍稍有点艺术化，他比父亲的脸冷峻得多，严酷得多，有深度得多。祖父也没有给父亲说什么，直到栽好树以后从院子里出来，祖父的言语很吝啬，他主要靠他的形象说话。
好多年以后，父亲才意识到了祖父领着他去油坊里走那么一趟，意味有多么深长。
2
祖父的名字像一个担着山柴担子行走在陡峭的山路上的庄稼汉一样，被压迫得难以喘过气来，松陵村乃至雍川乡和大半个凤山县的庄稼人都知道韩油户，而不知道祖父有一个叫做韩俊伯的名字。松陵村人油户油户地叫了他好多年，直到祖父成为凤山县有名气的乡绅为止。祖父是从卖油发家的。
祖父在李家油坊整整干了五年。祖父的卖力肯干赢得了李家掌柜的信赖，李家掌柜的或二掌柜的有事外出或不在家的时候，祖父就替代他们卖油、换油。祖父认得秤（一斤十六两），会算账，从未出过差错。祖父目睹着李家掌柜的将麻籽油、花生油和豆油掺进菜籽油里，当做上好的菜油兑换给庄稼人，祖父只是记住了一斤掺多少的比例，从未声张过。有一次，祖父将背着一褡裢油菜籽来换油的一个老汉领到了未掺假的油瓮跟前去，油葫芦刚下到瓮中，掌柜的回来了。祖父理屈似的看了掌柜的一眼，动作生硬而笨拙，手中的油葫芦如一张尴尬的脸。站在他跟前的掌柜的不但没有责备他还贴上了一副笑模笑样，祖父拿秤杆的手有点颤，掌柜的朝他点了点头才稳住了他的情绪。祖父不是不知道油葫芦不应该下到那个瓮中去，而是他觉得，那个老汉可怜，才那么做的。晚上，掌柜的将祖父叫去了，掌柜的叫了一声祖父的大名，他的态度很温和，很平静，摆出一副长者的样子对祖父说：“娃呀，做生意就得多一个心眼儿。”祖父嗫嗫嚅嚅地说：“我，我忘记了……”掌柜的说：“我也是没有办法才那样做的。”祖父听得出，掌柜的所说的那样做是指什么，当时，祖父确实难以理解李家掌柜的那种好像被推逼到了墙角而无可奈何的可怜相，他是抱着检讨的态度来见掌柜的。掌柜的非但没有责备他，反而给了他两块大洋作为一年来的奖赏，之后，祖父再也不敢将没有掺假的、货真价实的菜油兑换出去了。
祖父不在李家油坊当伙计是和那次断梁有关系。那年夏天，油坊里最热闹的时候，一副油菜籽刚上梁，梁上还没有压上石磨或石板，从中而断的大梁轰然而响，虽然未伤及一个人，可是，伙计们被惊吓得不轻，假如那大梁压在谁的身上，当即就没命了。李家掌柜的一看那打得四零八散墙上粘得满都是的菜籽胚，摇着头说：“我真糊涂呀，椿木是不能做大梁的。”事出以后，祖父就要走，掌柜的一看留不住祖父，就对他说：“你就不要给人打短工了，还是当个油户吧。”于是，祖父就在李家油坊里赁了一担菜油，开始走村串乡。每天，祖父将兑换来的油菜籽给李家掌柜的，从中赚出来的换成钱，拿回了家。
做了油户的祖父仿佛变成了一个很大度的容器，很多难以容忍的事他都容纳了，只要能赚钱。生意场上的祖父把一张沉稳的脸调节得很温和，他尤其善于和絮絮叨叨的女人们周旋，本该兑换五两一钱菜油，而祖父将系秤砣的麻绳子压在四两八钱上，他故意把秤杆弄得平平的，不高也不低，等着女人们叫喊不行不行。在女人们尖锐的喊声中，眼尖手快的祖父将油葫芦里的油向女人们的油罐中细水似的一续，提秤的左手轻轻地压住秤杆的这一头，秤杆的那一头就翘起来了。女人们心满意足地把四两九钱油当做五两一钱拿回了家。祖父的家业就是这样一钱油一钱油地积攒的。
做了几年油户以后，祖父买了一块地皮盖起了油坊。为了得到一根大梁，祖父跑遍了凤山县还是没有如愿，后来，他在临县的木头集上买回来了一根槐木大梁，大梁很重，很结实。祖父给木轱辘大车上加套了一头牛才将大梁从六十里以外运回了松陵村。松陵村人对祖父挑选的那根大梁赞叹不绝，他们由此而判断祖父做事的能耐。
第一次上梁榨油，祖父亲自爬上大梁去系麻绳。祖父系麻绳的时候就发觉，李家的椿木梁上有一条隐约可见的细缝，不知为什么，祖父从梁上下来，没有向李家掌柜的言说此事，当梁断油毁以后，祖父心里仿佛被什么猛撞了一下，他一看见那根撂在院子里的断梁就惶惶不安，发黄的木碴子裸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刀子一般锋利。他不能再呆下去了，决然提出要走。李家掌柜的还以为祖父被吓坏了，其实，祖父为什么要走，只有他自己清楚。现在，祖父坐在自己的大梁上，他系好麻绳，喝喊一声，油坊内外响起了清醒的挂鞭：祖父的油坊开张了。
当了掌柜的祖父依然像伙计一样干活儿，依然挑着担子去卖油换油。祖父每天出去时把晌午要吃的油、盐和醋，用勺子一勺一勺地舀出来，其他的封存好，堆一边不能动。辣椒买来几串子，挂在厦房的房檐，不经祖父的手就不能吃；每隔几天，祖父数几个辣椒交给祖母，由祖母将它焙干捣碎。不到逢年过节，一家人谁也不准吃油泼辣子，就是干辣面子也不能多吃一点点。 祖父常常教导一家人：只有穷人，只有那些二杆子货才大手大脚地过日子，财东家过日子是最精细的。做油户的祖父一走到村外，就脱下褂子提在了手里，将布鞋别在裤腰带上不穿，进了村，他才穿戴整齐。担子磨破了肩上的皮肉是会长上来的，而磨破了衣服是要花钱的，鞋也是一样，祖父在心里如此盘算着。祖父一块一块地攒银元，一分一分地买地。曾祖留给祖父的只有平原上的一亩等外地和一亩二分坡地。祖父年过三十以后在平原上已有四十多亩二等地了，而且置了牲口和大车。开初，祖父没有足够的银元去买平原上的好地，而村里的几户大户人家正好要将坡地全部倒成平原上的好地，祖父花不了多少钱从他们手中买回来了坡地；祖父十分珍爱自己买来的土地，三九天，村里的人还在酣睡中，祖父就爬起来吆着白骡子去驮粪，他自己并不空走，肩上挑两笼子土粪和白骡子一起爬坡，贫瘠的坡地里第一次施土肥就如同第一次抽上大烟的人一样；三伏天，祖父赤着精身子，顶着毒辣辣的日头，把那几亩坡地用镢头刨挖一遍，酥软的土地经过太阳一烤，雨水淋进去就全部吸收了，来年，坡地里的麦子并不少打。种了两年坡地，机会来了：住在半坡里几户人家在一场暴雨中塌了土窑，他们看中了祖父的坡地要做宅基。祖父死活不卖地，既然风水先生能看中就足以说明祖父的那几亩坡地非同一般，祖父以此来要挟买地心切的几户人家。经过几番讨价还价，祖父的几亩坡地必然卖了好价钱，他用卖坡地得来的钱在平原上买的好地比坡地的亩数还要多出几分。
祖父的大部分土地是在民国十八年的关中大饥荒中得来的。饥荒来临之前，祖父有几包麦子安然地扎在木板楼上，麦包用手腕一般粗的麦绳捆着以免挣破。那年秋上，麦子失种以后，祖父将大部分麦子在夜半三更移到了后院里的窨子里去了。年馑捱过来以后，祖父还没有想到买地，他算计了一下，将一部分多余的麦子慷慨地借给了村里没有粮食吃的庄稼人，一斗麦子从三升息增加到了六升，尽管是这样，村里其他几家财东还不肯出借，祖父只是想到了从中吃息，在那样可怕的饥荒中也没有人计较利息的轻重，他们反倒以为祖父的出借是一种善举。靠借着吃的庄稼人终究支撑不住如此漫长持久的饥荒，借过三斗五斗以后，他们再也向祖父张不开口了，只好把手中的那一亩或八分地给祖父。年馑乱麻一般，没有头儿。因此，敢买地的人不多，土地简直就像丢在大路上的烂棉絮，不值几个钱。祖父就在这种情况下，用手中多余的麦子换回来了土地。也有这种情况：有些庄稼人借了祖父的麦子，他们临倒毙前立下了字据，假如一家人饿死或病死，手中的那几亩地就作为归还粮食的抵押了。祖父由此而归到自己名下的土地有好几亩。
年馑过后，祖父可以和村里的几户财东平起平坐了。村里的关帝庙要重修，被雨水冲毁的道路要修补， 一应等等，诸如此类的大事和小事的商讨祖父一定在席。据父亲讲，祖父几次想在松陵村主事而没有实现，原因当然并非一二。祖父的这一门子在韩姓人家不是长房，因此，他再努力也是当不上族长的；祖父尚年轻，他为族长、保长或甲长所不齿，加之，祖父还算不得松陵村的大财东。也许，这些原因全不是原因。祖父曾当着族长的面不知深浅地说过，你们只管了指甲盖那么大点事，我还看球不上哩，咱走着瞧吧。祖父的话对族长和松陵村的主事们伤害不小。可以说，祖父的权力欲从那时候就开始萌芽了，只是没有得手罢了。后来的事实确实证明了，祖父的欲望并不是贪图干指甲盖大的事情。
