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容万物 和尘同光

    ——包尘短诗36首读后    

 文/  张小巫

    自从离开教职后，我基本就没怎么写诗评了，我是个早就主动“躺平”的人，那时候这个词好像还没被发明出来，我叫它“混吃等死”。后来阴差阳错到了英伦，发现这种躲起来偷窥的活法比起“混吃等死”于我好像更加适宜。所谓“躲起来偷窥”其实可以理解为脱离绑架之后的默默关注。这个世界上真正想“躺平”的人其实很少，他们只是在反抗一种被绑架的状态，可能我属于那种耐受力更差因而显得更加苛刻的类型，因为我所说的是任何意义上的绑架，这几乎是不可实现的。我一直觉得人在生存之外应该追求一种属灵的生活，这不光是另一种不同的幸福体验，而且在很多时候，它甚至成为所有的被绑架可以忍受的唯一理由。

    疫情期间发生了一系列事件，尽管我没有像我们山西的某某作家一样发朋友圈去郑重申明，但也确实私下默默删掉了一些朋友，包括诗友。并非因为他们与我有什么芥蒂，而是因为我们可能终生都无法有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交流，不得不说，这很悲哀。作为个体，每个人通过对外界信息的接收、甄别、消化，进而反馈出来的自我判断和对事物的认知方式近似于一种无声的较量或相互羞辱，这种巨大的鸿沟使我不得不去重新界定“朋友”、“熟人”、“熟悉的陌生人”等这些概念。

    夏微是我的老师、前同事、忘年交、诗友，总之她于我有一个难以定义的复杂身份。必须说明的是，我并不认为夏微是一个具有现代价值观的人，更不会荒谬地认为这种价值观本身无可挑剔。相反，至少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找到任何所谓绝对真理，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对“质疑”这件事才倍加珍视，因为凡事只有允许被质疑，才有进一步探讨的可能。也因此，我把那些打着某种绝对真理的旗号试图压迫他人的行径统统视为“有毒气质”，我对所有拥有这种气质的人只能尽量避而远之，拉黑可能已经是某些人之间保持体面的最好方式。事实上，夏微和我完全不同，她教声乐，习古诗，喜填词，也写现代诗，小资情调满满，少女感爆棚，具有如水的女子品质。而我更接近于“垮掉的一代”那种愤青类型，成天摆一副谁都不待见的臭脸还一副爱谁谁的德性，但我们却是一对儿老闺蜜，之所以说“老”，是因为我们目前都是一种半退休的生活状态，当然也有相识日久，情感笃深的意思，哈哈，突然觉得好肉麻。

    老朋友很像是一种用来保管秘密的“树洞”，里面可以存放各种不愿示人的东西，夏微除了是我的一个“树洞”，同时也是一个诗歌的窗口，她会时不时地转给我一些她认为不错的诗歌，由此引发一些与诗有关的话题。当她将包尘的诗转给我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是，它就像是一面镜子，一下子照出了我不喜欢自己那些诗歌的理由，因为它们缺乏一种更加内在的力量。    

     瞧，这就是非专业的好处，如果我写一个专业诗评，就不可能写这么多废话。其实这不是废话，因为接下来可能你们会猜到我要说什么了，对，就是那种“内在的力量”。

    真正的评论其实是很难的，诗歌评论尤其难，这个世界但凡和“真”挂钩的都很难。大而无当的东西容易拔高，也容易泛滥，像随便搞个大帽子胡乱戴在任何似是而非鱼目混珠以次充好的脑袋上，戴帽子的人省心省力，被戴的人心里高兴，表面看皆大欢喜，但对真正的诗人和诗歌却是无益的。因此我向往尽可能的精准。但同时你又很清楚横亘在写作者和阅读者之间的一个永恒悖论，那便是任何试图抵达的努力都有可能是一场徒劳无功的背离。从普泛的意义上讲，所有的解读都可能是误读，因为每个人都拘宥于自己的有限认知，也就是说，每个人看到的只是自己所理解的那部分。而探讨的意义也由此而生，即每个人贡献自己的理解，把这些理解拼凑起来，即便它不是大象本身，起码也是一种无限接近大象的途径，至少好过那些硬把大象耳朵作为整头大象还逼迫我们必须相信的掩耳盗铃，因此我不吝于贡献自己的浅薄。

     在包尘的诗歌里，我看到了这样一些元素。

    首先是见微知著，于反差中捕捉到的万千世相。诗人必须足够敏感，才能对生活体察入微。包尘的短诗像一柄放大镜，很多画面捕捉的都是生活中一个极其微小的镜头，或仅仅一闪念，但正是这样的点滴细节，构成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幅真实的浮世绘。

