物理学关于摩擦力的性质如下：

1. 物体相互接触；

2. 物体存在相互挤压作用；

3. 接触面粗糙

4. 物体间有相对运动趋势或相对运动。

以上几点可以说是摩擦力产生的条件，根据物体运动不同方式——通常表现为滑动摩擦和滚动摩擦，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滚动摩擦的摩擦系数小于滑动摩擦，所以滚动的阻力比滑动要小。但滚动与滑动的自身条件要求不一样，要做滚动运行，物体本身要圆滑、平整规则、无棱角。在社会生活中，处事圆滑、八面玲珑者往往要比棱角分明、刚硬正直者更讨人喜欢，尤其是能得到上级喜欢。因此处世圆滑者也就比认死理的一根筋活得更潇洒自如一些，道理就在这里。为人圆滑者，会见风使舵，左右逢源，所以他处世的社会摩擦系数就小，因此做事时所产生的社会阻力就相对较小。

人只要在社会中生活，就不可避免要同别人打交道，这就是不可避免的同社会进行广泛的接触。根据摩擦力性质的第一点，接触产生摩擦。人在社会中只要同他人接触，在接触时就不免会产生相互碰撞或挤压。尤其是在竞争的条件下，竞争越激烈，环境越恶劣，各种社会行为所产生的社会碰撞、摩擦、挤压就越厉害，这符合摩擦力的第二个性质——即物体之间有相互作用。人们在社会运动中从事各种活动，总是有目的活动，在竞争的环境里对立双方的社会行为目的又是对立的，并且运动方向是相反的，这就让参与竞争者必然面临利害冲突。这样一来，就不可避免要产生摩擦力和阻力。相对于运动方向来说，摩擦力就是阻力，所以也可以直接就把摩擦力当阻力看待。物体越粗糙，运动时产生的摩擦系数就越大，这符合以上所述摩擦力性质之三的原理。所以性格直爽，粗犷豪放的人在社会生活中活得就相对要困难些，特别在一个逐利的社会中，在激烈竞争的社会条件下尤其如此。当社会失去基本的正义，忠言逆耳，说真话就要挨打，这必然让人都学“墙头草随风倒”，都看上级的眼色行事，道理就在这个社会物理学的摩擦力原理中。忠言和真话不好听，因此谁都不想听。历史上的唐太宗算是开明之君，以能纳谏被誉为盛世明君，也经常被魏征的直言搞得实在没面子，因此几次都想把魏征杀了。魏征没被杀头坐牢，还以贤臣著称于世，首先要感谢长孙皇后这个不起眼的伟大女人。与魏征一样的刚正不阿者，历史上有很多，但是下场就可悲了。随便举一例，就说司马迁吧，不过是替李凌求情说几句客观公道话，就被汉武帝下进监狱遭受“宫刑”，这是典型的“祸从口出”。可见，历史上的文字狱都是为说真话的有识之士而设置的，乌台诗案、王阳明遭廷杖、方孝孺灭十族…….及至于明清的文字狱受害者，多得数不过来。反右派时被打倒的都是说真话者，彭德怀以上“万言书”说了真话就立即被打倒，并把这个真话提高到“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可见说真话者及真话的历史作用还真不小。凡是进入文字狱者都是耿介之士，明知祸从口出，但出于社会责任的担当还是不顾个人安危要说，说出来后即被“绳之以法”也心甘情愿，毫不后悔——这就是他们的伟大人格放射出的光芒。这种人从来不会以滚动的方式圆滑处世，以克服社会摩擦力，保全自己的既得利益，过“得志于官场”的舒适惬意日子。这背后的社会原因，归根结底就是方形物体在运动中的摩擦力总比圆形的要大，滑动运动总比滚动运动的摩擦系数要大。所以方正的人在社会中生存，需要更强的自身能量和素养，从而提高自己在社会运动中的势能，否则就寸步难行。

