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省是中华民族固有的美德。身为中华民族优秀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责无旁贷地继承了它，而且经由临时中央政府颁布的法令、条例、决议、指示等规范性、强制性文件，确立为苏维埃政府的执政原则。

        1932年2月6日举行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六次常会，即议决通令各级政府开展节俭运动，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2月17日出版的《红色中华》刊登了人民委员会的通令全文。通令针对过去各个地方政府和群众团体在财政未统一时，存在许多浪费、随意滥用公帑的现象，郑重申明“这是苏维埃政权下所绝对不允许的”。为此中央政府指令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所有各地方政府的预算、杂费、特费等，必须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工作人员须一律裁减，甚至一张纸一支笔都不要乱费，以免多耗经费。要存着‘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工作有一分帮助的观念来实行广大的节俭运动，来积蓄金钱或积蓄粮食以作供给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之用。同时要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大的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的自动的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

        配合通令的颁布，临时中央政府副主席项英在同日的《红色中华》上发表署名文章，指出为准备充分经济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一方面要努力发展苏区的一切生产和出口，另一方面更要努力举行节俭运动，使大部分经济用来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各级政府和各群众团体，一切费用都要十二分的节俭，不急用的费不要用，要用的就要节俭，不要浪费一文钱，滥用一张纸，多点一点油，积少成多，就可以节省一大笔经费。我们要知道节减一文钱即是对革命有一分的帮助，谁要‘浪费一文钱实等于革命的罪人”。由此可见，体现共产党人、工农群众优秀品质和阶级意志的节俭精神节俭行为，已纳入临时中央政府强制力范围。

        3月2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在关于切实执行工作检查的命令中，严厉批评了许多地方政府执行临时中央政府法令条例迟缓，甚至疏忽懈怠的严重现象，命令各地立即切实执行对政府工作的检查，“对一切不执行上级命令和工作不积极的要予以革命纪律的制裁”。在要检查的“最为重要的六个问题”中，就有“节俭经济帮助红军发展革命战争的工作，各级政府做到了什么程度，成绩怎样”这一个。命令还规定了各级政府进行工作检查的限定日期和办法，申明“须严格遵守执行，不得稍有疏忽”。这里面的强制节俭意味更显著更浓烈。

        3月9日，中央人民委员会又在关于积极参加革命战争努力帮助红军的第4号通令中，把节俭经济反对浪费列为现在就要“马上去做的”“几件具体工作”中的第一项：为发展革命战争就要把所有地方政府收入的各项进款，除留用费外，尽量缴纳到上级政府来，“同时应尽量节省，凡是政府不必要的工作人员务必裁减，政府机关的办公费在目前至少须照原有预算减少四分之一，谁是滥费就要坚决反对，大量的节省金钱来帮助红军的必需费用”。

        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由临时中央政府连发三个法令，并配发一篇主持日常工作的副主席署名的中央政府机关报社论，足见节俭经济已法定为临时中央政府的一项执政原则。

        此外，临时中央政府还在给各级政府的工作指示中，反复强调要注意贯彻执行节俭经济这一执政、施政原则。1932年3月17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给福建省第一次工农兵苏维埃大会的指示中指出：“对于节俭经费，帮助发展革命战争更要切实讨论，大会应该坚决的反对过去各级政府随意浪费经费的严重现象，并规定惩戒以后浪费经济的办法”。3月29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在关于检查瑞金工作后的决议中，强调指出瑞金工作要“坚决执行春耕、节俭、参加革命战争的训令，并根据训令拟定具体办法切实做去，随时将执行情形向上级报告”。6月8日，临时中央政府致电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和江西军区，指示该省“各级政府要节俭一切费用供给革命战争经费，努力开辟财源”。6月9日，临时中央政府在给湘赣省工农兵代表大会的指示电中，要大会提出“节省一切费用供给战争经费”的要求，严惩贪污浪费。嗣后又在对于湘赣省苏维埃政府的指示中强调：节俭运动仍要继续的去进行。

        一直到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开幕后，中央政府对节俭经济的强调仍在继续，而且更加鲜明更加坚决。毛泽东代表中央政府对大会作报告时指出：苏维埃财政的使用，应该根据节省的方针。应该使一切苏维埃人员明白贪污浪费是极大的犯罪。节省每个铜片为着战争与革命事业，是苏维埃会计制度的原则。