3
祖父没有为在松陵村争夺一张属于他坐的板凳而劳神费事，是很明智的。祖父以为，阻碍他的并不是族长或松陵村的主事者，这些人不是无法逾越的屏障，这些屏障缺少血肉和骨头，分量不重。当过油户的祖父把目光盯在了做生意上，他是松陵村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的一个敢到县城里去做生意的庄稼人。祖父在县城东关开了粮食集，兼卖菜油。家里的几十亩地由两个敦厚勤快的长工负责收种，祖父将自己的全副精力投入在粮食集上和油坊里。有了粮食集，祖父不再担着担子去串乡走村了。从县城一回来，他就钻进了油坊和伙计们一块儿干活，一直到那时候，祖父还没有培养起当掌柜的派头。
祖父的粮食生意像祖父的情绪一样看好。忙毕，刚收罢麦子，祖父就坐上木轱辘大车去四乡八村籴新麦去了。祖父开的是现洋，从不欠庄稼人一个子儿，因此，庄稼人乐意把上好的麦子卖给祖父。几乎整个凤山县城，包括县政府、县党部、商行、饭馆、学校、诊所，所有的官员和职员们都在祖父的粮食集上买麦子，祖父就从这一买一卖中谋利。祖父已具有经商的人所具有的心眼儿和手腕了，可他毕竟是个农民，是个小财东，是个生意人，还看不出在他的生意红火中恰恰暗伏着灾难和危险。祖父栽倒了，他的栽倒是必然要发生的事情。
事后，祖父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才恍然大悟了。那是清明节的前几天，有一个脸膛乌黑的中年人吆着木轱辘大车来祖父的粮食集上粜麦子。按节气，青黄不接，本该籴麦子才是，祖父当时心中就有点疑虑，他将手伸进粮食口袋，抓出来一把看了看，粮食的成色不错。祖父还是不放心，叫伙计们搬下来两口袋麦子倒进大笸篮里，祖父看时，麦子黄灿灿的，颗粒饱满丰腴，散发着熟悉整齐的香味儿。祖父一打问，方知是县城南原上孟家的粮食，孟家是大财东，孟家的主人是县参议员，祖父这才放心了。他估摸，孟家大概为了腾出装新麦的仓库才将粮食粜出去的。引诱祖父上钩的还有一个原因：祖父出了一个较低的价码，孟家的来人装模作样地讨价还价以后，全依了祖父，祖父当下就拍板定案了。只是，在过秤的时候，祖父发觉，有几口袋麦子比其它的多出几斤。祖父迟疑了一瞬间，就被这宗买卖所获的利润麻木了，他用口袋有大有小安顿了自己对多出几斤粮食的怀疑。春风轻拂，祖父心情惬意愉快，他将头上的瓜皮帽子向后掀了掀，喊了－声“开秤！”晌午的第－桩生意在伙计们的手忙脚乱中开张了，祖父严酷的脸上平板而矜持，没有丝毫轻浮和狂妄的迹象，这种表情和他的年轻很难拼贴在－块儿。他过完粮食，如数将银元交给了孟家的来人。当孟家的木轱辘大车咯噔咯噔地从东向西碾过去的时候，祖父的心里猛然窜上来－丝空荡荡的慌张之感，无论做大生意或小生意，祖父从来没有产生过这种的感触，他眼看着木轱辘大车越走越远，越走越小，小得如同几粒麦子被不太澄明的空气卷走了。祖父回过头来看，倒进自家口袋里的麦子仿佛疲惫不堪的麦客子东倒西歪在粮食集上，祖父吩咐伙计们留下几口袋麦子，把其余的全都扛进库房里去。
事情发生在晌午饭以后。那会儿，祖父正在库房里与账房先生清算粮食的出入情况，县警察局来人了，对那几个背枪的人祖父并不害怕。来人说是查私货的，祖父嘿嘿地笑了：查就查吧。一个做粮食生意的农民有什么私货可窝藏？祖父以为来人所说的私货就是大烟土。对于烟土，祖父不但不沾染而且深恶痛绝。来人不动声色地说：“韩掌柜的，倒几口袋粮食看看。”祖父即刻吩咐伙计们倒粮食，一连倒了三个口袋，口袋里除了小麦还是小麦，祖父的脸上恢复了先前的沉稳，不苟言笑。倒过五个口袋以后，事情出来了，在第六个小麦口袋里有几十发黄得耀眼的步枪子弹。二十几个口袋全部倒完之后，总共整理出了二百多发子弹。来人问祖父：“这是什么？韩俊伯。”祖父目瞪口呆，结结巴巴地说：“不，不知道，是，是咋回事呀？”来人冷笑－声：“不知道？”他说，“到局里去说吧。”
到了县警察局，祖父向局长王仁麻如实地陈述了他晌午在粮食集上籴麦子的事。王仁麻说：“照你说，这子弹是孟家的了？”祖父说：“粮食是我买孟家的，子弹是不是，只有孟家人亮清。”王仁麻说：“那就传孟家的人来对质，韩掌柜的，你暂且委屈一下吧。”祖父在号子里蹲了一个下午，一个晚上；祖父第－次蹲号子那年正好三十岁。年轻的祖父蹲在号子里只是苦思冥想，为什么孟家人要将子弹装进粮食口袋卖给他？他还没有意识到他的双脚已经踏进陷阱里去了。后半夜平静的月光从高高的窗户中斜插过来，把凉嗖嗖的亮光固定在对面的砖墙上，祖父拾眼一看，几道月光像几条绳索绷扯在房间里，只要他一抬头，脖颈挂在绳索上就什么也不用想了。由于祖父想不出头绪来，心中未免就有了几分悸怕。他闭上眼，却毫无睡意，他从头发梢到整个身心感觉到的是铁板样坚硬的黑暗。
父亲说， 那一夜好长好长啊！父亲说，那天晚上，祖母在灯下坐到了天亮。祖母听伙计们从县城回来说，祖父被人带到警察局去了，贤慧的女人立时慌得不行，她好像一幢大瓦房，四周的墙壁全部塌倒了只剩下木架子支撑着，缺少血肉的模样。祖母一只手牵着姑姑，一只手拉着父亲，要去县城里见祖父。账房先生拦住了失了主意的祖母，他告诉祖母，他们正派人四处打探底细，并安慰祖母说，祖父没有犯什么条律，不会出啥事的。祖母就坐在家里苦苦地等待。时间仿佛一根杠子压得祖母喘不过气来。第二天，天还没有亮透，祖母就到县城里去了。
孟家的大少爷赶到县城里来，怒不可遏，他带来了几个伙计和孟家原村的几个农民，这些人异口同声地证明：孟家并未派车来县城粜麦子。祖父一个劲儿地争辩也无济于事。从孟家大少爷的神情上看得出，孟家人和祖父一样的冤屈。祖父无话可说了，他对此事的发生十分蹊跷十分愤慨，可是，却无处表白和申诉。
“子弹是咋回事？”王仁麻问祖父。
“不知道。”
“是不是向北山里的土匪走私？”
“不！”
祖父大声喊叫着。王仁麻所说的土匪是活动在北山里一支打富济贫的队伍。向这支队伍走私是有杀头之罪的。王仁麻干笑一声，他转过身去，背对着祖父。“你再想一想，韩俊伯。”
祖父在回号子里去的路上看见了祖母。祖母早就等在这里了。祖父一看祖母，说：“你回去把油坊管好，我不会有啥事的。”祖母看着祖父挺直的脊背，潸然泪下了。
没几天，祖父被莫名其妙地释放了。他从警察局里一出来，径直扑向了自己的韩姓粮食集。粮食集上韩姓的门面荡然无存，几间大厦房（作为库房）上贴着封条。这是咋回事呢？祖父心慌意乱，不祥的感觉乌鸦似的在他的四周拍着翅膀。他大步流星地向松陵村赶去，清明过后的天一直阴沉沉的，太阳的影子在潮湿的路面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祖父越走越急，呼吸越来越粗。一见到祖母，祖父就迫不及待地问她：“粮食集呢？粮食集哪搭去了？”祖母既惊喜又恐惧，她一方面惊喜祖父安然无恙地归来，一方面恐惧她的回答之后的结果。祖母说：“噢，你，你回来了。你总算回来了。”“我问你粮食集呢？”祖父半眼也不正视祖母的情绪。祖母只好说：“你去问账房先生吧。”
祖父之所以当即没有去问账房先生，是因为他害怕账房先生的回答，他用拒绝来安慰自己，他已经感觉到发生了什么事情。祖父撇下祖母一径向油坊走去了。
进了油坊，祖父脱得只剩下了一条短裤。他把自己吊在大梁的一端使劲向下压，随着大梁咯吱咯吱的声响，油菜胚向外挤压的菜油可怜巴巴地流淌着。祖父在油坊里累得大汗淋漓，他躺在干硬油亮的地上手左一把右一把地在脸上抹，抹在手上的一半儿是汗水一半儿是泪水。