     从运动方式来说，相对滑动摩擦的滚动摩擦，其摩擦力就小多了。从人生的社会学来说，方正者只能做社会运动的滑动摩擦，圆滑者才能做社会运动的滚动摩擦，因此方正处世比圆滑处世要更费力，因为其社会活动的摩擦系数大。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滚动摩擦比滑动摩擦更省力，因此运行速度也更快一些。而作为人，有四肢加上扁形身体，上帝赋予的生物性本能是爬行或直立行走。人在爬行时，也还没脱离动物界，等到成为“人”之后就早已不能爬行了，更不能躺在地上滚动。社会为我们人类运动所设的条件只考虑直立行走，不考虑爬行或滚动，所以骂人时就常常来一句“你给我滚开！”。这一个“滚”字意义非凡，他直接就把所骂对象不当人看。人在社会中生存是要有点尊严的，所以无论社会道德还是法律规范，都让人以方正而行，不让人以圆的方式去滚动或爬行。所以滚动者固然其运动省力，由于省力也常常会取得一些小成就，但却往往为人所不齿。滑动与滚动这两种社会活动方式，其实不过是利他和利己的内在本质的外在表现。一般来说，在利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支配下，人都会以圆滑变通的社会行为方式来处理一些大是大非问题，或面对现实装聋作哑，保持沉默，以保持自己不受损害。而利他者面对大是大非问题，则往往置个人安危于度外，求真求实，从利他和利于社会总体利益出发，大声说出事实真相和自己的主张，并且不避强权，不会迂回，力图力挽狂澜，或者舍生取义。这二者相比，对其个人来说，当然是前者占便宜后者吃亏。然而历史又会自然矫正这个社会不公，让占便宜者没有历史地位或落下永久骂名，让吃了眼前亏的人留下历史英名被后人永远称赞。以滚动方式处世者，也许可以得到暂时的利益和荣耀，但是终归会以身败名裂而告终。叶挺囚歌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高叫着：‘爬出来啊，给你自由！’我渴望自由，但也深知道，人的躯体哪能由狗洞子里爬出！”可见真正的人连爬都耻而不为，何况那连爬都不如的滚动呢？如果人为了达到某种利己目的去做社会行为的滚动运行，那毕竟会遭遇到被人们随脚乱踢的下场。尽管道理如此简单明了，我们中国人仍然有个处世态度叫“外圆内方”，所谓的外圆内方，其实不过是个中庸之道。外圆内方不过是庸人苟活于人间时的无奈自慰，或者是变个方式的爬行或滚行者的一块自欺欺人的遮羞布。我在自己的人生中曾数次尝试过这种外圆内方的处世之道，却根本就做不到。真正做到外圆内方，就必须做个社会的两面人：心里想的和说的不一致；说的和做的不一致；人前人后不一致；台上台下不一致……一句话说完就是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试问，哪位科学家或真正做学问的人能做到这点？哪位清正廉洁的官员能做到这点？哪位正人君子能做到这点？历史上除了混迹官场，饱食终日的官油子以外，又有哪位历史精英能做到这个中庸的外圆内方？就连中庸之道的创始人孔老夫子都做不到，何况其他人！孔子要能做到中庸的外圆内方，成为表里不一的

两面人，他随便到哪里都不愁找个官做；丢掉理想，他到哪里都可以过上贵族上等人的日子，何至于落到被人称为“累累如丧家之犬”的地步！

人间百态，世事万象，无论什么人要在社会中生存，都有自己的处世哲学，都有各自的人生目标和存在阈。靠任何说教都不能改变人的社会行为思维定势和价值取向，是滑动还是滚动，只能由其自取。

滑动摩擦力公式F=μN，μ是摩擦系数，它取决于物质的性质或运动时的接触面。N是正压力，它取决于物质自身的重力和负重前行时所载负荷。这个正压力的方向与运动方向相反，所以才会使物体运动产生摩擦力。在社会运动中，代表未来的新兴势力总是要克服旧的保守势力的摩擦阻力才能前行。先进的思想，开始往往不被人理解和接受，不免作为非主流意识被排斥，倡导这种新思想者也往往要承担很大的风险，甚至杀头坐牢。比如商鞅变法就是要推动秦国从西周的分封制走向君主专制的郡县制，结果遭车裂之刑；晁错因为削藩被腰斩。商鞅为秦国富国强兵，促进了秦国迅速崛起；晁错也是从安邦治国出发，要让社会长治久安，可以说代表历史发展方向和国家集体利益，但是因此引起吴楚七国叛乱。以至于削藩之举，直到汉武帝才真正实施。尽管他们的行为代表了天下国家的整体利益和历史发展方向，但是作为个人，他们的命运都是很悲惨的。

