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瑞金城西三十多里处有座云石山，该山由裸露于地表的石灰石构成，山高不过百米，方园不足千平方米，因远看如云似霞，故名云石山。云石山四面陡峭，只有一条百余阶的石板小道弯曲通行。经过2座石门，细看，石门的左下方还留有孔，不知用于观察、还是出击。走在此，有点“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  

        山上有一座建于清嘉庆年间（1796年）的寺庙，名为“云山古寺”，为客家建筑风格，是一个黄墙青瓦房子的院落，门楣上匾额“雲山古寺”，门口对联“云山日永常如画，古寺林深不老春”（下图）。

        1934年7月，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斗争最为激烈的时刻，原驻在沙洲坝的中央机关已被敌人发现，为安全起见，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领导机关（临时中央政府）从沙洲坝迁移到较为隐蔽的云石山，并分散在就近的各个村庄。其他众多机构，中共中央局驻在丰垅村的马道口，中革军委驻在田心村岩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驻在田心村沙排，少共中央局驻在田心村老屋场，而中央政府就驻在云石山中的寺庙里。当年在云山古寺这里居住和办公的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与妻子贺子珍、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以及部分工作人员。

        当时云山古寺里住着法号“骆能”的一位住持，他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和张闻天，还腾出寺内最好的房子，毛泽东住在寺庙三合院里的左厢房，张闻天住在毛泽东隔壁。

        古寺三合院呈半工字形的平房布局，正中是佛堂（小型殿堂），佛堂两侧有厢房。下面照片中，最右侧房间是古寺的主持住的，有对联的房间（佛堂左侧厢房）是毛泽东及贺子珍居住和办公的。

        古寺里的其他房间是中央机关部分工作人员的居住和办公地。

        在云山古寺里展示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领导机关驻云石山分布图》见下图。计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毛泽东同志旧居，中央印刷厂（下新屋），最高法院（曾物塘），红军医院（老祠堂），中央邮政总局（潮陂头），中央劳动局（牛路下新屋），中央造币厂（石背），中央工农剧社（黄竹陂），中央总务厅（排子脑），国家银行（下陂子），中央国民经济部和中央财政部（石下塘），中共中央局（马道口），少共中央局（老屋场），中共中央党校（杉树背），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执行局（沙排），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梅坑初中），中央少队部和总武装动员部（崠下），周恩来、朱德和李德住处（岩背）。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政府工作人员编入中央纵队离开云石山。因为苏区中央领导机关是从云石山这里开始“战略转移”（长征）的，毛泽东也是从这里去于都的，因此云石山被誉为“长征第一山”。去云山古寺的路边岩石上，有原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杨尚昆所题“长征第一山”。那时他任红三军团政委，长征前夕他曾来到云石山接受任务。他于1996年11月到瑞金视察时来到云石山，欣然题字。

        云石山对于长征的重要性，在于毛泽东和张闻天之间有了相互了解——他们同在云石山时，都是被“边缘化”的领导人，多次相互促膝交谈，使从苏联回国的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改变了对毛泽东的看法，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在长征途中愈加支持毛泽东、最终形成新“三人团”（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取代原“三人团”（博古、周恩来、李德）的前奏。

        在古寺后面有一棵大樟树（据说树龄五百多年），树根旁有两只青石圆凳，就是毛泽东和张闻天促膝交谈处（下图）。

        张闻天比毛泽东小7岁，他是中共派到苏联留学后归国的那一批人之一，一度与去过苏联的王明、博古（秦邦宪）等人的关系甚是密切。他为人正派，没有政治野心，不搞派别活动和阴谋诡计，看问题有自己的认识。张闻天对毛泽东擅长的农民运动、游击战争的战略战术不那么了解，但他知道毛泽东对苏区、对红军的重要性。在未搬到云石山前，毛泽东和张闻天两人合著了《区乡苏维埃怎样工作》，有了比较深入的合作。

        张闻天和毛泽东同在云石山时，这两个当时政治上有些失意的共产党人，对中国革命忧心忡忡，对当时专权的李德（共产国际派来的“洋”顾问）、博古多有意见，两个人越交谈，越敞开心扉，越是思想靠拢。

        两位主席相互交流、沟通，毛泽东向张闻天谈李德等人的瞎指挥给红军和根据地所造成的危害，剖析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真正原因以及王明“左”倾路线对党的危害，张闻天深有同感。张闻天则向毛泽东倾诉内心的苦闷和对李德、博古的不满。两人越谈越投机，越谈越热烈。张闻天后来这样忆及他与毛泽东开始“接近”的过程：“我同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在长征出发前即合作起来的原因，除了我前面所说的种种原因外，我对他历来无仇恨之心……记得在出发前有一天，泽东同志同我闲谈，我把这些不满完全向他坦白了。从此，我同泽东同志接近起来。”

        通过交谈，张闻天对毛泽东愈加了解，也更加敬重。他认为毛泽东的可贵之处在于他不照搬书本，不照搬外国经验，而是从本国的国情中寻求解决本国问题的正确方法。从坦诚的相交到相知，使张闻天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可以说是他后来在长征途中愈加支持毛泽东的前奏。

        后来在延安时，毛泽东曾对师哲谈起过他与张闻天的交往。师哲回忆到：“后来，回到延安，毛泽东对我讲过张闻天。他说：张闻天在中央（指在中央苏区时），在相当一部分人中间是颇有影响的人物，这不只因为他的地位和身份，而且还有他个人本身的因素。正因为考虑到张闻天当时在党内的地位和影响，毛泽东说，在长征路上，他才用很大的耐心，隐忍着种种痛苦，极力接近张闻天，苦口婆心地开导他，说服他，陈述自己对某些重大问题的观点和想法。毛泽东还说，这是因为，只要能说服争取到张闻天，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通过张闻天再影响、说服别人就容易得多了。这个方针、办法果然灵，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遵义会议之所以能够成功地召开，也就是这一方针、办法所取得的实效。”

        在遵义会议上，确定博古不能够继续担任党内总负责，那么由谁来当合适呢？当时周恩来等人建议由毛泽东担任，然而毛泽东说，不对，应该让洛甫（张闻天）做一个时期。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向中央要权，为了表示团结，张闻天主动提出将自己“党内总负责”的职务让出来，被毛泽东劝止。

        毛泽东几次带有玩笑口吻地说：“洛甫，你是‘明君’，开明之君。”这反映出毛泽东对张闻天的态度。

        长征后，1938年秋天召开中共六届六中全会前，共产国际确认毛泽东为中国共产党的领袖，但职务并未明确。于是，张闻天又在会议期间诚恳地提出，应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总书记。毛泽东却对张闻天说：“党中央总书记继续由你担任吧。”

        云石山，不仅是毛泽东、张闻天两人的长征出发地，也是两人思想靠拢、互相了解之地。