账房先生将粮食集上的所有粮食，现存的银元和门面、库房搭进去打点了县警察局和县商会，才将祖父救出来了。祖父第一次去县城做生意半路夭折了，他老在想：我得罪了谁呢？其实是祖父的想法不对头，这不是得罪谁不得罪谁的问题。账房先生当初就对他说，做生意是赚十个撂三个；狼一半，狗一半。而祖父是那种赚十个攒十个，一个也不肯舍的人，他不吃亏，那才是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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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父在家里蒙头盖被子整整睡了三天三夜，直睡得时间成为混混沌沌的一大片，分不出早晨和下午。祖父成了家中最孤独的一个，谁也不能解救他，谁也无法安慰他。惟有祖母的脚步声在厦房外面的院子里小心翼翼地响动着，她不失身份地守护着祖父的身体却对祖父惨痛的损失毫无办法。
时间已临近黄昏。暮春的黄昏缓慢而涩滞，祖父大概没有感觉到颤悠悠的、发黄的太阳是在向下坠去，他爬起来之后，仰着头出了村子。祖母跟在他身后，目送着他进了油坊才放心地回去了。
祖父走到磨油菜籽的石磨跟前去对伙计说：“把白骡子卸下套。”布置在油坊里的一天中最后的光辉，饱满如籽。对于祖父脸上那种老套的严肃和不容置疑的表情，伙计看得很清，那个伙计很温和地说：“再磨会儿，我就卸。”“现在就卸！”由于久睡的缘故，祖父脸上的愠怒有点浮肿，颜色也是晦暗的。那个伙计十分茫然，不敢再问，只好卸下了白骡子。等骡子拉出了磨道，祖父推起了磨棍。他的两条腿弓在后边，脚尖触地，磨道里踩出来的脚印尖刻而清晰。伙计们谁也弄不清祖父为什么要自个儿推磨。石磨子发出的响声如锯齿一般起伏不定，扬上去的尖锐有力，落下来的空洞疲惫。虚弱的汗水把祖父的眼睛杀得很痛，他两手紧抓住那根槐木磨棍，惟恐晕倒在地。账房先生闻讯跑来拉扯祖父回去的时候，祖父已趴在磨棍上呕吐不止，他迷迷昏昏的，吐出来的全是胃液和胆汁……
祖父又担着担子走村串乡地换油去了。他吆喝着：“韩家油来了！韩家油！”他的叫卖声中缺少了往昔那种唱戏般的“花”音，多了一份沉郁和老实，手中的梆子敲得很规矩。祖父不再耍秤杆子了，一两算一两，一钱算一钱。庄稼人认韩家油，认祖父。祖父妄图用汗水重新积累家产。
那年夏收，祖父破例没有请麦客子，除过两个长工，家里人全部上阵了，在县城读书的父亲被叫回来了，即将出嫁的姑姑也参加了收割。后来，父亲不止一次地在我们跟前描述过祖父割麦子的情景：祖父的大手掌紧攥住麦子，两把就卷一捆子，他仿佛不是割，而是在地里揽。家里那两个被几家财东眼馋的长工也跟不上祖父，一个晌午，只听见祖父的镰刀声，未见过他直起腰。祖父最大的能耐是在那么大的太阳底下劳动而不喝一口水，那顶发黄的草帽底下捂着他那黑黑的脸膛，嘴唇干裂，脸上的汗水并不多，可见，并不是他的身体不需要水，而是他用意志把对水的欲念硬压迫着。祖父是靠意志活着。祖父一天能割三亩多麦子，抵得上两个壮实的庄稼汉。松陵村人对祖父的劳动司空见惯了，没有人感慨赞叹，他们只是纷纷议论：祖父在县城里把生意做烂了，才回来做庄稼的。
其实，祖父并没有放弃做生意的念头。经过了苦苦煎熬之后，祖父对做生意更加坚定了。他是那种一镢头砸不倒的人。
几年后，祖父在县城大什字口开了一家韩记景货铺，经营布匹和日用品。祖父后来的生意越做越大，以至发迹，是和这个简简单单的景货铺子分不开的。祖父只承认，能赚钱是由于景货铺子的位置好，其实，原因不在于此。
祖父端坐在柜台后面，平板的脸上故意装扮着轻轻松松的表情。要说祖父真真实实地做掌柜的，还是从这一次开景货铺子开始的。他不再像经营粮食集时那样，自己动手扛一百多斤重的口袋，弄得满身尘土一脸油汗。无论大事小事，祖父都吩咐伙计们去干。一有空闲，祖父就坐在柜台后面看街道上的景致。
祖父第一次注意起他的对面那家“汪记商行”并不是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当然，祖父一抬眼，汪记生意的红火就在他的眼帘之内燃烧，对此，祖父并不嫉妒，他很明白，汪记是老字号，据说，生意做得很大，他和汪记是不能比的。那天晌午，门面刚打开，祖父就看见有一个年轻的女子从汪记走出来了，祖父对她只一瞥，目光自然从她身上跌落了。祖父以为她是老早前来汪记买东西的。傍晚，那女孩儿又进了汪记。一连几天都是这样，祖父不抽不赌，也不好女色，他之所以注视那个女孩儿，大概是觉得，她既像顾客又不同于顾客。祖父正神迷难解之时，那个女孩儿朝祖父走来了。她拿了一张大票子来祖父的景货铺子里换零钱。女孩儿直勾勾地看着祖父数钱，她的目光从祖父的脸上一直好奇到祖父数钱的双手上。祖父一如既往地严肃着，似乎没有在意有点放肆的女孩儿。女孩儿接住了零钱说：“你咋不抬头呢？你不是每天都偷看我吗？”祖父一听，脸刷地红了。那女孩儿从容不迫，紧接着说：“我是汪秉良的女儿，叫汪玲霞。”女孩儿扑哧一笑：“你以为我是小偷，得是？”祖父正眼看了看她，祖父的第一印象是：这姑娘厉害。他再看时，就觉得，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女孩儿盯了祖父一眼，哼了一声，从街道上穿越而过。
事情的发生和结束总共只有几分钟 。祖父没有时间回味。开初，他完全以一个长辈的身份看汪记的女儿，当那个女孩儿的眸子在咕噜咕噜地转动时，祖父的心态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他想再看她一眼，可是，她进了商行没有再出来。在以后的几天里，祖父一早一晚端坐在柜台里已成为必修的功课了，他只是为了看看那个女孩儿出来进去地走动。
由于这个女孩儿的出现，祖父才有兴趣关注汪秉良了。汪秉良在县城有一家商行、一家面粉行、一家饭馆、一家药铺。他从十五岁开始就给人家当相公，涉足生意场，他自己做生意已近五十个年头了。他积累的资金究竟有多少，知底的人不多。汪秉良没有儿子，他年过五十才得了这个爱女，因此，对女儿的娇惯也就难免了。对于汪秉良，祖父知道的仅仅只有这些。祖父对汪玲霞并没有多想，即使意念中的汪玲霞也是转眼即逝，一个十八九岁的妙龄姑娘和一个三十六七岁的中年男人就不是一回事儿，在祖父看来。况且，祖父并不是那种见了漂亮女人就穷追不舍一定要搞到手的风流男人或纨绔子弟。因此，汪玲霞做了祖父的二房，整个风山县城难免为之而哗然。后来，祖父在回忆往事的时候，怀着一种他不愿意承认的羞耻心承认了他的目光不是盯着汪玲霞，而是盯着汪记本身。事实也是这样，如果祖父不是拥有了汪玲霞和汪记的生意，他就不可能当上县商会的会长，不会做了县参议员，不会成为凤山炙手可热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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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该说说我的二奶奶汪玲霞了。汪玲霞对祖父的注目先于祖父对她的偷看。她是怀着十分好奇的心理注视祖父的。祖父俨然一个掌柜的端坐于柜台之后，可是，他那市布对襟褂子和粗布大档裤子和汪玲霞心目中的生意人相去甚远，汪玲霞还特别注意了一下，祖父没有穿袜子，祖父的这个形象和汪玲霞心中的掌柜的更是对不上号。她暗自窃笑。当祖父偷看她之时，她对一个农民的寡闻孤陋不是鄙夷，而是新鲜。她攥着一大把零钱走上了汪记门面的台阶，再看时，祖父的目光依然直愣愣的，她不觉脸红了。
初夏的一个傍晚，汪玲霞从学校回来，站在街道对面，她向这边一扫，只见祖父光着膀子，裤子挽得老高，从大车上向下卸货物。汪玲霞大概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才迈着浪漫的步子向韩记杂货铺子走来了。原先，她以为扛货物的是韩记的伙计，所以，她要看个清楚。汪玲霞毫不羞涩地、近距高地目击着祖父肌肉丰满的胸背和粗壮有力的胳膊，一个中年人魁梧的身体在汪玲霞心中荡漾了一下，水波一样收敛了。“嗨！小心跌倒！”汪玲霞眼睛看着祖父，用她那清脆的女高音喊道。被一个大包压住的祖父把脖子向汪玲霞这边一勾，他只能看见她那葱绿色的绸裤和水红水红的缎鞋。祖父扛着那一件货物，进了大门。
