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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鸿硕诗话选》选粹十:
中国新诗格律问题刍议
作者/张兴泰(鸿硕)
五四时期是中国新诗的发轫期。在科学与民主的旗帜下，中国的缪斯以其狂飙突进的时代精神呼唤着民主和自由《新青年》1918年1月号刊载的胡适的《一念》等四首诗 ， 沈尹默的《月夜》等三首诗，刘半农的《相隔一纸》等两首诗是新文学呱呱坠地的第一声，开了中国新诗的先河。中国几千年来传统的诗歌形式被打破了，宣告了中国诗歌史的新纪元。
1921年郭沫若狂歌《女神》的诞生，开拓了中国新诗的道路。徐志摩的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起了稳定路基的作用。
七十余年来，由于诸多诗家的辛勤耕耘，诗坛上呈现了群芳争奇斗妍，蔚为壮观的情景。形成了诸多的风格和流派，显示了“诗国革命”的实绩。
特别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新诗潮的涌现，冲开了公式化、概念化的束缚，长期以来诗坛平静的局面被打破了，一场争论开始了，显得热闹非常。这是新诗又一次振兴的起点。是五四时代新诗开放性体系的继续。尽管新诗潮的一些诗人过分强调西化，否定传统，失之于偏颇，但必竟要诱发出民族自觉意识的复苏，预示了新诗美好的将来。
勿庸讳言，悠悠七十年，中国新诗至今尚处于“尝试”阶段，新诗形式问题成为人们争论的热点。大家都在做新诗，但是，新诗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在摸索中还没有成形的经验。有鉴于此，中国新诗的老祖宗胡适1956年在《新文学.新诗..新文字》一文中不无感慨地说：“一般说来四十年的新文学只过尝试了一番，至今没有大成功。”当年“胡适之体”的新诗一出，閱读的人数以百千万，今日的“新诗”似乎只有诗人们彼此欣赏，互相赞叹。胡适在倡导新诗时曾说：“现代的人不用现代的语言作诗，而用古人的语言作诗，不是文字游戏吗？”可是，他到了晚年，已经不做新诗，也“游戏”起来了。这不能说不是当今中国缪斯的悲哀。可见，求索新诗形式之维艰，非有几代开拓者脚踏实地，披荆斩棘，方可有望。
诚然，内容决定形式。诗歌形式的建立除了自身发展规律外，归根到底，要受到一定阶段的经济政治及民族审美心理的制约。不错，一种新诗体从流变到臻于完善，需要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时间。中国新诗产生的时间还相当短，短期内不可能确立。
但是，这丝毫不意味着听其自然，我们的责任是辛勤笔耕，总结经验，促其发展。长期以来，人们对新诗格律化的自然趋势缺乏足够的重视，在理论上存在一些模糊认识和分歧,因而,缺乏行动上的自觉一致,在建立新诗体的过程中,不能不引起我们的高度注意。
据此,特对新诗格律化是中国新诗发展的必然提出以下拙见。
第一、诗美特质的要求，民族语言使然
一谈到格律化，未免有人要说：诗才从牢笼里解放出来，你们又要把它关进去，岂不是倒行逆施！
此话差矣。新诗建立格律，这不是简单的重复，而是螺旋式的前进，是诗美特质的要求。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这句话给诗下的定义十分精当，令人叹服。这里所说的“华声”就是指韵律。须知：没有韵律就没有诗的音乐美，而音乐美是诗特有的本质属性，基本特征之一，是诗的第二生命。
既然诗是最精粹的语言艺术，要求语言精炼，音调和谐，有鲜明的节奏感，具有音乐美是理所当然的。
更何况，中国的语言有这个条件，努力为之，有何不可？