为了使节俭经济的原则化为各级政府、红军部队、群众团体，以及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取得实实在在的效果，而不是决议归决议，行动归行动，临时中央政府有组织、有目的地开展了持续不断、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活动即运动，来推行节俭经济原则。早在1932年2月17日颁布的中央人民委员会第3号通令中，就提出了各级政府务须立即实行节俭运动，同时将这一节俭运动在群众中作广大宣传，使他们了解节俭运动的意义，都积极地实行节俭，储蓄粮食，热烈地自动地来帮助红军和革命战争的发展。在稍后颁布的第4号通令中，中央人民委员会又指示各地政府“要发动群众的节粮运动，不要滥耗谷米，以便节省下的谷米，来帮助红军”。连同节省金钱这些工作，“在群众中可用革命竞赛方法，区与区、乡与乡来订条约竞赛，胜利者给名誉奖及红旗奖”。

1932年7月上旬，在进行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的战争动员与后方工作布置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郑重指出，各级苏维埃政府要领导群众团体做节省一切开支以充裕战争经费的运动。政府中一切可以节省的开支，如客饭、办公费、灯油杂费，都须尽量减少，纸张信套更可以节省使用。这一切节省，分开来看为数甚少，但集少成多，“并可以养成苏区中更加刻苦更加节省的苏维埃工作作风——这是万分必要的”。“在刻苦的精神之下，还要使工作的效能更加增大起来”。在这里，节省运动的意义更深入到精神层面了，就是要通过节省运动，不仅节省钱和物，还要培养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而“这是万分必要的”。

        开展群众性节省运动，不能光宣传发动了事，还须加强领导，推而广之。9月中旬，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在布置彼时各级财政部中心工作的财字第6号训令中，就提到了这一点。训令指出，领导群众进行节省运动，这在财政上有很大意义。以政府机关及各种军队各种团体人数，核定10万人，每人每天最少节省一个铜板，那每天就可节省10万个，一个月可节省300万个，扣大洋可得1万元。如果将这个运动扩大到整个苏区群众中去，以中央苏区300万群众计算，一个月所得就有30万元。各个政府必须了解这个意义，领导群众发展节省运动，特别在机关部队中，一面有计划减少一切用费、一切用品的支用范围和数量，一面严厉打击滥用浪费分子。“主要是领导士兵及工作人员自动节省，必须使他们了解节省的意义，这一工作才能做得好”。

        关于在包括节省运动的各项工作中，如何做好宣传动员，同时创造苏维埃新的工作作风，中央人民委员会在1932年12月5日的《红色中华》颁布紧急决议，作出详细指示：

（一）一切工作要建筑在动员群众的基础上，否则就必然脱离群众。

（二）法令与决议的实施，不能单靠命令，主要还是依靠提高群众阶级觉悟与热情，来拥护法令与决议的实施。

（三）动员群众，要靠政治上充分的宣传鼓动工作。

（四）动员群众的方式，要运用苏维埃各种组织，以及一切群众团体，来发动群众。城乡代表会、选民大会，是直接动员群众的工具，工会是动员群众的柱石。

（五）每一个决定，要合于实际能够实行，反对一切空泛不具体的决定，及毫无准备和结果的照例开会。

（六）执行命令要注意发动群众的方法，同时要注意群众中的意见，以作决定实行办法的参考。

（七）接到上级的命令和决议，应该马上开会，作详细讨论，规定自己执行的具体办法。

（八）在执行工作中，应该随时检查自己的工作，看做到了没有？有些什么错误和不妥的地方？

（九）对于一切工作，要根据工作的关系来适当的分工，这不仅是每一部每一个工作的同志应该如此，就是对于下级指导，都要根据情形来分配工作。

（十）对于下级的指导，要切实，要具体，多有办法的指示。

（十一）不要随便发文件，多用巡视指导，巡视员不是走马看花，不是站在旁边批评，而是负责的检查工作，帮助下级来解决工作的困难。

（十二）组织工作团，去直接帮助下级工作。工作团的责任，是将该处工作做好，不是空口批评人家，而自己不做；工作团的工作方式，是集中力量，先做好一个地方，然后再到第二个地方。