坐在县立中学教室里的汪玲霞对读书的心思已经很难集中了。从十六岁开始，她就参与父亲的经营活动，这和父母亲的日渐衰老以及没有嗣子支撑门面是分不开的。汪玲霞明白，父母留给她的不仅是一笔财产，还有这么大的摊子，这个压力比中学里的功课重得多，汪玲霞已谙世事了。
汪秉良夫妇张罗着给女儿招赘女婿是在汪玲霞十五岁的时候，汪玲霞拒绝得很坚决，夫妻俩只好作罢了，他们把女儿当作儿子看待。读到初中二年级，汪玲霞自己做了一笔生意，因为女儿赚回来的钱，汪秉良夫妇对女儿日后接手汪记略略放心了。当时，汪玲霞并没有做生意的兴致。假期里，她的国文老师把她叫去了，老师很赏识她，她对这个国文老师的情感也超出了师生之谊。老师只是对她说，要合伙做一笔生意，她就勉强地答应了。一个漆黑如炭的夜晚，她和老师共同坐上了装着布匹、食盐和药品的大车以后，她才明白，这一批货是运向北山里的。她害怕也来不及了。老师明白无误地告诉她，货物卖给了北山里的那支队伍。一路上，大车是怎么过了一道又一道关卡的，她不愿意回忆，她只记得，每过一道关卡时，她的心仿佛是提在了嗓子眼。其实，生意做得很顺手。她在北山里呆了几天，也比较愉快。回到县城，汪秉良只看见到了手的银元，并没有多问女儿做生意的过程。
老师叫了一声汪玲霞，问她，岳阳楼记的作者是谁。汪玲霞站起来，说道：“韩掌柜的。”一句话，惹得哄堂大笑。她看着韩掌柜的：祖父从门里走出来，一只手抓住了大车上的一条袋子。汪玲霞大胆地用清澈的目光望着祖父的脸，祖父冷静地对望着她，两个人似乎用目光在挑衅，在搏斗，尽管谁也没说什么。汪玲霞的眼神并非慢慢地松弛；而是陡然地收回去了，祖父这才重新扛起了袋子。
在县立中学毕业以后，汪玲霞没再去省城读书，她成了汪记的二掌柜，和父亲一道经营汪记。国文老师又撺掇她去北山冒险，在平淡而温馨的氛围中生活着的汪玲霞经过一次冒险之后，对冒险有了新的兴味，虽然一路上的颠簸和不平静，但毕竟很刺激。她决定再去一次北山，出自生意上的需要，汪玲霞把祖父拉扯进去了。一月时间过去了，汪玲霞还没有回来。汪秉良焦灼不安，又不敢声张。他去学校里找汪玲霞的国文老师，校方告诉他，先生辞职了。他又去找祖父，账房先生说，祖父去了省城里。汪秉良急得团团转。
一个风和日丽的晌午，汪秉良悄悄地走进了韩记景货铺的后院侧门，他一脚蹬开了祖父的房子门。祖父似乎是一点儿也没察觉到，汪秉良一把撩起被子，只见祖父和汪玲霞搂抱在一块儿，安然酣睡。汪秉良气得浑身发抖，顺手举起了拐杖，拐杖还没打下去，祖父和汪玲霞翻身而起。这时候，账房先生和一个伙计进来，把他搀出去了。祖父要的就是这效果。汪玲霞的国文老师留在了北山那支队伍中没有再回来，汪玲霞和祖父被人送回县城时，正好夜深人静。祖父把车吆进了大车店，领着汪玲霞进了韩记景货铺。他们昏天黑地地睡了好几天，可是，金屋藏娇终究不是办法，祖父暗自吩咐账房先生向汪秉良透露了汪玲霞和祖父勾搭成奸的事实。汪秉良目睹了女儿和祖父的龌龊之事，差一点儿气昏，尔后，也只能顺水推舟了。而汪玲霞做了祖父的二房就成为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开初，汪玲霞对祖父的身体尚无用心，随着她的一声“嗨！”十九年的岁月松动了，她仿佛自己喊醒了自己，对成年人健壮的身体她从内心里崇敬、赞叹、朦朦胧胧地渴望。她看见了祖父身上的力——是力气，也是力量。祖父扛着一个大包如同抓毛团儿踢毽子那么轻松。已谙男女风情的汪玲霞似乎已明白，力量是男人不可缺的物质，它以身体的形式而存在着。祖父的身体使汪玲霞心潮澎湃，她开初是冲着一个中年男人的强壮身体而来的。那天晚上，祖父把她撂翻以后，她含着眼泪喊天叫地，快活的表露和渲泄简直不是一个娇美的姑娘所采取的方式，宛如一个成熟的妇人那么放荡。从那天晚上以后，她非要做韩家的二奶奶不可，这正是祖父所需要的。
经营了一年韩记景货铺的祖父在生意上并没有多大的进展，于此同时，他把油坊也卖掉了，这和菜油生意不景气有关，加之，祖父已不常去油坊，他不再想摆那么大的摊子拉那么长的战线了。生意既然平平淡淡，他和祖母商量好了后路；家里的几十亩土地由账房先生和两个长工经营，再过几年，祖母搬到县城里来，和祖父一起过小生意人的日子算了。祖父虽然雄心勃勃，可运数不光顾他，在进中求退是他最坏的打算。
卸下了那一车货物，祖父洗了头和脸，他换上了一身干干净净的衣服，昂首挺胸地出了城，来到了护城河边。初夏的傍晚，如同上好的绸缎，不仅手感很好，色彩也很柔和，太阳落了山，河边的柳树，河岸北边的小麦、油菜以及在河岸上散步的人，能见度很清晰。祖父的心境特别好，他第一次产生了在汪玲霞身上下功夫的念头，他觉得他敢，也有把握。两个人的眼神在搏斗时，祖父以赢家自居，汪玲霞最终溃败了。祖父抓起袋子向肩上扛时，觉得那七八十斤重的袋子轻如鸿毛，一车货一会儿就卸完了。做为一个有家室的中年男人如何向一个妙龄姑娘下手呢？弄不好就会身败名裂，在县城无法呆下去，况且，汪秉良也算得上凤山县城里的一个绅士，为此，祖父苦苦思索，无计可施。
汪玲霞邀祖父去北山做生意，祖父连半点犹豫都没有。尽管他明白，假如被查住，不是坐牢就是杀头。他是冲着汪玲霞去的，他没有想那么多，或者他只是想，即使被抓住，也不能失去这一次机会的，这是绝好的接近汪玲霞的机会。
一路上提心吊胆，心思全在自家性命上，祖父不会对一个和他处境相同的姑娘怎么样的。虽然，每一处关卡上都有买通了的人，祖父还是十分小心的，在处理钱财和女色的关系上，祖父知道哪一头轻哪一头重。
回来的那天晚上，祖父把吆车的鞭子交给了北山上下来的那个护送的年轻人。祖父和汪玲霞躺进车厢里睡觉去了。两个人都扯着细细的鼾睡。两个人都在假睡之中。黑暗中，祖父先是试探性地碰了碰汪玲霞的手腕，汪玲霞没有反应；尔后，祖父又拉住了她的手臂，汪玲霞还是没有反应，祖父就有分寸地在汪玲霞的手臂上抚摸……这一切有顺序有心地的动作都是在汪玲霞假意的熟睡中完成的。两个人心照不宣。而祖父没有再进攻，他心中窃喜：汪玲霞到手了，汪家的生意最起码也到手了一半。祖父从侧门里把汪玲霞抱进韩记景货铺的时候，她没有推拒，更没有扭扭捏捏，似乎她从十五岁有人开始提亲起，等待了四年，就是为了等待这个中年汉子。
祖父和二奶奶圆房那天十分铺排。汪记的饭馆里停止营业三天，汪秉良在自己的饭馆里大摆宴席。祖父把自己的亲戚、朋友、家人都请来了，连家里的两个长工也赶到了县城里来吃宴席。县城里的商贾、绅士是汪秉良请来的，包括商会的会长、警察局的局长王仁麻和县党部的文书，还有一些乡长之类的人物。汪秉良郑重其事地宣布：祖父做了爱女的女婿。席中一片哗然。第一次穿上长袍马褂的祖父尽量在脸上显现着笑容，装出一副愉快、傲慢和财大气粗的样子来。他向警察局长王仁麻和县商会的会长点着头，用脸上的表情向他们说，你们看吧，我就是几年前蹲过号子的韩俊伯，咱走着瞧吧。
新婚之夜，客走人散。祖父脚步踉跄地进了新房。二奶奶已脱光了衣服，用一条被单半遮半掩地躺在床上，她目光如炬地看着闪烁不定的红蜡烛。祖父脱光了捆绑了一整天的长袍马褂，坐在床边，拉住了二奶奶的手，二奶奶捉住了他的手腕，将他的手放在了她的腹部上。二奶奶看着祖父，祖父的手由她引导着向下挪，向下挪……祖父上了床，正欲抱住她，二奶奶的手掌抵在她的胸脯上，推拒着他。祖父有点诧异，嘴里喷出来的酒气很粗躁。二奶奶的手在祖父胸脯隆起的肌肉上搓动着说：“我啥也不为，就为了这个。”二奶奶搂住了祖父说，“你呢？”
祖父抓住了二奶奶两个馒头似的奶头说：“我也是为了这个。”
“哼哼！”二奶奶冷笑一声，推开了祖父，“你说实话。”
祖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尴尬地又去抓二奶奶的奶头。
二奶奶极其平静地说：“我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你答应不答应？”