何以见之？由于汉语一字一音而又具备四声的特点，声音高下抑扬， 容易形成声的和谐（平仄）和节奏感。中国文字不同于外国文字，它是以单字为单位而不是以单词为单位，同音字丰富，调动方便，容易形成韵脚。因此，建立起格律，这是我们中华民族语言使然。
诗歌既然是一种语言艺术， 而语言不能不是民族的。另外，由于汉语以字为最小单位，英语以词为最小单位，它的一个单词在汉语中就变成了多音（字）词，这样，势必句式字数繁多，而且，有些字在一句中会多次出现（如“的”`“地”`“着”等），如果不考虑中国语言的特点，而硬要按西方一些国家的方式组合诗句，靠内在的情绪的变化来实现诗的节奏，一般说来，容易造成句子冗长，拉杂的弊病，这不仅丧失了诗歌语言精炼的特点，而且，为我们民族的审美習尚所不取。
第二、先驱的新诗人那里传来了新诗格律化的先声
在新诗发韧期，一些人对新诗的无韵，“作诗如作文”就提出了中肯的批评。
1918年6月5日胡适在美国的諍友朱经农写信给他说：“要想白话诗发达，规律是不可能不有的......如果诗无规律不如把诗废了，专做白话文的是。”
同年，另一位諍友任鸿隽6月8日也写信给他说：“大凡有生之物，凡有活动，不能不一往不返，必有一个循环张弛的作用。......文中之有诗，诗之有声有韵，音乐中之有调（HARMONY），也不过是新现象的结果罢了。”又说：“我以为此种律例，现在看来，自然是可厌，但是，塑造新体的人，却不能不讲究，就是以后作诗的人也不可不遵循一点。”（《新文学问题的论》）
自《新青年》提倡新文学以来，新体诗招人反对最多——不仅保守派纷起反对，就是那些先驱的新诗人也多感到不妥。
俞平伯说：“但诗歌一种，确是抒发美感的文学，虽主写实，亦必力求其遣词命篇之完密优美。”（《白话诗的三大条件》）
当时，在诗坛上与俞平伯齐名的康白情给诗下了一个定义：“在文学上，把情绪的想象的意境，音乐的刻划写出来，这种作品，就叫做诗。”（《新诗的我见》）显然，所说的“音乐”即是韵律。
周无在《诗的将来》一文中说：“诗有节韵——与旧诗的音乐不同......”主张诗要有多元的音乐美，即音节多变化，以别于旧诗狭窄严格的规律。
就连力主“全盘西化”`“文须废骈”`“诗须废律”（《建设的文学革命论》）“把从前一切束缚诗神的自由的枷锁镣铐统统推翻，这便是诗体的释放。”（《中国新文学大系》）的胡适，在后来《谈新诗》一文中也对自己原有的诗歌理论进行了修正，也已承认“诗有音节”，“可有音韵”。又说“现在攻击新诗的人多说新诗没有音节。不幸有些作新诗的人以为新诗可以不注意音节。这都是错的。”再说，就是胡适写的象诗的诗也不是没有音和韵，这一点朱经农曾指出过。
可见，新诗早已透露了要格律的先声。
第三、反思中的佐证
在新文学运动中，新诗起步最早，可是，成就最差，。1923年《诗》月刊停刊后，新诗运动沉寂了三年。究其原因，失之于“作诗如作文”，不要格律的主张。直到1926年4月《北京晨报.诗镌》的创刊，才使新诗恢复了生机，由中衰到复兴。
就诗论诗，这不能不归功于以闻一多` 徐志摩为首的新月派诗人追求新诗格律的努力。新月派诗人根据现代汉语规律，参考英美诗和我国古典诗，探讨新诗的规律，追求新诗的艺术美及形式美，主张新诗要具有“音乐的美”（音节），“绘画的美”（词藻），“建筑的美”（“节的匀称，句的均齐”）。虽然，这种主张产生了形式主义的流弊，但是，总的来说是积极的。他们刻意“创格”，在创作实践中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和尝试，形成了新诗格律体的独特风格，既纠正了白话诗向前发展时所产生的极端散文化的偏颇，又克服了半新半旧`半中半西的弊病。当时，影响颇大，诗坛对新的格律并不感到镣铐，大家都做格律诗。时至今日，其基本理论还产生着深远的影响。臧克家在《中国新诗选》代序中说：“当新诗正在摸索着创造不同形式的时候，闻一多的这种新格律的提倡和实践，是有一定的意义和价值的。”
它的一定的意义和价值是建立在科学基础之上的。
要有“音乐的美”是自明之理，不争之论。