（十三）不要随便开会，开会要有准备、有结果，要实际去做。

（十四）开群众会，事前要有充分准备，每一个政治鼓动，必要适合群众的要求，联系群众本身的利益，说话要简单明了，多带鼓动的作用。

        中央人民委员会的紧急决议还对苏维埃的工作作风进行了简明定义，这种工作作风“是群众化、实际化、组织化、纪律化，是具有艰苦斗争的坚忍性”的作风，并号召各级苏维埃机关努力为创造苏维埃工作作风而奋斗。

        节省运动在各地开展的情形、效果常常不一样，有快有慢、有深有浅，乃至有虚应故事、我行我素的。究其原因，一是人们尤其是领导人对节省运动的意义认识不足；二是群众发动不广泛不深入；三是对阻碍节省运动的贪污浪费现象缺乏警觉。为此，中央苏区党和政府从加紧检查督促入手，进一步落实节俭经济的执政原则。除通过具文指示、派员巡视方式来检查督促外，还通过互查和第三方评判，检查督促节省运动的进程与实效。

        1934年3月14日的《红色中华》发表题为《为四个月节省80万元而斗争》的编辑部文章，号召后方全体工作人员在4月至7月这4个月里节省80万元经费，以充裕前方红军的战费。3月16日，中央财政部、粮食部、对外贸易总局、粮食调剂总局、国家银行、中央印刷厂、财政部印刷厂、造币厂、中央军委印刷所、供销合作总社、国家银行瑞金支行等11个机关的职工会，在全总苏区中央执行局领导下，互派全权代表，订立提高劳动纪律、实行节省运动的竞赛条约，回应《红色中华》号召。竞赛各方为切实执行竞赛的检查工作，组织了两种检查会议：一是由各参赛机关职工会代表联席会互推组织的总检查委员会，以黄亚光为主任，每逢2日、17日下午在国家银行集中开会一次，进行总的检查；二是将参赛单位分成四组，按各组自行规定的时间，每周互相检查一次。

        为使检查评比结论更公正，参赛各方还公请各机关负责人为竞赛条约的评判员，其中有中共中央组织部的负责人，中央政府秘书长谢觉哉，全总国家企业部主任倪志侠，中央审计委员会主任阮啸仙，这些人并不代表参赛单位，属于参与竞赛评判的第三方。除此之外，中央审计委员会还担负起检查中央政府各部、各群团中央机关节省运动开展情况，帮助他们总结成绩与经验，发现问题谋改进的任务。

        《红色中华》以党、政、工、团中央联合机关报的权威，发挥苏区主流媒体优势，在引导、监督、促进中央苏区的节省运动方面，发挥了巨大的独特的作用，表现在：不断引出节省运动的话题热点，保持运动应有的热度；不断推出各地节省的成绩与经验，推动互相比、学、赶、超；适时发出不同的节省号召，掀起一波接一波的运动高潮，等等。

        1933年12月2日，《红色中华》向全苏区革命的工农群众提出六项节省规约，号召大家实践之。这六项规约为：每天节省1个铜片；不进馆子不吃小食；节省办公费30%；普遍建立节约箱；每伙食单位建立1个菜园；残酷的开展对一切浪费的官僚主义者的斗争。该报要求本报通讯员公开出来组织这一节省运动，把首先响应报纸号召的，成绩最好的，以及经常进行这一运动的先进事迹写成通讯，寄给报社发表。

        12月5日，《红色中华》又发表题为《节省经济与开展反浪费斗争》的社论，指出在苏区广大群众热烈进行节省运动，取得巨大成绩的同时，却有许多的苏维埃及军事机关发生极大浪费和预算不实的事情。为扭转这种不正常的现象， “必须从政治上造成广泛的节省运动，开展各机关中反浪费的斗争”。而建立预决算制度并严格审查预决算，则是防止浪费，保证节省运动成功的最重要步骤。

        中央政府机关率先响应《红色中华》六项节省规约，召集总务厅工作人员开会， 落实了由节省经济委员会负责施行的节省办法。尤其是为着要“残酷的”开展对一切浪费、贪污、官僚主义的无情的斗争， 当场就有 10 多人报名组成节省经济的突击队，专门作这个斗争。与此同时，还组织节省经济革命竞赛，提出竞赛条约，向中央财政部、国家银行挑战。由此，在中央政府机关中掀起了新一轮节省竞赛热潮。