“你说，我答应。”
“叫他们多活几年。”
“谁？”
“你装啥？你是冲着谁来的？”
二奶奶显然不愿意戳破祖父心中的秘密，她大概觉得，她既然做了祖父的二房就要给祖父留面子。其实，祖父大可不必在二奶奶面前掩饰，连一些局外人也看得出，祖父是冲着汪记的生意和二奶奶结合的，况且，二奶奶那么精明，他能瞒得了吗？祖父做了亏心事似的说：“哪能呢？”二奶奶说：“你说心里话。”祖父说：“我做了他们的女婿，也就是他们的儿子，我要好好伺候他们。”二奶奶说：“我就怕你心太急。”二奶奶说罢，脸上即刻转换上了和新婚之夜很合拍的妩媚之态，她一把揽过去了祖父。趴在二奶奶身上的祖父嗷嗷直叫，祖父的喊叫似乎不是发自肉体的某处而是来自一辆木钴辘大车，因此，它的真实性很不可靠。他的意念比肉体的欢愉更清醒：这是一个比自己还有心计的女人。二奶奶在咯咯地笑着……
6
父亲说，从一开初，他就对我的二奶奶有几分敬畏，而感情上的疏远是很自然的事情。父亲说，他第一次接触二奶奶是在他十七岁那年。父亲从县立中学毕了业，要去省城读书，他是来和二奶奶告别的。祖父因为生意上的事没在家。二奶奶的房间里安置着只有庙宇里才有的浓郁的香味儿，囚在房间里的阴历七月底的空气又粘稠又空洞。二奶奶似乎是在等待着父亲的到来。父亲一走进房间，二奶奶就从那把朱红色的木椅上站起来了，她的身体适中，不像二十一岁的女人那样纤细，也没发胖。父亲低垂着眼，能注意到的是她那双没有缠足的大脚，脚上的缎鞋没有绣花，显得轻巧干练。她穿一身蓝色的学生装，像个男孩儿似的，油黑的头发在脑后挽个结，面部的表情庄重而平静。她将桌子上的一套同样是蓝颜色的学生装向父亲跟前推了推，说道：“换上它。”
父亲低垂的双眼抬了抬，他看了看二奶奶，没有表示。
“是我叫人给你做的，换上它，我看合身不合身？”“不。”父亲有点难为情了，他怎么能当着二奶奶的面换衣服呢？
“换上。”
“不，你是我的二奶奶。”
“是二奶奶又怎样？还比你大四岁，得是？”二奶奶笑了一声：“换上它，世芳。”
“不，我不能在这儿换衣服。”
“换上。”
二奶奶的口气不容置疑。她的眉毛一挑，很恼怒地向父亲跟前逼去了。父亲并不惧怕二奶奶的恼怒，他大概最怕的是二奶奶身上的那一股气味，这股气味具有融化男人的力量，像酒一样醉人，况且这种气味来自二奶奶这种无所顾忌的女人，它比其他女人身上的气味要强烈一百倍。父亲躲避着这种气味，躲避着二奶奶，他走到桌子跟前，站在地上，当着二奶奶的面脱下了衣服，换上了一身学生装。父亲看也没看二奶奶，从房间里跑出去了。身后是二奶奶咯咯的笑声，笑声像水一样泼出来，泼得并不猛，房间里外湿了一大片。父亲回头看时，二奶奶的笑迸溅在整个脸庞上。
二奶奶笑罢，推了推趴在她身上的祖父。祖父的涎水流在了二奶奶白晰丰满的胸脯上，他已经睡意朦胧了。二奶奶说：“你把我搞到手了，现在可以安然大睡了？”祖父嘴里咕哝着，毫无款式地趴在二奶奶身旁。他已疲惫不堪。二奶奶用一只手按住祖父的下巴，在他的嘴上亲了亲，二奶奶说：“你醒一醒，告诉我，啥时候对我动了念头的？”祖父没有做梦，他心里很清楚，他说：“护城河里的水很混。”二奶奶说：“你在做睡梦，得是？跑到护城河干啥去了？”祖父说：“我没做睡梦。”祖父觉得，他正走在护城河岸上——
护城河两岸的景致渐渐地黯淡了，祖父的心中也黯淡如夜色；他怎么能无计可施呢？一个生意人的智商在祖父那儿似平化成灰烬了，他的头脑很简单，构思着使他激动不已的行动时间不是在傍晚，而是在夏日里的清晨，县城还没有苏醒过来，晨雾如烟一般遮了行人的视线。汪玲霞背着书包穿过街道，向学校里走去，躲在木牌楼后面的祖父猛然窜出来一把搂住了她，还没等她喊叫，祖父用一条大毛巾捂住了她的口和眼，祖父像拎着一捆麦子似的将她拎到了护城河岸，他把她放在茵茵的青草地上，解开了她的衣服纽扣，抹下裤子，然后……祖父一不小心，差一点儿滑到护城河里去。他在青草地上跺了跺脚。他恍然听见有人在喊他，抬头看时，账房先生向他急急地走来了。账房先生告诉祖父，刚才卸的货物和进货单不符，差一包食盐。祖父说，走，看看去，是咋回事。
父亲说，他第二次见到二奶奶已是三年以后了。那是抗战胜利的前一年的正月十五晚上，县城东关大放焰火，乡间里的艺人们来县城跑珠玛、赶旱船。新上任的县长和县党部的要员们与百姓同乐，做了县商会会长的祖父也被请去，坐在了高高的看台上。色彩斑斓的焰火把天空烧成了液体状，天上不停地下渗着夺目的流水，小伙子们舞着彩龙，正在起劲地奔跑，突然枪声大作，粗野的响声比焰火更激烈。刹那间，场地上乱成一团，喊叫声、啼哭声如乱麻一般。人们纷纷夺路而逃，人挤人，人踏人，当场就有被踩死的。
二奶奶逃回韩家大院，惊魂未定地打开了房子门。她点上蜡烛，尖叫一声，手中的烛台差一点儿摔在地上；从黑暗中跳出来了一个人，二奶奶定下神来一看，这个人正是父亲，她这才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呆一会儿就走。”
“是不是你们这一伙人干的？”
“我呆会儿就走。”
不一会儿，街道上有了喊叫声。韩家大院也免不了被搜查。当警察局里的人荷枪实弹地走进来时，二奶奶半裸着身子倚在床上，她的一只手臂揽着父亲，父亲侧身而睡，二奶奶赤裸的手臂从他的胸背上搭过去，手正在父亲的胸脯上搓动。二奶奶说，会长刚才受了惊吓，吃过药，你们看，是不是……二奶奶在蜡烛上点了一支烟， 猛吸了一口。警察局里的人大概也知道商会的会长和他们的局长是什么关系，他们向二奶奶道了歉，退出去了。
一阵纷乱过后，父亲要走，二奶奶拦住了他。天将亮时，县城里趋于平静了，父亲化了妆，出了县城。第二天，人们才知道，警察局被人抢了。
在慌乱之中，祖父撇下二奶奶，自顾自地逃命去了。那天晚上，他没有回家来，躲进了县商会。祖父的逃走，成为二奶奶轻蔑他的口实了。
“你看你父亲”，二奶奶说，“他过去可不是那样，身胚大，胆子也大。”
“我得赶快走。”父亲说。
“害怕了？干你们那事，害怕可不行，”二奶奶说，“你看你父亲……”
“我得赶快走。”父亲说。
“亲我一下。”二奶奶说。
“不。”
“是害怕我？害怕我是你的二妈？”二奶奶说，“胆小鬼！”
父亲僵直地站立在脚地。二奶奶走过去，双手按住了父亲的肩膀，她在父亲的嘴唇上亲了一口。父亲低垂着眼，注视着她，透过她的双臂，父亲看见了她的影子，一个孤孤单单的身影。父亲抬起眼，看见了她的泪珠，脸庞上的泪水孤单、晶亮。父亲举起双臂正欲拥抱她，她说：“不，我是你的二奶奶。”二奶奶坐在了朱红色的木椅上，直到父亲离开，她在木椅上动也没有动。
7
祖父耐不得慢悠悠的时光像蚊子似的对他一口一口地叮咬，他的发痒不是来自皮肤，而是来自内心。急于想得到汪记的祖父觉得，两年时光如同压在仓库里的陈年旧货那样麻烦，他经过反复思考，背弃了趴在二奶奶身上应允的诺言，用他的话说，他要给汪秉良想想办法才是：活了七十多岁了，还想活七十？
在炎炎的夏日里，汪秉良由于暑热而腹泻。祖父像孝敬的儿子一样，给他煎药送水，几天过后，祖父面对药锅产生了灵感；办法就在药锅里，趁此机会做手脚，正是天赐良机。祖父没有向药锅里下巴豆、砒霜之类的毒药，他不会那么蠢。他贿赂了大夫，言称：岳父大人身体虚弱，应当大补元气才是。药方由原来的清热利尿变成了温热大补，什么人参、胎盘之类的药物全用上了。略通医道的祖父以为汪秉良细如游丝般的生命会一点一点绷紧的。半月过后， 汪秉良反而渐渐复原了。祖父大彻大悟：汪秉良命数未定，他煞费苦心地折腾，只能引火烧身。祖父死下一条心，准备苦熬苦等。
就在祖父已经无望的时候，汪秉良夫妇在十一月最寒冷的一天双双死去了。二奶奶总以为是有人谋财害命，她也曾怀疑过祖父居心叵测，可折腾了好几天也未找祖父谋杀汪秉良两口的蛛丝马迹。后来，由大夫做了结论：房间里封闭太严，一盆炭火彻夜不灭，汪秉良夫妇的撒手归天应和木炭中发出的气味有关。二奶奶大概觉得，大夫言之有理，这才悲声大放。