要有“绘画的美”是因为中国的象形文字，可直接表现绘画的美。西方的文字要变成声音，通过想象才能感到绘画的美。中国的文字，不必念出来，只要一看见“两岸青山相对出，一片孤帆日边来”，这类富有意境的诗句，绘画的美便跃然纸上。
至于“建筑的美”，这也是中国文字独特的能力。可是，“建筑的美”则易发生“削足適履”，可能对“音乐的美”、“绘画的美”構成严重干扰。
朱自清先生1944年在《新诗杂话》中对新诗的反省颇值得注意。
他说：“现在新诗已经发展到一个程度，使我们感觉到匀称和均齐，还是诗的主要条件。”
关于“匀称”和“均齐”他仍是遵循闻一多在《诗的格律》中所主张的原则，要“相体裁衣”，而不能千篇一律。
“段的匀称”——“并不一定要各段形式相同，尽可能甲段与丙段相同，乙段与丁段相同，或甲乙丙段跟丁戊己段相同。`````所谓相同，指的是各段的行数，各行的长短和韵脚的位置等。”
“行的均齐”——“主要在音节``````每行最多五个音节。一行至少两个音节。韵脚的安排有种种式样，但不外连韵和间韵两大类。”
关于诗的韵，他有更深切的见解：“韵是一种复沓，可以帮助情感的强调和意义的集中。至于带音乐性，方便记忆，还是次要的作用。从前往往过分重视这种次要的作用，有时会让音乐淹没了意义，反觉得浮华而不真切。”因此，“押韵的样式要多多变化，不可太密，不可太板，不可太响。”
第四、不可逆转的趋势
从四十年代后半期开始，总的趋势向着半律化和律化推移。“民族化`大众化”口号的提出，在民歌和古典诗歌基础上发展新诗理论的倡导，五十年代以来，一系列新诗的讨论都有助于新诗格律化的建立。
新诗诞生以来最为精细的一部诗集是冯至1941年的《十四行集》。这部诗集透露了新诗重新回归格律的端倪。司马长风在《中国新文学史》一书中说：冯至的十四行诗体“虽然是舶来品，但是每句不超过九个字，每行一句（中间无标点隔开），句句都切合中国语法，一读就感到亲切的中国气味......”这决不是简单的移植，而是通过改造的成功。战时战后被新诗形式问题所困扰的诗歌`散文大家何其芳五十年代初曾倡导建立现代化格律诗；林庚主张建立九言诗；田间倾向于写五言或六言格律诗。艾青主张诗的散文化最力，就散文化的诗来说，他写的最多最好，他使散文化的诗或诗的散文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到了五十年代，也回归格律，写起了行节均齐`韵调铿锵的格律诗（见1957年10月出版的诗集《海岬上》）。就连力主“诗不能借重音乐，它应该去了音乐的成份，”的戴望舒（《诗论零札》），1936年他和孙大雨`卞之琳等合编《新诗》月刊时，又开始写有韵诗了。
综上所述，新诗格律化这是中国诗发展的必然，是中国新诗建立的关键。
在建立新诗格律化过程中，不仅要注意总结`借鉴中国古典格律诗的经验，而且，对现代语言的规律要特别注意认真研究。至于具体形式需要在实践中不断探讨、建立、完善。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
1990年于长春
作者简历：张兴泰，字霜子，号鸿硕，吉林省大安市人，高级政工师。先后出版诗集《霜子吟》《张兴泰诗歌精粹》《诗镜文心》（鸿硕诗文集）、该书续集、《鸿硕诗话》《情韵悠悠》（十情集）《诗词律要讲座》《鸿硕诗话选》《鸿硕诗歌别裁集》等。获得中国艺术界名人作品展示会优赏奖，代表作《父亲》《枯荷——献给母亲》获得中国首届名家文豪杯一等奖，个别作品获得世界学术贡献奖金奖。现任《中国韵律诗歌旗帜卷》执行主编，中国韵律诗歌学会副会长，中国雅园学会理事，国际当代华文诗歌研究会顾问、研究员，中宣盛世国际书画院研究员，被当代诗人作家认证为书籍古诗词主编、当代文艺评论家,《中国文豪名家精品选集》编辑部文学顾问，被书籍《世界诗歌作家选集》旗下几大评台特聘为金牌金笔诗人作家，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