        “3升米运动”是为支援红军军粮所需， 由瑞金发起的群众性节省运动。关于运动的起因，时任云集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兼区委书记的朱开铨，在他的回忆录《六十六年之革命生涯》中有过记述。他说，1933年春，由于毛泽东主席的精心指导，叶坪乡及其所在的云集区顺利完成了查田运动。通过查田，群众的觉悟大大提高了， 革命的热情大大激发出来了。4月的一天， 毛主席派通信员吴吉清给他送来一封信， 要他马上去主席那里，有事商量。他立即赶去主席办公室，“主席说，前线红军需要粮食，现在库存的粮食不多，吃不到新粮下来，让我们云集区带个头，号召每人节约3升米，云集区28000多人，就可以节约840多担米，这对前线是个大支援”。朱开铨回到区里后马上进行动员，大家听说毛主席发出号召，无不积极响应，家家捐献，人人出粮，3天之内共捐出1000多担，超过原计划的1/4。在云集区的模范作用带动下，瑞金全县8个区、28万人（不包括地主、富农及其他反革命分子和他们的家属），在短时间内就捐出9000多担米，有力地支援了革命战争，“这就是著名的‘3升米运动’”。

        在毛泽东召见朱开铨的前一个月，即这年3月，《红色中华》第57期（1933年3月3日出版），在其作为副刊的“三八特刊”的整版漫画中，有一幅母女对坐打草鞋的画，画的右侧有只装了满满谷子的箩筐，画旁长条双线框里有两行文字，内容是“每个工农妇做一双草鞋节省三升谷供给红军！”这幅画（及其他画）没有任何署名，画中号召似可理解为苏区妇女组织所为。另外，瑞金少先队也在此时响应少先队中央总队部关于每个队员节省5升谷借给红军的号召，进行热烈的借谷运动。这意味着“3升米运动”由来有自， 不是空穴来风。

        中央苏区的“3 升米运动”，配合借谷给红军的工作在稳步推进，到中央人民委员会发出节省运动指示信后，掀起了高潮。1934年4月19日，第五次反“围剿”进入紧急关头，“红五月扩红”即将大规模开展，中央人民委员会就节省运动发出给各省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及后方各军事机关负责同志的指示信。信中指出， 节省运动已在多方面取得很大成绩，但仍有许多地方表现异常之差。为了战争的全部胜利和苏维埃的利益，继续开展节省运动应成为各级政府机关和后方军事机关当前最紧急的中心任务之一。为了充分保障红军给养，要立即在群众中开展每人节省3升米帮助红军的群众运动。开展这一运动，“必须依据于深入的广泛的群众动员，依靠于群众自觉自愿的原则，及干部带头节省的模范领导作用，联系着红色五月的各方面动员，来实现超过，防止一切强迫摊派及流为征发的现象的发生”。“同时对于谷米缺乏的个别的区个别的乡以及个别的群众，不能机械的一律的来进行3升米运动。但是在这一运动中，必须普遍的深入宣传鼓动工作，使个别地方个别群众粮食比较缺乏不能完全做到节省 3 升米运动时，也要使他们完全了解节省一切给予战争的战斗意义，尽量来帮助革命战争，尽其可能拿出多少米来捐助红军”。

        4月20日，少共中央局紧接着也作出了《关于号召每个苏区劳动青年节省3升米给红军》的决定，要求每个团员、少先队员、儿童团员首先自己节省3升米， 同时宣传自己的父母兄弟姐妹及周围的劳苦青年都节省 3 升米，要做到 40 万个青年儿童节省 3 升米，并于 5、6 两月完成这一任务。

        人民委员会工作人员首先响应节省 3 升米号召，在其会议及列宁室会议上，一致通过自4月21日起开始实行。中央粮食部全体工作人员大会也表示：

（一）除原有每天节省 1 两或 2 两米以外，从4月21日起，照现有各人食米量每天每人再节省 2 两，一个月内实现每人节省 3 升米捐助红军。

（二）每个工作人员写信给本机关以外的人，尤其是做群众工作的，或不脱产的群众积极分子，报告粮食部节省情形，鼓励他们实行节省、领导节省。

（三）部机关列宁室向各省县粮食部机关列宁室挑战，实行节省运动。

（四）经过部机关列宁室地方工作委员会，以节省运动及发展粮食合作社为中心，帮助瑞金县沙洲坝乡工作，组织 3 个宣传队，轮流每天出发， 在沙洲坝乡宣传与组织群众的节省运动。