    比如对之前所有美好幻想的自我否定（《以前》）；比如对某类人或价值观的漫画式概括——“有张大嘴就行了”《猪生活》；比如某些词或人在这个时代的不合时宜和消失殆尽（《诗骨》《血丝丝》）；比如影子对个体的反叛等这样一些无奈的人生况味（《穿过黑巷子》《遗憾》）；比如梵高的天价向日葵与当时尴尬处境的反差（《梵高》）；比如一些狗在“喂完后就没见有一副好脸”的实利主义（《喂狗》）；比如因患了鼻炎而拒绝了世间臭味的小庆幸（《鼻炎患者》）；比如一个洗脚工心不在焉地敷衍客户，心里却只想着下一单中所蕴含的生存之无聊与艰辛《洗脚》）；比如因一代人缺乏饥饿记忆而导致的代沟（《都叫他袁爷爷》）；比如伪道德对人的洗脑、绑架，指鹿为马，本末倒置，小事假正经、大事真敷衍的可笑与虚伪（《吃肉》）；比如一边是对国民性的辛辣批判，一边是对批判者的景仰，而所有的钦佩之情都浓缩在了一个“大先生”的称谓里（《鲁迅》）。 

    当然，在捕捉周遭这些世相的同时，他自然也将目光投向了自身，比如在一个没有幽默感的时代，愚人节所遭遇的小尴尬小无聊（《愚人节》）；比如一个离婚多年的男人对孤独的自嘲（《两人床》）。在《我也是八面玲珑的主》里，他在前面简单铺排了一下，其实“我”也不得不见什么人说什么话，但即便是在这样的铺排里，也仅罗列了写诗、玩石、打麻将和喝酒，皆属文人“雅趣”的几件事，然后笔锋迅速转向了和老娘谈养生，为的是“愿她活得长久一些”。因此，尽管他的题目带有自嘲的意味，但这并非世俗意义上的“八面玲珑”，而是有底线有温度的一种对“八面玲珑”的化用和自我定义。另外一首《生活不是你想它美好它就美好》也很精巧，很显然，用诗歌去探讨这么一个庞大的哲学命题，一不小心就会陷入形而上的空洞或一本正经的说教，但他巧妙地避开了这种宏大陷阱，跳了出来，让题目直接参与到内容中，构成牢不可破的一个整体，用一句“你又不是生活它爹”轻轻接住，于苦涩的一笑中尽显机智、诙谐、练达、简约。这种写法，看起来简单，好像只是玩点儿小俏皮就够了，其实不然，这种举重若轻的背后不是技术，恰恰是世界观。

     其次是和光同尘，对卑微弱小生命的悉心体察。诗人从来不是一个职业，却有“无冕之王”之称，是因为他们永远无法对卑微弱小者的苦难无动于衷，永远不可能假装看不见而背过身去。诗人的灵魂必须是尊贵的，同时也是谦卑的，包容万物的前提是理解万物，和光同尘的意思则是化身为尘。我不知道“包尘”这个名字的由来，但我愿意这样去解读它，因为这种特质在他的诗中显而易见。

     比如在他眼里，连门前的草都是背井离乡流浪来的（《流浪草》）；比如穷人们那些微不足道的小温暖（《贫贱夫妻》）；比如春光里一个笑靥如花的照相场景，只有作为背景的老枯树是不笑的（突然想起了此次甘肃山地马拉松事故中连救6人的牧羊大叔朱克铭）（《春光里》）；比如一个病弱的母亲，顿顿要用大把的药占据她本来就不大的饭量（《母亲的饭量》）；比如那些生命已近黄昏，没什么存在感的一群老人，只有在那一抹阳光里才能感受到的些微温暖（《在养老院》）。

     这个主题里我最喜欢的，一是《莲心》，全诗只有短短三行，却深刻揭示了这世上有一种人，出淤泥而不染，活得干净且艰难，从来不怕苦，却害怕被展览。就是说，你不可以扒掉一个穷人的底裤，因为那是他们仅剩的尊严。另一首是《风暴来临》，他捕捉到的是鸽子在风暴来临前的一个小动作——“在天空刷屏”，而对鸽子这种人间的弱小生灵，却没有任何多余的描写，因为关于“鸽子”的隐喻不言自明，无需赘言。这种刷屏的努力和被“风暴瞬间删除”之间的巨大张力让人绝望的同时又不寒而栗，这样本来可以结束了，但还没有完，结句“也许，从来就没有这群鸽子”似一道闪电，将现实的残酷进一步推到了巅峰，为全诗留下一个几近完美的收鞘。突然发现，“沉默的大多数”、“消除记忆”、“遗忘历史”等许多宏大严肃的主题竟然可以用这样的方式不动声色地呈现。

     世事危艰，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除了世俗层面上的应对，一个诗人在诗歌中当然也是需要找寻应对之策的，毕竟，连诗人们自己都已厌倦了自己那副自怨自艾的嘴脸，那作为诗人的包尘，他的应对之策又是什么呢？