戊戌变法，要学习西方，在大清君主专制基础上搞君主立宪制，结果成了“百日维新”，四君子被慈禧斩首于北京菜市口。这时被蒙蔽的民众（因为愚昧无知才被蒙蔽）还个个义愤填膺，于是四君子被万民唾骂。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随后又出现了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军阀混战……中国始终也没能建立起与现代工商业文明相适应的现代国家制度。就连唐代的“二王八司马”改革，北宋的范仲淹和王安石变法那样的小改革也以失败而告终。可见社会转型何其困难！在中国这块古老、封闭、保守的小农经济土壤上，要把农业文明推向工商业文明，社会前进的摩擦力何其之大！从孙中山开始，所追求的建立现代民主制国家制度又是何其困难！     

这个社会转型的摩擦力，来源于传统文化的积淀所造成的摩擦系数特别大，以及守旧势力施压的正压力也特别巨大。在此基础上的文化专制又试图把一切新思想都扼杀于萌芽之中，以至于思想启蒙、思想解放很难真正展开。这种新旧文化冲突，集中表现在思想文化中的尊孔还是反孔，一切旧势力都会尊孔，一切变革新思潮都要反孔。因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让人安分守己，乐天知命，逆来顺受。这一传统文化思想，根本就没有创新之要求，这一思想指导下也根本不可能产生创新的动力，因为儒家思想从根本上否定社会的生存竞争，所以压根就没有竞争的基因。由此可以说，儒家思想根本不能适应当今的世界统一市场的大竞争社会环境和商品经济的现实社会结构形态。孔子在活着时一心只想克己复礼（恢复西周的礼乐、宗法制），企图让转型时期的天下大乱恢复到西周的礼乐宗法制度——以便在以德治国条件下，社会安定与和谐，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人们面向后看，也许觉得过去比现在好，就像人老了以后面对自己青春时期的照片一样，再美好漂亮、英俊潇洒，也只能作为历史欣赏，无论如何都是回不去的了。

作为一个在既定社会条件下，被既定的时空范围限定的个体人，面对现实确实无力改变，改变不了社会，要生存就只能改变自己，让自己去适应这个社会。即便是在一个疾病缠身的社会环境里，也只能跟随社会一起病态的苟活着。面对既定社会框架下的各种社会规范，不得越雷池一步，这时候孔子思想又显得很有用，它让人安贫乐道；让人不怨天不尤人；对有志向和智慧者，让他“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在面对困境无力作为时，让人用中庸之道圆滑处世。这样的思想慰抚剂和心灵鸡汤，可以让有志不得伸展者自我麻木的活下去，不至于精神分裂；让庸人心安理得过庸碌无为的日子；让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也找到了心灵寄托。这从物理学上说，其实就是为了避免社会运动摩擦力而造成个人伤害，让人利用自身的生物弹性本能龟缩起来。如果劳而无功，不如躺倒不动；如果动辄得咎，欲益反损，干脆不如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忠诚耿介不会圆滑处世者总是被官场淘汰，而离开官场之后就寄情于山水之间，过春花雪夜的隐士般生活，原因皆出于此活。这样的情况下，陶渊明“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李白说“会须一饮三百杯”；欧阳修说：“笙歌散尽游人去，始觉春空”；柳宗元“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苏轼“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其间的人生不得意溢于言表。由此可见不同的人面对困境的不同人生态度，但是无论怎么都让人为之感叹，都是不得已之际故作洒脱的苟活状态。古代不得志时的士大夫大都采取消极避世的态度而生存，这是因为在不运动、不作为的条件下，再大的社会摩擦力都不起作用，摩擦力只对相对运动的物质产生作用，这是开篇提到的摩擦力性质之四的物理学原理。在社会的惯性系运动中，万有引力足以克服摩擦力，用不到外力推动作用。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在既定的社会惯性系里随波逐流，不用太多的个人努力就能简单的社会生存，或按照社会的既定框架模式生存。比如《红楼梦》中的贾宝玉就不用个人努力，靠祖上阴德就可以过公子哥的生活。当今的官二代或富二代们，也不要个人努力就天生具备占有社会资源优势等等。由此就很容易造成当事者个人的麻木或堕落，如果多数人都如此，那就是整个社会的麻木和堕落。人不被逼到绝境，谁都不会铤而走险上梁山，大家都这么想，这么做，所以社会依然如故，安如泰山。虽然万马齐喑，但仍然“龙庭大悦”；虽然危机四伏，照样歌舞升平。