（五）在节省运动中，实行各个人各个宣传队之间的工作竞赛。

（六）自带伙食来办公，会议中已有多人自报各带伙食若干天、几个月，节省下食米捐助红军。

（七）协同中央财政部和国家银行合办食堂。

        瑞金的“3 升米运动”再次起了模范带头作用，在“红五月”节省粮食运动中，光荣超额完成节省 2700 担米的计划，实际收到节省粮 3000 余担米。完成节粮任务比较好的，还有博生县和洛口县。各地少先队组织响应中央总队部号召，以少年先锋的精神来进行节省伙食和每个队员节省 3 升米的运动，总队部工作人员首先每人每天少吃 2 两米。苏区的同志自带伙食，兴国县区全体工作人员节省伙食 1 个月，计谷子1935斤、钱51.6元；还有杨殷、龙岗、登贤、门岭、泉上、崇仁、长汀等县区的少先队队部工作人员，也节省了谷、钱不等的伙食。

        6月2日，中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人民委员会为紧急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致信各级党部及苏维埃。信中指出， 随着红军部队的急速扩大，现有粮食远远不够供给红军，为保障红军的给养，必须动员24万担谷子给与红军。为完成这一战斗任务，首先就要“真正开展群众性的节省 3 升米的运动，从节省中得到 75000担谷子”。其次从没收征发中得到6.5万担谷子，再次发动群众借出 10 万担谷子。中央两委的信以瑞金为例，说明扩红突击和粮食节省运动并不互相冲突，而是可以互相促进。瑞金在“红五月扩红”突击中， 一个月就完成并超过三个月的扩红计划（共计扩红4800人），同时又光荣完成节省5000担谷子的任务。节省7.5万担谷子供给红军的任务，必须在7月15日前完成。经过各方努力，中央苏区动员24万担粮食供给红军的计划得以基本完成， “3升米运动”的作用得以充分彰显。

        《红色中华》既是中央政府的喉舌，又是人民群众的代言人，所以它经常以“本报号召”的方式，传达、表达中央政府和人民群众共同想做或已经在做的某件大事的信息，并为之大力宣传鼓动、促其完成。对节省运动的号召，大的就有两次。

        在1933年3月6日的《红色中华》第 3 版上，《努力节省经济！一切帮助给予战争！》通栏标题下，刊发了《本报号召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回公债， 减少伙食费的运动！》一文。文章从苏区工农群众已经在为充实红军战费，保障革命战争顺利进行到底，取得属于他们的胜利而自动起来，踊跃进行节省经济运动起笔，披露了报社接获的一些典型事例。如红军学校等几个团体开始节省一个铜板运动；后方总医院等自动要求减少伙食费；苦力运输工会、中国店员手艺工会等踊跃退回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不要政府还本；瑞金少先队开始了借谷子给红军的运动等。为了更广泛地引起全苏区工农群众对节省运动的普遍响应，“本报特向全体同志们作一最热诚的号召：以革命竞赛的方法立刻开始节省一个铜板，退还公债， 减少伙食费的运动”。“我们不仅要登载你们光荣的革命竞赛优胜的成绩，同时还准备一些奖品，鼓励我们的优胜者”。就在同日同版报纸上，一批以不同方式进行节省运动的先进事迹，首先与读者见面了。

        此后，各级政府、群众团体、军事机关，以至学校、医院、国家企业，以及广大工农群众、红军战士，积极响应《红色中华》号召，形成了一波又一波的节省运动高潮。《红色中华》为群众热情所鼓舞，又适时提出了退还 80 万公债、捐助 30 万战费的奋斗目标。该报以读者来信、消息报道、经济动员的统计数字，以及社论、点评等方式，大量发布了中央苏区各方面集体和个人节省的、竞赛的成绩与经验， 不断为之鼓与呼，打气加油，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如：