     我认为几乎所有人，不止是诗人，或多或少都会对某种超拔性的追求心怀近乎本能的渴望，而在汉语语境下，最接近的，也是最容易体现在诗歌当中的，自然就是佛心禅意，包尘似乎也不例外。比如在《突然想到旷野》中对一种“空境”的向往；比如《钓鱼快乐》中的角色互换，假设鱼用带倒刺的钩子钓人的大嘴巴；比如《牛肉干》中，从一块牛肉干里看到了一头牛的生死，以及人类对动物的屠杀；比如他所理解的“大善”，是“一只蚂蚁/把储藏了一辈子的口粮/搬出洞外/喂一头/前来要饭的大象”（《大善》）。毫无疑问，这些诗里都蕴含着某种佛性。但无论是现实层面还是诗歌层面，这种东西作为一种理论说说容易，真正操作起来是很难的。因为我们明白，许多时候所谓的“超脱”、“看透”不过是自我麻醉的另一种托辞罢了，一不小心，这种“一切不留，无可记忆。虚明自照，不劳心力”的东西便会沦为一种麻醉剂式的自欺，一种空洞无物的无病呻吟。你以为对现实闭上眼睛不问是非你就“明心见性”了？骗鬼去吧。

     在《空想美》中，他表达了对执着于空想与佛说的放下执念之间的纠结，这种微妙的情绪说明了让一个感受力、观察力、共情力都超乎常人的，有血有肉的诗人做到“空”并不那么容易。就像他所认为的爱的顺序应该是“屋—门—锁—床”，在对一种古老秩序的坚守和回望中，不难发现他对当下这个时代的拒绝、厌弃、不屑，也可能还有内涵抽空之后无所依傍的，对于虚空的恐惧（《爱的步骤》《不见葬花》）。

     因此，窃以为这条路至少不太适合包尘，而一个好的诗人，贵在拒绝自欺，你必须去直面一些东西，哪怕是绝境。写作中，仅有坦诚和勇敢是不够的，却是必须的。包尘的处理方式是，既然无可回避，又无法超越，那就不如将真相和盘托出，直接呈现。

     比如在《瀑布》中，众人看到的是壮观，诗人看到的则是壮观背后“不得不/往下跳”的绝望；比如在《被惊醒的诗》中，他借狗写人，一些人在白天必须尽可能地伪装成一条乖顺的狗，而在晚上，却发出一种类似狼一样的悲嚎，“黑夜漫长/悲嚎此起彼伏”；在《雨》中，他写了一个缺铁的民族，迎来的却只是一场又一场的敷衍之雨，为了补铁，他谴责老天的不够决绝，他甚至呼告它何不下一场真正的刀！这些字里行间藏着的，是一个诗人的大悲痛。每当读到诸如此类的句子、诗行、文章、书册，我都会有种忍不住想在阳光下大放悲声的冲动。

     我还想赘言一下中国的女性解放，我曾一度被贴上“女权主义者”的标签（当然不是褒义），但事实上，无论中国的女权队伍多么庞大、声音如何高亢、态度如何决绝，如果只是一群女人聚在一起自怨自艾的一种情绪化表达，事实上是没太大意义的，类似于一种缺席审判，无人问津，无人听见，换来的反而是人们胡乱给她们贴上的“丑女”、“怨妇”、“老处女”、“婚姻失败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甚至是“病态”的标签。尤其是在这个简单化、表象化的快餐时代，人们连认真倾听的时间都没有，导致污名化、妖魔化无处不在。正因如此，我认为中国的女权主义者们才更需要谋求更多对话的可能，让人们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女权，女权真正的诉求是什么，我们有哪些彼此认识上的盲区。因为中国需要更多的男性女权主义者，这是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与西方社会最大的不同，只有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觉醒和理解，才是中国女性解放的真正决定因素，舍此别无它途。

     为什么扯到这个话题，是因为我在包尘的诗里看到了这样的一些元素，当然，我不想简单地把他定义为一个“男性女权主义者”，这个标签在当下语境中的危险性简直不言而喻，我只想就诗论诗。比如在《残花》中，他把“二嫁的女人”比作“离开枝头的残花”，但同时却赋予了她一种新的生命意义，那便是从此可以“随流水去远方”。不得不说，性别无处不在，它当然会介入写作，试想，如果这首诗出自女诗人之手，它有可能不但不讨喜，反易极易引起某类人的厌恶。更严重的，说不定还会被牵强附会到女诗人的经历中，引发许多狗血八卦。比如在《天下牌坊》中，他说争立牌坊的成千上万，敢当婊子的万里挑一，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大家也都心知肚明，本不足大惊小怪，但不同之处在于他的口吻，像是对有志于当婊子的人的一种解放宣言，潜台词是——立牌坊的事不劳你操心，因为有的是人，你就放心大胆地去当你的婊子好了。  

    两性观里隐藏着一个人，尤其男人，深刻的世界观，如若不信，看看你周围那些人的做派，以及他们的诗就好了。（2021年5月31日于伦敦）

作者简介:

      张小巫，文学硕士，原高校教师，著有诗集《暗处》，现居英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