祖父一夜之间得到那么多财产，这是他梦寐以求的事情。他既欣喜若狂，又手足无措，他未免怀疑自己，能否经营起那么大的摊子。看似得来很容易，其实祖父是煞费了苦心的。他要全力以赴地操纵这一笔财产，资产对他来说是多多益善，没有哪个数目是能满足的。
安葬了汪秉良夫妇，祖父将他的韩记和汪记合为一体，叫做凤山商行。每个店铺，他都配备了很得力的二掌柜来分管，祖父自然做了大掌柜的。
就在第二年的春天里，祖父当上了县商会的会长。
县城里的大商人小商人都以为祖父会大摆宴席，庆贺自己的上任的，他们准备了礼物等候着赴宴，然而，祖父却没有，他只是在照碑背后的饭馆里要了一桌饭和二奶奶两个同吃共饮。几杯酒下肚，祖父便有了醉态，他拉住二奶奶的手说：“你知道我韩俊伯肚子里有几条蛔虫？”二奶奶说：“知道，我知道。”祖父说：“你知道个球？你不知道。”二奶奶脸色发红，声音尖厉：“你以为我是聋子还是哑巴？我问你是谁把药方中的泽夕、茯苓换成人参、胎盘的？”祖父说：“我是为了咱俩个。”二奶奶说：“你为你！你像蚂蚱一样只护着你。你的心好黑！”祖父又抿了一口酒，祖父流着眼泪说：“是我心黑吗？啊？哈哈！”祖父仰首大笑，他那严酷的脸变得滑稽可笑，脸上的泪水蛐蜒似地爬动着。“你不知道我，是我心黑吗？我连一个甲长、保长都当不上，谁把我在眼里放？我要叫他们看一看，如今我韩某人，韩会长……我当上了。我还要当……”二奶奶一看，祖父确实是醉了，她扶住祖父说：“你还要当凤山县的县长。”“对，就当县长，你揣到我的心里去了。”祖父一扬手，将饭桌掀翻了。
第二天，祖父回到松陵村，他没有进村去，一径进了韩家的坟地。他流着眼泪跪在曾祖父和曾祖母的坟前，化了一堆纸钱。然后，伏在地上，大哭不止。惊得给祖父吆轿车的车夫不知如何是好。
从墓地回来，祖父便去拜访松陵村的保长，祖父将礼物向保长的木柜子一放，叫了一声：“冯保长！”保长冯仁义急忙打拱作揖。祖父严肃的脸上挂着不可捉摸的笑，他说：“我想回来在咱松陵村弄上个保长当一当，你看咋样？”冯仁义尴尬地笑了笑：“韩会长，哪能呢？你老人家是当县长的料，咋能大材小用？”祖父收敛了笑容，脸一黑，说道：“你说是嘛？当初，你为啥叫我连一个小小的甲长都不当呢？”冯仁义额头直冒汗，脸上挂不住，站也不是，坐也不是，一双手搓动着，嘴里胡吱唔。祖父狠劲吐出了一口老痰，吐在了脚地中央，扬长而去了。
祖父来到他已经卖掉的油坊时，油坊里正在上梁榨油。祖父反背着双手，冷眼观看那张被油烟糊得不太体面的“韩记油坊”的木牌。当年，买油坊的刘记给祖父谈妥了的，要将那木牌一起买下来，刘记恐怕自己的牌子不亮，一时难以打开油的销路，祖父就答应了刘记。刘记掌柜的看门外站着祖父，急忙招呼他进油坊去看一看。祖父进了油坊，未免触景生情，当年，他就是靠这一个油坊起家的。祖父脱掉长袍马褂，他要到当年站过的锅台上去抬蒸笼，刘记掌柜的怎么拦也拦不住他。祖父上了锅台，只抬了三个蒸笼，就汗水淋淋了。祖父从锅台上下来，苦笑一声：“到底是不行了。”出了油坊，祖父对刘记掌柜的说：“把门楣上的木牌子摘下来。”刘记掌柜的说：“行，就摘。”
当天晚上，祖父没有回县城去，他睡在了当年和祖母睡过的那条土炕上。祖父是很少回松陵村了，祖母受宠若惊似地收拾房子，给祖父端水泡茶。
那一夜，祖父是存心和祖母亲热一番的，他将祖母揽进怀里，用手在她那已添白丝的头发上抚摸着，祖母感觉不出祖父手底下游走的那一点内疚和茫然，可怜的女人只是觉得陌生、惊喜，有一种简单的满足感——只要祖父能回来一趟就足够了。祖父说：“我天天忙在生意上。”祖母说：“你不要说了，你现在是飞上天的鸟儿，落不下来了，就随风去飘吧。”祖父说：“我走到哪里也还是韩家掌柜的。”祖母说：“我天天为你念佛，怕你……”祖母抱住了祖父，两个人紧抱在了一块儿。可是，任凭祖父怎么努力，他还是不行，他失却了激情和性欲，似乎自己不存在了，没有骨头，没有血肉，祖母只不过抱着一个空壳，抱在怀里。祖父醒来时，祖母还趴在他的胸脯上酣睡不醒，他的胸脯被泪水湿了一大片。祖父连早饭也没吃，就回到县城里去了。
8
许多年以后，我在翻阅凤山县县志的时候才得知；祖父之所以能当选为凤山县参议会的参议员，是和凤山县的绅士联名状告县长王进年有关系。状告胜利，使祖父赢得了信任，赢得了选票。
其实，那一次状告王进年，是由凤山县的绅士杨宏铎亲笔写的状告词。状子写好后，杨宏铎串联了几个绅士签名，其中签名的就有祖父。我揣测，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杨宏铎把祖父叫到学校里去(杨当时任县城第一小学的校长)，念了一遍状告词，并告诉了他，告状的其他三位绅士都是谁。祖父听罢，掂量再三：状告失败，有其他几位绅士在前边撑着，祖父当然明白，那几位绅士不是容易被撂翻的；状告赢了，自己当然也有一份功劳。况且，王进年已是过街老鼠，朝野一片骂声。祖父思索再三，以商会会长的名义在状子上签了名。
状子呈到了陕西省监察使署和陕西省民政厅，王进年贪赃枉法，确凿有据，陕西省民政厅不得不将这位出任不到两年的县长免职，解送陕西省保安司令部传讯。《西安益世报》和《华北新闻报》曾披露了此事。
告倒王进年以后，凤山县的地方势力初露锋芒，这对祖父并非是一件好事。
当年(1946)的年底，凤山县参议会成立，杨宏铎当选为副参议长，祖父当选为参议员，县志上开列着十五名参议员的名单，祖父排在第三位：韩俊伯，男，四十六岁，现任县商会会长。
告倒县长王进年的那一段时间里，祖父依然沉浸在和他年龄不太相符的虚幻和兴奋之中。一谈起这件事，他那严酷的面孔变得像小孩子一样，并且乐此不疲。他以为，一个县长并没有多大的能耐，是很容易被扳倒的。二奶奶当面嘲讽他：“你以为，你们几个绅士本事大得很，得是？”祖父说：“本事不大，也把王进年弄到监狱里去了。”二奶奶说：“好啊！杨宏铎咋没有坐县长？你咋没有坐县长？章逢乐咋没有坐县长？扳倒一个王县长，来了一个霍县长，凤山县的事和你们有什么相干？”祖父说：“你说没有什么相干，为啥还要叫我们去参政议事？"祖父笑道：“我们还想在风山县说了算数呢？”二奶奶说：“没有那么容易，我问你，你们为啥要告倒王进年？”祖父说：“状词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他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就该告。”二奶奶冷笑一声：“你的头脑咋简单得像娃娃一样了？哪个县长不是贪赃枉法？前位的刘县长比王进年民愤大得多，为啥没人告他？新来的霍县长说不定还不如王进年呢。谁知道这告状背后有啥说不清的事？”二奶奶若有所思地说：“杨宏铎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和北山里的那一杆子人，和县城里的三教九流，和土匪都有来往，谁知道他是受哪一杆子人指示的。”祖父说：“杨宏铎和我有多年交往，他有啥勾当，我 不会不知道的。”二奶奶劝祖父一如既往地做生意， 老老实实地做生意人，把生意做大，住到省城里去，不要和县上的绅士、要员们混在一块儿。祖父却嘲笑二奶奶是妇人见识，对二奶奶的话不以为然，他对参政议事充满了兴趣。祖父不至于只是关注国计民生，他有强烈的权力欲，这是以后发生的事情所证实了的。
那一年八月二十日，凤山县召开参议会第九次会议，除各乡人民代表会主席应邀参加外，还有县长以及有关科、站所的负责人列席，听取各乡人民代表提出的请愿和质询。坐在列席位上的县长霍志诚，微闭双眼，一副怡然养神的样子。祖父的脸孔上有一种大掌柜面对着伙计的神情。
第一个发言的是大川乡的代表，他站起来说，今年七月六日下午三时许，县保安团第一队队长率队到大川乡新庄村去催粮，有四名队员进了一农户家中，翻箱倒柜，拿走衣物，有一青年妇女被二名队员轮奸，迫使这个女人投井自杀未遂。还有一名队员进了另一农民家，拿走一个待嫁姑娘的嫁妆，姑娘追出来，追到高梁地边，被这个队员拉进高梁地奸污了。