        1933年3月30日《红色中华》第 3 版， 在《响应红色中华号召的巨浪》通栏标题下，以整版篇幅对各地的节省运动进行宣传。栏目中有寄自红军休养所、江西第三军分区和红军后方政治部的《三封回答号召的通信》。红军休养所写给报社的信说， 这里的工作人员和休养人员接受了你们的号召和鼓励，除了上月每人每天节省 5 分大洋的伙食费和一个铜片外，现在又自动积极地捐助战争经费，共得大洋 205 元 2 角。后方政治部写给报社的信说，中革军委被服厂除早前的节省外，现在又退回二期公债票 32 元；红军第五医院几天之中退回公债票 251 元5 角，节省大洋 29 元1 角， 而且这一运动还在进行中。《瑞金武阳到底是模范区》一文，报道武阳区级机关工作人员在全体会议中，自动提出退还二期公债券，现已完全退还政府。同时各人分工下乡去做宣传鼓动，因此全区工农群众都热烈赞成，单下洲 1 个乡已收集 200 元左右大洋的公债票，他如新丰、松山、武阳、石水等乡也争先恐后自动要求退回公债，陆续将公债票交回苏维埃去了。《三管齐下》一文，记述残废院训练队全体残废同志为了帮助战费，除每天节省一个铜片外，又纷纷把二期公债票退还政府（当时在会上就退还了 377 元公债票），同时要求减少每人每天的伙食费 5 分钱。

是年4月11日的《红色中华》第 3 版，在《为达到并且超过退还 80 万捐助 30 万而斗争》的通栏标题下，又一次以整版篇幅报道各地响应该报号召的实际行动。其中有：在工农红军总政治部的一次军人大会上，一位共产党员临时提议退还公债， 即有多人附议，详说集中经济对争取战争胜利之必要，“于是全会场人都拥至主席台前写名字交公债票，不到一刻钟，即收到 230 余元（公债票）。有些同志不但将所买的公债票全数交回，更将囊中所有的余钱，亦全数捐出”。（《红军中的经济动员，退还公债像狂潮一般》）红军第五医院伤病员和工作人员举行退还公债革命竞赛，收到好成绩，计四所退还165 元9 角，二所退还 86 元 2 角，三所退还 81 元 2 角，一所退还 73 元 6 角，院部退还 49 元 6 角，合计共退还公债票 456 元 5 角。几个医生也自动退还公债票数十元。医务主任邓子香并自动提出要求每月减少津贴费 20 元。（《第五医院退还公债票 400 余元，医生要求减少津贴》）瑞金县瑞林区于 3 月 22 日召集区一级机关党团支部大会，特别提出经济动员工作。“只在 7 分钟之内，全体同志都热烈自动退还公债，并捐助现银”，统计两项共有92 元（内公债票65 元5 角）。

各乡党团支部得到这一光荣的消息后，已有不少支部响应。（《7 分钟里面》）胜利县消费合作社在参加节省运动中，自愿把去年所赚红利的 2%、共大洋 809 元 2 角4 分 9 厘，捐助给苏维埃政府，转往前方红军。（《合作社捐 800 余元》）红军学校上级干部队学员彭才玉，作战勇敢，负伤5 次。在这次节省经济竞赛中，他首先退还用抚恤金购买的公债票 42 元，后又捐出金圈一个（重1两4 分），来充足战争经费。（《可钦佩的模范战士》）在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进入决战阶段之际，《红色中华》再次发出“本报号召”，提议在 1934年4月至7月这4个月中节省 80 万元经费，为此必须使这个节省运动成为广大的热烈的群众运动，“动员党团工会、全体苏维埃工作人员及各学校一致热烈的举行节省经费的革命竞赛”。该报还提出了下列节省办法，作竞赛内容的参考：

（一）政府工作人员每人每日照规定食米量节省 2 两。以 8 万人计，每月可节省谷子 4500 石，扣大洋 22500 元。

（二） 列宁小学教员伙食由学生负担，照中央教育部预算约有 4500 个教员，每人每月伙食费 4 元，一个月可节省 2.8 万元。

（三）裁减非必要的工作人员。如甲等县减到 100人，乙等县减到 80 人，甲等区减为 30 人，乙等区减为 20 人，这样至少可裁减 1600人上下，合计约可节省25200 元。但裁员必须提高劳动纪律和效率。