人的生物性本能决定，不饿肚子就不会去拼命找食吃，只要有口饭吃就不会去管别人的闲事，也不会去为社会问题操心，更不愿意为推动社会进步而承担风险。历史上的英雄都是被逼出来的，或者说是时运赶的。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刘邦斩白蛇起义，无不是在绝境中求生。这样的时候，就再也不考虑其行动中的摩擦力，也不会顾虑行动的后果如何了。我家有个远门亲戚，因为好吃懒做游手好闲，被他爹用锄头打跑。四九年春节后离家，几年后荣归故里成了一个军官专业回来，在县里当了个科级干部。刘邦在得天下之后竟然问他老子“吾所谋孰与仲多？”，早忘了他躲藏于芒砀山里的人生不堪之境。同样的，凤阳小岗村十几户农民冒死分地单干，也是没饭吃被逼无奈才敢为天下先。老子说“不敢为天下先”，那是因为他还有口饭吃，还没被逼上绝路。

一个人只要进入社会，他就会与他人或组织群体接触，从而就产生各种挤压和摩擦，在这种状态下要想有所作为，就必然要克服各方面的正压力和运动中的摩擦力。人在社会活动中多数情况下都是滑动摩擦，由此面对较大的社会摩擦力是不可避免的，并且志向越大，所求之功过越高，则所需要克服的摩擦力就越大。这一物理学原理适用于个体、组织、社团、国家等等所有的社会个体运动和群体运动。在社会运动中，个体与个体之间、个体与群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时时处处都会产生摩擦，由此造成运动时的摩擦力。因为摩擦力与运动的目标方向相反，所以也可以理解为运动中的阻力或离心力。当离心力大于或超过了向心力时，家庭、组织、国家也就会破裂解体。一旦破裂，再想整合起来就需要更大的凝聚力。

当然，摩擦力有时也可以被合理利用，比如跑步中的防滑，车辆行驶中的刹车，运动中的暂停等等，都需要用摩擦力来实现。社会组织结构设置中的相互制约机制，就是人为地设置摩擦力的具体应用。现代民主制度国家中的三权分立的政治组织制约机制；新闻自由的民主监督机制民；官员的民主选举制度、任期制、弹劾制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为了防止公权力被官员滥用而设置的社会运动摩擦力的具体运用表现。这种社会摩擦力设置肯定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社会运行的速度和效率，但是为了防止专制主义的重大决策错误，以及政府腐败和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等政府脱离人民所造成的重大社会危害，两害相权取其轻，人们还是宁愿舍弃一部分社会运行速度和效率，也要相互监督和制约的社会运动摩擦力，以免出现“车毁人亡”的社会现象。所以，单从社会运动效率来说，民主制肯定不如专制制度。但是专制制度最大的问题是因为缺乏监督和制约而让掌权者为所欲为，以及政府腐败而脱离人民。在专制制度条件下，领导者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这种错误又不能被及时制止和纠正，所以这种错误造成的社会损失和代价总是巨大的，甚至是毁灭性的。因此可以说专制制度下产生的那么点社会运行高效率和效益，与其出现重大错误所造成的损失比较起来，简直不值一提。所以人们权衡利弊，经过长期的历史检验，最终还是选择了有监督和制约的民主制，而放弃那个可以“亩产过万斤”的高效率社会运行机制。