接着，周召乡的一个代表发言说，县保安团二中队队长，在杨柳村私设公堂，吊打农民，使其几乎毙命，并抢走了这个农民二亿三仟万元(相当于人民币二百三十元)。
这时候，县长霍志诚睁开了微闭的双眼，他翻开了本子记下了发言代表的姓名和住址。会场的气氛已经有了变化，而在这时候，祖父站出来了。祖父揭发了县长霍志诚率保安队催粮时，在松陵村一个富裕农民家中索要一对金耳环和一副金戒指之事；祖父说得有理有据，并提出，县参议会可当即调查此事。祖父还未说毕，县长霍志诚忽地站起来了，他强词拙辩，并威胁祖父。会场的气氛变得十分紧张。这时候，正参议长和副参议长章逢乐、杨宏铎站出来指责县长霍志诚，他们说，你既然能干预参议会，就由你主持会议吧。两个人拂袖而去。參议会不欢而散。可见，这是祖父和章逢乐、杨宏铎事先商量好向县长霍志诚发动攻击的。祖父他们初步达到了目的，于是，祖父他们状告县长霍志诚从那年八月拉开了帷幕。
有上一次状告王进年取胜的经验，祖父他们对状告霍志诚满有把握，充满着信心。
我是在凤山县的县志上读到祖父他们当年拟写的状告词的。从那状告词中，我仿佛能读得出祖父他们的真诚激愤和满腔热情，难怪，告倒王进年以后，祖父会那么高兴。状告词有如骈文，大略如下：
查凤山县县长霍志诚，知识幼稚，理智缺乏，到任伊始，即怀贪念，利用职权，滥作威福，勒索百姓，而漫无忌惮。凡正副乡长、乡队副、清乡队长、田粮征收主任后备队长等贿赂或送他物品者即于任用，无贿物者概予停职。引用人员，非亲即私，政以贿行，人以贿用，惟计其能否阿谀同污，狼狈为奸，不论其才品优劣、操守廉贪。以致贪风即起，愈演愈炽，人心究险，愈出愈奇，公理道丧，正义沦亡。其丧心病狂，贪婪卑鄙，空前未有，于斯为极，实国之羞耳，民族之败类。
状告词呈上去，陕西省民政厅派要员来凤山县调查，祖父他们和民政厅的来人当场对了质。没多久，县长霍志诚被免去了职务，调离了凤山。祖父他们似乎又当了一次赢家。可是，二奶奶却整天忧心忡忡，祖父的举动已和一个生意人相去甚远，生意人的心思本该在生意场上，谁当县长，对生意人来说，都是一样的。在二奶奶看来，祖父的告状不仅仅是出自嫉恶如仇和勇敢无畏。如果说，祖父为了追求荣誉也不符合一个生意人的生意经，荣誉的勋章再多，和金钱的积累不是一回事。二奶奶总觉得，祖父被人利用了，有人利用了祖父对谋求职位暗藏的动机。难道祖父有了钱之后想谋求权力？作为晚辈，我不想评判二奶奶是否偏狭，可我当然明白，只有二奶奶对祖父最了解。从县志上，只能读出，祖父的状告举动中有一种英雄气概和为民请愿的朴素心理。
祖父用他的死证实了二奶奶当时的感觉并没有错，祖父的灾难就隐藏在他的两次告状之中。
9
新上任的县长袁德新假惺惺地在县府摆宴席招待凤山县的绅士。县参议会的议长章逢乐应邀出席了宴请。酒席间，袁德新叫章逢乐给他推荐几名能治理凤山县的人才。章逢乐为了试探袁德新是什么目的，就故意推荐了杨宏锋和祖父。袁德新一听，将举到嘴边的酒杯紧紧地握住，眼睛盯住一个方向；不言语。半响，他将酒杯向饭桌上一掷，从酒杯中跃出来的酒溅得满桌子上都是。他那怒不可遏的样子使章逢乐十分震动。袁德新一看，章逢乐有点惊诧，就换上笑脸说：“吃菜，吃菜。”
章逢乐已经感觉到，祖父他们非出事不可，他当即派人去通知杨宏铎和几个乡的主席团代表连夜出逃。就在那天下午，他没有找见祖父。此时的祖父正在周召乡的乡公所。
祖父是乡长严方派人用小轿车接到周召乡的，他给祖父捎来话说，有一笔生意要和祖父面谈。当时，二奶奶阻拦祖父，不叫他去周召乡。二奶奶说：“新来的县长手很硬，章逢乐不是给你说，这几天风声紧，叫你躲躲吗？你还乱跑啥？”祖父说：“躲啥躲？他原子弹(袁德新的外号)能抓住我的啥把柄？”二奶奶说：“人家是县长，随便给你压一个啥罪名，就把你逮走了。”祖父说：“他是县长，我是参议员，量他不敢随便逮我。”二奶奶说：“参议员算个啥？你还是去我的山西老家躲躲吧。”祖父一看，二奶奶的表情恳切而焦灼，就说：“行，行，我听你的，等我从严方那儿回来，就去山西。”祖父怀着要谈成一笔生意的心境，上了严方的小轿车。
到了乡公所，祖父一点儿也没有感觉到气氛的紧张。严方笑模笑样地站在乡公所门外迎候，祖父被严方请进了房间，祖父一看，炕上摆着烟灯和烟具，还以为严方刚从烟具旁爬起来，尚未收拾摊子。严方说：“韩会长，你自己烧泡儿，还是派人给你烧？”祖父说：“严老弟，你真的不知道我韩某人不吃烟？”严方说：“哪里，哪里，你的生意做得那么大，不吃烟，要那么多银元当粪土上地呀，得是？”祖父严肃的脸沉下来了，他说：“严乡长，我是县参议员，县府和县党部反反复复地发文要禁烟土，我咋能知法犯法呢？"严方嘿嘿一笑，他说：“进了县城，老兄是韩大经理，是韩会长，是县参议员，到了我这里，你就是我的老兄，还打官腔干啥呀？”祖父说：“不是我打官腔，我确实不吃烟。”他摆了摆手，说：“把灯撤了吧。”严方说：“你不吃，我吃。我不怕你告到县长跟前去。我吃两口烟，咱再说生意上的事。”严方上了炕，他爬在烟灯旁，烧了个泡儿，咂了几口。从炕上下来，他伸了伸懒腰，说：“韩老兄，我看你这笔钱不想赚了，得是钱多了也不好受？”祖父还没明白过来严方话中的意味，严方紧接着说：“老弟诚心诚意请你吃两口烟，你连这点面子都不给？”严方哈哈一笑，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不谈了，不谈了。”严方坐在祖父对面，用剪刀自己铰自己的指甲，他不再搭理祖父了。
祖父没有想到严方会来这一手。他想拂抽而去又被这笔生意所诱惑，他一看，严方没有坏念头，在很难推拒的情况下，他上了炕，吃了几口烟。严方一看，祖父脸色微红，放声大笑，他说：“老兄算是抬举我了。”严方掩上了门，诡秘地说：“老兄，这可是一笔大生意，不过要担点风险。”祖父说：“生意人还怕啥风险？你说吧。”祖父有点急不可耐了。严方说：“我出几个弟兄，几杆枪，你出货，咋祥？”祖父一听，已明白了几分，他佯装不知，就说：“做生意，拿饶火棍干啥呀？”严方说：“这笔生意是向那边做。“严方扬了扬手。祖父依然故作不知，他说：“做生意嘛，遮遮掩掩干啥呀，你说亮清。”严方说：“韩经理咋装起了糊涂，我是说进北山，不要弟兄们咋行呢？”祖父一听，笑了，他说：“严老弟，这武装走私，可是掉脑袋的事情。你当乡长的敢和政府对抗，我这个小经理可不敢呀。"严方说：“生意人，只要能赚到钱，本该利益为本，没想到韩经理对政府和党国一片忠心，不越半点规矩，依你说，这笔生意没法做？”祖父说：“有办法，我也不做。”严方显出了难为情的样子说：“既然没办法做，就不为难韩老兄了。”
生意没谈成，祖父要回县城。可严方要留祖父吃饭。祖父本不想吃，可他既碍于严方的面子，又无交通工具回县城，只得在周召乡乡公所吃饭。吃罢饭，严方派副乡长将祖父送进了县城。
微微有点醉意的祖父一下轿车才明白，轿车吆进了县府公馆。祖父即刻清醒了许多，他一看，院内外站着十几个警察局的便衣，他们的目光一齐围拢而来。新上任的警察局长孙义浩正在客厅里等他。
进了客门，祖父心中就有点虚，他的脚步有点踉跄，周召乡的副乡长扶了他一把，对孙义浩说：“韩经理刚吃了烟，叫他躺一会儿再谈公务行不行？”孙义浩一听，在茶几上猛拍一把：“堂堂正正的参议员，跑到乡公所抽大烟去了，你可知罪？”此时的祖父已经明白，他上了圈套。他回过身就给那个年轻的副乡长一个耳光，他愤然骂道：“设圈套来害我，你们不得好死！”孙义浩说：“韩经理，咱们到局里去说个明白吧。”
忙于生意的二奶奶得到消息急匆匆地赶到了县公馆，孙义浩正押着祖父向院门外走去。二奶奶拦住孙义浩，问他为啥要逮人？孙义浩打量了几眼丰腴端庄、盛气凌人的二奶奶，不怀好意地笑了笑：“到时候，你就知道为啥了。”祖父扬起头，他扫了一眼二奶奶，说：“不关你的事，你该干啥，干啥去。我不会有啥事的。”二奶奶眼看着祖父被带走了。
祖父被关到监狱，孙义浩连续审问了他两天，也得不到祖父吸食大烟土和武装走私的口实。即使严刑拷打，祖父也不认罪，祖父一口咬定，吸食烟土的是严方，提出武装走私的也是严方。由于祖父十分强硬，孙义浩对他毫无办法。据说，祖父对孙义浩破口大骂，嚷叫着，他要见县长。