（四）分了田的工作人员自备伙食 1 个月。估计 2 万分了田的工作人员自备伙食 1 个月，平均每人可节省 4 元，共 8 万元，每月平均节省2 万元。

（五）减少国家企业工作人员的津贴，及改善国家企业的管理，每月约可节省 1 万元。

（六）节省笔墨纸张，消灭无用文件，每月可节省 1.2 万元。

（七）减少运输费。在苦力运输工会协助下，减少运输费，同时改善运输方法，减少伕子空跑。有些机关可以自运的，也不用伕子，这样估计每月可节省 2000 元。

（八）其他办公费的节省：减少灯火、交通员；合并伙食单位，减少伙夫；有卫生所的地方，不开支中药钱；修理房屋与添置器具，非不得已不得开支。估计每月节省 1 万元。

（九） 后方军事机关如总卫生部、总供给部、总兵站，尽量减少浮支，改善管理，达到每月再节省 5 万元。

《红色中华》这一号召，迅速得到了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等工作人员的热烈响应，特别是为保证红军给养，都自愿每人每天减少食米 2 两，并一致要求中央人民委员会以命令公布之。中央人民委员会认为这种一切服从革命战争的牺牲精神，是值得大大赞扬的。为满足各方面群众的要求，中央人民委员会特首先批准各级政府、红军后方机关、国家企业、学校每人每天减发食米 2两的请求。从4月1日起，除前方红军部队、红校学生、兵站运输员、兵站卫戍员及补充师仍每人每日食米1斤6两，医院休养员、军区作战人员、后方卫戍部队及新编师仍每人每日食米1斤4两外，其他各类人员食米标准均有减少，其中政府工作人员减至每人每日食1斤。

        此外，中央人民委员会还发出了中央各部节省三成行政费的号召。作为对中央政府和《红色中华》号召的响应，中央劳动部 3 月份的预算比 2 月份减少 59%，人员减少五六名，办公用纸张是买印刷厂裁下的纸头，全月只 1 元多钱。灯火减少，每盏灯火一夜 6 钱樟油，全月灯火费只 7 块钱。中央总务厅3月份预算从此前的 1700—1800元减至 1000元以下， 人员从2月份的 165 人减至 119 人，办公费已比 2 月份节省三成。瑞金国家企业全体工作人员以公开信方式，向中央人民委员会表示：自愿要求中央政府免发工资，照政府工作人员一样待遇，并且要实行劳动纪律，更努力加快工作速度。中央国民经济部全体工作人员请求人民委员会以后减发苏维埃工作人员伙食费，每人每天油盐菜钱从 4 分减至 3 分，食米从 1 斤 2 两减至 1 斤。中央土地部全体工作人员会议一致通过，除如同国民经济部那样节省伙食费外，还设置节省箱，每人每日自动把钱投节省箱（用纸包好，写上名字），每 7 天开箱总结一次，书面发表，以鼓励节省。到会人员一致通过当年不要公家发单衣，分了田的同志自带伙食，并首先由副部长胡海报名，写信回家要家里送一个月伙食费，其他人跟上报名自带伙食若干天。

        尤其令人瞩目的是，中共中央机关外籍工作人员给《红色中华》节省运动号召的回答，是以公开信方式“一致响应”。信中表示： 

        我们是从白区来的，我们在苏区没有分田，但是我们为着革命战争，使我们在持久战中取得彻底胜利，愿意：

（一）每天节省 2 两米，使前方红军吃饱，好打胜仗；

（二）今年公家不要发给我们热天衣服，把这些衣服给新战士穿。

        我们要求其他白区来的同志，和在苏区分了田的同志，都同我们一起，来响应《红色中华》的节省号召！

        信末签名人有：左觉农、陆定一、余长生、邓颖超、博古、刘群先、陈云、毛泽覃、朱琪、覃伯益、林恺、郭香玉、刘自升、彭儒、廖昔崐、成仿吾、刘素珠、罗迈、阿金、潘汉年、赵婉媛、陈一新、贾拓夫。这个名单中，既有一般工作人员，也有党的最高领导人，体现了革命队伍里上下一心共赴时艰，一切为了革命战争胜利的高尚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