日常生活中，我们骑一辆轮胎光滑的自行车比骑一辆轮胎粗糙的自行车会省力一些，操作一个带刹车的自行车也比操作不带刹车的自行车要麻烦一些。但是我们还是宁愿选择轮胎摩擦力大，并且有刹车的自行车，而不会选择一辆轮胎已经磨平，又无刹车的自行车骑；我们登山总是要穿摩擦力大的运动鞋；我们也不敢在光滑的玻璃或冰地上跑步…….这些都是物理学的常识。合理利用摩擦力是人们的明智之举，道理非常简单，用不着长篇大论说道。可是不知为什么，简单的道理一旦应用于社会的运行体系——组织结构、国家制度中，很简单的道理都会被一些具有发言权的社会精英们搅得糊涂一盆，面目全非。让人看不清真相，摸不着头脑，辨不清是非。于是就把专制等同于社会效率，把政府机构之间的权力制衡视为乱象，把民众的个体自由戴上自由主义的大帽子，把普世价值观说成是某阶级、某国度的社会价值取向……如此等等。

社会运动是全体社会成员所有社会行为合力形成的矢量，但是社会运动的方向和方式却常常会掌握在极少数人手里。因此，即便在社会运动中一部分人被碾压也无所顾忌；即便是开了历史倒车，除了驾驶员外，多数人都无能为力。以至于撞到墙上或开进河里翻车，也无可奈何。如果在危机关头，有谁站在开错了方向的社会大车之前高呼阻止或叫停，那么这个人则往往被撞得粉身碎骨，并让车轮从其身上碾过去。那血染的轮胎不仅不能因此增加摩擦力停下来，反而成了润滑剂加速其前行。这就是历史的悲哀！也是人类的健忘所至。不过这历史的悲哀仅仅是后人对前人的悲哀，而不暇自哀。面对这种情况，杜牧在《阿房宫赋》中兴叹：“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复哀后人也。”

有句俗话说得好，“好了疮疤忘了疼”，这原因就是时间逐渐消磨了人们的记性，社会暴力统治工具时刻警戒人们不可越雷池一步，于是让人们大多苟活于“淡淡的血泊中”，整个社会处于那种麻木不仁的生存状态。

从物理学角度说，一方面正是因为社会运动摩擦力的影响，社会时常会出现停滞或倒退现象，历史的兴衰治乱无不体现出这一点。而另一方面，又是因为社会运动缺少必要的摩擦机制，造成重大的历史失误，引起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这是摩擦力作用的正反二因素，是一个事物的两个对立面。这两种对立现象是摩擦力的两极对立的哲学表达，它体现了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面。比如专制制度就是如此，一方面因为在其运行中缺少必要的摩擦力而屡屡出现重大历史错误，而另一方面在面对历史变革时它又表现出特别巨大的摩擦阻力，以至于任何仁人志士提出的任何一点改革都非常难于实施。

人在社会运动中也同样存在摩擦力的二因素：一方面，人在社会中每前进一步都要面对所要克服的摩擦力；而另一方面，在成功面前又会飘飘然，不知天高地厚，失去摩擦力，或者忘记了摩擦力的存在。因为运动的增量势能降低了摩擦系数，由此让人失去警惕。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动手刹车时才发现刹车失灵，直至醸成严重的后果，再也无法挽回。此乃所谓的“大意失荆州”！

可见，在社会运动中，对摩擦力正确认识和合理运用是多么重要。

然而人类常常以万物之灵而自负，高举科学技术“上天揽月，下海捉鳖”，由此便自以为可以改天换地，可以为所欲为，甚至可以狂妄到“让地球抖三抖”的地步。然而实践证明，自然界少一翻脸，来点小小的惩罚，人类就会面临灭顶之灾（今年的“新型冠状肺炎”造成世界大流行就是很好的一列）。人们把无数的历史灾难和血的经验教训都写在史书里，但是仍不能让后人以史为鉴，于是又总是不断重蹈历史覆辙，让后人复哀后人。特别是人在掌权得势之时，最容易不可一世，忘乎所以，在一片欢呼喝彩声中，慢慢的自以为伟大起来，从而无视社会发展方向，无视历史潮流，无视物质世界运动规律而一意孤行，死到临头还盲目自信。以为自己无所不能，可以主宰一切，调动一些，改变一切，结果只能是重演历史悲剧而已。如果让他人都“误把杭州作汴州”，自己则免不了会“门外楼头，悲恨相续。”

李继领先生

【作者简介】李继领，自号三一居士。释意：言行一致，表里如一，求真一贯。现为太平书院院长，著名现实主义作家、思想者。

责任编辑：孙克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