祖父被关了一月多，案子毫无进展。
缺口终于打破了。缺口是从二奶奶身上打破的。那天傍晚，孙义浩一身便装，只身进了韩记公馆。孙义浩从公馆里出来时，街道上的店铺、商行、饭馆都已打烊了。第二天，二奶奶将一副烟具交到了县警察局。这副烟具是银制的，制作十分精美；它是一个山西商人作为礼物送给祖父的，祖父从未动用过。而这副烟具正好是祖父吸食烟土的罪证。父亲曾经这样揣测，二奶奶之所以交出烟具，是为了搭救祖父。当时，二奶奶为了搭救祖父，不惜付出一切代价，包括她的贞操。到那个时候，二奶奶的聪慧精明全无用处，她急于救人，就变得简单而可笑，这就使孙义浩有机可乘。就在那天晚上，孙义浩无非拿出了两把杀手锏；一把是诱惑二奶奶，让二奶奶献出她的身体，作为释放条件；一把是欺骗二奶奶交出证据。孙义浩已将二奶奶哄上了床，二奶奶还天真地和孙义浩讲条件：祖父释放后，不要给他泄漏，她曾经以此而为代价。趴在二奶奶身上的孙义浩笑着说，二太太，请你放心，我孙某人是说话算数的。从床上下来，孙义浩将二奶奶搂在怀里，在她的耳边说：“韩经理是商会会长，又是县参议员，不比一般百姓，我们既然抓了他，就得有点理由，要放他，也要说得过去的。随便抓，随便放，警察局的面子在哪里搁？只要你交出烟具，我们给他定一个什么罪，关上两个月，放了人，也算是两厢情愿。”二奶奶说：“二个月后，你就放人？”孙义浩笑道：“这就看你二太太了。”二奶奶就是在这种情况下交出烟具的。
10
烟具交出以后，二奶奶去县警察局打探消息，可她没有找到孙义浩，二奶奶就去找章逢乐。章逢乐一听，二奶奶交出了烟具，他忽地站起来了，不停地扼腕叹息：“瞎了，你把事弄瞎了，他们不是为了要烟具，他们是为了要俊伯的命。”二奶奶听罢，立时心慌意乱了，她说：“孙义浩是答应了我的。孙义浩说，他说话算数的。孙义浩还……章逢乐打断了二奶奶的话，他鄙夷地扫了二奶奶一眼，说道：“你不要说孙义浩说啥来，他是个大流氓、骗子！现在还是想办法救俊伯吧。”
为了救祖父出来，二奶奶八方奔走，四处求人。她只身进省城，求过省商会的会长和省参议会的参议长，但都无济于事。二奶奶吩咐账房先生给孙义浩送去了数百个银元，孙义浩收了礼，还不见放人。二奶奶闯进了县警察局去见孙义浩。孙义浩翘着二郎腿坐在办公室里，二奶奶问他：“你不是说交出烟具就放人吗？你给我说亮清，啥时候放人？”孙义浩双眼咬住二奶奶的胸脯，说：“韩俊伯是个要犯，放人的事，得袁县长说了算。”二奶奶一听，她果然上了当，她大骂孙义浩是流氓，她上前去撕抓，被警察局里的人轰上了街道。凤山县的绅士们营教祖父是以请愿形式开始的。县长袁德新向请愿的绅士们表示，一定要查清实情，绝不冤枉好人。后来，又两个绅士又状告孙义浩和袁德新冤枉无辜，乱逮乱捕。状子递上去不久，袁德新就将这两个绅士以武装走私的罪名逮捕了。一时间，县城里的气氛紧张，绅士们再也不敢采取任何行动了，包括章逢乐也闭口不言了，二奶奶几次去找他，他都躲着不见。
在祖父关进去的第五天，祖母得知消息后，去监狱里看望他。作为祖母，也不可能知道祖父犯了什么，案子有多深。她大概以为，祖父只不过被关几天而已，好多年前，祖父不是被关了几天就放出来了吗？因此，她流着眼泪给祖父说：“回来吧，回来当油户也好，做庄稼也好，总比当那个官(祖母以为商会会长就是官)轻松省事些。”祖父说：“我没事，你放心。这次出去，我就回松陵村，咱还是开油坊好。”祖父满以为，他会出去的。
祖父是被捕二月之后枪毙在县城西关的。临枪毙的前一天，祖父还在狱中写状子，状告袁德新。祖父还很自信，他以为，只要把状子递到省上去，他就会立即被开释。两次告倒县长之事，在祖父的头脑里深深地扎下了根，他以为，这是他一生中的两次壮举，那两次，他是赢家。他大概以为，这一次，他又会赢的。祖父将状子写好以后，念给营救他而被捕的两位绅士听。两位绅士听罢，祖父对措词又进行了修改。那一夜，祖父睡得很踏实。他哪里会料到，这是他在人世间的最后一个晚上，他哪里会料到，吸食大烟土和武装走私的罪名早已按在他的头上了。
第二天晌午，祖父和其他两名绅士被拉出去枪决时，祖父才如梦初醒。他痛哭流涕，大声喊叫冤枉。祖父被两个人架着，他那一向挺直的腰板软塌塌地弯了下去，再也挺不直了，严酷的脸上灰暗而惊惧，泪水如泉涌。街道两旁，人山人海。人群中，不断有人呼喊：“韩掌柜的，挺直腰杆！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祖父似乎无动于衷，他再也走不动了，他是两个警察把他拖到刑场上去的。
11
父亲是一年过后回到风山县的。父亲完全用回忆往事的口气说，那是一个春寒料峭的夜……他潜入县城时，街道上静悄悄的。父亲叩响了韩公馆的门。二奶奶在门内问，是谁在敲门。父亲说是我，韩世芳。二奶奶拉开了门，她一句话也没说，父亲跟在她的身后，进了客厅。二奶奶点着了客厅里的煤油灯，两个人同时从黑暗中跳了出来。短暂的沉默使煤油灯变得十分活跃。二奶奶的鼻孔在不断地一张一缩，她用忧伤的目光看着父亲，眼晴里面激烈地闪烁着和忧伤等同的盼望，这是一个成熟女人独有的情感。父亲似乎害怕二奶奶那双激情并发的幽幽的目光，他首先开了口：“我全知道了。报纸上登载的报道我也见到了。”
二奶奶亮亮的目光暗淡下去了，旋即，又复活了，她说：“我做梦都梦见你回到了家。他是你父亲！”二奶奶的口气中有责备的意味。
父亲凝视着悬挂在墙上的那张照片，那是祖父出任商会会长那天的单身放大像。
二奶奶走近父亲，她用双手捧起了父亲的脸庞，嘴唇微微张开，用疑虑的目光瞪着父亲。亲我一下——父亲以为，二奶奶要重复使用往昔已经逝去的情感，他的眼神惊慌而厌恶。还没等父亲回答那个“不”，二奶奶抱住了父亲，在那一瞬间，二奶奶用紧紧的拥抱向父亲输送了孤独、悲伤、渴望和女人的激情。她于猛然间松开了手臂，她敏锐地感到了父亲别在腰间的盒子枪。她在父亲毫无防备的情况下，拔出了盒子枪，放在了桌子上。
二奶奶后腰靠在红漆木桌子上，看了一眼沉甸甸的盒子枪，说道：“去找孙义浩，只要一颗子弹。”
父亲摇了摇头。
“咋？害怕了？”
二奶奶张大眼睛注视着父亲，她的双眼又兴奋又狂热。
“害怕？”父亲笑了。
“不害怕？就去报仇，替父亲报仇。”二奶奶的口气里充满着挑衅，“去呀！”她简直是在命令父亲。
“不！我的枪不是报私仇的。”
父亲一句话刚了，二奶奶一把抓起了盒子枪，将枪口对准了自己的脑袋(她大概在北山做生意中玩弄过枪)，就在她未打开机头的那一刻，父亲扭住了她的手腕。二奶奶再一次抱住了父亲，再一次依偎过来，将头颅贴在了父亲的胸脯上。父亲抱紧了她。“他把我一个人孤单单地丢下……”父亲感觉到了二奶奶的颤栗，他几乎是抱着二奶奶，将她放进那张朱红色木椅之中去的。父亲不再愿意看她那双暴露着伤感、发狂和充溢着复仇欲望的眼睛了。他将盒子枪别在腰里，走出了祖父的客厅。
父亲说，他回头看时，二奶奶端坐在木椅中，眼眶里充溢着泪水，面部泛着令人心酸的光洁。
原载《天津文学》1998年4期
1998年《小说选刊》7期转载
冯积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作品，已在《人民文学》、《当代》等数十种刊物发表中短篇小说300（部）篇；小说多次被《小说月报》、《小说选刊》等选刊转载，并选入各种优秀年选；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遍地温柔》《逃离》《村子》《渭河史》等十四部，中短篇小说集、散文集《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人的证明》等十部。《沉默的季节》曾获“九头鸟”长篇小说奖。《村子》获陕西省政府“五个一工程”奖，柳青文学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